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科学家遇到魏玛：他们如何面对时代的变局？

方在庆方在庆2026年11月08日约 11 分钟

编者按
魏玛共和国只存在了十五年，却留下了许多至今仍令人困惑的问题。人们熟知它最终的结局，却未必了解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如何理解眼前的局势，又怎样在一次次危机中作出自己的判断。
学者马国川的《魏玛十五年》通过众多人物的经历，重现了这个短暂而复杂的时代。科学史家方在庆读这本书时，特别注意到几位德国科学家的命运。贡贝尔以统计研究揭露政治暴力，却因此遭到大学排斥；哈伯把科学才能献给国家，最终不得不离开自己深爱的祖国；普朗克、劳厄和爱因斯坦同样珍视德国的科学传统，对于如何维护它，却有着不同的认识。
这些科学家并不是历史舞台上的旁观者。他们各自相信自己所做的事情有其道理，却无法预知这些选择将把自己带向何处。今天重读他们的故事，或许最值得注意的，不是后来谁被证明正确，而是在结局尚未确定的时候，人们究竟依据什么作出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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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玛十五年：一个国家失败的样本》
本文收录于合集：今天读什么书

撰文 | 方在庆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 读马国川的《魏玛十五年》，我最感兴趣的并不是魏玛共和国为什么最终走向覆亡，而是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当时究竟看到了什么，又是怎样一步步走到了后来那个地步的。
我们知道1933年发生了什么。回头看1918年至1933年的德国，战败、革命、恶性通货膨胀、政治暗杀、经济危机，仿佛每一件事都在为纳粹上台作铺垫。然而，生活在其中的人并不知道结局。共和国曾经有过希望，也曾渡过危机；有人努力维护它，有人逐渐失去耐心，还有人相信，只要远离政治纷争，就能保住自己珍视的事业。
马国川没有把这十五年写成一部抽象的制度兴衰史，而是让许多人物走到前台。政治家、法官、大学教授、作家、科学家，各自怀着不同的信念，在不断变化的局势中作出选择。书中关于贡贝尔、爱因斯坦、哈伯、普朗克和劳厄的故事尤其引起我的注意。德国拥有世界一流的大学和科学研究机构，但这些以追求真理、崇尚学术自由为荣的知识共同体，面对共和国的危机时，表现却如此不同。一贡贝尔事件：学术自由的考验
马国川写贡贝尔，是从魏玛共和国的司法问题说起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国建立了共和制度，却保留了帝国时代的大批法官。新宪法确立了民主原则，司法机关却未必认同共和国。对于右翼民族主义者的政治暴力，法官们往往相当宽容；对于左翼人士，则常常毫不留情。

埃米尔·尤利乌斯·贡贝尔（Emil Julius Gumbel，1891—1966）埃米尔·施通普（Emil Stumpp）绘，1927年。丨图源：海德堡大学档案馆（Universitätsarchiv Heidelberg）
贡贝尔是一位数学家和统计学家，也是一位和平主义者。他调查魏玛初年的政治谋杀案件，发现右翼暴力远比左翼严重，受到严厉惩处的却主要是左翼被告。1922年，他出版《四年中的政治谋杀》，把调查结果公之于众。
他所做的事情，本来再符合学术研究的基本要求不过了。搜集材料，核对案件，进行统计，然后提出结论。可是，这些结论触及德国社会不愿面对的问题，也使他成了民族主义者攻击的对象。
1924年，贡贝尔在一次和平主义集会上谈及战争死难者时说，他不愿称这些人为 “ 死在不光彩的战场上 ” ，但他们确实以可怕的方式丧生。这句带有讽刺意味的话，引起了激烈抗议。海德堡大学哲学院要求调查，甚至考虑撤销他的授课资格。
事情并非一开始就朝着最坏的方向发展。调查委员会认为，对贡贝尔的评价明显取决于非学术因素。学院最终决定，宁可容忍这位令人不快的成员，也不愿损害大学长期形成的教学自由原则。
然而，几年后，局势变了。
1930年，巴登邦政府授予贡贝尔编外教授头衔，海德堡大学再次出现反对浪潮。1932年，他又因为讽刺战争纪念碑而受到调查。这一次，学院不再愿意容忍他。调查委员会没有直接否定他的学术能力，而是认为他的“整体人格结构”不适合继续留在大学。同年8月，贡贝尔被剥夺授课资格。
这一过程颇值得玩味。一个以研究揭露司法不公的学者，最终却被大学以人格、尊严和民族感情为理由排斥。
美国历史学家弗里茨·林格在《德国士人的衰落》中讨论过德国大学教授的这种心态。在许多自视为超越党派纷争的教授看来，维护民族尊严可以被视为学者的责任，但支持共和国、揭露暴力却可能被指责为把政治带进大学。贡贝尔事件尤其耐人寻味。1924年，海德堡大学尚有人坚持维护他的授课权利；到了1932年，连一些自由派教授也参与了对他的排斥。
贡贝尔并非没有得到声援。1930年11月，爱因斯坦致信海德堡大学法学教授、前帝国司法部长拉德布鲁赫，对贡贝尔受到的攻击表示愤慨。1931年，他又为德国人权同盟声援贡贝尔的集会准备了《论教学自由》一文。
爱因斯坦对贡贝尔的评价，恰好与那些批评者针锋相对。他称赞贡贝尔凭借勤勉、勇气和“堪称典范的客观态度” （mit musterhafter Objektivität），揭露了许多尚未受到惩治的罪行。
同样是“客观性”，在双方那里竟然有如此不同的含义。
爱因斯坦的忧虑也不限于贡贝尔个人。他感叹，当时德国大学的教师和学生已经不再是社会希望与理想的承担者。他还谈到“时代精神” （Zeitgeist）的变化，认为一个时代的精神并非不可改变，每个人都应为这种改变尽一份力量。
他并没有全盘否定德国大学的传统，而是追溯到一个世纪以前大学青年追求自由、宽容和国家统一的理想，试图从这一传统中找回另一种可能性。

1931年4月，贡贝尔（右二）与爱因斯坦（左二）出席德国人权同盟在柏林举行的反对大学反动势力的集会。丨图源：Christian Jansen, Emil Julius Gumbel. Portrait eines Zivilisten , Heidelberg, 1991.
1932年，贡贝尔离开德国，希特勒尚未上台，德国大学已经把一位坚持共和理念的学者排斥出去了。 ^[1] 二哈伯的国家：忠诚与背弃
贡贝尔和爱因斯坦的经历，让我们看到科学家如何面对公共生活中的不公。哈伯的故事则要复杂得多。
弗里茨·哈伯是德国最杰出的化学家之一。他因合成氨研究获得1918年诺贝尔化学奖。这项技术为现代农业提供了重要条件，也为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生产炸药所需的原料提供了保障。在哈伯看来，科学家为国家服务，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
1915年4月，哈伯亲赴西线伊普尔，监督德军首次大规模使用氯气。他不仅将自己的科学才能用于战争，而且亲自参与了化学武器的军事应用。科学可以为农业提供肥料，也可以为战场提供毒气。在哈伯身上，这两种用途以一种令人不安的方式联系在了一起。就在伊普尔毒气战之后不久，哈伯的妻子克拉拉·伊默瓦尔也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她同样是一位化学家，1915年5月2日凌晨用丈夫的军用手枪自杀。第二天，哈伯便离开柏林，前往东线继续从事军事工作。克拉拉之死是否直接出于对毒气战的反对，史学界尚有争论，但这场发生在哈伯家庭内部的悲剧，仍为他的战争经历增添了一层令人难以释怀的阴影。
十八年后，德国的政治局势发生了根本变化。1933年，纳粹政府要求研究机构按照种族标准清除犹太裔人员。哈伯虽然有可能依据法律中的例外条款保住自己的职位，却不愿以这种方式继续领导研究所，最终选择辞职。
一个曾经为德国战争事业倾注全部才智的人，如今却不得不离开自己主持多年的研究机构。哈伯一向把德国视为祖国，但在纳粹的种族观念中，他的科学成就、战争贡献乃至对国家的忠诚，都不足以使他摆脱犹太出身所带来的处境。
哈伯的经历令人感慨，却也不能因此忽略他在毒气战中承担的责任。他曾深信科学家应当为国家服务，甚至愿意将自己的科学才能用于战争。到了1933年，他却不得不面对另一个问题：当国家要求科学家按照种族标准对待自己的同事时，这种忠诚究竟应当延伸到哪里？三普朗克与劳厄：在沉默与抗议之间
1933年春天，德国科学界接连遭受冲击。爱因斯坦退出普鲁士科学院，哈伯也面临离开自己主持多年的研究所的处境。对于普朗克这样的科学家来说，如何应对突如其来的局势变化，已经不再是一个可以回避的问题。
1933年4月1日，普鲁士科学院发表声明指责已经离开德国的爱因斯坦，并表示没有理由为他的退出感到遗憾。4月6日，科学院全体会议批准了这份声明。德国最重要的学术机构之一，就这样公开与自己最杰出的成员决裂。

1933年4月1日普鲁士科学院针对爱因斯坦退出科学院发表的声明。声明称，科学院没有理由为他的退出感到遗憾。该声明于4月6日获得科学院全体会议批准。丨图源：柏林-勃兰登堡科学院档案文献（BBAW II-III-57）
5月11日，科学院全体会议宣读了爱因斯坦的回复。普朗克随后发言，明确表示爱因斯坦的科学成就足以与开普勒和牛顿相比。他特别强调，自己之所以要说这些话，是不希望后人误以为爱因斯坦的同行尚未充分认识他的伟大。然而，普朗克紧接着又说，令人深感遗憾的是，爱因斯坦由于自己的政治行为，使得他无法继续留在科学院。
这番话耐人寻味。普朗克对爱因斯坦的科学地位有着极其清醒的认识，却并不赞同他的政治行动。在普朗克看来，维护科学机构与避免公开的政治冲突，或许仍然可以兼顾。爱因斯坦却越来越相信，在这样的时刻，科学家不能以置身时事之外为由保持沉默。
1933年5月16日，普朗克会见希特勒，试图为受到排斥的犹太裔科学家陈情。他希望让希特勒明白，驱逐犹太裔科学家将严重损害德国科学，而这些科学家同样可以是忠于德国的公民。然而，这次交涉没有取得预期的结果。普朗克当时已经75岁，长期参与科学机构管理的经历使他相信，通过与当权者周旋，或许还能为德国科学保留一些空间。十二年后，普朗克还将遭受更沉重的打击。1945年1月，他与第一任妻子所生的儿子埃尔温因参与反希特勒密谋而被处决。普朗克未能救下自己的儿子。只是这一切，在1933年5月的那次会见中，他自然无从预知。
马克斯·冯·劳厄对科学院的做法则采取了更为公开的反对态度。
他对科学院谴责爱因斯坦的声明十分愤怒，要求撤回声明。然而，科学院并没有接受他的主张。马国川记述了一个令人难忘的细节：当时科学院中明确支持纳粹的成员并不多，但许多自认为忠于国家的院士仍然赞成那份声明。劳厄后来把这次经历称为自己一生中最可怕的经历之一。
让他难以接受的，恐怕不仅是科学院遭受的压力，还有那些与他共同从事科学研究、共享学术传统的同事，竟然也认可这样的做法。
不过，劳厄与爱因斯坦之间并非没有分歧。劳厄曾劝爱因斯坦在敏感问题上保持克制。爱因斯坦没有接受。他反问，如果科学家都保持沉默，岂不是毫无抵抗地把领导权交给那些盲目而不负责任的人？如果布鲁诺、斯宾诺莎、伏尔泰和洪堡也采取这种态度，世界又会怎样？
这场争论表明，即使是同样反对纳粹政治干预的科学家，对于科学家应当在公共生活中扮演什么角色，也可能有不同的认识。劳厄虽然敢于反对科学院的做法，却仍希望科学家避免过多卷入时局；爱因斯坦则认为，在这样的时刻，科学家的沉默意味着放弃应有的责任。
但这些分歧并没有妨碍他们彼此尊重。哈伯在流亡途中去世后，劳厄还积极推动纪念这位老同事。面对日益严酷的环境，他并没有放弃对自己所珍视的科学传统和同事情谊的维护。四魏玛留下的问题
魏玛共和国的失败当然不能归咎于德国知识界。经济大萧条、议会政治的瓦解、保守派精英的权力算计，以及纳粹运动的扩张，都有更为直接的作用。但大学、司法机关和科学研究机构的表现，也让我们看到，一个共和国即使建立了民主制度，也未必能使那些长期服务于旧制度的社会力量认同它。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事情并非没有其他可能。1924年，海德堡大学还曾以维护教学自由为由保护贡贝尔；八年之后，同一所大学却剥夺了他的授课资格。爱因斯坦、劳厄等人也曾试图阻止德国科学界向民族主义压力屈服。历史并不是一开始就只有一条路。
回过头来看爱因斯坦1931年为贡贝尔准备的讲话，最打动我的，并不只是他对德国大学精神状况的失望。他还相信，时代精神是可以改变的。它在人与人之间传播，塑造一个社会的面貌，而每个人都应为改变它尽一份力量。
今天读马国川的《魏玛十五年》，我们很容易感叹，当年的人为什么没有看清危险。但也许更值得追问的是，在结局尚未确定的时候，他们如何判断眼前的是非，又是否愿意为自己的判断承担责任。爱因斯坦当年呼吁人们，不要听信别人的说法，而要根据自己读到的材料独立作出判断。九十多年过去了，这句话依然掷地有声。
注释 [1] 1991年，海德堡大学在纪念贡贝尔诞辰100周年时正式为其恢复名誉，承认1932年将他逐出大学是错误和不公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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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玛十五年：一个国家失败的样本》，马国川著，广东人民出版社，2026年版，定价88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