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层破壁人”杜十娘,错过了哪条解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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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本握着省部级高官的命门,却只认得那箱珠宝
昨天的文章《真实的杜十娘,是个更黑暗的“官本位”故事》,我聊了聊杜十娘口碑翻转的事儿。这个事儿说到底其实是当下经济下行、男女对立加剧,以前为了追女孩豪掷千金的男士们都越来越紧捂着钱包,并把仇恨的目光盯上了主播女神们靠打赏挣来的小金库,恨屋及乌,结果恨上了古人杜十娘。
我在文章中也说了,其实杜十娘很冤枉,她身上有一层明代人都懂,但现代人看不清的枷锁,那就是“贱籍”。这层枷锁让她的财产权不受保护,也让她必须找李甲这样一个省部级高官的二代公子哥,才能脱身上岸。嫁给孙富那样的富商或者柳遇春那样的普通良家子,都不行。
小说里,杜十娘看似天真痴情,其实也是算尽了人心,她为自己设计了完美的“上岸”计划:吊住李甲,让他为自己赎身,和李甲回家,拿出攒了多年的百宝箱“馈敬父母”,让李家看在钱的份上收留她,再利用李家手眼通天的权力在官府的“黄册”上改掉她的政治面貌。
然而,这个“面壁人”计划从一开始就是看似精巧,实则粗陋的:一个一年名义死工资只有两三百两银子、实际上却能供得起儿子在京城年砸上千两的布政使大人,怎么可能稀罕她那一小箱亮晶晶的破石头?
无论小说里,还是现实中,明朝都是一个官本位社会。官本位就意味着,别说杜十娘这样财产权不被承认的贱籍妓女,就算是良籍百姓、平民富商,他们攒多少私财在权力面前也都是无效的。钱这个东西只在平民社会里是身份的标的,一旦遇到了权力,就像黄油遇到了刀一样没有任何议价权。这一点,你看看同期《儒林外史》怎么写范进中举就明白了:
范进,一个胡屠户眼中“现世宝”、“穷鬼”,一旦中了举,拿到了当官的入场券,在地方上的有钱人张静斋张乡绅,便会立马屁颠屁颠地送上银子、送上连三进的三大间宅子。
张静斋为什么要送银子给范进?因为张乡绅很清楚,他自己穷得就剩钱了,范进不一样,中了举人,在明清就已经算是进入了权力阶层了。所以张乡绅图的是范进身上即将兑现的官僚编制,图的是那张在这个官本位社会里能合法调动一切资源的“护身符”。
权力,才是明朝的硬通货。在官本位的逻辑里,钱只是权力的排泄物,权力才是财富的造血机。
杜十娘当然看不到《儒林外史》,所以她想不明白这一点。但小说里一直没有现身的,李甲他爹、布政使李大人,人家是懂这一套的。所以你看李大人给他儿子的本来的布局,为的就是家族的权力传承与延续。
小说里写得很清楚,李甲到京城不是去旅游的,他是顶着“监生”的身份,在国子监读书。
有人把明清的国子监比作清华北大,其实这不对,严格意义上说,国子监更像是今天的“干部培训班”——明代的国子监生有两种毕业分配前途:要么参加科举,考中进士,考中了进士,未来才有成为四品以上大官的可能性;要么通过“积分”和“考核”,由朝廷直接铨选入仕,去各省县当个知县、通判之类的基层主官——这条路未来的发展前途就不是那么好走,但考虑到老爹的人脉,李甲最终挤上四品,也不是没有可能。
李大人自己已经是正二品的大员了,他太清楚在大明朝想要维持家族的兴旺、保住子孙后代不被人当肥猪宰杀,唯一的办法就是“把官运续下去”。
所以他把儿子送到京城国子监,砸了无数的银两、动用了无数的人脉,就是指望着儿子能在天子脚下混个编制、考个功名,顺利接过他手里的政治接力棒,完成李氏家族的权力代际跨越。
还是那句话,保住了权力,你才能保住财产。不然李家下一代没人当官,从朝廷大员堕落到张静斋那样的乡绅,以后能怎么办?还不是乡里有人中了举,就得去屁颠屁颠的去投效?这样时间久了,万贯家财也守不住。
所以这本来才是李家家族传承的路线图,但没想到李甲这个败家子到了京城,不进国子监读书,反而天天泡在教坊司。把父亲的路线图给打乱了,这才是布政使大人一怒之下断了儿子经济来源的原因。
那么这个时候,杜十娘如果真的聪明,她应该怎么办?
也许她应该资助李甲,把国子监的书继续读完。
明代中晚期的国子监生想要“毕业分配”当好官,除了死读书,最需要的就是钱。去吏部疏通关系需要钱,和京城的权贵同学结社应酬需要钱,甚至在京城雇轿子、包装一个体面的“高官子弟”形象都需要钱。
李甲之所以在借不到300两赎身钱时心理防线崩溃,就是因为他手里没有这笔关键的“政治活动经费”。
如果杜十娘聪明,她的选择本不应是抽干李甲的最后一点流动资本给自己赎身,而是在发现李甲断粮的第一时间,把百宝箱打开一条缝,告诉李甲:
“郎君,你父亲断了你的供给,是怕你荒废学业、自绝于朝廷。我这里还有一点体己钱。从明天起,你回国子监好好读书,朝廷打点、结交同僚、乃至未来的铨选做官,妾身来出。你只管去买你的前程。”
如果是这样的话,假设李甲足够痴情、又真能国子监结业,捞个一官半职,杜十娘兴许还是有翻身的机会的。别觉得这是胡扯,你看看同时期的其他才子佳人小说,大团圆结局的必备条件之一,都是郎君科举高中,回来抱得美人归。
比如有部小说叫《玉娇梨》,这部小说在明末清初名气极大,甚至一度流传到欧洲连歌德都读过。
在这个故事里,男主苏友白因为各种阴差阳错,一度落魄流浪,连去考试的路费都没有。而女主白红玉的父亲甚至被人陷害,家族面临大难,被打入贱籍。
这几乎就是李甲和杜十娘的翻版。
但《玉娇梨》之所以能拿到大团圆结局,是因为男女主角“拎得清”、精准的卡准了时代脉搏——再苦再难,也要拼了命靠进体制,一定要跟朝廷走!
贤妻白红玉动用了身边的各种灰色资源和家族剩下的最后一点财富,在暗中资助苏友白完成了学业,还帮他打通了各种科举关节。而苏友白也是不负众望,一路神挡杀神、佛挡杀佛,最终直接考中了御史、翰林。
拿到了这个至高无上的“编制硬通货”之后,苏友白回到家乡,这时候谁还敢拿什么封建礼教去压他?说他私定终生?造谣他迎娶贱籍?
开玩笑,小爷我大权在手,自己就是封建礼教!他举手之间就平反了白家的冤屈,敲锣打鼓地把白红玉娶进了门。
再说一遍,官本位社会,你看,这才是两口子想大团圆的最终解法。
而相比之下,杜十娘这个活,干的就实在是太糙了,作用完全是负的。
让李甲凑三百两银子给自己赎身,姑且算是“最后的考验”,测试李甲对自己是否真诚吧。但赎身成功之后,她千不该万不该,不该又聚集众姐妹,给自己搞了个欢送会,代替李甲高调宣布他将要娶妓归乡。
你看,这其中又是阶层认知之间的差距,在杜十娘自己看来,搞这么一个欢送,一方面是收一笔份子钱,充实百宝箱。另一方面也是自己的“人生成功结算画面”了。
在风尘里摸爬滚合了这么多年的好姐妹,平日里见惯了客人的薄情、老鸨的刻薄、以及无数无疾而终的露水红颜。如今,她杜十娘不仅成功从教坊司这个泥潭里全身而退,而且带她走的,还是当朝正二品布政使大人的公子。
在姐妹们艳羡的目光和啧啧赞叹声中,杜十娘的虚荣心和成就感在这一刻一定达到了顶峰。你看她自己是怎么说的?
“妾等处于泥涂,得脱籍而从郎君,是莫大之幸!今幸郎君不弃,挈妾归乡,虽前途未知,但执手相看,此生足矣。……且妾蓄积有年,颇有微资,足敷数年之用,不至令郎君大费也。”
有人说杜十娘作为“捞女”,一点财没给李甲透,这话不对,杜十娘是说了的:亲爱的放心,我有钱!咱俩人生已经上岸了。
可是这个事,在李家看来,那就是公开处刑,加政治自杀,杜十娘想不明白,她的蜜糖,是她郎君的砒霜。
你想想,青楼、妓院、教坊司那是什么地方?京城唯一的政治娱乐中心,京城有什么消息就那里传的最快。你杜十娘把所有姐妹都请来,开个高调欢送会,明确宣布,布政使李大人的公子,在京城混了两年,学无所成,娶妓回家了。你这不是打布政使大人的脸么?明朝的言官制度是摆设么?政敌不会风闻奏事,参李大人一本么?布政使年薪两三百两银子,李公子一年花个一千多两,这事不放在朝堂上说是官场潜规则,真写到弹章里,朝廷问一问你哪来那么多钱怎么办?杨金水怎么说?咱大明,有些事不上秤没四两重,上了秤,一千斤打不住。杜十娘这个欢送会,就是把她公公放秤上约。
你当明朝党争不存在么?
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李甲当初四处借钱给杜十娘赎身的时候,除了跟柳遇春这样的好兄弟透了底,跟其他人借的时候应该是做了遮掩的,毕竟你借我钱我给相好妓女赎身这话说出去太难听。他肯定是编了个别的理由,对方就算看透了也揣着明白装糊涂,看在他老爹的面子上,也就借了。这层面子要装。
可是杜十娘可好,一个欢送会,直接官宣、不装了。
这等于是让李甲在一夜之间,在整个京城的“社会性死亡”了。这小子以后再难有来国子监上学、打点关系、图功名的机会了。
而我们还是强调那一点,像李家这样的省部级高官家族,人家在乎的不是钱,是权。权力无法完成代际延续,有再多的钱也是被人家瓜分的命。而你杜十娘,恰恰是断了李家这个原本计划的元凶。
那李家还可能让你过门,给你改黄册、脱贱籍么?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很有趣,整部小说里,杜十娘是精明的、勇敢的、对李甲也是深情的。但是这种精明、勇敢、深情,在她要嫁入的那个阶层看来,却都变成了,愚蠢、怯懦和自私。这就是阶层认知差距最要命的地方所在。
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曾提出过一个著名的理论——“文化资本与惯习”。
布尔迪厄认为,当代社会阶层之间的壁垒,从来不仅仅由银行账户里的金钱(经济资本)决定,更由一个人长期所处环境内化而成的思维方式、审美趣味、以及对社会规则的解码能力(文化资本与惯习)决定。
杜十娘一生都在疯狂地积累“经济资本”,她以为只要存够了那一万金的百宝箱,自己就拿到了跨越阶层的门票。但她由于长期身处底层商贾与教坊风尘的社会网格里,她的“惯习”是极其微观、且充满商业算计的。她理解不了士大夫阶层那套以“名节、清流舆论、权力代际延续”为核心的文化资本编码。在那一套编码中,很多价值是倒置过来,比如青楼姐妹的欢送会,联手送上的川资,凑满的百宝箱,在杜十娘看来是善意和好事,在士大夫那里却是羞辱。
这种现象在现代跨阶层婚恋关系中也存在,比如一个在小红书上晒出“精致中产生活结算画面”的小仙女,在传统体制内的高官或世家公婆眼里,她的精致和美貌就很容易被反向解码为“原罪和风险”,这种新闻屡见不鲜了吧?
不管怎么说,李甲原本的打算,应该是在那场欢送之后被彻底打碎了。他本来就因为跟妓女厮混了一年多、败光家产,在京城的高官子弟圈和国子监里抬不起头来。唯一的指望,就是悄悄把杜十娘带回江南,在路上避开熟人,到了老家绍兴之后再找地方安顿,跟父亲抱头痛哭、百般求饶,看看能不能把这桩丑闻尽量捂住。
现在可好,消息公开了,彻底捂不住了。甚至杜十娘的这种高调,还有要和他彻底绑定意味。所以回程这一路上,他的心态一定是发生了变化的。
很多人粗读小说,会觉得李甲最后卖杜十娘,是因为本来就把她看做了玩物。但你细读会发现不是这样的。如果李甲纯粹只把杜十娘当成一个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的玩物,他在京城花光积蓄、面对父亲断绝经济来源的最后通牒时,最省事、最符合纨绔子弟本能的做法,应该是直接拍拍屁股走人。教坊司里始乱终弃的嫖客每天成百上千,李甲大可不必背上巨额债务、在整个京城朋友圈里面子碎了一地,也要四处求爷爷告奶奶地去凑那300两银子。
然而,在回程的船上,李甲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了,因为杜十娘之前包括欢送会在内的所为,把他“静谧回乡,求爹饶恕”的plan B给打消掉了。所以小说中会写李甲的焦虑:“日夜愁闷,正无条达处。”
杜十娘这时候还以为李甲是怕没钱花,含蓄的告知他自己有钱,但李甲愁的其实不是钱,而是地位。你看,到这个时候,两人还是构成了一种奇妙的鸡同鸭讲。
小说最终安排孙富这么个人来接盘,也很有意思。孙富是身份是盐商,盐商这个阶层非常特殊,在明清时代,他们是一种介于官场和商场之间的存在。
明代的盐业是国家垄断行业,一个人能当上盐商、拿到日进斗金的“盐引”(特许食盐运销凭证),背后必然有着极为深厚的官场背景和姻亲关系。盐商孙富不仅有钱,更是从小在官商勾结、权力寻租的灰色体制里泡大的。
所以他即能看出杜十娘想要什么,又能看明白李甲发愁的是什么。
于是他一张嘴,就精准地划开了李甲真正的恐惧:
“尊大人位居方面,必严门祚……郎君今以江南名姬,只身随行,人言啧啧,如何见尊大人?父子决裂,功名断绝,此大不孝也!”
看见没有,这段话里一个字都没提经济损失的事儿。经济损失对这种阶层的人来说,不是事儿。
布政使这样的高门,根本不在乎多少银钱,人家要的是名节、是清流声誉、是权力的代际延续。孙富递过来的那一千两白银,并不是买下杜十娘肉体的嫖资,而只是给已经不愿意带杜十娘回家的李甲下的一个台阶,我甚至想猜测,即便没有孙富这个人的出场,没有那一千两银票,杜十娘被李甲弃之于途也是个大概率事件。
小说之后的情节,就是杜十娘假意答应,然后大庭广众之下怒沉百宝箱。孙富和李甲的结局也都非常惨。原著最后写道,孙富自那日受惊之后,回家便得了一场重病,终日见杜十娘在床前索命,没过多久就吐血身亡;而李甲则因羞愧、悔恨与惊吓过度,最终精神失常,变成了一个疯子,沦为彻底的废人。
传统的文学创作者往往喜欢用这种“因果报应、厉鬼索命”的冥冥天意,来作为悲剧故事的收尾。这是明清通俗小说为了迎合市民阶层“善恶有报”的朴素心理而惯用的套路。
但是在现实当中,明清大量的案例说明,杜十娘这种阶层的自毁与怒沉,对李甲和孙富们来说几乎无伤。因为明代真的就有这样现实案例:
说万历年间,一名朝廷重臣的子弟在京城教坊司与一名名妓厮混。两人游乐中发生龃龉,名妓一气之下在船上投水自杀(与杜十娘的自杀方式及场景高度相似)。当时教坊司的老鸨和同伴试图向顺天府告状,指控这位高官子弟逼死人命,要求赔偿赎身费。
但顺天府和刑部甚至没有让这位高官子弟出庭受审。两堂会审,给出的处理意见是:该妓本属乐户贱籍,名节不存,投水乃是“自身行为失检,咎由自取”。至于官员子弟,朝廷仅以“不思学业、结交下流”为由,降旨给其父亲让其“领回严加管教”。
说白了,你是贱籍,死了白死。官宦子弟唯一需要反省的只有:怎么一时不慎,结交了你这样的“下九流”,让他爹好生管教,下不为例哈,下不为例!
所以杜十娘的故事,说是一个悲剧,但冯梦龙终究还是把现实的残酷想简单了,他似乎以为这只是男女之间的事儿,杜十娘所托得人就可善终,或者她舍命一跳,就能让对方沦为废人。殊不知,现实中,只有杜十娘们阶层突围无望之后的绝望自毁,至于那坚若磐石的阶层壁垒,是不会因为你的舍命一跳、你的怒沉百宝,你的厉声控诉,你的头破血流,而产生一丝良心或者制度的涟漪的。
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与任何一个两性悲剧一样,问题的关键不是两性,而是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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