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书谋反》
极端的道德洁癖与舆论苛责，与极端的舆论管控，总是一体两面的。
汉学家史景迁，写过一本名为
Treason by the Book: Traitors, Conspirators, and Guardians of an Emperor
（直译为《以书谋反：叛徒、阴谋家与皇帝的守护者》），这本书的大陆中文正式译名叫《雍正王朝之大义觉迷》。
我不是很喜欢这个译名，因为它和雍正老师、刘和平老师分别写的那两个本子都撞题了——按照现如今有些网络大字报写手的论证方式，光这个题目，已经可以判定史景迁是洗稿无疑了。
但是我还是推荐朋友去读读这本书，和史景迁的大部分作品一样，它让你对清朝会有另一种理解，而在此之外，若契机合适或者你悟性高潮，它会让你对谣言、对攻击、对怎样应对这些事情，也会有不同的理解。
雍正十三年（
1735
年）五月
的时候，此时
距离雍正皇帝驾崩仅仅只有三个月
了
。
大清直隶发生了一桩奇案，有一位名叫刘本纯的失意文人，派自己的侄子千里迢迢从江苏跑到直隶来，投书给直隶总督李卫，历数满清的得国不正和雍正皇帝罪状，劝李卫谋反。
这初看起来简直是一个匪夷所思的作死行为，因为与几年前轰动天下的
“曾静案”劝反的失岳钟琪，好歹是幻想这位皇帝宠臣能念在自己是岳飞之后能“驱逐鞑虏”，颇具浪漫主义精神不同。李卫这个人，是天下公认的雍正一手提拔的铁杆心腹，大约，雍正皇帝自己反了自己，李卫都不可能反他。
于是李卫就用雷霆手段把这哥们抓了起来，很好奇的问他，
你是不知道我跟圣上有多铁么？你为什么千里迢迢，跑我这里来作死啊？
回答让人啼笑皆非，刘本纯这个人，是看了皇上亲手编纂的《大义觉迷录》，深受了曾静思路的启发，此外他又了解到了曾静和张熙等人的现状
——曾静编排雍正十大罪状之后，非但没有被雍正杀掉，反而被雍正留下来宣讲这本皇帝自己的辩白书，此外（可能也是最吸引人的），曾静还被雍正皇帝赏了一千两银子，用于买房置地、安置家业，小日子过得美滋滋的。
于是刘本纯就盘算开了
——他是个失意文人，考科举不中，行医也不难么成功，养家糊口都困难。为何不干脆跟曾静一样诽谤一把当朝圣上呢？
万一李卫听劝谋反，他青史留名。即便李卫不反，皇上像处置曾静一样处置他，赏他个千两白银、良田几顷，顺便让他也当个
“反面教材宣讲员”，这不比他苦哈哈地行医、一辈子穷困潦倒要强得多？
于是刘本纯就这么反了。
面对这个荒唐的反法，在曾静案中展现出出奇仁慈、耐心与好脾气的雍正变脸了，毕竟他此时只剩下了一口气，感到幻灭的雍正下令对刘本纯案严厉审判、绝不姑息。最终，主谋刘本纯等人被朝廷判处凌迟处死，亲属也受到残酷株连。
“朕就是这样的汉子！”
在史景迁那本书的末尾，好似一个严肃讲了半天笑话的人终于憋不住笑，用略带戏谑的笔触，去写了这个
“刘本纯案”。
真的，《大义觉迷录》这档子事儿，没有人看了能不乐的。
史景迁说，这个案子证明了雍正皇帝“自证工程”的彻底失败，也直接促成了后来的乾隆皇帝一登基，就立刻将曾静凌迟、并全面禁毁《大义觉迷录》的决定——雍正终于在他快合眼的临终时刻，隐约意识到自己当年掏心掏肺的搞自我辩白是多么弱智。而他儿子乾隆则更加狠辣——跟这帮刁民废什么话，没能耐你就沉默挨打，有能耐你就直接捂嘴。除此之外，在这片土地上，辟谣其实并无它法。
实话实说，虽然中国帝制时代的皇上大多都比较王八蛋，皇帝这个职业本身就是不合自然法的。
但雍正皇帝这个人，在这一众帝王中，真还算是人性比较未泯的一位。
你说他
“残暴好杀”？雍正自己都说，他登基前六年里有四年秋决都没有批杀人，诽谤他的曾静他也没有杀，跟他对掏的老八老九那都是“冥诛”（关在监狱里死了），甚至腰斩酷刑也是他废掉的。跟朱元璋、朱棣这种真正残暴好杀的暴君，甚至他爹“圣祖仁皇帝”康熙比起来，雍正真正杀人的时候都是少的。
你说他
“得国不正”，继位有问题，还有什么“传位十四子”改“传位于四子”，亦或者串通隆科多改诏书？
可是跟那些真正搞“玄武门之变”、“靖难之役”的皇上比起来，雍正皇帝继位至少流血是非常少的。
只是李世民、朱棣这班人从不自辩，人家只是默默杀人而已。
事实上，在雍正确立秘密立储制度以前，明清两代许多皇帝的遗诏，都跟康熙临终前一样，一问都是皇帝临终“仓促一言以定大计”，实则全是皇上死了以后再由臣子写的。
这方面的突出代表，是他爹康熙继位合法性来源那份著名的《顺治遗诏》，就明显也是伪造的
——书里面列举了十四条罪状，把自己痛骂了一顿，顺治不可能这么干。这份遗诏至今被史学界怀疑是孝庄太后与满洲保守派大臣的共同意志，顺治临终神智不清，估计是什么交代都没留下来，只能由着满洲大臣们借他的名义全盘否定了他生前的汉化改革。
那这么一说，康熙继位是不是也不合法呢？
再往前追溯，他爷爷顺治、他太爷爷皇太极，清朝前几代皇帝就没有一个是完全按照老皇帝意思顺利接班的，论事前夺嫡、事后杀人，雍正不是最没有合法性的一个，甚至反而是最有合法性的一个。
再说文字狱，这个，雍正就更排不上号了，真正把文字狱玩成顶峰的，其实是他那位号称
“
十全老人
”
的宝贝儿子乾隆，明太祖朱元璋
、明成祖朱棣
，他爹康熙和他爷爷顺治也搞了不少，
这方面，
雍正真算估计也就是第五
甚至第六
。
再说当皇帝的觉悟，
“唯以一人治天下，岂为天下奉一人”，雍正能把这幅对联请进养心殿，说明他还真有点同时代普鲁士国王弗雷德里希“国王是国家的第一仆从”的觉悟——我当皇帝不是为了享乐来的，我是为了兢兢业业给国家做贡献。——虽然说这依然是一种皇权的自作多情吧，但是好歹这个三观比许多真正的昏君、暴君要强。
所以雍正这个皇帝真的做的并不那么坏，但他却以一种典型暴君的形象留在了大众的印象中。唐国强老师《雍正王朝》那个电视剧拍摄之前，从晚清、民国一直到解放后，人们一说起雍正，本能反应就是
“九子夺嫡”“矫诏篡位”“血滴子”“吕四娘”……这些桥段，雍正这个“暴君”的名号，是坐的铁瓷实了。
为什么呢？按史景迁那本书的说法，这个问题的原因所在，其实就是别的皇帝面对民间的流言诽谤，都是直接杀人捂嘴了事。而雍正，他来了个
“非常料理”，也就是那本《大义觉迷录》。
我想今天的人看《大义觉迷录》（雍正著）这本书，你会被他逗乐，因为这太像是一个网络大
V
面对黑粉的诽谤，亲自下场跟人
battle
了。而且雍正皇帝走的还是“真诚暖男”路线，别人造谣说他篡位谋权、弑父屠弟，他就一五一十的跟人家说，我皇阿玛当年传位我的情景是怎样怎样的，阿其那、赛斯黑这两个愚蠢的欧豆豆又是怎么嚣张、怎么逼我，最后我实在没办法，只能把他俩圈禁了，我可没杀他们哈！他俩都是被天意爷发力冥诛的！
又当然了，就冲这两个怙恶不悛的畜生的德行，他们要是活下来，朕将来未必不会把他们明正典刑，可是他俩真的是被冥诛的啊！再者说了，周公当年伐管蔡就没杀弟弟么？当皇帝么，就是得把这种不知好歹的兄弟当拼多多砍，为了国家的稳定，为了百姓的安泰，我有什么办法呢？难道要朕学前明朱允炆，看着国家往靖难之役那个血流漂杵的方向发展么
……
balabala
总之那个感觉，就真像是雍正走在大街上，有个吃饱了没事儿干的人突然造谣说：
“雍正屁股上有颗痣，痣上还有三根红毛！”雍正就真的涨红了脸，很认真的跟着无赖子说，“你怎好凭空污人清白？……我屁股上是有痣，但痣上没有红毛”，然后真的大庭广众之下把裤子脱下来，给世人看。
而且，不仅如此，雍正每写一段，还特喜欢加上几句此（诬陷）朕
“梦中亦未得见”，“朕若有心希冀大位，或在皇考前多方谄媚，或与诸阿哥暗中窥探，有一于此，天地鬼神何得容之！朕今即位，乃秉公而行，绝无丝毫私心营求。”
简单地说，就是
“天地良心，我做梦都没想到他们竟然这样诬陷我！”“我要是篡位谋权，天打五雷轰！”
跟他和年羹尧、岳钟琪这帮人写奏折在线互诉衷肠一样，我觉得雍正这个人可能真的是一个比较
“真诚”的人，他真的以为自己诚以待人，就能“用我的真心换来你的深情”，大家就都能相信他、体谅他，然后曾静这样的谣言就能不攻自破了。
所以写了《大义觉迷录》之后，雍正对这本书的宣传工作搞的颇大，他不仅限于在京城的官僚圈子里发一发，而是动用了整个大清的行政力量强推。
他下了一道死命令：全国各省、府、州、县的学政和官员，必须做到把这本书发放到每一个府学、县学，让天下的读书人、秀才们人手一册，天天诵读。这还不算完，雍正还嫌线上宣发不够下沉，又搞起了
“线下地推”——他要求基层官员在每月初一、十五宣讲《圣谕广训》的时候，必须把《大义觉迷录》的内容当作必修课，用大白话讲给不识字的普通老百姓听。
他甚至特意把曾静留活口，还给他拨了一千两银子的
“
宣讲专款
”
，让曾静这个前黑粉头子当
“
首席洗白官
”
，去全国各地的学宫作巡回演讲
。
想像一下，搁在今天，某
超级大
V
，不仅把自己的澄清小作文
在公众号上
置顶，还动用了公权力，强行在每一个网民的手机
App
里搞弹窗，甚至连村头的大喇叭都要每天循环播放他的自白录。
这是个什么阵仗。
但是这一切，最终都得到了反效果。究其原因，就像史景迁所分析的，雍正皇帝在这场浩大的
“辨诬”实验中，犯了几个极其致命的错误：
首先，他亲手为谣言提供了一个最高效的传播宿主。在那个交通不便、信息极其闭塞的年代，全天下九成九的底层百姓和秀才，本来一辈子根本没有渠道去打听什么紫禁城秘闻。雍正倒好，自己把这些
“弑父、逼母、屠弟”的恶毒黑料分门别类，整理成册，全国包邮发货。老百姓一边捧着这本红头文件，一边惊呼“原来皇上当年是这么把弟弟当拼多多砍的，长见识了”，辟谣生生变成了大清第一吃瓜百科。
其次，皇权是建立在暴力、神圣和神秘感的基础上的，中国人几千年来也就只认同这个，有一种
“畏威而不怀德”的隐秘天性。而一旦你开始试图说服辩白，神秘感和威严感就会瞬间荡然无存。
可雍正偏要反其道而行之，他太想当个
“真诚博主”了，以至于把宫廷最深处的腌臜脏水、自己深夜批密折的委屈、甚至赌咒发誓的潜台词全部摊在阳光下。当一个手握生杀大权的封建帝王。急头白脸的自证时，给大家最明显的感觉，就是“原来你是个弱者啊”“原来你快破防了啊”，这个时候人性中的欺软怕硬、和对皇权隐秘报复情绪就开始站上主流。你再“真诚”也没用了。
最后，我想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雍正这个
“这样的汉子”，确实不懂当时底层文人生存之艰难，以及他们从这件事里窥见的机遇。
他把曾静当成
“前黑粉头子”巡回宣讲，给天下的投机分子提供了一个发家致富的“终南捷径”。史景迁在书的后半部分详尽描述了曾静和张熙在各省学宫宣讲时的荒诞场景：全天下的读书人看着台上的曾静——这个曾经编排了皇帝十大罪状、涉嫌谋反的滔天重罪之徒，如今不仅没死，反而拿着朝廷一千两白银的安家费，买田置地、扬名立万，小日子过得挺有滋有味的啊，比我们这些普通落魄书生强太多啊！原来诽谤雍正是这么个一本万利的事情啊。
于是刘本纯那样的人也就来了。
而我觉得，史景迁提到的这些问题之外，这个事件中还有个挺要命的点，就是雍正皇帝这人的志向或者整个中国人的思维方式，都是有一种奇特洁癖的。
我们不妨设想一下，曾静这样的诽谤如果发生在西方中世纪会怎样，中世纪的国王没有能力也没有动机去进行《大义觉迷录》这样的辨污。因为基督教的思想观中，人人都是罪人，犯罪的大小有区别而已。国王的统治法权，不是建立在他是一个道德无瑕的圣人之上的。
后来欧洲进入近代，不仅不要求国王道德无瑕，对
“无冕之王”公共知识分子的要求也一样，我看过一本揭露西方著名公知老底的书，就叫《知识分子》（
Intellectuals
，英国历史学家保罗·约翰逊著）。在这本书里，作者像个道德侦探一样，把卢梭、雪莱、托尔斯泰、海明威、萨特等西方最耀眼的公共知识分子的传闻都抄了个遍：卢梭满口仁义道德却把五个亲生骨肉全送进孤儿院，他的社会契约论则是曲解了洛克的观点；托尔斯泰高喊博爱却对自己的私生子不闻不问；萨特从苏联访问回来大唱赞歌，晚年却承认全是谎话……
你光看这本书，你会觉得西方这帮启蒙公知没一个能要的，那他们的思想和主张还能信么？奇妙的是，这本书虽然把这些大师的私德剥得一丝不挂，却并没有动摇他们在西方思想史上的崇高地位。西方人一边津津乐道于大师们的
“渣男”行径，一边继续研究他们的哲学和文学。因为在西方的政治和文化传统中，无论是世俗的君主还是精神的导师，他们的合法性从来不需要建立在“道德无瑕”的圣人假说之上。
更关键的是，保罗
·约翰逊这本书虽然言之凿凿，但是并不能作为对这些知识分子审判标杆，没有人会认为约翰逊说的这些就一定是对的，读者并不会因为这本书一棍子打死一众先贤，也不会为了继续推崇这些先贤就一定要驳倒这本书，作者本人在书中写的好：我们这个悲剧性世纪的主要教训之一，就是千百万无辜的生命被牺牲在那些旨在改善人类命运的宏大计划里。因此——
警惕知识分子。他们不仅应该被挡在权力杠杆之外，当他们试图提出集体建议时，也应该成为特别怀疑的对象。
保罗
·约翰逊的潜台词其实很清晰：我写这本书，不是为了给这些大师进行道德审判，把他们一棍子打死；我是想剥掉他们身上那层“天然具有道德解释权”的圣人伪装，告诉大众，思想归思想，人归人。西方社会的底层逻辑是把人当做罪人来宽容的。所谓“你们谁觉得自己没罪，就朝他丢石头吧。”他们并不特别在意这种东西。
但这个事儿到了咱中国，那可就不得了了。
雍正皇帝之所以必须急头白脸必须写一本《大义觉迷录》去跟世人辩驳，是因为儒家传统就要求他必须
“内圣外王”，你在继承法统上不能有一点瑕疵、道德上不能有一丝丝可被质疑之处，这就意味着皇帝如果真的想要“以理服人”，除了“疯狂自证”他真的别无选择。所以你看雍正在《大义觉迷录》里指天画地、赌咒发誓、痛哭流涕的那个样子，真的跟他朱批里给臣子写的那样，看了让人“好心疼”。
而到了现代，这种
“无瑕疵”感也被传染到了公共人物身上，比如我记得当年韩寒被人质疑代笔，方舟子连篇累牍的论证他所有文章都是他爹代笔的，韩寒本人不学无术。
而韩寒的应对方式，就很有一种雍正皇帝写《大义觉迷录》的既视感。
他也急头白脸地在博客上发长文自证，甚至直接晒出了自己当年写《三重门》等作品时重达几公斤、密密麻麻写满修改痕迹的纸质手稿。
当代小雍正，韩寒老师。
为了自证清白，韩寒还表示愿意悬赏两千万元去寻找那个所谓的
“
代笔人
”
，最后更是直接把方舟子告上了法庭。他甚至在接受采访时，一遍遍地去回忆自己十几岁时读书、写作、乃至退学时的每一个生活细节。
但是这些回忆、辩白、在质疑者眼中又成了新的攻击把柄。
你都天天自证了，那人家质疑者就更用力地细细盘查：你那十几岁退学时的回忆，哪一页的笔迹怎么在某一天突然变工整了？这个历史典故按照你当时的阅读量，你怎么可能随口说得出来？
费了半天劲，到最后韩寒也没辨的了他的那个污，从此封笔转行去拍电影去了。
这就是江湖。
想来其实挺感叹的，就跟古今被说闲话的皇帝不止雍正一个一样，被质疑代笔、伪作的也不只韩寒一个人，可是他俩都死在了自己的越描越黑上。
说来说去，这种死局里，唯一的解法，好像就只有乾隆给他爹擦得那个屁股
——用最恐怖的手法杀人，用彻底的方式捂嘴，圣人？朕不装了，真心？朕也不掏了，今后谁再敢吃皇家的瓜、碰皇家的瓷，朕就直接要了谁全家的命！
乾隆皇帝在位期间，文字狱搞了一百三十多起，数量上就超过了顺治、康熙、雍正三朝的总和，株连人口和惩治力度更是之前的好几倍。你问这家伙为什么这么残忍，我估计乾隆的内心戏应该是这样的：这帮穷酸文人，骨子里就是既坏又贱，给脸不要、畏威而不怀德。你跟我爹一样把真心掏给他们，他们反而蹬鼻子上脸。还是最朴素的杀人、捂嘴最管用。
说白了，乾隆比他爹，更理解他治下民众的人性。
这个事儿，其实直到今天，好像依然是如此。
你可以看到，今天中文互联网上几乎一切话题，只能终结于两种方式。
要么当事人手眼通天、强行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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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结比赛。要么当事人装死不回应，让事情自己淡化掉。
搞《大义觉迷录》式的自辩公关，永远是让黑粉赚的最多，于自己则最高效的自杀行为。你看，西贝的贾老板，就是最新近的例证。
最后要说，史景迁这一整本书，总结起来就是这么个事儿：
极端的道德洁癖与舆论苛责，必然导向极端的舆论管控。
我们这个文明的前者与后者，总是不断循环互化，共同构成了一个鬼打墙的。
所以那些在民间穷章摘句、一辈子以追咬他人为乐、为业、揪住一个视频、一篇文章、一句话就给人定罪的人，他们跟那个揪住
“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就大开杀戒的乾隆皇帝们，是如此相似，如此互为因果、互为表里。
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小小的暴君。不宽容，就是我们这些普通人对他人施暴方式。
而在这个死局中，对个体，唯一的破局方式，是不搭理那些流言蜚语，千万别去写什么《大义觉迷录》；对整个文明，当务之急，是首先学会宽容。
全文完
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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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感谢读完，算是苦口婆心了吧，这个话题，言尽于此了。
但未这种我好像最终还是不免像雍正那样，多少有点犯傻。
可对流言，对社会，对小人，对有些看不惯的丑恶现象，我想，我尽了我该尽的义务。
我就是这样的汉子，就是这样的公号主，尔等读者若不负我，我定不相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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