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有钱了容易悲观？研究发现乐观悲观与年龄、居住地都有关

原文作者：Florence Gaub

如今，对未来的乐观态度似乎成了奢侈品，而个人的年龄，居住地和预期都与之息息相关。

似乎每一周，新的民意调查都会变成耸人听闻的标题：人们对未来的信心再次跌入谷底，认为他们的后代不会像他们那么富裕，或是认为他们的国家正走上歧途。

对未来的悲观情绪在西方世界尤为普遍。乍看之下，这合情合理：令人忧虑的原因一个接一个，从战争阴影到AI末日再到气候变化。

2026年，2/5的美国受访者告诉民调人员，他们认为到了2276年——也就是美国建国500周年时，这个国家将不复存在。另一项调查的大部分受访者认为，到了2050年，美国在世界上的重要性将比现在小很多，政见分歧更极端，经济实力也更弱[1]。英国和法国在2025年针对本国经济前景看法的调查中，得分远低于全球平均水平，与黎巴嫩和摩洛哥等国家持平。

而在世界上其他地方，未来好像一下子光明了。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2]对55个国家开展了一项调查，发现虽然全球面临共同的挑战，但每个国家对于未来的感受都是不一样的。

你对未来的感受其实不太取决于可见的客观事实，它更取决于个人状况，从你住哪里到收入多少，再到你的文化背景和年龄。

人口趋势

乐观并不是对未来现实的理性评估——科学家在60年代以前可不这么认为。实际上，拿人们对社会未来或物质未来的期许来说，乐观是与此相关的一种情绪或态度——一种评估者认为符合社会期望的情绪或态度，人类学家Lionel Tiger在《乐观》（Optimism，1979年）一书中写道。

这种情绪或态度更关乎可能性和方向，而不是当下愉快的一天——亦即当前的财富和幸福感无法换算成对未来的乐观态度。

这解释了为何乐观主义主要集中在中低收入国家（见“矛盾的态度”）。印度尼西亚有4/5（82%）的年轻人（15-24岁）认为一代更比一代好，而只有其一半的法国年轻人（42%）抱此想法[2]。

这种地理上的分裂与年龄有关。人们每老一岁，认为将来会更好的概率就会下降1%[2]，而55岁是一个分水岭，过了这个年龄，悲观者就开始占据主流。由于西方国家拥有全球最老龄化的群体——英国31%、美国30%、德国38%，法国34%的人年龄超过55岁——因此，这几个国家平均而言也是最悲观的几个。

最乐观的国家，其人群年龄也更年轻：2025年，这些国家包括肯尼亚（7.5%的人口超过55岁）、叙利亚（11%）、沙特阿拉伯（13%）、南非（12%）、哥伦比亚（18%）。相比之下，欧洲国家是最不乐观的，消极态度前五名分别是保加利亚、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奥地利和比利时——这些国家5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1/3以上。

即使在悲观笼罩的西方国家，年轻人比老一辈人更期待美好的未来，无论是对和平的向往还是对经济的展望。

收入水平是对西方不利的另一个因素。在某种程度上，越有钱、越幸福是成立的。但有钱也会让人对未来、对国家、对世界感到悲观。虽然西方人是全球幸福感最高的人群——该幸福感衡量的是当前状态，但西方国家对未来的怀疑态度也最强烈[4]。

矛盾的是，对于保持乐观来说，预测的经济走势比实际的经济增长更为重要[5]，这说明乐观更多是关于可能性和预期，而不是现实怎样。乐观不全看你多有钱，多幸福，更要看你认为的你的前行方向。

按照逻辑，你的富裕值越低，你的上升空间就越大，但不要搞错了，不够有钱本身并不等于乐观，你如何看待可能的上升空间才是决定因素。

能动性（agency）也能决定乐观与否。你对你的未来越有影响力，你就会满怀希望[5]，这也是为何个人主义评分高的国家也有更多的乐观主义[6]。

尽管个人对国家的乐观态度天差地别，但他们对自己生活的乐观情绪却很稳定。人们可以在整体上为下一代感到忧虑，但同时又不太担心自己孩子的未来，研究人员称这种现象为当地乐观主义vs国家悲观主义。

政治压力

为了解释这些结果上的差异，可以将乐观主义划分为三类：个人乐观主义（“我的未来好极了”）、社会乐观主义（“我的国家走在正道上”）、历史乐观主义（“明天肯定比昨天好”）。

不管哪个国家、哪个时代，第一种乐观主义的得分总是更高，后两种得分更低。但奇怪的是，民主国家的悲观主义一般更盛行——尽管公民自由、向上流动、经济前景已经改善了民众生活[5]。

原因在于，即使民主国家追求实现平等，让公民对未来有一定的影响力，并确保可预测性，但这也伴随着负面作用，影响着人们对未来的观感。

选举鼓励政客不断承诺改善现状，自由媒体则不断揭露问题，与其他国家横向对比。民众被告知他们能影响政策，这会制造一种预期：指望政府解决一切问题。在权利本位的政治文化下，人们期待优质的公共服务、公平和响应能力，而这在实际情况中可能很难做到。

相比之下，威权体制承诺稳定、长期经济增长、民族荣誉感和安全感。民众的希望谱系更窄。但他们的目标更容易实现，尤其是在经济发展快，官方控制舆论的情况下。如果民众不愿诚实表达异议，调查的支持率可能会虚高。

因此，与其说民主是悲观的原因，不如说民主更像是“预期放大器”：它会拔高很难兑现的期望，而不是让人对未来灰心丧气。实际上，欧美国家今时今日的悲观程度与80年代不相上下（见参考文献8）。

然而，21世纪的信息洪流抬高了消极叙事的音量，这种叙事是民主监督、辩论和妥协的正常组成。由于普通民众获取的信息量发生爆炸式增长，所以他们如今接触的负面信息远超从前[9]。

民主国家也有乐观的时候：那是经济前景好的时候，还有就是选举刚结束的时候。但和80年代不一样的地方在于，期望的落空速度更快了[10]。西方国家当选官员的“蜜月期”全线缩短：美国总统支持率保持55%以上的时间从平均26个月（1945-1974年）降至7个月（1974-2009年）。25年前，在位者的败选率为25%，而发达国家的这一比率已升至85%[12]。

需要指出的是，悲观主义是面对不确定性的一种自我保护。“不确定性回避”[13]得分高的国家——即对模糊性耐受度很低的国家，如德国和法国，其悲观分值也更高，因为做最坏的打算能让人掌握能动性[14]。反直觉的是，在不确定性回避的文化中，人们更容易接受消极确定性——坚信不好的事情会发生——而不是不确定性[15]。丹麦是一个对不确定性耐受度很高的国家，其也在最乐观的欧洲国家之列[13]。

光明的前景

有了这些发现，我们能做些什么呢？

首先，重新调整我们对乐观的认识。它不是对当前某一天的评价，也不是对未来的准确预言，而是对未来某个大致方向、某种可能性的情绪。

这种方向来自领导人——尤其是民主国家——必须处理和决定的经济政治预期。乐观积极的候选人总能赢得选举[16]，但为了保持良好势头，他们肯定会多强调政策轨迹，而不是最终结果。更好的做法是官员坦率谈及逆境，让承诺贴合实际，让民众看到自己在这个过程中的能动性。希望能带来支持率，但期望越高，需求越大。

第二，换个问题问。更可取的是衡量能动性，问那些政客能转化为行动的问题，不仅要衡量消极态度，也要衡量积极态度。皮尤研究中心的美国建国250周年调查[1]发现，美国民众对社会两极分化程度下降以及经济预期的乐观程度好于2023年。超过2/3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在谈及未来时觉得“充满希望”。

这就关系到民调的提问艺术了：研究显示，提及负面词汇，如“害怕”或“担心”，就会获得更悲观的回答[17]，而问“你担心未来吗？”，更容易获得肯定的回答，让结果产生偏差。更好的问题是：你感到充满希望吗？什么事会让你感到希望？你认为你对未来有多少影响力？

第三，认识到未来不是一个迟早会来的现实，而是一个充满故事、希望和梦想的地方。它是关于趋势、进展和可能性，一些人还认为它是推动人类进步的主要动力。与其杞人忧天，不如用你的乐观和能动性去塑造未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