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一条差评逼死的女子：那些我们自以为正义的罪恶

放过体系，苛责个体——一种可恶却正在蔓延的症候群

各位好，这几天在办游学，连着一个多星期没有正经写文章了，今天终于偷得浮生半日闲，坐下来在电脑前跟大家聊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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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想说说行程最后一天的那场讲座，提问环节有位朋友问，说小西，眼下AI时代来临了，你作为写作者有没有危机感，是否担心被AI抢了饭碗。

我说，这个我倒不担心，因为AI能够整理数据、知识和文辞，但写作者最重要的是价值判断，比如孟子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在两件都好，但是无法数据化进行比较的选择中，究竟哪一个更重要，这种电车难题只有人类才能做出选择，而AI是讨好型人格，只会在你的选择后面喊“对对对”。

但我话锋一转，说我担心的其实是另一件更要命的事情。

自从AI兴起后，我的文章下总有留言@元宝，让它核查一下这篇文章的引用的资料什么的对不对。

这个本来也没什么，但有一天我突发奇想，喂了自己一篇文章给AI，要它从批判的角度找出这篇文章的谬误和错误思想。结果让我特备吃惊，AI秒回了我一份有理有据的大批判文章。

然后我又说，那这样，你批判一下网上那个谁谁谁，然后AI就综合网络上各种有的没的信息，给我生成了一份完整、详实、言之有物，可以宣判这个人名誉死刑的大批判文字。写的真的比网络上那些狗屁不通的大字报强多了。

讲完这两件事，我说我想起了苏联时代的克格勃头子贝利亚，他的名言是：给我这个人写的三句话，我就能把送去古拉格。

贝利亚在整人、咬人方面是天纵奇才，虽然我们的民族有些小人在这方面也算是有种族天赋，但过去，总还是“古拉格囚徒常有，而贝利亚不常有”。可是当AI时代来临，我觉得我们的社会面临一种新的、极度危险的风险——只要你给AI一个方向，让它用恶意、苛责和偏见去集火某一个个体，你会发现没有人是完美无瑕，不可以被打倒的。而更糟糕的是，很多平台还会基于迎合心理给受众做大数据推送，你看了一条这种大批判文字，它就给你推送很多条，然后一个偏执的理念迅速就能在你脑中挂起风暴，让你觉得这个人的不能要了。

所以，过去，可能我们很多人脑中都住着一个斯大林，但我们没有自己的贝利亚，但是在互联网，尤其是AI的加持下，这个恐怖的夙愿终于可以实现了。

所以我最后说，技术的进步在逼着我们必须更有道德、至少更加宽容。

“你看到你兄弟眼中的刺，就没有看到你自己眼中的木梁吗？”

“你们谁如果觉得自己无罪，就朝着她丢石头吧。”

这些话我在文章中重复了无数遍，说到最后我自己都觉自己太婆婆妈妈了，而且我知道这个论调在中国舆论场上绝不受欢迎，大多数中国人无论左右，尤其很多自居“自由派”，骨子里讲的还是一个“除恶务尽”“宜将剩勇追穷寇”，只要我觉得我手拿了真理，我要弄你，我就把你弄到死。于是甭管观点如何，开口全是一股子大字报味。

西方人一求人，开口往往是“Please，show mercy”（请展现您的仁慈吧）——他们默认仁慈这个东西每个人灵魂深处都是有的，上帝的七美德么。咱就不怎么论这个——相比其他美德，宽容在我们古典文化中并不是一种优先顺位的道德义务。

但是我那天说，这个东西在我们的时代如此重要，因为互联网和AI来了，今天来的都是我的朋友，我希望我们能成为在这个喧嚣、戾气横行的时代坚守的宽容的救世军。

我不知道那个表达在场有多少朋友听懂了，又说服了多少朋友。但我刚结束那个演讲，就刷到那个新闻：这几天在四川宜宾，一位33岁的摆摊女摊主胡女士，被一条轻飘飘的“差评避雷帖”给硬生生地逼得跳河自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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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的起因，不过是一个小到不能再小的日常琐事。一位女顾客在胡女士的摊位上，花10块钱买了一份自选炸菜。顾客觉得菜量不够、里面没有加够土豆，于是反手就在本地的多个平台上发了一个“避雷帖”。

在过去，这顶多也就是一次普通的消费不满，发布者个人吐槽一句“下次不去了”就能翻篇。但是现在数据都是AI精准推送的，你在这个城市，这附近，平台自动把这个差评推送给你，于是这个带着本地定位的帖子很快引来了许多跟评，有人指责她“服务态度傲慢”“给顾客甩脸子”，甚至指责她“昧良心挣黑心钱”。

胡女士也是个认真的人，刚开始真在这些留言下面与人家辩论。后来把自己说崩溃了，再后来就寻了短见。

短短三天，那如潮水般涌来的恶意和熟人圈子里的指指点点，像一座大山一样彻底压垮了她。她留下的遗言里充满了委屈和绝望，她不明白为什么10块钱的误会，最后换来的却是要置她于死地的大批判。

这个事情后续的黑色幽默在于，当胡女士以死自证清白后，那个发帖的女顾客也遭遇了网民新一轮的“除恶务尽”。那个女顾客，据报道，也是一名孕妇，如今吓得赶紧在网上发文“求放过”，还说，自己如果遭受网暴，一定会追究到底。

我看到这个新闻发生后，很多报道和评论还在纠结于胡女士那天到底有没有缺斤少两，她平素的生意又到底是为人和善、物美价廉，还是跟那差评说的一样，一贯让一些顾客不满意。

我感到很可笑，就算是真的缺斤少两了，十块钱的东西，一顿饭而已，至于把人逼死么？何况餐饮这个行业，本来讲究的就是买卖双方长期博弈，胡女士炸菜做的不好，左邻右舍不买她的东西了，她生意自然慢慢就开不下去了，舆论监督没必要在这种事上体现。

当然，还有人说，胡女士也太脆弱了，就几句差评而已么，用不着死，至于吗？

言外之意，她死是因为她脸皮太薄，特例。

这个事儿我得展开说一下，真的至于。她不是特例。

人类进化的速度是赶不上科技的发展的，我们刷着互联网，大脑却和五六万年前生活在原始部落里的晚期智人没有任何区别。我们的生理、心理都是为适应那种环境而完成进化的。

而原始人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样子的呢？一个部落可能最多也就几十人，甚至十几人，心理学上有一个名叫“邓巴数”的概念，说的就是经研究发现，人类能保持稳定社交关系的上限大约是150人。为什么，因为古代的大部落，都在这个人口数量级以下，你认识这个数量的人口，就足够了。

所以在漫长的远古时期，我们的先祖就是生活在这样规模的小部落里。对于一个当时的人来说，同伴的“差评”不是什么面子问题，而是直接关乎生死的物质问题。一个小部落里，十个人以上公开对你表达不满，你就必须要有危机感了，因为你可能被部落驱逐，面临生存危机。若是一百人、几百人、甚至上千人都对你恶语相向，这对于我们的原始大脑来说是一个严重超载的恐怖景象——你一共就只能跟150个人保持社交关系，有两百个不同的人给你发差评，你还活不活了。

所以因差评而抑郁甚至自杀这种事，就跟肥胖、高血压、二型糖尿病一样，它是一种我们的原始身体不能承载现代生活的器质性疾病。不是旁人说两句“放宽心，别那么敏感，活皮实一点”当事人就能一笑而过的。现代人哪个不知道糖吃多了容易肥胖甚至得糖尿病？糖尿病患者数据还是在走高，为什么？因为糖、油脂，这些原始社会的稀缺品，对我们现代人来说实在是太容易得到了。

同理，差评的易得性，折磨着每个站在舆论风暴口的个体。

像我自己，可能很多读者也看到，我越来越少放留言，最近两天忙，甚至一个都不放了。我当然知道很多读者的留言很用心，甚至绝大多数都是善意的、赞同的，但是首先微信要我们这些作者为放出的留言也负责，所以自动放留言容易惹祸，自己手动放留言，你文章写的再好，十条留言里一定有一条是差评，每天点灯熬油写稿不说，早上起来先看上十几条骂你留言不开心一下，天天如此，这到底是什么地狱酷刑呢？

所以，还请朋友们见谅了，评论我真不一定放，支持的朋友有什么想说的话，您可以在打赏的附言里说，甚至报个我正在做的游学团，我们一起花上几天、一边游山玩水一边讨论。至于反对的人、辱骂的人，请滚蛋。

理由无他，写作已经是我为这个社会做的能做的事了，我不想患上差评抑郁这种“大脑的二型糖尿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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扯远了，说回来。

所以，我们不能怪罪胡女士脆弱，我们也跟她一样脆弱。我们都有一颗原始人的大脑，它就是承受不了互联网时代汹涌而来的恶意与差评。

我觉得胡女士的自杀，反映了我们社会在互联网时代一种愈演愈烈的舆论风气，就是我们每当遇到一件事情，越来越习惯于“放过制度，苛责个体”。

就说餐食打差评这件事，往大里说，它属于食品安全问题，食品安全问题本来的解决之道，是监察部门给出并严守一条刚性的底线，比如炸土豆不能用地沟油、大白菜不能蘸甲醛。民众默认流通到市场上的食品都是安全放心的。然后大家根据自己口味去自由挑选。

但是我们的现实环境好像走向了另一种生态——民众对那条底线好像都不那么信任，然后遇事大家都上各种点评平台，看评分、看各种“前人经验”“避雷贴”。

这是什么？这是把本来应当由公权力、由制度去守住的刚性底线，层层下放，变成了底层消费者与底层小商贩之间的“肉搏对赌”“私设公堂”。

消费者的一条差评，就能砸了小商贩的饭碗，甚至要了她的命。这不是消费者权益的提升，就像特殊年代，人人可写大字报批判他人，也并不能算言论自由一样。因为消费者权益的提升的标准是应该是对向制度的，比如食品安全问题获得了切实、强力的保障，正如真正的言论自由，也不是你可以肆意去侮辱、批判他人，而是你有权把批判和反思的矛头指向体制。

但是这些道理，在当今的互联网上都反过来了。

你看在餐饮平台上，消费者、餐饮小老板、外卖快递员在彼此之间一通乱战，今天我威胁给你打差评，明天你跟我说你不给我消差评我就怎样怎样。推而广之，在更广阔的互联网上，大量的写手，为了把流量和情绪抓住，把仇恨的矛头指向一些小店主、小摊贩、基层公务员、演艺明星、个体作家、私营企业主……仿佛这些人私德与操守就是造就这个时代种种不良现象的罪魁祸首。

但实际上呢，大家心里其实都门清，柿子捡软的捏，逮住能骂、没法对你还手的人狠骂罢了。这是21世纪的“红颜祸水论”与“忠奸史观”，中国版的“烧女巫解决地荒”，真实发生的阿Q挨了一巴掌，转头就把手伸到了小尼姑脸上。

是了，放过体系，苛责个体。这是当代中国舆论场愈演愈烈的一种趋势。而且两者竟是如此的相辅相成，我们对强者越孱弱，对弱者就越苛责。因为人总需要有一个空间与对象，演练一下他无处伸张已久的畅所欲言的英勇。

而我现在越来越想，如果我们必须放过，那就请都放过，就像那个起早贪黑摆摊的胡女士，她有丈夫、有孩子、有自己的人生、有必须赖以糊口的工作，对个体，请嘴下留德。因为正如《悲惨世界》所说，：当一个男人在饥饿中偷窃，一个女人在绝望中堕落，社会而不是那个具体的人应该对此负责。

文章的最后，我还是想谈一种担忧，刘慈欣老师写过一本科幻小说名叫《镜子》，讲述近未来某个时间，人类发明了一种超弦计算机，可以模拟从宇宙大爆炸到今天每一个原子的运动（也就是“拉普拉斯妖”），于是过去和现在的一切在这台机器中丝毫毕现。那么这个机器最终给人类带来的是无限的光明与公正吗？

并不是，作者写到，在那个绝对透明、没有任何秘密与瑕疵的超级计算机模拟下，人类社会的“道德洁癖”被推向了机制的巅峰。每一个官员的受贿企图、每一个普通人脑中的恶意、每一次微小的违规操作，都在超弦计算机前暴露无遗。结果，法律变得彻底绝对化、刚性化，社会失去了任何容错空间，所有人都活在无处可逃的恐惧中。人们停止了创新，停止了冒险，因为只要行动，就必然会在计算机里留下不完美的轨迹。最终，一个完全“纯洁、无罪、正确”的文明，就像一潭清澈见底的死水，彻底失去了生命力。

当然，我觉得，大刘老师这样写，是有两个硬伤的，物理上，当然就是量子力学的随机化问题。而在人文上，大刘老师搞错了更重要一点，那就是现代社会的基础理念本就应该是宽容和不苛责个体。

现代社会并不要求每个个体都做绝对道德圣人、守法完人，一个小摊贩，少加了一份炸土豆、待人接物“甩脸子”，一个艺人或者名人说错了一句话，发表了某个有争议的观点。这些都应该拿来当放到放大镜下观察、批判、网暴的焦点。制度的笼子、监督的矛头，本应是向上的，是对事不对人的。

我本来觉得这是《镜子》一文最大的硬伤，可是面对被一个差评逼死的生命，就像大刘老师说的一样，我们的社会，是有苛责个体的传统的。

那么既如此，又何需要“超弦计算机”这种科幻武器呢，我们现在有大数据、有AI、有互联网、有平台推送、有随手一贴的差评，更有无所不在、苛责个体的恶意。有这些，造就那样一个噩梦一样的世界，就足够了。

请放过个体，请选择宽容。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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