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母的选择

不同寻常的离婚

从任何角度看，这都是一起不同寻常的离婚官司。

李啸飞是一名年轻的基层法官。两年半前，他来到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开始接手离婚、抚养权纠纷等官司，也因此见识了婚姻关系的幽深与复杂。他谈起最夸张的一起离婚案，曾经最亲密的两个人，把所有财产列成清单，什么黄花梨实木家具、珠宝、箱包，甚至连一块砚台、一支钢笔都不放过，密密麻麻写了好几页纸。从核算价值，到怎么分配，到最后谈妥，那场审判整整耗时一年，其间的琐碎与锱铢必较难以言说，而法官又必须定纷止争，李啸飞的工作，也就显得格外头痛而又艰难了。

但2025年7月，在一沓等待审判的卷宗里，李啸飞发现了一起不寻常的离婚案，甚至可以用「奇怪」来形容——

原告是一位母亲，时年42岁，诉状写得很简短：一、和丈夫解除婚姻关系；二、离婚后，三个子女能随她一起生活。这几乎就是所有的请求。

她没有提出分割一分钱财产，还主动要求抚养三个孩子。其中，最让李啸飞意外的是，大女儿是丈夫和前妻所生的孩子，与她并无血缘关系。也就是说，一位继母竟然来争取继女的抚养权，这是非常少见的情况，也是李啸飞遇到的第一例。

案子在那年7月17日开庭了。带着巨大的疑问，李啸飞见到了原告席里的那位母亲。她穿着简洁的白色衬衫，戴眼镜，留短发，一副干练职业女性的模样。而被告，她的丈夫，坐在对面的被告席上，穿黑T恤，平头，身形有些胖，给法官的第一印象是，「很普通的男人」。

法槌敲响后，李啸飞按照程序，让双方各自陈词。

那位母亲的声音坚定、平静，又有力量。她列出9条证据，揭开了一段令人唏嘘的婚姻：2016年11月，她认识了坐在对面的丈夫，当时是一名顺丰快递小哥，因共情他同是外地人到上海打拼，两人加上微信，在异乡的日子里彼此温暖。交往了近一年，她给男人买了一辆车，又在县城老家买了一套房，算是婚前赠送的财产。但直到她付出了这么多时间、金钱和情感，男人才坦白，自己有过一段婚史，甚至在上一段婚姻尚未结束时，就开始和她交往，和前妻还有一个5岁的女儿。

这已经是非常不好的信号了，但她还是和男人领了证（后文再细说其中的原因）。他们很快有了第二、第三个孩子。那时，她对日子还有美好的盼望，又拿出一笔钱，给男人开了一家快递驿站。但男人不仅没有好好经营，还不断找理由向她借钱。直到2025年6月，男人突然被警察抓走，她赶到拘留所，才知道他陷入六合彩等深不见底的赌博。手机里的催款短信密密麻麻，涉及不少于20个平台。她还发现男人与许多女性暧昧的聊天以及开房记录。这段关系被彻底击碎了。

「不同意离婚。」轮到男方陈述时，他没有否认上述事实，只是像剧场里演的那样，频频向那位母亲下跪，「再给我一次机会。」

在传统的审判观念里，「宁拆十座庙，不毁一桩婚」，李啸飞说，除非涉及欺诈、胁迫、家暴等恶劣情节，法官一般不会在夫妻第一次起诉离婚时就判离。但作为一名90后法官，李啸飞的观念更年轻，法庭询问也更仔细，看到男人赌博屡教不改，又没有责任心，对子女的生活、教育情况几乎一无所知，他内心便有了最初的判断。剩下最大的疑问，他继续问那位母亲：「离婚的话，你为什么要争取继女的抚养权？」

那位母亲依然那么坚定，说到继女芸汐，5岁开始就跟着她生活了，一开始就叫妈妈，从没叫过一声阿姨。因为她在上海有积分，芸汐才得以从江西老家转到上海读书，孩子非常懂事乖巧，成绩也很好，能排进全校前五。如果离婚后，芸汐判给了父亲，就会失去继续在上海读书的资格，「那她的未来怎么办？」

因为不涉及财产纷争，庭审不到一个小时就结束了。庭后，李啸飞专门查找了判例库，发现母亲获得多个孩子甚至继子女抚养权的判例几乎不可见。但法律也明确规定了，「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考虑到无论哪个孩子跟着父亲，前途和命运都黯淡了，甚至可能从此过上躲债的生活，李啸飞思前想后，倾向于把三个孩子都判给母亲。

当时，继女芸汐早已超过8周岁，跟谁一起生活，还需要听取孩子本人的意愿。于是，李啸飞又专门去见了芸汐一次。她也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继母。

就这样，顺其自然而又突破惯例地，李啸飞支持了这位母亲的所有诉求。她的丈夫没有上诉，判决就在2025年9月生效了。

到了今年6月，案子过去已快一年，被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纳入典型案例，我们才从一则短新闻中粗略窥见了这段故事的一二。我们感触于一位继母罕见的选择，也感触于一位年轻法官勇敢的判决，于是来到上海和他们见面，也想要知道更多——判决之后，在「魔都」这座高消费城市，一位母亲要如何带着三个孩子，开启新的生活。

图源剧集《180天重启计划》

平衡

这位母亲当然拥有自己的名字和职业。为了保护孩子们的隐私，我们暂且称呼她为任叶。她是一名律师。

一个15岁，一个7岁，一个5岁，离婚后，任叶带着三个孩子，住进了一间39平方米的小小公寓。今年8月，任叶迎我来到这处小房子，空间虽小，但被打理得温馨整洁。房子的格局很特别，乍看起来像地铁车厢，空间是一节一节的：进门玄关处，是厨房和卫生间；往里，摆着一张大床，由任叶带着两个小孩子睡；再往里，是一张小床和书桌，独属于大女儿芸汐的空间；走到尽头，就是阳台了，既是洗衣区，也是办公区。律师的工作相对自由，任叶平时就在家里看卷宗，身后的洗衣机轰隆隆转动，时常成为她工作的背景音乐。

独属于芸汐的书桌程静之 摄

新生活开始得很不容易。在上海，三个孩子加上她自己，生活费、房租、水电费，林林总总算下来，一个月的开销接近一万五。虽然是一名律师，但任叶花了很长时间才走出婚姻阴霾，今年振作起来接案子，而案源不稳定，好的时候一月能挣两万多，差的时候也可能颗粒无收。存款早就被前夫耗光了，为了保证稳定的生活费，任叶注册成为一名外卖众包骑手，没有案子的时候，就出门跑外卖。

一位女性如何平衡工作和母职，本就是一道难到近乎无解的题，更何况任叶还有三个孩子。她经常感到分身乏术，每天接孩子放学的时间，恰好是送外卖的高峰期，根本抽不出身。更别说有些案子要去外地开庭，去哪里、去几天都说不准，只要一出差，家里就只剩下三个孩子在。

这时候，是大女儿芸汐，承担起了照顾者的角色。其实，从5岁开始跟着妈妈生活，芸汐就已经是一个很独立的孩子了。那时，她一天的日常是这样的：早上起床，自己收拾好书包，再把妈妈准备的早餐热一热，吃完便独自走路去学校，幼儿园只隔了三四十米，升小学后也只隔了两栋楼。当时学校不要求接送，芸汐放学后自己回家，作业几乎不用大人管。后来有了弟妹，她又成了妈妈的好帮手，经常帮忙换尿布，冲奶粉，什么家务活都会干。

父母离婚后，搬进这间小公寓时，芸汐已经读初二了。学校离得也不远，傍晚6点下课后，她会先去幼儿园接弟弟，再去妹妹的同学家，捎上在那里等待的妹妹。回到家，她要先给弟弟妹妹做饭，辅导他们写作业，帮他们洗澡，再把厨房收拾干净。等这一切忙完，她才打开自己的作业本。

芸汐是一个底色明亮的孩子，个子高高的，话不多，笑起来有些腼腆。兼顾学习和照顾弟妹，她并不觉得累，而且成绩还很好。「双减」政策下，上海早已不再公布成绩排名，但最近一次初二期末考，老师还是很高兴地告诉她，有三个科目考了年级第一，并鼓励她，接下来初三一年好好努力，冲进上海最好的四所高中。

一个年长，一个年幼，两个女性就这样撑起了新生活的平衡，甚至在日复一日的互相照料里，生出一种并肩战斗的情谊。任叶最动容的是，有时候跑外卖回家晚，累得瘫倒不能动了，芸汐会主动给她煮一碗面，再给她捶捶腿和肩膀。还有今年一次出差，任叶去安徽开庭，离家第一个夜晚，她有些不放心，给芸汐打去电话，「弟弟妹妹吃饭了吗？」芸汐只回答了一句，「你不用管。」任叶就知道，不用操什么心了。挂了电话后，她安心忙碌起案子。

弟弟妹妹并不知道芸汐的身世，守住这个秘密，是母女之间心照不宣的默契。任叶发现，在这种新的平衡里，孩子们的关系，似乎比从前更加紧密了。芸汐长得有些胖，以前，二女儿会毫不避讳地喊她，「胖子胖子」，但现在，二女儿会跟别人介绍，「这是我的姐姐」。

还有5岁的小儿子，看到芸汐和妈妈一样，又是整理家务，又是冲奶粉，就用童言童语问，「我怎么有2个妈妈呢？」直到今年，他又长大了一些，才明白芸汐还在上学，也还是一个孩子，是他的姐姐。

公寓的一角，贴着孩子们的画程静之 摄

是女人，是妈妈，是律师

但最初知道芸汐的存在时，任叶觉得「天都塌了，哭了很久」。

回到2017年，不像现在，不婚、晚婚已经成为年轻人更普遍也更被社会接受的选择，但那时候，任叶33岁还没结婚，又是个知识女性，很容易被贴上「剩女」的标签。办公室里，女律师们都结婚了，家里的姐姐弟弟也结婚了，环顾四周，似乎只剩她一个人单着。家里催婚催得紧，她也着急，相亲了好几次，有上海本地的、老家的，也有老同学，但都没能成。她甚至还在一款交友软件上被骗走过4800元，觉得难以启齿，「说出来都觉得很丢人，一个律师竟然会被骗」。

那时候，手头的案子也不顺，事业和情感都跌到了谷底。就是在这样的空隙里，前夫出现了。

最开始，任叶只是为了收快递方便，加了男人的微信。后来，男人偶尔会聊起一些私人话题，袒露在上海打工辛苦，没有归属，遇到困难时，还向任叶借过钱。任叶出于善意帮了一次，此后，男人的消息就密了起来，虽然没有哄人开心的甜言蜜语，但时不时的问候，还是填补了任叶当时心里的一块空白。

任叶说，她对男方要求不高，只要不嫌弃她出身农村，父亲多年脑梗，是个踏实人。男人似乎满足这几点，交往近一年，就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但这时候，男人才坦白婚史和有一个女儿，「没想到还有人骗我到这个程度」。回想起来，任叶觉得那时候的自己有些浑浑噩噩、将将就就的，「或者说人到了一定年龄就该干什么事儿，我就应该去结个婚、成个家了」。她还是决定跟男人回老家看看，也因此第一次见到了芸汐。

她永远忘不了初次见面的场景——芸汐的爷爷拿来一个桶，先泡了脚，泡完以后，又拿毛巾蘸着洗脚水，给芸汐擦屁股。当时芸汐屁股都发红了，说，「疼」。

很小的时候，一天午睡醒来，芸汐的生母就消失了，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她都不敢再午睡。后来，她跟着一位姑婆去了海南，姑婆有时在餐馆后厨洗碗，有时在宾馆做保洁，工作和住处都不稳定，芸汐也就跟着搬家转学，两年半换了5所幼儿园。到了5岁，这样漂泊不定的生活也维持不下去了，姑婆不愿意再带，送她回了老家。家里奶奶去世得早，一位90多岁的太奶奶，照顾自己都是难题。没有其他女性了，只剩下一个爷爷，接手了她的生活。

「我也是农村长大的，就觉得这样一个孩子，没有一个女的去帮她，再长大点就青春期了，两个男的不可能把她养得好。我觉得我也是女的，她也是个女孩子，不应该在那样一个环境里。」当时，任叶就问芸汐，「愿意跟我去上海吗？」芸汐一点儿也不怕生，甚至很喜欢眼前这个刚刚认识的女人，没有犹豫就点了头，「我去，我们走」。

到了上海，芸汐要上小学了，为了孩子能用积分在上海读书，任叶才和男人领了证。但在心底里，她始终没有认可过这段关系，领证都没告诉父母，也没办任何仪式。甚至直到离婚，一些不太熟识的朋友都不知道她结过婚，惊讶地问，「你哪里来的3个孩子？」

没有当妈妈的经验，任叶一开始也不知道怎么养育芸汐，母女俩经历过一段磨合期。特别是结婚一年后，二女儿出生了，男人什么都不管，任叶一边工作，一边喂养孩子，夜里要醒来好几次，已经很疲累了，难免顾不上芸汐。芸汐便觉得，自己被妈妈忽视了，「光管妹妹不管我」。

任叶记得，有那么一段日子，芸汐到了晚上11点还不肯睡，有时还会一个人自言自语地哭起来。「我也觉得很难过，但是没有一个人来帮我。」任叶的母亲帮忙照顾到她出月子，就赶回老家照顾脑梗的父亲了。至于名义上的丈夫，她几乎见不到人，估摸着每天都在麻将馆鬼混。

图源电影《82年生的金智英》

那时候，任叶撑着事业和家庭，真切感受到「妈妈」两个字的分量。她经常背着孩子进出检察院、派出所，见当事人，很多人不理解，「怎么上班还带个孩子？」还有些当事人会直接表达不满，「你带着孩子，对你的专业性怀疑了，我不找你了」。任叶印象最深的一次，一位阿姨起初很体谅，说带孩子来没关系，可喜欢孩子了。但真正见面后，事情谈到一半，孩子哭闹起来，阿姨当场发了火，「任律师，我觉得你这样不行的」。

艰难的事业和艰难的生活一样，常常是好不容易往前挪两步，又被迫退三步。有那么两次，孩子还在吃母乳，任叶不会开车，也舍不得打车，只能带着孩子坐地铁去办案。路上孩子闹起来，她实在没有办法，就拿运动外套往身上一盖，在地铁车厢里给孩子喂奶。

在律师行业里，酒局、人脉、关系、权力，常常盘根错节彼此牵扯。任叶是个女性，又是个妈妈，本就要面对许多歧视，她还不会喝酒，也不会用虚虚实实的漂亮话哄骗当事人，为此被要求退过律师费，也丢过不少案子。事实上，开始跑外卖后，阳光把她的脸晒黑了，风雨把皮肤磨粗糙了，有一次，她去见当事人，彼此聊了很久，对方都以为她是官司里的另一位当事人，怎么也没想到，她居然就是律师。

有段时间，任叶手里的案子少得可怜，身边有人劝她，「你不适合做律师，改行吧」。但是这份工作时间自由，不用考勤，没有考核指标，她能一边照顾孩子，一边有收入。她的内心是挣扎的，形容自己，「就这样苟且偷生」。

她的律师费报价低，大多接民间借贷、劳动争议这类小案子。跟同样挣扎在生活里的人打交道，有人跟她开玩笑说，「等你成了大律师，可别忘了我们啊」。任叶总是答：「我成不了大律师，只是个小律师。」

图源剧集《瑞草洞》

「一系列的事，让我自信不起来」

今年，任叶争取继女抚养权的案子被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选为典型案例后，媒体有过一轮报道和转发，网络上出现不少讨论。有人赞誉她，是「最美继母」，但也有许多尖刻的声音：一个律师，为什么会选这样的男人？为什么七八年过去，始终没能从这段婚姻里逃脱？还有一位男性同行评论，辛辛苦苦挣来的钱没了，事业受了影响，还成了单亲妈妈，以后再找对象也难了，「你把自己给毁了」。

因为这些话，任叶困惑了好一阵。有一天夜里，她失眠了，躺在床上反复琢磨，究竟「什么叫毁」。

「我觉得，毁是把你整个灵魂打垮，一蹶不振了，什么都不想干了，整个人崩掉了，那才叫毁。但是，我有自己正儿八经的工作，我还能去送外卖，能养活三个孩子，孩子是健康的，有灵性的，能提出很多莫名其妙的问题。我还可以继续生活，我觉得这不叫毁。」任叶一口气对我说出这段话，但语气并不激烈，只是略略流露出一点不平。

在上海，我还见到了任叶十多年的老朋友，高爽，是陆家嘴一家头部律师事务所的律师。高爽个子比任叶高，说话的声音更笃定，气场也更强。谈起这位老朋友，高爽觉得，任叶身上有一种强烈的「不配得感」。比如面对复杂的案子，高爽从来不慌，觉得不会就去学，学一下总能弄明白。但任叶不是这样，只要案情稍微复杂一些，超出了舒适圈，「她就往后退，就拒绝」。

高爽很理解，任叶为什么会走进那段婚姻。同样是从山东来到上海打拼的女孩，高爽在择偶时，也曾感受到种种无形的限制。她打了个比方，择偶其实和做律师一样，都离不开出身、能力和人脉圈层，尽管那时候，她已经在企业做到了高层，但在婚恋市场上，仍然有一道难以跨越的界限。高爽的父母是医生，还能帮忙介绍对象，提供支持，但任叶，「无论是经济上还是人脉上，没有人能够帮她」。

「不配得」的自卑，早已深深刻进任叶的骨子里。她是家里的二女儿，上面有一个姐姐，听说她刚出生时，爷爷和爸爸都很不高兴，直到后来两个弟弟陆续出生，家里的男人们才终于高兴起来。

因为排行老二，又是个女孩，任叶从小就隐隐感觉到，「在家里是不太受待见的」。这种不待见几乎一路伴随着她的成长。高中时，她第一次走出小村庄，到县城读书，寄宿在姑姑家，姑父那边的亲戚对她在那里吃住经常说闲话。后来上了大学，任叶不化妆，穿衣服显得土气，相比那些家境更好的女生，她们打扮漂亮，班里的男生也更愿意和她们打成一片。

那时候，高爽和任叶同系不同班，经过一位共同的朋友介绍才认识。渐渐熟悉起来，是因为任叶为人热心、纯粹，高爽印象最深的，是备考研究生时，任叶找到一位在学校工作的远亲，借来一间四人宿舍，听说高爽也要备考，二话不说拉着她一起住。但提起这段往事，任叶的记忆在别处：当时，高爽为了答谢她，请她吃了一顿麦当劳，那是任叶人生中第一次吃麦当劳，不知道怎么点餐，只好窘迫地说：「我和你一样。」

最早来到上海时，任叶因为文凭不够，找工作四处碰壁，又在另一位远房亲戚家寄宿了很久。为了面试，她专门买了一套正装，一下子花掉了妈妈给她的一半生活费，剩下的钱连吃饭都不太够。她经常不吃早饭，有一次低血糖，在公交车上晕倒了，被旁边的好心人扶起来。再后来，她通过司法考试，好朋友介绍她去浦东一家律师事务所工作，但律所离住处太远，为了省钱，她每天赶头班公交车上班，还是经常迟到，因此被律所辞退了。

还有前些年，一家国企原本打算和她签一份长期聘请合同。那次去见面，她坐的地铁，没有化妆，也没穿职业装。后来，那份工作被另一位律师截了胡，听说，那位律师去时，西装革履，带着助理，开着一辆豪车。

再就是相亲，一次次碰壁和落空，「一系列的事，让我自信不起来」。

图源剧集《我的解放日志》

这份自卑，也让任叶面对婚姻时，始终采取一种躲避的姿态。

她不是没有发现过端倪。2019年4月，任叶生二女儿，顺产转剖宫产，疼了十几个小时，但生产完醒来，发现支付宝、微信、银行卡里的钱，全都不见了，只剩下3分钱，「全都被他给转走了」。前夫当时编了一套说辞，说自己以前做生意欠了钱，不得不挪用公款还债，又不得不拿她的钱填补公款。那时候，任叶的妈妈也在医院，她怕妈妈担心，只好把所有的痛苦都压在心里。

还有2020年5月，前夫又一次把她的钱耗光了，连给孩子买教材的400元都拿不出来。任叶觉得日子没办法过，带着孩子回了老家。前夫托人给她写道歉信，又跑到山东下跪。亲人、邻居都纷纷劝，钱没了可以再挣，但离婚对孩子的伤害太大了。看到身边的三个孩子，任叶又心软了，让前夫写下一份保证书，重新开始好好过日子。

但继续这段婚姻，她有太多失望的时刻。尤其是每次跟前夫回江西老家过年，一家人借住在亲戚家，男人什么都不管，一大早就出去打麻将，夜里三四点都不回来，任叶一个人抱着孩子，想喝口热水不知道去哪里打，周围人说方言也听不懂。还有气味，男人原本是不抽烟的，但每次从棋牌室回来，身上总会沾着一股浓浓的烟味，任叶一闻到，就觉得整个家变得乌烟瘴气的，心里控制不住冒火。

一切都不顺意，一切都不在掌握之中，好像有一个什么惯性的东西把她往很黑暗的坑里拽。孩子是现实，婚姻是现实，「我也不知道怎么样去挣扎」。有那么一段日子，任叶衣服穿得很随便，头发乱糟糟的，家里养的花也一盆接着一盆枯死了。

她不是没有想过离婚，但离婚会怎样呢？那时候，没抓到男人赌博的证据，她不可能争取到三个孩子的抚养权。更深一层的，是那份始终缠绕着她的自卑，她总有一种近乎认命的想法：「好事情不会落在我身上。」

七年里，任叶始终把这段婚姻看作自己人生里的一个黑点，但只要不去理会它，不去揭开它，就能假装黑点不存在，日子照样能继续。直到前夫被拘留的那一天，赌博、出轨，那个黑点被放大数倍摊开在她眼前，击碎了她最后一点躲避和幻想。那天，从拘留所回家的路上，任叶走进一家律师事务所，把一位素不相识的同行当成心理咨询师，倾吐积压了许久的苦水，结结实实地哭了一场。

当时，高爽正在外地开庭，两三天后才见到任叶。她们约在一家咖啡厅，坐在二楼一处开阔少人的位置，什么也不做，就是晒太阳。尽管已是6月，上海的天气热起来了，「但那时候就是需要太阳」。高爽对任叶说：「你看，你的事情不复杂，现在虽然没有存款，没有房子，但是你有事业，有工作，工作还自由，孩子也健康。你重新租房子，没钱我可以借给你，没案子我可以推给你，解决不了的问题我可以帮你，解决完了就ok了，你看，你没有什么想不开的。」

在这之前，高爽早就看出了这段关系的不匹配，但从来没有直接劝过任叶离婚。「在外人看来，可能会说这条路是不对的，是曲折的，早就应该换另一条路走，但没有什么应不应该的，也不能站在所谓的道德制高点，去评判别人的路，别人的婚姻，选择只能自己做，路也只能是自己走出来。」高爽办过很多离婚案子，深知每一段关系的开始与结束，都需要一个瓜熟蒂落的节点。这一次，任叶走到了那个节点。

图源剧集《玫瑰的故事》

难题

事实上，知道真相的那一天，任叶在律师事务所痛哭一场后，当天就给家人打了电话，让他们先把两个年纪小的孩子接回山东。芸汐的学业不好耽误，留下来继续读书。和高爽见完面后，任叶更加果决了，找来一个大行李箱，装上电脑、办公文件和简单的几件衣服，就这样从生活7年的出租房里搬了出来。

这间新建成的39平方米公寓，是任叶寻觅了很久才找到的。虽然小了点，但月租金只要2500元，而且是公租房，不对市场租售，是一个稳定的住处。任叶赶忙在上海「随申办」App上提交申请，一天上午，申请通过了，当天下午，她就带着芸汐一起搬家。

芸汐对那一天的记忆也很深。那天下了很大的雨，母女俩借来一辆小三轮车，一趟趟把衣服、办公桌、电脑、柜子运进新家，空间一点点充盈起来。两个人的鞋子都湿透了，到了新家，她们先舒舒服服地洗了脚，再收拾整理，一直忙到将近晚上10点。锅碗瓢盆都留在了原来的出租房里，任叶点外卖下单了一套新的，简单煮一锅面吃过后，她们疲惫又踏实地睡去。

最开始，公寓的布局还不是先前描写的那样。那时候，大床和小床拼在一起，成了一张通铺。等生活安定下来，任叶把两个小孩子从山东老家接回，四个人并在一起睡。但芸汐长大了，很想拥有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这个愿望暂时实现不了，任叶就想办法重新调整布局，把两张床分开，沿着房间纵向摆放，才有了如今地铁车厢般一节一节的格局。虽然只是物理上隔出了一点距离，但对芸汐来说，总算有了一方相对独立的空间。

当然，生活还在不断抛来新难题。不久后，隔壁搬来一位对声音敏感的女孩，公寓隔音不好，三个孩子难免吵闹，女孩投诉了好几次，还在门上装监控收取声音。任叶不好意思地向女孩解释，当初选择靠近楼道尽头的这间房，位置已经相对偏僻，实在找不到更偏僻的住处了，恳求她谅解，以后也会提醒孩子们注意。

任叶为人和气，平时会给楼上楼下、左邻右舍还有物业送些手工品和果蔬。慢慢地，许多邻居都接受了她，物业也和她熟络起来，甚至小区修建晾衣杆时，物业特地把其中三根杆子修矮了一些，这样身高1.5米的任叶，也能靠自己的力气把厚重的被子甩上晾衣杆。有时候，在晾晒的被褥下，任叶还会拿一张垫子铺在草地上，带着孩子们去野餐。附近的小朋友看见了，也被吸引过来，凑在一起玩游戏。

任叶养在公租房走道窗户上的多肉程静之 摄

有一段时间，任叶还头痛过小儿子的上学问题。打离婚官司期间，儿子回了老家，原本就读的公立幼儿园名额就被别人占了。等回到上海，她一边等新名额，一边让儿子在私立幼儿园过渡，终于等到转回原学校的原班级，一位同学家长却因为她离婚了，让孩子和她儿子保持距离。这触怒了一位母亲，她又给儿子转去私立幼儿园。学费是一笔不小的负担，好在2025年9月1日，上海出台补贴学费的新政策，她的压力才轻了一些。

但这些都不是最难解决的。最难的，是如何让家人也接受芸汐。离婚时，任叶没敢告诉妈妈，自己还争取了芸汐的抚养权。去年过年回家，她只带着两个小的回了老家，留给芸汐一笔钱，交代她和上海一位熟识的「空巢」老爷爷一起过节。

任叶的妈妈知道实情后，大哭了一场，心疼女儿怎么把日子过得这样苦。任叶却告诉妈妈，三个孩子都在身边，她一点儿也不觉得苦，反而有太多开心的时刻。她最喜欢每天夜里10点，孩子们要睡觉了，她就关了灯，和他们躺在一起聊天，从25+25等于几，聊到火星，又聊到月球，话题天马行空，四个人嘿嘿笑。笑得大声了，她又赶紧提醒孩子们，不要吵到隔壁的邻居姐姐。

在这样紧密的生活里，她还没有放弃养花。家里摆着好几盆蝴蝶兰和绿萝，还有好多放不下了，一部分挪到僻静的窗台上，另一部分放在晾被子的附近。它们都是些好养活的植物——多肉不需要多少阳光，照样长得碧绿；太阳花更不用人操心，8月的上海，阳光和雨水都充沛，小花五颜六色地开在了风里。

任叶养的蝴蝶兰和鲜花程静之 摄

「掌控自己的人生」

造物就是这般神奇。很多时候，相去甚远甚至截然相反的两种品质，比如极大的自卑和极大的自信，无限的忍让和无限的强硬，会同时存在于一个人身上。任叶就是如此，自卑和躲避是她的一面，极强的、仿佛怎么也打不败的生命力，也是她的一面。

其实，打不败的劲儿很小的时候就在任叶的身体里了。

访谈的最后，任叶告诉我，作为家里的二女儿，她从小不被重视，心里却不服，想证明自己比姐姐、弟弟们都强。因此，她是四个孩子里最能干的，无论天气多热，都跟着大人去地里除草、摘棉花，手速练得后来比大人还快。她觉得男孩子能做到的事，她也能做到，甚至更勇敢，小学就敢杀鸡。她讨厌穿裙子，从小喜欢球类运动，足球、篮球、排球、乒乓球、羽毛球都学得好。她一直感觉，自己是生错了，「是个女的身体，但我不应该是个女的，应该是个男的」。

到了四五年级，她脑袋里冒出一个想法：男人的名字能够写进族谱，但一个女人是会丢失自己的名字的，小时候是谁家的闺女，大点嫁人变成谁家的媳妇，再大点变成谁的妈妈、谁的外婆或者奶奶。比如她妈妈，村里很多人根本不知道妈妈姓什么；奶奶更是这样过来的，生孩子，带孩子，帮孩子带下一代孩子，直到去世，村里很少人知道奶奶的真实姓名，「这辈子就没有她的历史，没有她的思想，我不接受这个。」

那时候在农村平房，任叶很喜欢去房顶上看星星，「看星星的时候就感觉，一个人的存在，就是因为脑子里面有个东西，这个东西指的是你的思想，你的经历，才证明这个人是存在的，要不然你就连名带姓什么都没有」。在村里，女人的世界容易变得很小，因为一点财产，一寸土地，妯娌之间生出无尽的矛盾。任叶想，世界很大，地球很大，宇宙很大，自己不应该局限在村里。

她是姐弟中成绩最好的，在高考难度很大的山东，考上济南一所大学。她很有心气，渴望让爸爸妈妈过更好的日子，渴望拥有自己的名字，毕业后考过两次公务员，考过两次研究生，都失败了。人生走到27岁，她很迷茫，不知道将来往哪里去，一个远房亲戚当时在上海跑运输，问她要不要跟去上海找个工作，她就这样来到上海。

因为几年考试，她手边的钱几乎花完了，在小饭馆打过工，在出版社做过文员，在法院打杂做过文书，终于攒够钱给自己买了一台电脑，坚决要把司法考试考下来。她真的通过了，律师执业证书上，名片上，都印上了她的名字。

尽管这些年，那股想要往前突破、往前冲的劲儿，被婚姻消磨了许多，但远远没有熄灭和消亡。跳出那段关系的怪圈，她感觉重新掌控了自己的名字。她花了100多元，烫了个小卷发，不管是在送外卖的电瓶车上，还是在办案时辩护的法庭上，那股劲儿都在她的身体里，发出熠熠的光彩。

聊起这一段经历时，芸汐就坐在任叶身边。她是一个不太善于表达的孩子，心里也没有太多弯弯绕绕的念头。尽管小时候，她经历过被抛弃、被迫更换幼儿园和照顾者的恐惧，后来进入新组建的家庭，也担心过任叶是否会因为弟弟妹妹的出生区别对待自己。但这些不安，都在和任叶一天天的相处里淡去了。她像小时候的任叶一样，成了母亲最得力的帮手，但考虑的不是要换妈妈更多的关心，而是从一种孩童的角度，「不想我的妈妈不高兴。」

她似乎也说不清，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任叶就像亲妈妈一样亲了。但语言是最直接的，她脱口而出喊妈妈，就像弟弟妹妹那样自然，还会和妈妈撒娇，分享在学校里发生了什么，怎么和好朋友闹掰了。统统这些少女心事，她都会和妈妈说。

七年的共同生活里，芸汐一直觉得，任叶是一个「健康的妈妈」，几乎不会当着她和弟弟妹妹的面和爸爸争吵。但她能感觉到，妈妈和爸爸相处得不开心，家时常陷入一种谁也不说话的压抑氛围里。

有时候，她挺恨爸爸。无论她做了多少家务，考出了多好的成绩，爸爸从来没有一句夸赞，总是贬低和打压。起初，她会为此难过，但后来也就「无所谓了」。「无所谓」是芸汐说得最多的一个词，「因为很多事情我影响不了，我也没有办法，就让它过去。」

真正让她感到恐惧的，是妈妈提着行李箱，从家里搬出去的那段日子。她不知道，等妈妈找到新房子，会不会真的带她一起走。她晚上害怕得睡不着，思考自己的未来，最坏的情况，是又失去妈妈了。如果这样，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大概率要回江西老家读书，听说江西的数学考卷特别难，而她最不擅长的就是数学，到时候该不会考不上高中吧，那样真的就完蛋了。想到这里，她想不下去了。她哭了，没有手机，就给妈妈写信，「我不能再失去一次妈妈了」，然后托邻居给任叶发微信。

但和妈妈搬进新家后，这份恐惧就消失了。从那以后，家里变成了四个人，芸汐反而觉得彼此比从前更加亲近了。这样的瞬间有很多，比如四个人围在一起吃西瓜；比如去幼儿园接弟弟，弟弟一看见她，就开开心心地冲出来；再比如，晚上和弟弟妹妹挤在床上，一起玩《蛋仔派对》。

她当然知道，山东的外婆、大姨还没有那么接受自己，每次打视频电话，都只和弟弟妹妹讲话。但芸汐似乎也没有太多失落，提起去年独自留在上海过年，也没觉得伤心，反而过得很高兴，跨年时和群里的朋友们打语音，之后一口气追完了动漫《菲梦少女》，「一个人非常地自由，还拥有了自己的房间」。她身上有一种自我保护的钝感力，仿佛只要还能和任叶一起生活，其他的事情，都没有那么重要，「因为我觉得这些事情都太小了」。

那么，什么样的事情才算得上大事呢？她想了想，说，「掌控自己的人生」。

有一次，学校布置作文，要写一篇人物传记。芸汐选择写妈妈，故事里的许多细节，都是她平时和任叶聊天时听来的：妈妈从前最擅长理科，却阴差阳错调剂到了法学专业，刚开始学得很痛苦，后来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挣扎，才终于通过司法考试，进入一家律师事务所。最早的时候，妈妈只是个打杂的，帮忙打印文件、倒水、扫地，但后来，妈妈能独立接案子，能够站在法庭上为真理辩护。写到最后，芸汐给妈妈的故事留下了这样一句话：「虽然人生中有很多意外，但是你只要往前走，还是会有收获的。」

至于自己未来的人生，芸汐还没有太多具体的想象。但谈到长大后想从事什么职业，她说，是律师。

图源电影《好东西》

（文中任叶、芸汐、高爽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