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又烧了：“帝制民主”的间歇性并发症

巴黎人民砍了路易十六的脑袋，却把他的悲剧承袭了下来。

当我决定这篇文章写法国最近的骚乱时，心情和昨天《简中互联网的自嗨：泽连斯基没有服软，他也没法服软》一文谈俄乌战争时是一样的。

在中文互联网上谈这个问题，你会遇到很多想当然的流量情绪。比如有些人一直致力于看乌克兰的笑话，一看到泽连斯基“服软”了，立刻自嗨，大谈乌克兰早该投降云云……

黄钟毁弃，瓦釜雷鸣，不多说什么了，随他们去吧。

我们聊聊法国的事情好了。

在许多中国大众的印象中，法国这个国家早已从发达国家堕落为费拉不堪的代名词，所以学生上街抗议一下，立刻被大量中文自媒体渲染为特别了不得的大事件。

实际上，你看一下目前热传的许多新闻，比如在网上疯传的“粉红豹示威者被警方水炮喷射”、以及“一对80岁老夫妇在巴黎广场脱衣抗议”的照片，经过核查，均属于AI技术伪造的虚假图像。

还有一段视频，大批示威者暴力闯入巴黎证券交易所，发布者声称这是2026年10月的最新抗议。然而经路透社核查，这段视频拍摄于2023年4月反对养老金改革的运动中，拿明朝的剑砍清朝的官了属于是。

但为什么有人愿意信呢？因为它符合公众对法国的刻板认知。

但是，倘若你真肯静下心来，看看这起示威的缘起，它到底是怎样的呢？

这场游行最初由青年学生群体在巴黎南郊发起，抗议核心是当地基础教育资源的极度匮乏——今年法国特别热，35度的高温天气，学校居然不给安空调！一个高中班里居然塞了多达35名的学生！校舍破旧，厕所怎么可以没有门！还有，偌大一个学校找一个会说英语的代课老师，等了几个星期，居然都找不到！

好吧，我也是从高中过来的人，我觉得以国内高中的经验而论。除了最后一件事在咱国内确实不可想象之外（你得考虑到法国人确实有属于他们自己的语言傲慢），我觉得其他几件事都还蛮稀松平常的。忍一忍就过去了，重点在高考。当年我们都真么想。

但法国学生就不这么看问题，他们觉得上街游行，这是他们的权利。

这是矫情吗？是“富贵病”么？不是。

抗议是一种权利，甚至隔几年，有事没事就要搞一搞的权利。这个思维不管对错与否，它从法国大革命开始就已经种下了。

后来上了断头台的法王路易十六最初召开三级议会，那个会议其实已经在法国停了小两百年了，它在1614年（路易十三统治时期）召开之后就被无限期关闭，太阳王路易十四时代压根就没办，直到1789年路易十六为了解决迫在眉睫的财政危机，才不得不重新召集。

与人们的刻板印象不同，路易十六这个人，至少与他的历代祖先相比，是个标准的开明派和妥协派，他的许多思想放在同期的英国可能就是一个立宪制度下的明君，比如他一继位就废除了针对新教徒和犹太人的宗教迫害，甚至在革命初期的御前会议上，他就主动批准了保障个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法令。

甚至，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路易十六其实是法国历史上少有的“激进改革家”。他深知法国经济的病灶其实在特权阶层，因此曾连续任用杜尔哥、内克尔等开明派财政大臣，试图强行向从不交税的贵族和教士阶级征税。在屡屡遭到贵族集团的顽固抵抗后，他才万不得已重开了三级会议，甚至在最初特意将第三等级（平民）的代表人数翻倍到了600人，试图联合平民来压制傲慢的贵族与教士。

翻译翻译，就是路易十六开这个三级议会，本来是为了向平民阶层求救的，他试图联合法国民众来推动这个社会进行温和的改良。

这个设想很美好，但路易十六的问题出在哪里？法国不是英国，它是一个缺乏“温和中产”这个概念的国家。

在当时的英国，光荣革命已经过去了整整一个世纪。英国的资产阶级、新贵族和富裕农民早已通过议会政治，与旧王权达成了利益妥协。他们不激进、遇事会谈判，会妥协，知道会议应该怎么开。更关键的是，这些人在政治身份上相比普通平民先行一步，形成了稳定的士绅阶层，可以最大限度的收拢民意。

但法国则不一样，法国本来也有自己的政治协商传统，但由于漫长的“太阳王”时代停办了三级议会，在经济发展期，银行家、大商人、律师和知识分子，他们在政治地位上依然和乡村里大字不识一个的贫农属于同一个等级。他们承担了国家绝大部分的税收，却没有任何决策权，上百年来，法国王权一直致力于将社会打碎成原子化，这个工作是成功的，但也让社会进入了一种“不可谈判”的状态——没有人觉得他人可以代表自己，对于一群没有参与政治生活经验的乌合之众来说，总是越激进的口号越容易得到支持。口号激进到一定程度，最终会有人提议——要不然我们上街起义算了，于是就有了攻克巴士底狱。

数十年后，托克维尔会在他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敏锐的写到“革命并不是发生在那些压迫最深重的时代，相反，它往往发生在那些压迫减轻、社会氛围正在好转的时期。”

这就是著名的托克维尔悖论。

这话初听起来，好像是在要求国王一条路走到黑，既然选择了压迫民众，就要一口气压到死，不要学路易十六搞什么改革，自取灭亡。

但这当然不是托克维尔的本意，托克维尔真正想指出的，不是改革的错误，而是“没有制度准备的改革”所带来的毁灭性灾难。一个国家应该渐进的进行改良，先做制度准备，像英国一样，让地方自治、士绅阶层和教会组织充当国家与个体之间的“中间阶层”、“缓冲垫”，然后再完成权利的层层下放——大贵族制约国王、小贵族制约大贵族、乡绅制约小贵族、平民制约乡绅。这样的社会，最终给出的，的确是民主制，但却是一种“封建式”民主制度。

可惜的是，法国大革命之后的法国政治建构并没有按照托克维尔的构想来走，从大革命建立后的第一共和国到今天的第五共和国，法国在西方世界中一直是一个偏左翼的国家——这个左翼是说，法国的政治审美倾向于建立一个替代王权但却又类似于王权的中央集权政府，用它来照看和保护所有被《人权宣言》许诺了普遍和平等权利的广大公民。

这是一个简单的二元结构，它力图实现卢梭当年的政治理想，卢梭认为代议制民主是一种对民主的亵渎，“英国人自以为他们是自由的，他们大错特错了：他们只有在选举国会议员的期间才是自由的；议员一旦选出之后，他们就是奴隶，他们就等于零了。”

因此，卢梭开出的药方是绝对的、直接的“公意”（General Will）。在他的理想图景中，国家不应该有任何拉帮结派的利益集团，不应该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中间阶层”，而应当由全体公民直接与一个代表“公意”的至高权力对接。

所以，如果我们把英美的民主称为“封建制民主”的话，那么法国的民主制度，就不妨称之为“帝制民主”——过去法国是一君万民、一个太阳王笼罩所有民众的绝对君主制，而现在，是一个至高的“公意”统领四方，照看民众的一切。

这看上去很美，但实操有许多非常严重的问题，除了前文所说的，民众一旦无组织聚集、激进口号就永远占据上峰之外。还有就是这次骚乱所展现的，议题无度的扩散性。

就以这次骚乱为例吧，如前所述，骚乱的起因，仅仅是公立学校的教育问题，抗议最初只是学生，但在法国体制下，议题迅速扩大化了，聚集在环岛和加油站附近的工人们，迅速将学生的教育诉求，置换成了“要生存，要福利，要休假，不要紧缩，不要延迟退休，不要增税”的经典黄马甲口号。

这个事情，在过去英美那种典型的“封建制民主”国家其实是不可想象的，因为这种国家中的权利和福利都是分层上收、分包出去的。

在英美的逻辑里，社会契约从来不是一张全国无差别的总支票，而是无数张地方、行业、社区之间的分包合同。教师短缺或学校不装空调，那是地方学区和校董会的责任，顶多算到郡（County）或州（State）一级的行政瑕疵。愤怒的学生和家长只能去找当地的教育承包商算账，这笔账无论如何也算不到远在华盛顿的总统或伦敦的首相头上。更关键的是，英美的工会、行业协会以及各色游说集团，本身就是成熟的“利益分包商”。他们遇事会算账，知道自己的底线在哪里，谈判应该找谁，“不能把别人的药单塞进自己的药瓶里”。这种机制筑起了一道道坚固的防火墙，把社会矛盾切割成了一个个独立的沙盒。

在法国的“帝制民主”之下，这套防火墙是根本不存在的。中央集权政府就是唯一的、至高无上的全能承包商。国家既然通过高额的税收，向全体原子化公民承诺了要照看、庇护他们从摇篮到坟墓的一切，那么政府就必须为这个社会出现的任何一处漏水承担无限责任。所以一个议题、一个阶层的不满可以迅速扩散为整个社会对公权力的总不满，而当诸多诉求、不满合流到一起，形成一场大骚乱的时候，政府将找不到对问题的解决抓手。

这个现象，很像婴儿在母亲怀里大哭的时候的感觉——起初可能只是因为饿，后来情绪发生扩散蔓延，饥饿、困倦、怕被母亲抛弃的恐惧，诸多情感混杂在一起，孩子就怎样都哄不好了。

而法式的帝制民主制度，的确很容易将民众圈养成这样的一个巨婴，政府则扮演一个无所不能、无所不管的母亲，我们现在围观到的，就是这样一场母婴剧。

当然，哭和哄其实就是婴儿与母亲之间的交流方式。因为孩子某次哭的声音大了一点，就说人家母子关系要崩溃，这是无稽之谈。同理，民众上街与政府恩威并施，也是法国政治的惯常戏码，人家社会就是这样完成交流，为此大惊小怪，觉得法国快完蛋了，也和前者一样，属于一种狂妄的幻想。

但我们的确应该产生一种思考，那就今天法国的这种“帝制民主”，是不是一个良善社会真的想要的。

就像本文想要向您讲清的，许多国人热谈民主，却殊不知民主其实也有“帝制”与“封建”之分。

有法国那样政府大包大揽，收重税、开国家工厂、许诺高福利的“帝制民主”，也有英美那样地方自治、权力分层、各方利益主体在法律框架下锱铢必较、讨价还价的“封建式民主”。

而且两者也不是完全泾渭分明的，比如近些年来，真正能席卷英美全国的议题，无非LGBT平权、种族平权、反移民等几项，为什么这些议题上英美陷入了与法国相似的谈判困难呢？这就是因为美国迫于政治正确，在这些问题上采用了“帝制”式的解决方法。
所以我们在谈民主是好是坏时，我们到底在谈的是什么？民主是一种很复杂的东西，它其中操作的很多细节，甚至比这个口号本身更重要。

巴黎没有烧，法国也没有亡，英美也依然在它的惯性中跌跌撞撞地前行。文明，只是在探索如何治理自身、如何安放权利的漫长道路上，不同体制各自在向命运支付账单而已。

民主，并不是一个进了门就万事大吉的天堂，民主的底色是理性的参与能力与长期的妥协训练。

还有，更重要的，选择。

如果你选的是法国式的浪漫、平等与无微不至的国家庇护，那你就必须做好准备，去习惯这套每隔几年就要按时上演、砸抢与宵禁齐飞的“法式母婴剧”。

如果你想要英美式的务实与精细分工，那你就必须忍受个体的内卷、资本的冷血以及在漫长程序里的锱铢必较，并且时刻警惕那些被冠以政治正确的议题与风潮，破坏这台精密机器。

世界，总在血与泪，思索与争议中前行。

这个过程中最无用也最廉价，永远是武断的否定，与无知的嘲笑。

全文完

这篇文章就这样写完了，但文章的最后我还是想说一说，我觉得，对这场、以及最近许多的新闻事件，国内舆论有一种功利性的短视，比如一听说泽连斯基要“冻结战线”，就觉得人家要服软认怂了。比如听说巴黎又暴乱了，就觉得法国乃至整个民主制度没救了……

我前几天和朋友一起录制了一个节目，聊到了欧洲的黑暗时代，和圣奥古斯丁与他的《上帝之城》。我说人的一生是如此短暂，我们可能终其一生都生活在历史的某一个湾流里而不自知。但这种湾流会造成活在其中的人们的许多误认、错觉，会让原本坚持正道的人们遭遇许多磨难。茨威格为此而自杀，希帕蒂亚被拖到广场上杀死，老舍投了太平湖……

他们不仅被侮辱、要死亡，还在死前要遭遇嘲笑与批驳——那些无知、冷血而残忍的人会说：你看，你说的那些，都是错的！

可这些湾流对于大历史而言，却都那样小的几乎看不见，后人回首，只会觉得世界大势，浩浩汤汤。

可悲吗？还是可喜呢？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我们仍生活在这样的湾流里，遭遇着误解，攻讦，嘲笑与恶意，而无可回应。我们只能把自己的智慧，托付于忍耐与希望，若再加两个字，那或许是善意与信仰。

我愿为这样坚守着的人们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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