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坏不到哪里去”

感谢朋友给我的那封长信。

标题起自昨天一位朋友给我发的长篇留言，我有一个知识星球，在里面偶尔会写一些跟核心读者才会说的知心话，前段时间生活上遇到一些事情，对当下的互联网环境也有点绝望，再加上微信公众号推送机制，近期应该也是改版了，所以就在知识星球上吐槽了几句，眼下之意，在想要不要封笔，告别这个行当算了。

朋友看到后发了长文劝我，安慰我说：你的写作水平没有下降，但可能确实经济形势严峻了，大众在心态上更加焦炉，更喜欢一些非此即彼、比较极端、也更加刺激的言论。而你的观点想来比较温和，任何人对任何事情都是会有审美疲劳的，不够刺激的东西尤甚。

“你近期的文章质量并未下降，但实事求是的说，相比以前的文章也没有突破。”朋友也直言不讳的这样跟我说，他建议我可能需要一个进一步积累的时期，“想想易中天先生闭门近十年写《中华史》，大抵是这个意思吧……总之，建议你不要太过焦虑。”

其实话也都是很平常的一些话，但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莫名的写到了我的心坎上。很感谢这位朋友，前段时间我办游学，走从西安到成都的蜀道，他和其他一些朋友花了钱陪我一起同游，路上我做行中课堂讲课，我这个人，学生时代的唐诗宋词虽然背过几首，但也快四十岁了，记忆力减退，有一次讲了一个多小时课后，临到最后要背一首，居然忘词了，大哥就在下面帮我题词儿。又有一次行中课堂，我有一个知识点讲错了，大哥当时没说，后来才把我拉到一边进行了纠正。还有就是临走的时候，他说：小西，我们这些人，其实也帮不了你什么。但来了就是为了告诉你，我们会永远支持你把你选的路走下去……

这些事情，说来也都是很小的细节吧，但我想来，就总觉得莫名的感动。小时候读鲁迅写的《藤野先生》，觉得他信笔写来，其与藤野的交集，也无非都是这样的小事，一度不明白鲁迅为什么要写这一篇。

后来又了解了一些背景，才知道鲁迅那个时候其实也陷入了骂战的漩涡里，那是在1926年的厦门。那时候他刚经历过女师大风潮，正处于一生中论战最激烈、社会环境最险恶的时期。在1925年的“女师大风潮”里，鲁迅坚定地站在学生一边，对抗依附于北洋政府的正统官僚、女师大校长杨荫榆。这场风潮撕裂了当时的北京知识界，鲁迅因此被教育部免职，甚至和陈西滢等“现代评论派”教授结下了终身难解的死仇。好在当时的民国教育界还没有那么全国一盘棋，他跑到厦门去“躲进小楼成一统，任尔东西南北风。”

其实那个时候对他的风刮得挺猛烈地，那些北京的“正人君子”们（现代评论派）并没有放过他，报纸上的冷嘲热讽、含沙射影依然不绝于耳。用鲁迅自己的话说，他在这里是“腹背受敌”。

但是其实那个时候，鲁迅的焦虑与困扰仍在，当时厦大的文科掌权者是顾颉刚，鲁迅在日记里管他叫“红鼻”，甚至怀疑他是陈西滢派来排挤自己的打手（事实证明不是）。这让鲁迅那段时间特别压抑而又神经质，因为他在北京打论战时，好歹还有语丝派的兄弟们一起冲锋；但在厦大，他被安置在集美楼的一间石屋里，四面荒凉，窗外是无尽的乱冢，同事们对他敬而远之，或者在暗处放冷枪，或者窃窃私语，鲁迅当时的心情，宛如“小楼”窗外的荒草。

他是在那个时候，才突然动笔写了《藤野先生》，莫名的去怀念一位故人对他的恩惠和善意。所以鲁迅在文章的最后说，当他抬头看见藤野先生那张黑瘦的、带有鼓励的面貌的照片时，他就会在深夜的灯火下，重新拿起那支笔，去写那些让“正人君子”们切齿痛恨的文字。

这种压抑和困苦时对朋友的思念，在心理学上好像有点说法。心理学认为，当一个人在现实中遭遇严重的信任危机、腹背受敌、被孤立和妖魔化时，他的自我（Ego）会因为极度的不安全感而开启本能的防御。如果他选择“对抗”，可能会变得更加偏执和歇斯底里；如果他选择“退缩”，则可能陷入彻头彻尾的虚无与抑郁。

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焉？于是这个时候，人就会转回头去，更重视和怀念他人对自己的善意。在依恋理论里，当个体在外界受到巨大的惊吓或伤害时，他必须在脑海中退回到一个绝对安全、绝对被接纳、绝无功利和恶意的避风港里，去修复自己被现实撕碎的尊严与信任。

对“藤野先生”的怀念就成了鲁迅的避风港。正如朋友、亲人是我们困苦时的避风港一样。

但你知道，当我今天想起这段故事的时候，最感叹的是什么吗？

其实杨荫榆、顾颉刚这些知识分子，今天回头看来其实也不算恶人，甚至，“现代评论派”堪称一个“绅士俱乐部”。

杨荫榆是中国第一位大学女校长，留美硕士，留日博士，一生献身女子教育，最后在抗日战争中为了保护学生被日军杀害，断然称得上是烈士；顾颉刚是开一代风气的历史学泰斗，他所谓的“排挤”鲁迅，多半只是文人之间微妙的学术傲气与性格不合，断非成心要做谁的爪牙。

而说起现代评论派与鲁迅（语丝派）论战的中心，真的说来也很耐人寻味：“现代评论派”那些人，作为欧美留学归来的精英，主张的是“专业主义”与“学术独立”。即便北洋政府开枪造成了“三一八惨案”，他们仍然认为学生方面是应该反思的，学校是做学问的净土，极度反感政治势力掺杂进校园。陈西滢甚至发表了一篇《闲话》，说学生运动背后有“流言”和黑手在煽动，把年轻学生当成了“政治枪子儿”。他们主张学生应当回教室读书，通过法理和理性的改良来推动社会进步。

这些话激怒了鲁迅，鲁迅那种暴脾气，他就觉得你北洋政府开枪打学生就是不对的，你们这帮人看着血淋淋的鲜血而不顾，居然为段祺瑞这样的军阀张目，你们是何居心？所以鲁迅说在黑暗面前，所谓的“温和”，所谓“理性中立”，要么是幼稚的幻想，要么是虚伪的帮凶。他用“粉刷茅厕”来形容“现代评论派”的主张。

我想说的是，多年后，我看着这些史料回望，我会觉得，我支持“现代评论派”，而不赞同鲁迅先生。因为前者至少在主张上是对的，他们要学术独立，要校园回到教室，要用法理和理性的改良来推动社会进步，更要论战的双方讲究英国式的“费尔泼赖”。这些主张，放在今天任何一个正常的现代法治社会里，都是无可挑剔的真理。中国当时如果走“费尔泼赖”而不是像鲁迅说的那样《论费尔泼赖应该缓行》，其实能走出一条更顺遂的路。

但是鲁迅作为那个时代的少数派，他遭遇的排挤、痛苦、乃至神经质却又是真实的。这就体现了一件很有趣的事——推崇宽容、理性、温和、学术独立、警惕激进的现代评论派，在这场论战当中，其实也并不那么宽容与仁慈，他们在围剿鲁迅这个异端的时候，依然是不怎么讲“费尔泼赖”的。当然，鲁迅或者左联，在他们得势以后，也是毫无道德压力的“痛打落水狗”。

我想这是中国舆论的悲哀，我们觉得这样如泼妇打架一般揪头发互搞很好。

亦或者，就像我那位朋友在给我的长信中写的，日子难过的时候，大家天然就喜欢更激进、更极端的主张和号召。哪怕你的口号是温和的，你的手段也很难温和，你的主张写出来也常怀戾气。

这一点全世界可能都不能免俗。我自己也经常检讨，你看我在文章中，经常左一个英美自由保守主义、又一个艾德蒙·柏克，可是自由保守主义、艾德蒙·柏克那套东西，在今天的西方，乃至英国、美国，又究竟真的有多少人信呢？它的基本盘早就被民主党左派和川普的MAGA党一起掏空掉了。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西方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么，伦敦的物价已经飙到了买杯咖啡都要人民币大几十块的程度，工资还没见涨，他们的中产比咱这边更不好过，你让公众还怎么“温和改良”“自由保守”？

别忘了，保守主义的前提，是“有东西可保”；而温和改良的前提，是“社会仍有余裕”。

伯克当年之所以能够好整以暇地坐在英国议会里，端着红酒杯去批评法国大革命的激进，是因为当时的英国正处在蒸蒸日上的上升期，新技术日新月异，全球化蒸蒸日上。

但现在，那种日子，还会不会重来，老实说，我也越来越不知道。我只知道那种主张，埃德蒙·伯克的，“现代评论派”的，他们说的是对的。人类只有那样才能好，我也只能写朝向那种主张的文字。

可是这样文字，正如朋友所说，是不太合时宜的，实话实说，也是没有太多突破了的。

所以还要不要写下去，我也不知道。我担心这样继续写，反对者愈多，听懂者越少，就像杨荫榆为保护学生被日军打死前，要被鲁迅们骂做军阀的乏走狗一样，而我甚至终没有这样证明自己赤心一片的机会。

当然，生计，那是另一个问题。“闲来写副青山卖”，写点风花雪月的东西，支持我的读者还有一些，总是有人看的吧。

事情，终归“坏不到哪里去”，谢谢朋友的这句安慰，就算沉寂一段时间，闭门写作，倒也无妨。

前几天，写了一篇有关徽剑案的东西，写出来后发现发不了。可我看许多其他公众号同话题都能写，也不知是我写的有什么特别之处，还是已经被特别关照了。其实，那个案子最让我感到心有戚戚焉的，是反诈公众号主徽剑被买凶谋害后这两年，非但没有人怀念他，他还被犯罪分子污名化，说他其实不是什么正义使者，不过是黑吃黑失败了，因涉嫌违法犯罪被秘密抓捕、甚至卷款跑路了。

这就是互联网，在互联网的灰色叙事里，退网的人们是不会开口说话的，于是那些热衷于阴谋论的围观者，便可以肆无忌惮地给他们泼脏水、贴标签。

而在互联网上写作，天然是个结仇、得罪人的工作，这一点，不独是写反电炸的徽剑是这样，我自己也感同身受。真的，你写什么都会有莫名的恨意向着你聚集，我这些年来，个人的信息已经被别人莫名其妙的开盒过好几次了，有些真、有些假、有些半真半假，最后这种最可怕，因为它们能产生许多莫名的臆测与陷害。当然，这方面，我不是最惨的，最惨的还是徽剑那种揭电诈、揭黑产的自媒体人，我知道有的人有人甚至隔一年就换个城市居住，因为互联网背后的恶意，深不见底。

突然发出这样的感慨，是因为再想强调一遍，以前我总以为干自媒体这行，压力和限制来自于体制，现在想来真不是的，你看害死徽剑的凶手，是电诈园的老板，你看以“开盒”我为乐的那些人，他们就是平头百姓。恶意与戾气，是来自人心的。体制或者非体制，无非是这恶意不同的表现形式而已。

可是我们依然要把自己选择的路走下去。

圣经的那个故事里，耶稣背着十字架，在苦路上前行，四周多得是狂热的看客，多得是奉命行事的士兵，每个人都在朝他吐唾沫、扔石头，用非此即彼的狂热去否定他曾经带来的光明。那些曾经跟随他的门徒大多四散逃跑。在现实的重压下，他终于力不能支，在粗粝的石子路上重重地摔倒了。

可是，古利奈人西门，却在此时将他扶起，他只是一个路人，刚好经过。但看着那个遍体鳞伤、倒在尘埃里的具体的人，他走上前去，默默地用粗糙的双手扶起了耶稣，那沉甸甸的十字架，他帮耶稣来背起。

我很喜欢这个故事，因为每当读到它，我就看到那人性恶意的荒原上，那如灯塔、如星火般出现的，点点善意。

是藤野先生对鲁迅的帮助，是朋友半夜里给我发来的那篇长信，也是在苦路上，当你跌倒时，那只温暖的手，被你拉起。也许现实是绝望的，人性是充满谬误与恶意的，但看着那善意的星火，我们仍能前行。

记得出发时的初心，扛起命运的十字，让我们前行，记得那温暖的伸援之手，记得那句安慰：“坏不到哪里去”。

因为有这善意在，事情，终究坏不到哪里去。

谢谢你。

全文完

本文5000字，感怀之下，一篇随笔，愿您喜欢。

坚持写作不易，喜欢请关注、赞赏、转发，您的支持，是我坚持创作的不竭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