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你白嫖这么久，我也很痛心。

“砸他的饭碗，动他的女人。”

昨天接了一篇头条广告，十点半才发文，但我扫了一眼那个广告标题，知道它点击量一定少不了，结果今天一看，果然有五万。

五万，我现在自己写一篇原创稿子，点灯熬油累死多少脑细胞搞出来，有这个阅读量的一半我就很满足了。至于收益就不说了，大体上，广告的收入已经占了我月入的一半到三分之二，现在经济不好，一个月头条广告我大概就能接四五个吧。但这四五天已经比我自己写一个月要好多了。

当然广告留言下面照样有骂，有人问我：“不写文了吗？”我回：“我特意在次条上更了一篇，你自己不看，就被头条标题党吸引过去了，怪谁？”

还有人问：“挣钱就那么重要吗？”我回：“那您问问你自己吧。”

当然，还有人又说了那个千古老问题：“小西，看你堕落至此，我很痛心！”

然后我点开一看，不出意外的，关注五年，零打赏，人还在美国，大约是个高华（高等华人）吧。

我就也简单回了一句：“看您白嫖了这么久，我也很痛心。”

为头条该不该发广告，写公众号要不要赚钱的事儿，我已经写过好几篇文章了，再聊这个话题，就更做实我计较这个事儿的罪名了。所以我今天想聊点别的。

“中国知识分子，看起来聊的高大上，但真能和他们结仇，无非两种事情。第一，砸他的饭碗。第二，动他的女人。”

我上大学的时候，有位我很尊敬的老师，有一次讲民国史，冒出这么一个金句。好像他还是引用的民国某个大咖的相关言论，只是时间过去十几年，我已经忘却了，现在想再考证，无论百度、谷歌、还是AI，都查证不到了。大学的时候读书多，过去时间却也久，我脑子里经常有这样一些有趣却也咬不准的片段，无论如今AI怎么发达，却都查证不到。

我依稀只记得，那位老师虽然学养很好，教书很认真，在学校里却混的极差，我上大学那会儿一把年纪了连个正教授都还没评上，而且据说是挨了不少同行的排挤，体制的毒打，人也变得有点孤僻古怪甚至穷酸，常年只穿一件洗的发白的衣服——我特别清晰的记得有一次，上课板书他写错了某个字，四下张望找不到黑板檫，他就拎起自己的袖口，拿袖子把那字擦掉了。

前几年听闻这位老师的讣告，也知道他临退休前终于评上了正教授。心里很是安慰。但那个情景，我一直记得极深，是因为大约刚好是在那段时间，我决定不读学校的研究生。

上了大学之后我才知道，即便是我们那种一流大学的历史系，也不是一个纯粹做学问的地方，同事之间，所谓学术争端，大多数时候，也不过是在拿学理当武器，争来争去目的不过是一个职称、一个公房名额。两个名教授不惜为此掐架，间或者统一战线，去挑错易中天，或者别的什么“史学害群之马”，打的旗号都是为了“维护史学的正统尊严”，实际上呢？也不过就是嫉妒人家挣得多，名声显罢了。

“砸他的饭碗。动他的女人。”这片土地上，知识分子其实最没啥高尚情操。老师说的如此在理，我每每想来都发笑，却又旋即变成了苦笑。

我当年学理科那么高的分数考进来，凭着自己一腔热血爱好转去读了历史，最后看到如此的一地鸡毛。这大约是我人生诸多错误选择和随之而来的幻灭中的第一次。我因为那一次离开了象牙塔，走进了这世间。

再后来，我在新闻行业干了七八年，那段经历我也写过多遍了，总而言之是另一种幻灭的过程，我经历过无数次写过长长的一篇，送到最后一个环节，然后被毙掉的过程。很多人把中国传统新闻业的衰败归结为体制，其实我长年观察后觉得不是的，绝大多数时候，与其说是体制的大是大非问题，倒不如说是些很小的人情。

新闻人说到底也不是活在真空里，一个监督报道，难免得罪了这个局的老张，那个局的老李，人家一个电话打到领导那里，说“欢迎你们做好监督，就是能不能……”

这个时候，你是领导，你怎么办？

再有一个，我渐渐也发现了，你想“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但是那些买你报纸，看你文章的人，他们大多数其实不关心你的死活，他们不值得你那得罪人、冒风险的勇敢。

我记得那年头有一次我去某个郊区做采访，当时我的重心已经转移到开专栏写些风花雪月文字上了。采访那个村的书记刚好是我的读者（至少他自称是这样），一定要请我吃饭，酒至半酣把酒杯一放，非常严肃的给我们提了两个意见：

第一，是报纸定价能不能别那么贵，一块五买份报纸，太贵了。

第二，是报纸上能不能不要发那么多，那么低质量的广告，尤其是头版，放重要新闻的地方，还是正经大型都市报，就不要发什么脚气好，中医治病之类的广告了。

当着人家的面，我当然啥也没说。但是心里想的是这位读者给我们提了个近似“五彩斑斓的黑”的要求。

他不知道都市报是赔钱卖报纸的，不知道我入职的那个年头，都市报早已过了黄金期，还愿意出钱给你发广告的已经是爷爷，求都求不来，还允许你挑三拣四。

我当时真的认真的想了想，要不要跟他说这个事儿，后来觉得算了，人家号称你读者、你粉丝，但其实不关心这种事儿。人家就是看报纸做个消遣的，你死不死，与他何干？

钱钟书当年面对求见面的要求，说了个很有意思的话：“你爱吃鸡蛋，一定要见一下那只老母鸡吗？”

这话初听起来很幽默，细一想很无奈，再深想一层，又很凉薄。

钱老表面上是在拒绝读者和他的见面，实则是在拒绝被读者的给他的身份所绑架。因为你一旦顺应了读者对你的期许，你也就上了他的圈套，你当惯了他的嘴替，一旦说了什么他觉得不妥的话，或者做了什么他觉得不耻的事情，斥责接着就到来了。

但实际上呢，作者跟读者，不过是一种弱契约关系，大多数读者，和我见到的那位村支书一样，既希望看我多写文章，又不希望刊那文章的报纸头版放什么脚气好。

这一点，我记得，华东师范大学许纪霖教授写过一本《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困境》的书聊的就挺透彻。许教授说：近代中国独立人格的诞生，前提是“信仰和职业选择的多元化”。自由文人必须依靠报刊、出版、大学等公共网络来“自养”。但尴尬的是，中国的市场和现代公共领域发育极不健全，这就导致知识分子面临“文化结构的半独立性”：他们想保持思想清高，但在经济上却极度脆弱。

另外，我发现，不知是着了什么文化的魔咒，中国人对知识分子有一种非常分裂的期许，既渴望你是一个道德完人，又无法为你提供纯粹靠思想就能活得体面的现代消费市场，还在你一旦沾了商业铜臭的时候立刻就能开口骂你。所以在中国做知识分子其实是一个活该被天大五雷轰的行业，一个人到底得有多蠢，才会选这个行当，这个行当又要塑造一群多么拧巴的人。

所以工作后那几年我经历了第二次幻灭，但虽然幻灭了，日子好歹还能过，我的那个职位怎么说也是个铁饭碗，做个平常人，工作到退休，总是没问题的。

但是再后来，意外的，我这个公众号有了一点关注，在铁饭碗与自由写作之间，我选择了后者。

这些年来，总有读者问我后不后悔当初这个决定。其实老实说，我是后悔的，或者说，越来越后悔，我当然承认我自由写作会比当初在单位里挣得多，可是这个收入是不稳定的，何况这样写，招来的许多麻烦，造成了我这些年大量的迁波，其中的那些损失，有些是经济的，更有一些，对我而言，是无论多少钱都不能衡量的。

但是饶是如此，最晚到两年以前，我还相信自己是在为公益、为大众写作，我还相信公共知识分子圈子里有一个共同的信仰、共同的主张、值得去追求。

但是两年前，众所周知的，我被小黑屋了很久，那一次打击到我的，不是“正能量大v”们的为此弹冠相庆，也不是一时断了收入，当然更不是销声匿迹以后没同行为我说话。我当然知道，这行里，很多人都觉得，他自己比我有才多了。

伤我的只是两件事——第一，我意外获知，当时锲而不舍的满世界举报我的，居然不是与我意见相左的那帮人，而是一位成天满口“自由民主”的同行。第二，事发后不久，还真的有人直接跟同行说，我被封了也好，市场和打赏主顾都空出来了，他们就能挣到钱了。

于是我才知道，原来当初联系我，一再表达观点相近、想和我“唱和”的同行，心思是这样的。

那一次，是伤我最深的第三次幻灭。

那一次，我恶心到反胃。

当然那段日子里，也有高华朋友来建议我，说小西你为什么不走远一点，为什么不在什么什么平台上发文、起号。为什么不谈什么什么话题。我说：您打住，您考虑过我的成本，和风险吗？

第一，我没钱。第二，那样不安全。那咱还是不说了吧。

我本来活的挺好的，我本来不想惹这些是非。

所以这就是我现在的观点——曾经我觉得，人间的种种无奈、丑恶，根源在于制度。现在我知道，归根结底，其实不过还是人心。

人心，是一个极度幽暗的无底洞。它不仅贪婪，而且虚伪。受众既想要免费的、高尚的启蒙，又想要看到启蒙者像苦行僧一样为他们献祭。而当你被命运的巨浪掀翻时，那些曾经在留言区高喊着“你是中国知识分子良心”的看客，要么顷刻散去，去寻找下一个能提供多巴胺的嘴替；而那些同行们，却忙着在你的残躯上划分那可怜的势力范围。

这就是为什么当年郁达夫被逼到绝境时，居然敢在报纸上公开手撕戴笠；这也是为什么鲁迅哪怕和全世界论战，也一定要在教育部按月死磕他的那份薪水。

“砸他的饭碗，动他的女人。”一百年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德行，若无倒退的话，还停留在这点卑劣的德行上。

而斯人也而有斯疾也。这样的受众，这样的文人圈，就该当他们这样的命运。

而我，不再争辩什么，因我心中的烈火被一而再再而三的扑灭，在这残渣的余烬当中，若尚存一点微弱的火星与余温，我把它显露出来，温暖或者照亮一点还愿在此驻足的人，就足够了。

我只能做到这么多了。

头条发广告，原创开打赏，做游学，开直播，你一定问我目的是为了挣钱，还是理想？还非要我二选一。

那我还是选挣钱吧。因为理想还存不存在，我追了小半辈子，见了那么多险恶，我也不敢确信了。

然后，你说，我这样，你很失望，你很痛心。

其实，我也很失望，我也很痛心。

为你，却又不止为你。为那辛苦写出来阅读还没广告多的文字，为这些年经历冷暖，为幻灭，为这人情的险恶。

更为人性，终究不可指望的人性。

那就让我们就此别过，这样井水不犯河水的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