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天豪赌的终局之战，以色列大选前在干什么？

以色列议会选举在10月27日（今日）举行（一周左右有结果），前国防军总参谋长埃森科特领导的正直党联盟一直略微领先于内塔尼亚胡的利库德执政联盟，但是一个人的介入让选情起了波澜。

10月18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真实社交”上发表公开信，极不寻常地公开背书内塔尼亚胡连任。他称内塔尼亚胡是“伟大的战士型总理”，给予“完全且彻底的支持”，甚至直白地告诉以色列选民：如果你们选择了内塔尼亚胡以外的领导人，美国可能不得不亲自完成对伊朗的“工作”。

特朗普还警告说，如果伊朗不迅速改弦更张，美国将“很快完成这项工作”。

仅仅一天之后，美国国防部部长皮特·赫格塞思突访以色列。这次行程此前从未公开，会面地点尤其耐人寻味——他是在以色列南部奥夫达空军基地同内塔尼亚胡会面的，那里正部署着美军的空中加油机和战斗机。外媒指出，此访正值美以讨论是否重新扩大对伊军事行动之际。

再往前数日，内塔尼亚胡已连续抛出过去极少如此直白的表态——伊朗政权必须垮台。

10月18日，他举行自2023年10月7日以来首次系统性的安全政策吹风会，宣告以色列今后的安全战略将更重先发制人与主动进攻，并明确表示：“这个政权必须垮台，我会把它推翻。”

10月21日，他又公开宣布，已向以军、摩萨德及其他安全机构下达指示，务必彻底消除伊朗政权带来的威胁。

将这几件事并置来看，大选收官阶段真正发生的变化便清晰了。

数月以来，这场选举主要围绕10月7日责任、腐败案件、哈雷迪征兵、司法改革与战争成本展开。到了最后十天，内塔尼亚胡重新把选举拉回了自己最熟悉的战场——国家安全。

特朗普为何出手

特朗普支持内塔尼亚胡，本身并不令人意外。

两人在第一任期合作留下的政治遗产相当丰厚。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承认以色列对戈兰高地的主权、退出伊朗核协议、对伊实施“极限施压”、推动《亚伯拉罕协议》，皆出自特朗普第一任期。内塔尼亚胡也始终将“能直接与美国总统对话”视作自己最重要的政治资产之一。

真正值得关注的是时机的选择。

10月16日，特朗普在被问及是否信任内塔尼亚胡时，还答以“在政治上，我谁都不信任”。彼时他仍未正式支持任何候选人。短短两天，态度陡变。特朗普事后解释，他其实早有此意，只是不愿过早宣布。

足见这次背书，是经过精密时机算计的。对内塔尼亚胡而言，特朗普的背书首先有助于他重新印证一点：他或许不是以色列最受欢迎的政治家，却依然是美国总统最熟悉、最愿意打交道的以色列领导人。

这在承平时期未必有决定性意义，在今天却另当别论。

以色列同时承受着来自伊朗、黎巴嫩、加沙、也门方向的压力，美军又深度介入地区行动。在这种局势下，内塔尼亚胡可以向犹疑的右翼选民抛出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你们当然可以不满“10月7日”，可以不满我的官司，也可以认定政府这几年犯了许多错——可是在战争尚未真正结束之际，是否真要同时更换总理，以及那套与美国总统维系多年的安全合作关系？

这或许就是特朗普公开信对内塔尼亚胡最重要的帮助。它未必能直接增加多少选票，却能强化一种“战时连续性”的集体心理。

当然，截至目前，民调尚未显示特朗普的背书带来明显反转。10月19日Channel 12调查中，正直党为24席，利库德21席；反内塔阵营55席，内塔尼亚胡阵营51席。10月21日前后的四份主要民调平均下来，正直党约22.5席，利库德约19.75席，两大犹太政治阵营都远低于61席。10月22日《以色列时报》的收官民调更给出了一个极具象征意味的数字：两大阵营各51席。

由此可见，特朗普并没有替内塔尼亚胡解决最关键的问题。

选票，毕竟都在以色列人手上。

比拼经验

过去数月，内塔尼亚胡最大的挑战者是以色列国防军前参谋总长埃森科特，他在军中服役四十余年，他的儿子与两名侄子先后在2023年10月开始的加沙战争中阵亡。

他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和平派，对伊朗、哈马斯与真主党的态度同样强硬。他反对现阶段建立巴勒斯坦国，主张继续军事压制哈马斯，也坚持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外媒10月23日对他的报道，甚至直接称其为内塔尼亚胡的“鹰派替代者”。

正因如此，内塔尼亚胡很难再沿用过去那套“只有右翼敢打仗”的简单叙事。

于是内塔尼亚胡换了一种打法，他要向选民展示的不再是谁更强硬，而是谁在极端复杂的战争环境里拥有足够的经验。

这一点，恰恰对内塔尼亚胡至关重要。

以色列今天面对的，早已不是一条战线。加沙战争尚未完全结束；黎巴嫩方向，真主党依旧存在；胡塞武装持续搅动红海与阿拉伯半岛安全；伊朗则同时握有导弹、核技术、庞大的工业体系与地区代理网络。再向外，还有美国、俄罗斯、沙特与阿联酋，各自怀揣自己的战略盘算。

一个新政府上台，首先要面对的不是常规的预算案或教育改革，而几乎是从第一天起就要接手多线安全危机。于是，内塔尼亚胡得以把自己的年龄与长期执政经历，反过来变成优势。

我已经干了二十多年；

我知道美国政府怎么运转；

我知道伊朗怎么想；

我知道该何时进攻，何时同阿拉伯国家谈判。

这套说辞当然无法抹去10月7日的责任，却可能在部分选民心中种下另一种担忧。

现在，是不是更换指挥系统的最好时机？

这也解释了为何只看“谁更受欢迎”的民调，可能不足以读懂这次选举。以色列并非直选总理，而是按政党席位组阁，组阁的最低线是从120个国会席位中获得绝对多数的61席。

目前埃森科特的个人接受度高于内塔尼亚胡——以色列民主研究所10月23日调查中，56%的犹太受访者表示更容易接受埃森科特出任总理，内塔尼亚胡只有44%；但总理最终仍取决于各党能否组成多数联盟。

内塔尼亚胡真正的优势，从来不是让多数以色列人喜欢他。而是让自己的阵营在逼近61席时，比对手更容易坐到同一张谈判桌前。

伊朗从“威胁”变成“战争终点”

这次选举更重要的变化，其实不在特朗普支持谁，而在伊朗问题本身已经变了。

过去数十年，以色列对伊战略目标十分清晰：阻止伊朗拥核，削弱其弹道导弹能力，打击真主党等地区代理组织，同时以情报行动与有限军事打击维持长期遏制。

如今，内塔尼亚胡正把目标进一步前推。他开始公开宣示：伊朗政权本身，不应继续存在。

这已不再是传统的“阻止伊朗核计划”，而是在重新定义——一场战争，究竟怎样才算真正结束。

在内塔尼亚胡的逻辑里，仅摧毁几处核设施，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只要现政权仍在，它便能重建核设施、恢复导弹生产、重新扶植真主党与胡塞武装。以色列每隔数年发动一轮空袭，至多延缓这一进程，却无法真正终结威胁。

所以他近来反复使用“完成工作”这个说法。

特朗普也几乎用了同一套说辞。10月18日，特朗普表示伊朗在军事和财政上已遭严重破坏，若不改变路线，美以将继续“完成工作”；内塔尼亚胡随即回应，他们还有“一项工作需要完成”，而且必须由两人共同完成。

这说明，美以两国领导人的政治语言正在日渐趋同。

但这里必须审慎地区分两件事。对伊朗维持长期高压，正在成为以色列主要政治力量的广泛共识；而“推翻伊朗政权”本身，还远称不上以色列社会已然成型的全民共识。

今年8月以色列民主研究所的调查显示，在如何参与美国对伊行动的问题上，以色列人仍分歧明显：37%的受访者认为，除非伊朗直接攻击，否则以色列应避免军事介入；20%支持推动美以联合行动；18%主张仅在美国要求时才参与；16%则赞成即便美国不同意也发动攻击。右翼明显比中间派与左翼更倾向主动出击。

埃森科特本人，也没有接受内塔尼亚胡的全部逻辑。10月13日，他明确表示，自己并未看到需要立即再次大规模打击伊朗的“关键性变化”；除非伊朗突然加速冲击核武器，否则没有理由为了选举的时间表发动新一轮大规模行动。

因此，更准确的判断或许是：经历了过去三年的战争，以色列社会已很难再接受过去那种单纯“管理伊朗威胁”的安全思路。

如何解决伊朗，仍有分歧。但“伊朗不能恢复到过去的力量状态”，正越来越接近跨党派的安全共识。

内塔尼亚胡现在想做的，是把这一共识继续往前推一步。从“不允许伊朗恢复核与导弹能力”，推到“只有伊朗政权垮台，威胁才真正结束”。若这一逻辑最终赢得更多选民，那么这次大选的意义，便远远超出内塔尼亚胡个人的去留。它可能意味着，以色列已将下一阶段国家安全战略的终点，从军事遏制悄然移向政权更迭。

｜当地时间2026年10月12日，伊朗德黑兰，一名女子穿过市中心革命广场的车流，广场后方的大型反以色列广告牌上，绘有以色列总理在联合国大会发表讲话、头顶带有红色三角的画面。9月24日，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在联合国大会发表讲话期间，来自全球各地的数十名使节退场，部分人发出嘘声和嘲笑声，内塔尼亚胡的随行团队则起立鼓掌，会议主持人高声维持秩序。

战争部长突访以色列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思10月19日的突访，又为这种判断平添了几分想象空间。

这次行程并未事先公开。会见地点不是总理办公室，而是内盖夫沙漠深处的奥夫达空军基地——那里正部署着美国战机和空中加油机。美以官员证实，双方谈及地区安全、攻防合作与伊朗问题。美国新闻网站Axios更直指，此访恰逢美以讨论是否重新恢复对伊大规模军事行动之际。

当然，这并不能证明美国已决定立即发动新一轮攻击。就在10月8日，特朗普还公开承诺，在11月3日美国中期选举之前，美国不会再次攻击伊朗。对伊战争已严重推高美国国内的能源与生活成本，外媒近期调查显示，约六成美国人不满意特朗普处理伊朗战争的方式。

因此，眼下更合理的判断是：美以仍在持续备妥各类军事选项，却未必打算立刻动用。这与内塔尼亚胡的竞选需要，恰好形成了一个微妙的契合点。

美国需要维持威慑。以色列需要保持战备，而内塔尼亚胡需要让选民相信：真正决定下一场战争怎么打的人，此刻仍坐在总理办公室里。

于是，一次再正常不过的军事协调，在选战收官阶段，也自然染上了政治色彩。

换人合适吗？

因此，若仍把这场选举简单理解为一次“内塔尼亚胡公投”，已经远远不够。

当然，它终究还是关于内塔尼亚胡的。

10月7日是谁的责任？腐败案件怎么办？司法改革怎么办？犹太正统教徒哈瑞迪派为什么不服兵役？

这些问题，一个都没有消失。

埃森科特甚至在多数最新民调中仍领先利库德。10月23日Maariv（以色列的主流报纸《马里夫报》‌）调查显示，反内塔阵营54席，内塔尼亚胡阵营48席；《以色列时报》10月22日民调则显示两大犹太政治阵营各51席。目前没有任何可靠数据能说明，内塔尼亚胡已握有稳定多数。

但在选战的最后阶段，出现了一个很强的心理变量。倘若这个国家已进入承平时期，选民尽可以追问：谁更懂经济，谁更清廉，谁更能修复司法。

可一旦伊朗战争仍不见终结，美军仍在增兵，赫格塞思猝然造访以色列，特朗普宣称“工作尚未完成”，内塔尼亚胡又向全国宣告伊朗政权必须垮台——那么许多选民最终要回答的问题，或许就换成了另一种形式。

现在，真的是换人的时候吗？这或许就是内塔尼亚胡最后的政治机会。

这未必因为选民忽然重新喜欢他，也不意味着10月7日已被遗忘。恰恰是过去三年的战争，让许多以色列人陷于一种极其矛盾的心理：他们对内塔尼亚胡不满，却又担心一个新领导班子能否同时扛住伊朗、黎巴嫩、加沙、也门乃至美以关系的多重压力。

埃森科特的军人履历，能在相当程度上缓解这种疑虑——这也正是他能成为内塔尼亚胡真正挑战者的原因。

但从“曾任总参谋长”，到变成总理去同时驾驭美国总统、伊朗战争、极右翼政党、阿拉伯国家与国内政治联盟，终究是新手。

因此，这次大选收官阶段最值得观察的，已不再是选民是否喜欢内塔尼亚胡，而是他们究竟如何权衡两种风险。

一种，是让一个执政近二十年、背负着10月7日责任与司法争议的领导人，继续留在权力中心；另一种，则是在地区战争远未结束之际，换上一套全新的政治班子。

至于伊朗，无论选举后谁执政，以色列都很难再回到那个单靠威慑与有限打击维持平衡的时代。埃森科特不会坐视伊朗重获核武器和地区军事优势，另一个参选人贝内特亦然。

真正的分歧在于：要不要把“推翻伊朗政权”正式写入国家战略，以及为达成这一目标，以色列愿意把战争打到何种程度。

因此，10月27日之后，真正重要的问题，很可能很快便会从“谁赢了选举”，重新变回另一个更加危险的问题。

下一场针对伊朗的战争，何时打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