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条大腿被切断之后

打开缠绕在病人大腿断端的纱布，李昌松看到的是一片「废墟」：断口处皮肤破碎，白色的是脂肪和骨头，红色的肌肉和血管裸露在外，血迹、碎骨渣和机器油污混杂在一起。

让人庆幸的是，患者受伤时，机器的力量在轧断骨头的同时，也重重撞击了血管，使血管闭合，反而减少了出血，生命体征还算平稳，这是他能撑到医院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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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小时52分

李昌松值班的那天，医院比往常清闲。

苏州大学苏州瑞华骨科医院（下文简称「瑞华医院」）是一家骨科专科医院，接诊的多是工伤、交通事故等造成严重创伤的患者。苏州工厂密集，工伤事故时有发生，救护车几乎每天都会把新的伤者送进医院。作为医生，他早已习惯了天天有手术的日子。

但那天病人很少。医生之间流传着一句半开玩笑的话：门诊越是安静，越要当心，最后往往会「来个大的」。

下午6点多，同事们陆续下班，李昌松接到急诊电话，「有一个双大腿离断的患者，要转来医院。」具体情况是，病人的两条大腿在膝关节往上10厘米处断开，完全脱离了身体。

李昌松听到这句话的第一反应是，「他们在骗我。」他有十年的临床经验，在医学上，两条大腿同时离断后，还能被送到医院，是一件几乎不可能的事。大腿上的大动脉叫股动脉，约1厘米粗，一旦破裂，血管就会像个水管一样向外喷血，两三分钟内，人就可能因失血过多而休克，继而死亡，根本来不及送到医院。

李昌松带着困惑向急诊楼跑去，做接诊准备。他第一时间打电话通知了科主任李雷，李雷经验更丰富，从医23年，做过数不清的断肢再植。但两条大腿同时离断，李雷也是第一次见，他们之前做过最严重的接肢手术，是患者的一条大腿从根部被切断，最后成功接回去了。李雷平常很关注科研，熟悉国内外相关文献，挂掉电话后，他突然意识到一件事情，这也许是全世界第一例双大腿完全被截断之后的接肢手术。

21:28，救护车停在急诊楼的门口。李昌松和同事小心翼翼地把病人从上面搬下来，面前的人面容刻削，黑瘦，病人身体失去了双大腿，躺在床上，「像一个小娃娃」。救护床上立着一个黄色袋子，装着他的两条断腿。

病人51岁，在常熟一家工厂上班。2024年12月2日，他在工作时，两条大腿意外被机器轧断，被工友送到当地医院，后转院到瑞华医院。他已经出现休克前期的反应：嘴唇发白、表情烦躁。

「断肢再植的黄金时间是6—8小时，」李昌松说，「要尽快把血管接上，断肢才有可能存活并恢复功能。」病人的受伤时间是18:20，21:28他从常熟被转运到瑞华医院。留给医生的时间只剩下不到5个小时。而平时，仅仅完成一条大腿的离断再植，就至少需要8个小时。

手术室已经严阵以待，关节外科、创面修复科主任都陆续赶到，一共有20多位医生参与这场手术，仅麻醉医生就有3人。

打开缠绕在病人大腿断端的纱布，李昌松看到的是一片「废墟」：断口处皮肤破碎，白色的是脂肪和骨头，红色的肌肉和血管裸露在外，血迹、碎骨渣和机器油污混杂在一起。

让人庆幸的是，患者受伤时，机器的力量在轧断骨头的同时，也重重撞击了血管，使血管闭合，反而减少了出血，生命体征还算平稳，这是他能撑到医院的原因。

清清爽爽

李雷检查之后，心放了下来，接下来就是按部就班地接肢。这个活儿他已经干了23年，熟练到已经形成肌肉记忆，他后来告诉我：「说实在话，手术没有让我紧张的地方。」

为了提高速度，医生们被分成四组，每组负责清理一个断口。先用去除油污的溶剂、生理盐水等反复冲洗断口，再用剪刀、镊子，一点点清除坏死的肌肉、血凝块、骨渣等。肉眼可见的污物，都要尽可能清除。断肢清创的同时，麻醉医生同步麻醉。

无影灯下，清创后的躯干和两条断肢重新被摆到了一起。它们曾经同属于一个人，此刻却「泾渭分明」。医生重新分为两组，一组负责处理一条腿。

患者的躯干和断肢

李雷俯下身，仔细检查断口，骨头碎得太厉害，皮肤也损伤严重。「包不住肉了。」没有太多时间犹豫。2分钟后，他做出决定：将大腿两端已经严重损毁的骨头，各锯掉2厘米。

然后，李昌松将一块约20厘米长的钢板贴在两截断骨的外侧，李雷手持电钻，钻孔、拧入螺钉。「在两截断腿外面钉块板，它就不晃了。」李昌松说。

晚上11点多，手术已经持续了2个小时，分离的身体终于再次合体。但一眼看去，普通人也能发现不同：大腿根部的皮肤红润，小腿却煞白——这里已经近5个小时没有血液流入。

李雷需要尽快把血管接上，让血液重新流过小腿和脚趾。

对断肢再植来说，接通血管，重新建立血供，是最关键、也最困难的一步。人体的大部分血管，直径只有几毫米。手指和脚趾的血管更细，不足1毫米，肉眼几乎看不见，缝这样的血管，就像在头发丝上绣花。

血管吻合十分讲究尺度。「多缝一针、少缝一针，差别都很大。」少缝了，可能漏血；多缝了，吻合口可能会狭窄。下针时，左右针眼要保持对称，不能扎歪了；上下针距要均等，不能忽大忽小；还要「张力适宜」，力道适度，线别拉得太紧，也不能太松。缝好后，两侧血管壁要平整地贴在一起，就像机器缝过一样。这要求医生有极强的手部控制力、耐心和专注度。

刚入行时，每天下班后，李雷都会去菜市场买几根鸡脖子，带回实验室练习。鸡脖子上有一根2—3毫米粗的血管，和人手掌根的血管直径相当。第一次他花了大半天，才缝好一根血管。23年过去了，他的技术已经熟练到极致，缝合极细的血管时，医生通常要借助显微镜的帮助，有一次他去外院会诊，到了当地，发现那里根本没有显微镜，他凭借着经验和手感，把血管接了起来。

李雷坐在椅子上，腰背挺直，低头探颈，透过显微镜观察着这根股动脉，它如同一颗红色的果冻。助手用血管夹夹住躯体一侧的股动脉，阻断血流，又将受损的血管边缘修剪整齐；护士拆开塑料包装，拿出一根黑色带线缝合针，粗约0.07毫米，细得像一根头发。怕找不到，针被别在一块白色纱布上。

「滴-滴-滴-滴」，监测仪持续地响着，墙上的时钟不断走动，午夜12点即将来临。李雷调整呼吸，把注意力集中在眼前这截断开的血管上。他瞅准位置，让针在距边缘约1毫米处垂直进入管腔，他的眼睛移到另一侧血管上，再次瞄准同样的位置。手发生了一点不易察觉的移动。针滑入另一侧血管的管腔，从血管壁穿出，露出针尖。

整个过程，针像一条鱼，在两侧血管内外游走。

下一步，准备打结。李雷拉紧缝线。他想快一点，却不敢太用力，怕针眼扩大、造成出血。助手配合着他。黑色缝线在显微镜下绕过一圈、两圈、三圈、四圈，最后打成一个三重结。助手剪线。

股动脉血流量大，缝合必须严密。缝完看不出问题，等血管夹一松，血流重新涌入，吻合口承受不住压力，可能就会裂开。

一针，两针……10多针后，股动脉吻合完成，用时不到5分钟。李雷看了一眼，左右针眼对称，针距均等，线头保持在1毫米。「清清爽爽。」

血管夹松开。

接好的股动脉一下下搏动起来。

几十秒后，血液重新流向下肢，患者原本苍白的脚趾，一点点红润起来。

无限的灾难

接好股动脉后，李雷他们又接着缝合股静脉、股深动脉等大大小小十几根血管。

近两个小时，李雷几乎保持着同一个姿势——眼睛紧盯显微镜，脖颈前倾，腰背绷直。身体的酸胀和僵硬一点点累积，但他无暇顾及。

因为另一大风险点又来了。

断肢长时间缺血，会积累大量代谢产物。血管重新接通后，这些物质随着血流回到全身，可能对心脏、肝脏、肾脏等器官造成冲击，严重时甚至导致心脏骤停，这就是「缺血－再灌注损伤」。如果患者生命体征恶化，医生就要立即改变方案，由「保肢」转为「截肢」。这意味着前面将近五个小时的努力都付诸东流了。

保肢还是截肢，从来不是一劳永逸的选择。对于这里的医生来说，从术前到术后，这道选择题会一次次摆在面前。

李雷为患者接好的断肢

即使断肢接上，术后，患者还要经历一系列并发症，除了缺血-再灌注损伤，还有感染、皮肤坏死、骨髓炎、骨愈合不良和骨筋膜室综合征等，还有血管危象——接好的血管可能发生渗漏、栓塞或痉挛，导致血流再次受阻。

一旦出现并发症，往往还需要再次手术。

「无限的灾难。」一位综合性医院的骨科医生向我这样形容大肢体断肢再植。「接上了不一定能成活，活了也不一定有功能，现在的医患矛盾又这么大……」

十几年前，这位骨科医生曾为一名2岁、因车祸失去一条大腿的孩子做断肢再植。「那时胆也大，现在越想越害怕。」如果再选一次，他说，自己不会做那台手术。

「对任何一个医生来说，你做的每台手术都是一个艺术品，你一定希望它是完美的。」李雷说，但医学有自己的边界，也有自己的局限。

2019年大年夜，李雷接诊过一名车祸患者，一侧大腿完全离断。接肢后，因为皮肤损伤严重，创面感染，坏死组织侵蚀到了血管。一个月后的一天晚上，血管突然破裂，患者发生大出血。

李雷紧急赶回医院抢救，但最终没保住那条腿，只好截肢了。

保住截断的肢体，是漫长的战斗，有无数的不确定性等待着医生和患者。巨积辉是瑞华医院的副院长，显微骨科的专家，早年参加学术会议时，一位同行直接和他说：「你们费那么大劲接肢，还不如截了。」

巨积辉说，在一些医生看来，截肢可以迅速保住患者的生命，借助假肢，两三个月就能回到原有的生活和工作中，是一条更明确、更安全的治疗路径。但是，「截肢的痛苦是没被足够看见的。」

他一直记得一位女性患者，被送来时，手臂已经被搅得「稀巴烂」了，「没得接了」。医生为她缝合残端。失去手臂后，她出现了「幻肢痛」，那是截肢患者常有的问题，她老觉得自己的手还在，手还疼。她反复来找巨积辉，巨积辉劝家属带她去看心理医生，家属也许没当回事，两三年后，这名患者跳楼自杀了。

一个原本健全的人，突然失去一只手或一条腿，不只是少了一个身体部位，它可能意味着谋生能力的丧失；连拿筷子、走路、拉拉链这些最普通的小事，都变得困难。此外他们还要承受身体残缺带来的羞耻。巨积辉经常遇到一些缺了手指或手掌的病人，三十多度的高温，都要把手揣在衣服口袋里。「人在生死关头想的都是，活下来。但活下来后，想的又是更高的要求。」

从这个角度来说，李雷的患者是幸运的，血管接通后，监测仪始终没发出警报，病人的血压、心率基本平稳。最后一步，是缝合皮肤。黑色缝线一针针穿过皮肤，将暴露在外的骨骼、血管、神经和肌肉重新包裹起来。缝好后，大腿皮肤上留下几道长长的针脚，看着像打了补丁的床单。

第二天早上6点10分，手术持续了7小时50分之后，患者被推出了手术室。

接活，不是成功

瑞华医院住院部门口的广场，一到下午4点，总有一群穿着病号服、手裹纱布、手臂吊着绷带的病人出来散步。

他们多因工伤住院，很快就能彼此熟络起来。三五成群，有的交流维权方法，有的分享伤情，彼此慰藉，其间还会有自称律师的人递上名片。

刚来苏州时，有人告诉我，苏州就是一个大工厂。离开位于吴中区的瑞华医院，上高架，道路两旁都是电子厂，开车1个小时，到吴江区，沿途还能看到纺织厂、染布厂、电梯产业园、鞋厂等，那里有专门的蓝领人才市场，一条街都是中介公司。这些机构的门旁堆满了行李箱、编织袋，工人找到工作，立刻就可以拎包进厂。我查了一下数据，2025年，苏州的工业总产值位居全国第二，仅次于深圳，芯片、电子元器件、工业机器人、电梯、丝绸、服装和鞋帽，普通中国人日常生活中所需的各种商品都可以找到厂家。

苏州街头随处可见的「蓝领人才市场」

与此同时，切纸刀、梳棉机、铣床、折弯机、冲压机……各式各样的机械设备，也制造出五花八门的创伤。

「每天给你换一个花样。」李雷告诉我。

中国断肢再植技术的发展，始终和工业化进程相伴。

2002年，正是中国手外科发展的黄金时期。扬州大学临床医学专业毕业后，李雷有机会回老家盐城的医院工作，但他不想就此「平平淡淡地下去」，于是去了广州，「闯一闯」，成为了一名手外科医生。

彼时的中国正在迅速崛起为「世界的工厂」——全球三分之一的鞋子、一半以上的玩具，都在广东制造，有学者估算，当时，珠江三角洲聚集了超过1000万外来农民工。他们走进电子厂、玩具厂、制鞋厂、服装厂和家电制造厂，换上工服，成为流水线上的工人。

中介门店内堆满的编织袋与行李箱

机器昼夜运转，生产出发往全世界的商品，但是机器伤害是「世界工厂」的隐形代价。「工伤多到做不完。」回忆那段「疯狂岁月」，李雷说，那时科室有4个组，每组3名医生，没日没夜地做手术，也还是做不完。

他住在医院，手里的诺基亚3310只要一响，就从6楼往下跑。白天熬成黑夜，黑夜再熬成白天，一台手术接着一台手术地做，直到枕巾上的头发越来越多。

「晚上枕巾干干净净，早上起来一片头发。」40岁刚出头，李雷就成了光头。

2003年，李雷从广州来到苏州。手外科医生侯瑞兴早年在广州组建团队，1999年，他在苏州建立了一家手外科中心，这成为瑞华医院的前身。当时，苏州的制造业正进入快速扩张期。

巨积辉告诉我，是大量复杂的机器创伤，逼着中国手外科医生把手一次次探向医学边界。

他记得，27年前刚入行时，医生接的还是相对粗一些的血管，比如前臂、手掌、手指根部。再往指尖走，血管越来越细，很多医生还接不上。

但大家一天到晚缝血管，就有人「往前移」，「再往前移」。慢慢地，小指尖掉了，中国医生也能接起来。他们接过断得最多的一组手指：4根手指，被切成了13截。

受医疗技术限制，二十年前，医生追求的还是成活率。「说白了，能接活就不错了。」工人受伤后被送进医院，断肢接了回去，有的却只能僵直在一个固定的位置，动不了。「就是一个摆设。」

2004年，李雷遇到过一个病人。接肢后，神经功能恢复得不好，胳膊一直不能动。后来，病人觉得接上的胳膊成了累赘，最终选择了截肢。

「这样的事情肯定会让你触动，」巨积辉停顿了一下，「实际上，就是病人的不满意，或临床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推着你不断向前走，突破技术的限制。」

资料显示，2012年至2021年的十年间，1.2万余名断指患者来到瑞华医院，接受接肢手术。在大量的病例中，巨积辉他们慢慢摸索出一些功能重建的方法。「比如说有些病人手上的肌肉没有了，动不了了。我可以从他背上转一块肌肉过来，重建这一块功能」。

神经吻合也变得更加精细，「以前缝4针，现在要缝6到8针」。除此之外，他们也开始使用新材料，比如生物膜。神经断端吻合后，有时会膨大形成神经瘤，一碰，就像「放电」一样疼，还会影响神经向远端再生。生物膜能在神经外形成一层鞘管，减少神经与周围组织的粘连，降低神经瘤形成的风险。

巨积辉告诉我，这几年，他们在技术和流程管理上，有了更多应对的方法。如果这个病人十年前来，他们也不敢接。

有同行看到这次手术的消息后，找李雷交流：「如果不看照片，我绝对觉得你这个是假的。你们太快了。」江苏省医学情报研究所最后印证了李雷最开始的那个判断，这的确是全球公开报道的首例双大腿完全离体再植病例。

尽管中国的断指再植技术在世界领先，但一位深圳的医生告诉我，目前国内能够完成这类大肢体离断再植手术的医院并不多，「难度非常之大」。

比起技术，更让同行佩服的，是瑞华医院的医生还愿意尝试这样高难度的手术。那位综合性医院骨科医生告诉我，现在医院讲究高转床率，也讲医保控费。医生不仅要把病治好，还要考虑治疗费用。超出医保控费范围，一些医院会扣除医生的工资绩效。在这种情况下，复杂、风险高的病例，也就更少有人愿意做。

「手指断了和大腿断了，我选哪个？」他说，「肯定选手指。」

他认识的仍在做这类大肢体离断再植手术的，大多是年轻医生。因为年龄和资历的增长，会让一个医生对风险变得更敏感，也变得更保守。

我和李雷谈到这点时，他没有渲染自己的勇气，只是笑着告诉我，他们还愿意挑战一些在其他医生眼中充满「不确定性」的手术，这背后其实有务实的考虑。「人家不肯做的，或做不了的，我们把它做起来，优化好，才能有生存的空间。」

停了几秒，他又说：「我们的病人都是打工的，外地人。他出门赚钱，手、脚又断了，也可怜的。」

一位曾投诉李雷的病人，后来又找他看病，他还是给对方做了手术。那是一名工人，手腕被机器压伤，尺神经受损。手术后长了神经瘤，需要再次手术。患者不理解，去卫生局投诉。后来司法鉴定认为，这属于医学上的瓶颈。

李雷说：「他投诉完了，还是来找你了，那说明他还是对你信任。不说那些高大上的，既然领了医生这份工资，我就得给每个患者好好看病。」

重新使用自己的腿

8月30日夜里12:45，李雷给我发微信，说他们又要急诊手术了。那天，他上午做了一台手术，下午开了四五个小时的会。日落时分，他开车离开医院，庆幸这是他比较轻松的一天，没想到夜里，又被叫了回来。

这就是断肢再植医生的日常，充满着紧迫，和不可预测性。它对技术、经验，体力的要求都极高，但上了年纪后，很多医生难以应付如此高强度的工作。和李雷同期入行的四名医生，如今只有他一人还在做相关工作。

李雷做过最长的一台手术，持续了31个小时，这种手术要由医生轮番上阵，他做10个小时，靠在手术室墙上眯一会儿，换另一组医生做；等他恢复「血条」，再替换台上的医生。饿了，护士剥块糖放在他嘴里，或自己扒几口饭。

为了练体能，夏天，下班后，李雷会去爬灵岩山。20分钟跑到山顶，再迅速跑下来。「一定要跑。你不跑肯定不行，肺活量不够，做手术撑不住。」

这种坚持并不容易，但是，「它给你的成就感是立竿见影的。」李雷说。去急诊时，偶尔会有之前的病人拦住他。他们把手握成拳头，再伸到他面前，给他看：「这是你给我做的手术，现在（手）用着挺好的。」

曾经有一个7岁的女孩，脚踝遭受严重创伤，巨积辉给她做了手术。两年多后，女孩又能蹦蹦跳跳的，像个小兔子。大学毕业时，巨积辉差点成为一名内科医生。如今，他庆幸自己最后选择了外科。

那位成为世界先例的患者是在术后93天出院的。

手术做完之后的三个月，他经历了所有预期中的凶险。皮肤坏死、创面感染……三个月内，患者做了6次手术。幸好最后都熬了过来，出院时，他可以借助支具，慢慢抬腿。

患者手术后的双腿

2026年3月，术后第15个月，李雷去患者家中随访。患者借助助行器，站起来，向前走了一点点。三个多月后，患者给李雷发来一段视频。这一次，他一步一步地往前走，走得更顺畅，更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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