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我们走进苏州BioBAY时，在园区中央显著的位置能看到以年轻的詹姆斯·沃森（James Watson）为头像来设计的冷泉港亚洲DNA学习中心，它勾连起这位20世纪最伟大的生物学家与苏州当年发生的点滴故事。今天，冷泉港亚洲业已20岁，沃森（1928.4.6-2025.11.6）已离世整一年，但他带来的影响力从美国到中国仍在持续。沃森等人在冷泉港亚洲DNA学习中心的合影，图片来自苏州工业园区本文收录于合集：科学史
在与弗朗西斯·克里克发现DNA双螺旋结构后，沃森在社会和学术界的名声大振，哈佛大学急忙送来聘书，沃森也不负众望积极推进改革，尽管动作有些大，引起不小争议，但他将哈佛大学生物学推向了分子生物学前沿。当哈佛大学对这位改革者感到厌烦后，这时候陷入困境的冷泉港实验室也急需一位有魄力的改革者，沃森于是想在这里重启自己的事业。1968年，冷泉港实验室主任凯恩斯因无法解决财政问题而辞职。作为冷泉港的董事之一，沃森此前一直关心着实验室的处境，于是向董事会递交了一份实验室发展计划，不久后便接手了冷泉港实验室的主任职务，面临着重振实验室的重任。沃森加入冷泉港实验室的消息引发了轩然大波，许多人普遍认为这是不明智之举。沃森在哈佛大学的老对手、研究蚂蚁的博物学家爱德华·威尔逊（Edward O．Wilson）曾嘲笑沃森说：“我可不希望他去卖汽水（指从事不景气的事业）。”沃森为何会接手这个“烂摊子”？就情怀来说，沃森与冷泉港实验室结缘多年，他对于冷泉港这块土地有着很深的感情。1968年3月，沃森曾接受《纽约时报》的采访，当记者询问他接管冷泉港的动机时，沃森给出的答案却非常简单：“我不愿意看到冷泉港实验室消失”。这种侠义和责任感深深植根于沃森内心。[1]另一个原因在于，对沃森而言，冷泉港实验室虽然陷入困境，却也是实现雄心抱负的理想舞台。当时他年仅40岁，对分子生物学充满热情，但在哈佛大学推广分子生物学却并不顺利，于是将目光转向冷泉港实验室。彼时沃森的个人影响力也为冷泉港复兴提供了宝贵的机遇。1962年，沃森因“发现核酸分子结构及其在生物信息传递中的作用”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声名鹊起。这种声誉对于急需重振的冷泉港实验室而言，具有巨大吸引力。虽然实验室在地位和资源方面不及哈佛大学，但它却为沃森提供了更大的自由和权力，让他能追寻崭新的理想。起初，沃森还保留了哈佛大学的教职工作，冷泉港实验室主任的角色还只是兼任，但近十年的发展让实验室焕发出新的生命力，成为世界领先的生物科研机构。1976年，为了更好地引领实验室的发展，沃森决定辞去哈佛大学职务，全职担任冷泉港实验室主任。在沃森执掌实验室之初，财政问题成了他引领实验室腾飞的第一场考验。沃森一上任后便迅速投入了应对冷泉港实验室的财政困境的行动之中。失去了卡内基研究所的资金支持，冷泉港实验室的财政一直处于捉襟见肘的状态。“除非每年能够给这个实验室筹募100万美元的资金，不然我肯定会失败”，沃森接管之初对财政危机深感焦虑。怎么募到这么多钱，把沃森弄得也是焦头烂额，不过很快他就确定了几个方向：董事会、社区富豪、政府投资。首先，沃森决定与董事会握手言和，争取稳定的资金支持。冷泉港缺乏像哈佛那样的校董会背书，资金问题一直困扰着实验室。在沃森的坚持下，董事会主席本特利·格拉斯（Bentley Glass）答应与附属机构协商每年为冷泉港实验室提供42000美元。但沃森也需要付出一些代价，他需要让出一部分人员调配和安排的权力给董事会。其次，沃森把目光投向了附近的财团富豪。在1968年的年度报告中，沃森表示迫切需要赞助，“实验室急需一位真正的赞助人……当然，我梦想着很快就会有一位天使出现，让我至少在一个月内摆脱任何严重的（经济）担忧。”[2]这番带有祈求的言论果真给沃森带来了好运。没过多久，一个名为查尔斯·萨米斯·罗伯逊（Charles Sammis Robertson）的慈善家成了冷泉港实验室的“捐赠大王”。罗伯逊的外表十分俊朗，起初凭借投资活动积累了一些资产，娶了玛丽后更是一跃成为了富甲一方的巨富。因为他的妻子是美国最大零售商A&P公司的创始人之一——乔治·亨廷顿·哈特福德（George Huntington Hartford）的孙女。哈特福德健在的时候，曾设立了一个信托基金，让孙辈们分享财富。信托被解散后，A&P股票被分配给了哈特福德的亲属们，玛丽获得了10%的股票，价值不菲。[3]夫妇二人非常热衷于慈善事业，早在1961年，罗伯逊向母校普林斯顿大学捐赠过3500万美元，这笔巨额捐赠在当时引发了一阵轰动。作为冷泉港周边的富豪，罗伯逊夫妇自1936年在冷泉港定居后便一直关注着实验室的发展。1972年，玛丽的去世让罗伯逊对于处理遗产有了更深刻的想法。他想将自己的财富捐赠给一个组织，再由该组织将遗产用于他感兴趣的领域。很快，罗伯逊锁定了在社区附近的冷泉港实验室。1972年，罗伯逊主动联系了沃森，表明了想要捐款的意愿。沃森爽快地安排了参观行程，带领罗伯逊参观冷泉港实验室。参观一轮后，罗伯逊很满意实验室的氛围和研究，随即就给冷泉港开了一张支票。在收到这张支票后，沃森反复确认了支票上的数额，因为支票显示罗伯逊捐了极其夸张的巨款，足足有850万美元，而当时冷泉港实验室的总资产也只有280万美元，也就是说罗伯逊的这笔捐款差不多可以买下三个冷泉港实验室。突如其来的巨款，为冷泉港实验室提供了及时雨般的支持。除了寻求捐赠外，沃森还有一招，那就是接手一些政府的科研项目。尽管财政问题迟迟未解决，但冷泉港的学术声誉一直显赫，再加上有沃森坐镇，更能吸引一些科研项目的入驻。沃森与政府官员打交道十分老练，1969年冷泉港实验室成功获得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拨款160万美元的癌症研究项目，首年获得50万美元经费。随后，沃森又成功争取了5年期500万美元的经费用以筹建癌症研究中心。国立卫生研究院提供的基金使得实验室持续增长的科研开支提供了坚实支持。屡获政府研究基金资助，这都要归功于沃森对冷泉港研究方向的巧妙把控，他就像是冷泉港实验室风雨飘摇中的掌舵手，准确地指引着前进的方向，让冷泉港实验室的科研事业能够乘风破浪，一往无前。在沃森的领导下，冷泉港实验室焕发新生。自1976年全面主导冷泉港工作以来，沃森倾注了一腔心血到冷泉港实验室的建设与发展。在他的苦心孤诣下，冷泉港实验室在如今已是声名鹊起。2003年，75岁的沃森在领航冷泉港实验室35年后退出实职，但保留了实验室的名誉领导职务，享有荣誉称号。可之后沃森因为一系列不当言论频繁引起争议，不但惨遭冷泉港实验室“开除”，甚至连一系列荣誉头衔也被剥夺，冷泉港实验室与其划分界限，“撇清关系”。[4]在这一时候，遥远的中国生命科学如火如荼地发展着，在美国之外建立类似于长岛的冷泉港实验室，以加速生命科学发展也是水到渠成，在这时一个跟他不谋而合的中国年轻人出现了，他就是季茂业，一位年轻的博士后。2006年10月，当沃森宣布决定在苏州工业园（Suzhou Industrial Park,，SIP）建立第一个海外实验室时，外界都非常震惊，因为在当时很多人并不看好苏州，它不是省会城市，在国际上名气也不大。很多人对苏州的印象是除了是一个拥有2000多年历史的旅游城市外，没有人会想在这里定期讨论生命科学前沿会是怎样。事实上，这一决定并非一时兴起。2006年10月25日的沃森苏州之行，是他第二次中国访问的一部分。在落户苏州之前，沃森暗中为冷泉港亚洲选址，专门考察了东京、新加坡、首尔、北京、上海、深圳等一线城市。最终，他将冷泉港亚洲选择落户在苏州，是双方的情投意合，也是季茂业博士等人背后倾注大量心血的结果。2006年4月15日，正在冷泉港实验室进行博士后研究的季茂业回国，在与时任生物纳米产业园（BioBAY）总裁刘毓文和中新创投董事长林向红交流时，他建议可以在苏州建一个冷泉港实验室分支。季茂业是土生土长的苏州人，对于苏州有很深的感情，他也十分看好苏州未来生物医药的发展。当时苏州工业园区怀揣着一个雄心勃勃的规划——在东南的独墅湖边打造一个崭新的生物医药产业园，重点发展生物医药、纳米技术等新兴产业。然而，当时苏州在生物医药领域根基不深，周边的上海、南京、无锡做得有声有色，因此外界并不看好苏州的生物医药产业，但如果冷泉港亚洲能落在园区，对BioBAY与冷泉港实验室来说或许是“双赢”的合作。这一想法立即得到了BioBAY管理者的响应。事实上，季茂业刚开始跟沃森也不熟，他在冷泉港实验室的导师是迈克尔·威格勒（Michael Wigler），不过由于季茂业对中国很熟，后面就成为沃森处理中国事务的特别顾问，他大胆向沃森透露中国有这样一个城市对落地冷泉港实验室很有兴趣。2006年10月，季茂业陪同沃森开启第二次访华之旅。此行沃森为冷泉港亚洲选址进行考量，当时苏州展现了极大的诚意，给沃森留下了好印象。结束苏州之行后，季茂业询问沃森的看法，旁敲侧击冷泉港亚洲能否落户苏州时，沃森给出了肯定的回答。刘毓文在后来回忆，苏州工业园区为引入冷泉港亚洲作出了诸多努力，“当时园区采取的原则是‘抓大放小’……如给予冷泉港亚洲项目资金扶持，以保证其持续举办，还为冷泉港亚洲建造了一座五星级标准的酒店。”冷泉港亚洲落户苏州前后的历程，季茂业也记忆犹新。2006年10月25日，在季茂业的陪伴下，沃森踏上了苏州这片土地，“詹姆斯·沃森被这座城市所吸引，原计划两个小时的行程延长到了一个下午加一个晚上。”沃森也答应了BioBAY的工作人员会参与在苏州工业园区举办的会议，他还精心准备了一份PPT，抵达苏州金鸡湖大酒店后，沃森用电脑作出了当时他在中国首次、也是唯一一次的正式PPT报告。对于以前鲜少使用电脑的他来说，这次尝试可谓充满诚意。在这个特殊的场合，他回顾了自己与科学结缘的历程，讲述了冷泉港实验室的发展历史和独特文化，展现了生命科学和生物科技的辉煌进程。听闻“DNA之父”大驾光临后，许多学生纷纷涌至会场，要求和沃森合影签名，即便不从事生命科学工作的普通大众也被沃森的名号吸引而来，他的受欢迎程度远远超出预期，甚至可以比肩当红的明星人物。沃森也暗自考察着这里的人力和财力，沃森留意到，苏州这个城市存在着足够的经济实力。他留心到一个细节：酒店大厅内的水晶吊灯源自维也纳，昂贵而精致。同时，招待用的食物和酒水以及赠送的苏绣肖像礼物，无一不展示了对这位“基因泰斗”接待的用心和诚意，这些细节让沃森对苏州的潜力产生了浓厚的兴趣。[5]在苏州驶往上海的途中，季茂业试探性地与沃森聊到：“苏州作为冷泉港亚洲的候选城市，您认为如何？”沃森毫不犹豫地回应：“OK，you go ahead（继续干吧）”。[6]沃森的答复令季茂业十分欣喜，这意味着冷泉港亚洲最终落户苏州的计划已经取得了大半的成功，他悬着的一颗心也终于可以放下了。在确定冷泉港亚洲落户苏州后，筹备工作很快步入了正轨，他主持筹办，沃森积极投入。2007年，美国冷泉港与苏州工业园区签订合作协议，冷泉港实验室唯一的亚洲分支正式宣告落户苏州。[7]季茂业全权负责冷泉港亚洲的筹建和领导管理工作。沃森对苏州冷泉港亚洲的筹备工作格外重视，全程跟进苏州的谈判和场地考察工作。筹备前夕，他多次约请季茂业到自己的家中商议有关“冷泉港亚洲科学顾问委员会候选人提名、关注重点、各分支领域的平衡问题以及吸引公众注意力”等有关话题，目的就是为了能够让冷泉港亚洲在中国、亚洲乃至世界生命科学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此外，沃森对冷泉港亚洲的建筑设计也极为关注，他亲自召集苏州的建筑设计师，共同探讨如何将科学与美学完美融合，打造出理想中的建筑效果和室内设计。每一次出现新的设计图纸，沃森总是满怀热情地去审阅，在多种方案中反复比较，竭力选出最佳的方案。最终，冷泉港亚洲在宁静祥和的苏州工业园区落户，它与美国的冷泉港实验室遥相呼应。即使是在冷泉港亚洲筹备阶段，沃森就对季茂业说：“Develop as fast as you can”（尽你最快的速度去做吧。），他还说要“beat Americans”（超过美国人）。回忆起这段谈话，季茂业表示“至今仍然历历在目”，他赞赏沃森是一位“绝对的国际主义者”，有着非常宏大的格局。对于各国在生命科学领域的良性竞争，沃森从不抱有诋毁和怨妒之情，而是由衷地对生命科学的蓬勃发展感到欣慰。沃森心怀世界生命科学，理解并珍视国家间在生命科学领域的竞争，并且他认为帮扶生命科学落后的国家发展壮大生命科学也是对于世界生命科学的帮扶。事实上，在中国建冷泉港亚洲也是呼应时代发展的需要。沃森第一次访华的时间是在1981年，当时沃森游览最多的是各个地方的美景而非实验室及科学机构。进入了21世纪，中国乃至亚洲的生命科学都进入了飞速发展期。日本提出“生物技术立国”的口号，指定发展生物技术和生物产业的基本战略。[8]2000年，新加坡也宣布了生物医药科学激励计划[9]，而当时中国的生命科学同样迎来飞速发展，自1999年加入“人类基因组计划”后，中国在基因组学方面的研究开始与世界成功接轨。此后在结构生物学、遗传学、细胞生物学、生物化学方面都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积聚了一定的实力。[10]2007年6月，BioBAY正式开园，由于冷泉港亚洲确定落地在此处，时任美国冷泉港实验室总裁布鲁斯·斯蒂尔曼（Bruce Stillman）到达现场捧场。当时园区还在建设阶段，附近都是荒地和稻田，甚至连柏油路都还没修起来。为了让开园更加喜庆，园区负责人给泥土地铺上了红毯，搭上了帐篷。[11]这样的场景看起来和先进的、创新的、高科技的生物医药产业实在是没关系，BioBAY的未来在何方？冷泉港亚洲的未来在何方？一时间不少人心里在打退堂鼓。一年后，也就是2008年10月4日，苏州工业园区召开了美国冷泉港亚洲全球科学顾问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冷泉港亚洲”正式揭牌。[12]沃森等人在冷泉港亚洲落成的剪彩仪式上 | 图源：冷泉港亚洲由于美国冷泉港实验室盛名在外，因此这次在苏州的分支实验室也迎来不少“大人物”捧场。时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荣誉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周光召、美国冷泉港实验室总裁布鲁斯·斯蒂尔曼（Bruce Stillmen）、苏州市市长阎立莅临现场表示了祝贺。彼时已经82岁的沃森亲自光顾中国苏州为冷泉港亚洲揭牌并致辞。在致辞中，沃森表示：“尽管我岁数大了来中国的机会不是很多，但我看到苏州及中国为冷泉港亚洲项目作出的努力，我希望有生之年能够再一次来到中国”。[13]沃森对于冷泉港亚洲项目的落地感慨万千，他认为“终于实现了梦想”。此后，季茂业扛起了美国冷泉港实验室亚洲部主任的职务，担任冷泉港亚洲首席执行官，全面负责着冷泉港在亚洲的相关工作事宜。起初，很多人认为冷泉港亚洲的“一飞冲天”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儿了，因为总部位于美国的冷泉港实验室声名显赫，其在亚洲揭牌仪式也备受瞩目。然而，冷泉港亚洲的初期发展却没有预想的那么顺利，甚至陷入了与美国冷泉港实验室在20世纪60年代面临的相似尴尬情境。不过这次并非财政困境，而是如何实现自主运作的难题。冷泉港亚洲缺乏高校或企业的支持，同时作为总部的美国冷泉港实验室则遥远在千里之外。季茂业不得不从零开始建立一个全新的实验室。初时，冷泉港亚洲在苏州的消息并未广泛传播，学者们要么是对冷泉港亚洲知之甚少，要么就是在观望中。季茂业在当时感受到极大的压力，未来的冷泉港亚洲会是新的生命科学摇篮还是无名之辈，一切还未明了。不过好在，一些留学归来的学者们对这个实验室的未来极为乐观，积极加盟冷泉港亚洲的建设。如何让冷泉港亚洲在科研群体中收获高知名度？季茂业想到了筹办科学会议。当时，国内的国际性生命科学高端会议屈指可数，缺乏国际性学术交流的机会。季茂业认为冷泉港亚洲或许可以补足亚太地区生命科学国际会议的缺口。季茂业对于国际学术会议的筹办有自己的想法：“我们不仅是为中国而提供学术交流支持、更是将影响力辐射至整个亚太地区，因为冷泉港实验室在美国有125年的积淀”、“其间建立了完善的生态系统，冷泉港起到了一个关键支点的作用、或者说是信息枢纽中心——毕竟，聪明的头脑喜欢在一起（Smart people like to talk to smart people）……”[14]不仅如此，冷泉港亚洲所在的苏州工业园区生物纳米科技园（BioBAY）聚集了超过160家的生物医药产业集群 ，周边还有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西交利物浦大学等海内外高校入驻。在这样一个生物医药浓度密集、科研水平氛围浓厚的地方，引入生物医药学习有关的交流平台实在是再合适不过。经过多年时间的检验，冷泉港亚洲落户苏州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可以说，在2010年之前，苏州——作为生物医药前沿地——可能还是籍籍无名的‘nobody’，但现在苏州在中国至少是第二、第三的‘somebody’了，”季茂业表示，“苏州被认为是一个值得重视的（生物医药）科研基地；这其间SIP、包括BioBAY在内的一些产业载体也发挥了重要作用。”2010年4月，冷泉港亚洲会议项目正式启动，旨在为来自亚洲和世界各地的科学家和学者提供一个科研交流的平台，这延续了美国冷泉港实验室的传统。季茂业对冷泉港亚洲会议满怀热情，对于这个项目他更是雄心勃勃，他希望能够将冷泉港亚洲打造成新的“生命科学的摇篮”。然而实际情况却有些出人意料，冷泉港亚洲系列会议的启动显得困难重重。在当时筹办的一系列的会议中，季茂业想以“沃森癌症会议”及“克里克神经生物学”作为重点会议一举打响冷泉港亚洲的名声。沃森和克里克是DNA双螺旋结构的两位发现者，可以说是生命科学界名副其实“祖师爷”级别的人物，有这两位人物作为卖点必然能够吸引到许多人参会。可现实却给季茂业泼了一盆冷水，注册会议的人数并没有达到他们的预期。季茂业回想当时的情状，感觉就像是“冲浪”一样，“波涛汹涌的海洋上，有很多不确定的事情需要及时调整”。[15]尽管困难很多，但季茂业还是选择带领冷泉港亚洲迎难而上。他认真地开启了会议的筹备工作。在研讨会的设计模式上，季茂业参考了美国冷泉港系列研讨会，每次会议开始前，先由3-5位海内外知名学者组成一个小型国际组委会负责安排会议日程、议题设立、分会设定、报告人筛选等环节。不久，冷泉港亚洲筹备的第一届会议——詹姆斯·沃森癌症研讨会（James Watson Symposium on Cancer）于2010年4月6日至11日在中国苏州独墅湖会议中心举行。这场会议可谓是众星云集，研讨会盛情邀请了美国免疫学家詹姆斯·艾利森 （James P. Allison）、英国分子生物学家阿伦·阿斯沃思 （Alan Ashworth）、现西湖大学校长施一公等40多位国内外知名学者坐镇，分享了信号传导、肿瘤抑制网络肿瘤微环境等众多前沿领域话题，在生命科学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仅2010年这一年，冷泉港亚洲就举办了12场国际性学术交流会议，吸引了亚太地区众多生物科学领域的学者的关注。截至2018年9月，冷泉港亚洲会议中心已成功举办了200多场高端学术会议。这些会议汇聚了活跃在国际科学前沿的知名学者和学科带头人，其中包括近20位诺贝尔奖得主。冷泉港亚洲通过这一平台，引领了一大批具备国际影响力的科学家将目光聚焦在园区，逐步使园区成为全球生命科学领域的中心之一。这也为园区的生物医药高端创新品牌奠定了坚实基础。此外，冷泉港亚洲还吸引了一系列行业内顶尖团队前来创新创业，推动了园区生物医药产业的蓬勃发展。[16]冷泉港亚洲针对高校学生推出了“沃森研究生学术交流项目”（Watson Program）。旨在让更多研究生能够参与到冷泉港亚洲（Cold Spring Harbor Asia）举办的国际化生命科学学术交流活动之中。目前，该项目已经与70多所中国大学和研究机构合作。[17]从2009年至今，冷泉港亚洲已经走过了15个年头。自成立以来，冷泉港亚洲致力于打破传统文化界限，在亚太地区创造国际学术会议交流平台。如今，冷泉港亚洲每年举行20-30场国际会议和高级培训班，吸引了7000多名参会者和受培训者。多年经营下来，冷泉港亚洲早已不是当初门前冷落的景象，相反，许多学者和创业公司慕名而来，期望能与冷泉港亚洲有更深的接触。天演药业公司（Adagene）创始人兼CEO罗培志就坦言，之所以会选择在BioBAY创建公司，与冷泉港亚洲落户苏州工业园区密不可分，在这里的创业公司们能够获得和世界最顶尖生物科学家交流合作的机会。罗培志说，“在冷泉港亚洲会议，每年至少有3-4场研讨会是与我们产业相关的，而且参会的都是最优秀的学者，”“我们作为创业家也会获得邀请一起参会，通过这样的交流平台获得业界洞见、拓展正式或非正式的人脉网络。”[18]季茂业自2008年被任命冷泉港亚洲董事兼首席执行官以来，凭借个人魅力，成功让冷泉港亚洲与日本、新加坡等亚洲科学界建立联系，并且将冷泉港亚洲会议打造成亚洲分子生物学交流的圣地，其影响力与美国冷泉港实验室用于举办会议的格雷斯礼堂（Grace Auditorium）遥相呼应。由于季茂业对冷泉港亚洲运营良好，加上沃森需要处理一些他个人在中国的事情，季茂业之后成为沃森在亚洲/中国事务私人顾问。新的时期，新的矛盾也在涌现，随着中美地缘冲突和疫情的影响，冷泉港也面临了全新挑战。从2018年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对中国挑起了新的“技术冷战”，试图在生物、医疗、科技等多方面让中国“卡脖子”。特别是在生物医药学术圈。2018年11月，美国司法部启动“中国行动计划”（China Initiative），打着应对“外国安全和技术威胁”的旗号针对性地打击了140多位在美做科研的中国知名学者，尤其是生命科学领域受到了严重的冲击，知名学者付向东、陆五元等都遭到了胁迫。苏州工业园区与冷泉港实验室续约仪式 | 图源：苏州工业园区不过虽然当时中美科研环境陷入低迷，但美国冷泉港与冷泉港亚洲仍保持着密切的联系。2018年9月17日，冷泉港亚洲迎来了十周年庆典。在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苏州工业园区管委会副主任朱江与冷泉港实验室副总裁大卫·斯图尔特（David Stewart）签署了“冷泉港新十年协议签约”。[19]“未来十年，我们也期待为苏州培育出诺贝尔奖得主。”斯图尔特表示。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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