秦朔朋友圈

许倬云留给时代的最后一封“家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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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一生,我觉得最重要的遗憾是‘但悲不见九州同’。”

2024年10月,《十三邀》第八季中,被问及毕生最大遗憾,许倬云先生缓缓说出的“但悲不见九州同”七个字,装下一位历经战火的学人近百年的山河心事,也成为无数人记忆中挥之不去的一幕。那8秒的沉默背后,远不止一句诗的重量。

95岁,先生站在人生的暮年关口,回望自己跌宕的一生。少年亲历战火流离,亲眼见过时代的苦难与众生的挣扎;暮年困于病痛肉身,仍时时牵挂世间纷乱、家国前路。他如同三峡激流之中的一块岩石,任凭世事洪流反复冲击,始终守住本心的尊严与立场,不向境遇低头,不被悲苦裹挟。

晚年的他常常直面死亡命题,怀念故土与逝去的亲人,牵挂相伴半生的爱人,也坦然拆解遗憾、忧伤与无力。他从父亲留下的古老摩崖题字里汲取力量,懂得忧伤无法避免,但人不能被忧伤吞噬;明白个体在宏大时代面前何其有限,很多世事非一己之力可以扭转,可即便只能被动承受命运,人依然要站稳脚跟、仰起头颅,守住自己的本位与良心,做到俯仰无愧。

那些跨越一生的家国感触、对后辈的殷殷嘱托、关于自我安顿的生命体悟,都汇聚于《但悲不见九州同:历史学家许倬云的最后一课》之中。书中既有刻入骨血的时代怅惘,也留给普通人一套面对苦难、对抗迷茫的生存答案:在动荡变局里修正自我,在万般困顿中安顿内心,尽其在我,尽心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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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便是先生暮年最赤诚的心里话。

我和曼丽这几年经常讨论死亡。人死后有没有灵魂,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我想念父母。在我的想念之中,他们没死,他们还有一部分生命活在我的生命之中。

虽说死后无灵,但我宁可相信……

我在无锡已经买了墓地,碑都刻好了,它就在我父母的墓旁边。我父母当年在台湾故去前曾经嘱咐我们,有朝一日可以回大陆的时候,要送他们回家。后来,二老都归葬在无锡华侨公墓,我二哥、二嫂去世后也葬在他们旁边。当年我爷爷、伯伯、叔叔、大哥他们的坟都被铲掉了,我就给他们做了衣冠冢。虽然说死后无灵,但是我宁可相信真有一个“灵”,我宁可相信我梦里见到的父母是真的在那里,我宁可相信母亲摸摸我的背,问我“痛不痛”,摸摸我的脚,说“给你擦点儿药吧”。虽然这是一厢情愿,我“宁可相信”。

我已经95岁,尤其是最近几年的身体状况,常让我有朝不保夕之感。我比较担心的是,哪天我闭眼走了,我太太曼丽怎么过。这是我心里的悲苦之处,因为我比她大12岁。我知道她照顾我的生活相当辛苦,常常也会想是不是应该早点儿走掉。但是,哪天我走了,我不知道她会怎样。

我父亲当年是午睡醒来去拿报纸,在玄关台阶上踩空,一头栽下去,头碰到地上,56天后就走了。他走了以后,我的两个姐姐在台北陪母亲。每年夏天,我一定在家陪她。我们尽了自己的力,母亲也不怎么孤单。子孙满堂,她感觉没有一个让她丢脸的。

本来母亲最不放心我,后来我做完手术可以自己走路,事业上也立定脚跟,和太太结婚,生了儿子许乐鹏,母亲也就放心了。晚年的老人家过得相当舒坦,走的时候96岁。我和双胞胎弟弟许翼云回去陪了她两个月,我睡在病房的凳子上,弟弟睡在地上。老人家往左边看是我,往右边看是翼云,心里感觉很满意。姐姐们每天也来看她。所以,她走的时候说:“我没有什么难过的,而且我很好,马上要跟你爹爹见面了。”

死去元知万事空,只有我自己知道,忘不掉的、盼望的是回到父母身边。为什么我们要在故乡买墓地?为什么要将祖父母、父母和兄弟的墓安排在一起?就是这个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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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动承受之中,要自己站得住脚跟,仰得起头

1932年,上海、江苏的沿江城市暴发了霍乱,死者无数。我的叔叔、婶婶、姑父,以及我14岁的大哥都在这场瘟疫中走了。那一年,我父亲41岁,在厦门海关监督任上。对他而言,弟弟、妹夫这两个帮手,还有儿子和弟妹都离开了,三四个家庭的生活都需要他一个人负担。那时候,“九一八”事变刚过,日本人占领了东北,一步步地逼迫着我们走向抵抗。中国当时是弱者,我们知道一旦爆发全面战争,中国大概会输,但中国不能放弃。我父亲是海军出身的军人,一辈子为国尽忠,面对如此的国仇家难,我能想见他当时的心情。

那一年,父亲去厦门虎溪岩寺,在那里留了四个字——“心旷神怡”。这四个字的意思很好理解,心境旷达,就能神情怡悦、轻松安详。寺里的老和尚把这四个字刻在了石壁上。最近,厦门的朋友偶然发现了这块摩崖,就拍了照发给冯俊文,我才知道老人家还有墨宝存世。也许他去到寺庙里,老和尚劝导他,他得到了启示:忧伤固然不可避免,不能让忧伤压倒自己;将忧伤放在心里,日子还是要过下去,只有自己挺下去,这几家人的生计才能维持。我想,父亲最后大概是这样劝慰自己的:不能整天愁眉苦脸,必须把心胸放宽,宽到既受得了忧伤也担得起喜乐,既经得起困难也能盼望一切好转,心宽了以后,人才能豁达——豁达不是轻松,也不是快乐。

素未谋面的陌生人在我暮年将这四个字送到我面前,似乎也是先父在天之灵冥冥中安排的。因为,最近我的心情也不好。人老了,无所谓;身体瘫痪了,也没办法重新站起来,这都好接受。可是,我看见世界上发生的种种天灾人祸,国与国之间的冲突,民与民之间的纠纷,人与人之间的欺诈,实在是心里不舒服。但一想到父亲当年题写的这四个字,似乎冥冥之中他还在带我走一段路,要告诉我:世界是如此令人忧苦,你离不开、放不下、丢不掉。既然如此,该怎么办呢?好好做人,尽心为之,不要被忧伤、悲苦压倒。我正在忧伤、悲苦中,看到父亲的这四个字,刚劲有力,好像他全身的力量都在这上面。我一直不知道他写隶书写得这么好,“怡”的那一笔一钩确实给予我极大的鼓励,也是对我的一个嘱咐,嘱咐我离开忧伤、悲苦。

我这一生的感受,基本上就是艰难困苦。从身体上的艰难困苦,到国家命运的艰难困苦,再到时代的、世界性的艰难困苦。那么身处艰难困苦中的人要怎样处理自己的想法来帮助大家?在艰难困苦里,我是三峡里的岩石,水流怎么冲击,我在水里边岿然不动。我不离开自己的本位、自己的尊严、自己的自主性。不因权势、地位、金钱而低头弯腰,也不因名声而哗众取宠。

看见残忍的事情,要想怎样让这残忍的事情消失;看见不平的事情,要想怎样能够拉平它,至少我自己该尽什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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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孙子从19岁开始就知道要负自己的责任。他的志愿是当一个好的中学教师——数学教师或者历史教师。中学教师的待遇不如大学教授,差得很远。他愿意接受一个比较差的待遇,选择这个职业,我很高兴。我不需要他做一个出类拔萃的财主,也不需要他做个能获诺贝尔奖水平的人。他能够得到机会将学生带大,这是件了不起的事情。我跟他讲,爷爷得“唐奖汉学奖”是出乎意料的,所以我把奖金捐了。

我一辈子的经验就是俯仰无愧。被动承受之中,要自己站得住脚跟,仰得起头。仰着头,是不低头求饶乞怜;脚扎根,是不倒下、不退后、不停止。

时时刻刻改良、调整自己的世界观,时时刻刻修正自己的偏差,时时刻刻安顿自己的心。安顿你自己,这是最重要的事情。

回顾一生,我觉得最重要的遗憾是“但悲不见九州同”。别人可以不悲“不见九州同”,我是在抗战中长大的人,“中国”两个字刻在我心里。七八百万的兵员在阵地上死掉了,三四千万的人被轰炸,尤其是在逃难时期,我们从农村、城市路过所见到的,我一辈子不能忘。我对中国老百姓怀有深厚的感情,经常想起当年的情形,他们是如何在艰难困苦中勤劳地维持自己的日子,如何在有限的资源之内彼此扶助、彼此帮忙。

面对当前世界的种种乱象,我已年迈,无从挽救。我只能自己求心安,也只能借助种种机会,向没有见过面的朋友说这些话,将我自己的心打开给你们看。这是我必须感恩的:不仅感恩父亲,感恩天地之间有这个禅寺,有那么多菩萨留下的佛教的训谕,还要感恩天地之间有孔夫子、孟夫子等人留下我们中国人文化的精神。所有这些元素搁在一起,才能够令这个“小小的我”超脱于灾难,有勇气过完余年。

95岁,就等于一个动物快死了。我只知道我拼了老命,要把这一生的感受传达给别人。人之将死,其鸣也哀啊!

95岁史学大家许倬云讲给中国人的最后一课

毕生经验凝结的人生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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