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米磊：从硬科技浪潮看中国的“全局最优” || 大视野

2021年，我和硬科技概念的提出者、中科创星创始合伙人米磊做过一场《关于中国硬科技的对话》。当时的背景是美国的一系列硬打压，激起了中国发展自主可控核心技术的绝地反击。2019年7月，科创板开市。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指出，支持和鼓励硬科技企业上市。

自此，硬科技成为中国科技创新的一个关键词。

当时米磊说，硬科技就是比高科技还要高精尖的科技，是有硬门槛和极高壁垒、难以被复制和模仿的科技，是需要较长时间积累、极大地领先现有技术标准的科技，是技术硬、精神硬、志气硬、实力硬的科技。

截至目前，中科创星已投资了600多家科创企业，仅2026年上半年就收获了智谱、长光辰芯、曦智科技、驭势科技和中科闻歌五个IPO。

不久前，中信出版集团出版了米磊的《硬科技浪潮》，从技术趋势、投资机遇、文明演进的维度，深入解析了硬科技的五大技术范式和未来走向。11月5日晚，我和米磊在上海虹口区建投书局再次对话，听他分享了对硬科技产业和中国未来发展的最新思考。

以下为对话内容。

生命也是技术的表达

秦朔：五年前对话时，你说硬科技不等于高科技。如果现在让你用一两句话定义硬科技，你会怎么说？

米磊：说实话，用一两句话讲清楚硬科技，其实挺难的。我觉得，硬科技实际上就是以科学发现和技术创新为基础、具有较高技术门槛，并能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技术。像蒸汽机、内燃机、集成电路、AI，都可以看作不同时代的硬科技代表。我很关注技术对经济、社会、文明的推动作用，这也是我理解硬科技的一个重要视角，即可行性的验证。

秦朔：国外有学者说“经济是技术的表达”。那么，人类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个过程也是由技术驱动的吗？

米磊：在对生命演化和人类文明史进行系统研究后，我尝试从更长的时间尺度审视生命与技术的关系，得出了一个观点：生命就是技术，技术就是生命。生命本身就是自然演化形成的一套复杂技术系统，并借此来适应环境，人类则进一步通过技术创新来突破自身的生理局限。从最早的工具制造，到工业革命，再到今天的硬科技，技术不断延伸着人类感知、认知和改造世界的能力。如果说生物进化是碳基生命发展的第一条曲线，那么技术进化就是生命发展的第二条曲线。

目前，碳基生命的能力，以及围绕这些能力形成的传统发展方式，正在面临新的瓶颈。未来的增长来自哪里？来自人工智能、芯片、算力等领域。对硅基生命的投入正在高速增长，人类将通过新技术向新的能力形态延伸。

能量、信息、物质、空间、生命是技术进化的五个维度，我们可以从“从宇宙大爆炸”开始，一直推到今天。

从信息视角看，生命的演化经历了多次“信息革命”的重大变化。从RNA和DNA的出现，到生物眼睛的演化，到人类语言的形成，都拓展了信息获取、处理和传递的能力。

从能源视角看，光合细菌等生物能够利用太阳光，将光能转化为化学能，后来线粒体通过内共生形成，使早期真核细胞能够更有效地利用氧气获取能量。这可以理解为生命演化中的“能源革命”。煤炭、石油，本质都是对远古生物所固定的太阳能的再利用。今天有光伏，未来有核聚变，这些是更高阶的能量革命。

从物质利用的视角看，生命演化经历了多次重要拓展。生命以碳为骨架构建有机分子，又在演化过程中发展出利用其他元素构建功能结构的能力。例如，利用含钙矿物形成了贝壳、骨骼和牙齿，构建起硬组织，从而实现保护、支撑、摄食三大功能；利用二氧化硅构建外壳，形成新的防护结构。到了人类文明阶段，对物质的利用进一步通过技术向外延伸，从冶炼铜、铁，到大规模使用铝和制造硅芯片，不断拓展人的行动能力、建造能力和信息处理的能力。

从空间视角看，生命演化也经历了活动能力的多次拓展。鞭毛使一些微生物能够主动游动，寻找更适宜的环境；流线型身体有助于降低水中运动的阻力，两侧对称的身体结构有利于定向运动；四肢的发展为脊椎动物在陆地上支撑身体、行走和奔跑提供了条件，羽翼的演化则使鸟类能够利用广阔的天空。

把这些联系起来之后，你会发现所有生命利用能量、处理信息、组织物质的方式，都可以放在一个技术框架中去理解。你也会发现生命是有上限的。因为碳基生命有自身的生理限制，现有的技术也有其边界。所以人类需要新的硬科技，用硬科技去拓展生命的新边界。

秦朔：看来，你是立足于信息、能量、物质、空间、生命这五个支点，试图通过它们的技术演进，把人类文明史拉通。比如，地球的空间可能不够了，那么人类就必须去往更远的地方。

米磊：人类为什么要拓展空间？可以借助热力学第二定律来理解：任何一个封闭系统，没有外界能量的注入，它都会耗散，最终崩盘。为什么中国历史上会反复出现“历史周期率”？因为当人口、土地和资源之间的矛盾不断积累，而内部缺乏技术创新和制度变革，对外又保持封闭状态，缺少新的资源、技术与思想（知识）输入时，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效率就会下降，社会陷入一种类似“熵增”的状态，维持原有秩序的成本越来越高，最终引发系统性危机，导致王朝更替。

欧洲历史上也经历过严重的资源和社会危机。比如爱尔兰大饥荒，推动了大量人口向美洲迁移。到了美洲，就从外界获得了新的能量资源。美洲的白银进入国际贸易，又扩大了货币流通和商品交换。美洲的玉米、马铃薯等作物传入欧洲及其他地区，拓展了食物来源。美洲的土地、粮食、棉花等被纳入不断扩大的经济网络，为欧洲工业化提供了部分原料和市场，之后欧洲就爆发了工业革命。

今天美国政府所采取的一系列看似不合理的操作，也可以从增长空间、资源分配的角度来观察。美国凭借在全球金融、贸易、技术体系中的优势获取利益，当外部竞争加剧时，往往通过关税、贸易谈判等方式，要求加拿大、日本、韩国等盟友承担更多的成本。

这反映出一个问题：如果各国始终围绕有限的资源和市场争夺利益，全球发展就容易陷入存量分配的冲突，整个系统的内部矛盾不断积累。要破解这一困局，关键在于通过技术创新和生产力进步创造新的增量。探索太空不只是为了到达更远的地方，更是为了寻找新的能源、物质资源和发展空间，并通过技术进步，逐步将“地外资源”转化为人类可用的增量，拓展文明持可续发展的空间。

硬科技五大技术的展望

秦朔：你2010年提出硬科技，到现在16年，什么是你当初没预料到的？

米磊：我当年提出过不少“超级”乐观的判断，周围同事也觉得我是个超级乐观的人，但最后我的很多判断都被现实“打脸”：不是发展没有达到我的预期，而是结果远超我当初的乐观。我们总是习惯用线性思维理解变化，总是理解不了指数增长。比尔·盖茨说过，人们往往高估未来两年会发生的变化，却低估未来十年会发生的变化。

比如，我在2016年就认为，光是人工智能的基础设施，我对光技术也非常乐观。我们迄今已投资了180余家光技术相关企业。但回头看，还是太保守了，很多初创光学公司的发展都超过了我们的预期。从去年到今年，市场上的光学公司估值涨得很快。

秦朔：你对硬科技的五大技术都有一些“终极判断”，你觉得哪个最有把握？哪个最没把握？

米磊：我觉得技术方向都挺靠谱的。量子技术、可控核聚变、原子制造、脑机接口已经在不同层面开展研究和验证，当然距离成熟应用或大规模普及还有不同的难题要解决。相比之下，星际移民离我们最远，实现路径和时间也最不确定，是我最没有把握的。

秦朔：我们来讨论一下五大技术。在信息方面，你怎么看待光的前景？

米磊：我很早就判断，未来光的用量占比会越来越高，为此提出过“米70定律”（光学元器件成本将占未来科技产品总成本的约70%）。但我同时认为，未来也不是“全光”（全部用光子完成存储、控制和计算），而是长期的光电融合。就像CPU之后，GPU快速发展，但并不意味着CPU就被替代了。随着算力需求的增长，CPU也有新的应用需求。每一种技术都有自己的优势，很难说一种技术能把另一种技术完全代替。当下的主流还是光电融合，更长期来看，光的比重可能会慢慢提高。

秦朔：关于能量，可控核聚变是一个大方向，原来说要50年才能搞成，现在看似乎可以加快很多。

米磊：现在中国和美国都在加快推进聚变能研发，一些路线图和项目把2030年到2040年前后作为实现示范发电、推动商业化的重要目标窗口。未来十多年，我们有望看到聚变发电走向应用的关键进展。这是一个需要努力去争取的目标，也不能说到时一定能实现商业发电。

秦朔：从过去说需要50年，到现在说十几年就能突破，为什么？

米磊：我觉得有几个原因：

第一，需求的强拉动。AI对电力的需求增长特别快，美国一些数据中心集中的地区，电力供应和电网接入已经面临明显压力。核能的一个突出优势是燃料的能量密度高，这符合第一性原理。能量的发展是从电子到原子，原子能一定是未来的方向。尤其核能是稳定输出，不像新能源有间歇性，必须配储能才能稳定。

第二，技术突破带来的新推动。最近几年，高温超导材料有了很大技术突破。以前一些大型聚变项目要投几百亿、上千亿才能建一个装置，现在的紧凑型路线让企业有机会以更小的装置、分阶段投入的方式进行研发，创业公司也能参与了。需求拉动加上技术突破，所以加速了。

我有个看法，叫“科学加速”。当一个社会面临强烈的安全压力或战略竞争需要时，往往会集中更多资金、人才，组织资源，推动关键技术加速发展。二战时期，美国就通过“曼哈顿计划”集中了大量资源，几年内就研制出了原子弹。

今天中美之间的科技竞赛也加速。在一些关键技术领域，大家考虑的不只是短期财务回报，还包括长期竞争力和安全问题。当一项技术被认为关系到未来的发展能力，甚至生存和安全时，就会有更多资源投向它，加速技术进步和突破。

秦朔：空间概念这两年也特别热，如火箭、卫星、低空经济。SpaceX上市时，有人说有“泡沫”，因为要把算力中心弄到太空，每一公斤的重量，成本都很高，根本不划算。成本要降到什么地步，入轨才划算？

米磊：新技术一开始经常都是不划算的。大家提出成本问题，也是对的，因为如果产品没有经济性，长期看不可持续。但我认为，短期成本高不代表这个方向没前途。技术是不断进步的，只要往前迭代，成本就会下来。

人类要拓展生存空间，就要承担相应的成本。如果有一天地球不再适合人类生存，而我们又没有发展出在其他地方生存的能力，就会面临生存危机。此时还强调在地球上成本更低，就没有意义了。地球不会永远保持今天的宜居状态。再过几十亿年，太阳系会灭亡，地球就没了。地球都没了，人类也就消失了，成本高低也没有意义可言。所以人类必须找到一个新的星球去移民，人类走向太空是生存压力带来的被迫选择。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恐龙统治地球1.6亿年，一个意外灾害就灭绝了。碳基生命很脆弱，地球环境太完美了，但地球环境可能发生超出人类适应能力的变化。所以，我们需要提前研发“为人类拓展生存空间”的技术，让人类有机会继续生存下去。

秦朔：我们再看生命。你说生命的“尽头”就是人机融合。

米磊：现在手机已经“长”到你身上，每天都要用几个小时，这已经是“人机融合”。从手机到AR眼镜，再到脑机接口，人与技术的连接越来越紧密。人类从当年石器时代把第一块石器拿在手里，就在借助工具延伸生命能力，这是“人机融合”的第一步。

脑机接口是必然的。现在有的人体内已经有钛合金，有的人使用金属或陶瓷材料修复牙齿。随着技术能力提高，会有更多先进材料和硬科技与人体结合，用来恢复或增强人体机能，甚至替代部分器官的功能，让我们能活到120岁、150岁。我觉得这就是人机融合的未来意义，让脆弱的生命能变得更加复杂，能够对抗熵增。

我们坐在这里交流，每秒钟说话可能只能输出10个比特，这是非常原始落后的交流方式。如果未来脑机接口有重大突破，那么今天需要讲两个小时的内容，也许可以用更直接的方式传递。通过脑机接口，全球科学家可能几万人在一起开会。就像蚁群能够通过个体之间的协作形成复杂行为，群体互动也能产生单个个体不具备的能力。

我有一个设想：如果未来能够实现更高效的“脑联网”，就有可能拓展人类协作和集体智慧的边界，推动文明发展到新的阶段。这也许是我下一本书想讨论的话题：除了文明冲突，我们能不能更多地思考文明融合？如果技术能够帮助我们更充分地理解彼此，更有效地组织知识协作，我们就可能找到今天还没有找到的解决人类问题的方法。

秦朔：你觉得我们活到120～150岁的概率是多少？

米磊：现在还很难给出一个可靠的概率。这既与个人的健康管理有关，也取决于未来医学和抗衰老研究能取得多大突破。

秦朔：最后再说一下物质，现在很多前沿工程方面的突破，都跟物质材料的突破有关。

米磊：地球上天然存在90多种元素，一种同位素的原子具有相同的内禀性质。不同元素的区别，首先在于原子核里的质子数：一个质子的是氢，两个质子的是氦，三个质子的是锂。核外电子的排布，以及原子之间的结合方式，又让它们表现出不同的“性格”和特点。材料的各种特性，很大程度上就来自原子的种类、排列方式，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本质上，材料技术的核心就是调控这些组合和结构。

过去，当人类还不能精细地操控原子时，怎么让原子重新排列组合，产生新的材料？加热是一种重要手段。从石器时代到青铜器时代，再到铁器时代和钢铁时代，温度加热到一定程度，原子就会开始振动。振动跟热是强相关。在固体中，主要表现为原子振动增强；在适当条件下，原子也更容易迁移、扩散，改变原来的排列，甚至发生熔化。再配合成分调整、冷却和后续加工，就能形成不同的组织结构和材料性能。

从这个意义上说，传统冶炼已经在改变原子的组合和排列，只不过主要通过温度、成分和工艺条件来间接控制。而未来制造新的材料，可以直接把原子排列到一起，这是最高效的。以后人类可以把各种原子排在一起，再加上AI辅助，各种材料都能制造出来，制造万物，满足人类对物质的所需。

要投就投真正的技术创新

秦朔：2019年你投了智谱，当时最火的AI“四小龙”是商汤、旷视、云从、依图。而你判断下一个方向不是视觉，是自然语言处理。这是研究出来的结果，还是凭直觉？

米磊：我们是天使轮独投智谱。智谱招股书里说，我们与智谱团队、华控技术转移有限公司（清华大学全资公司）三家是发起股东。我觉得最自豪的是，智谱就是用我们的4000万元第一笔投资，支持团队购买算力设备、开展早期研发，后来参与了中国早期大模型的探索。我的自豪不是财务回报，是在最早期参与和支持了中国大模型技术的发展，这才是最有意义的。

为什么投智谱？因为我们理念就是，要投就投真正的技术创新。当时“四小龙”很火，最早做计算机视觉，做人脸识别。我是学光学的，我觉得人脸识别依赖两个东西，首先是摄像头，这方面海康威视、大华股份做得更好。我觉得算法壁垒也没有那么高，事实证明，后来海康威视在人脸识别的算法上也追了上来；其次，海康威视、大华股份这些企业，在硬件、客户渠道和项目交付上已经有很强积累。所以我判断，单靠人脸识别算法建立长期壁垒，可能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

但是，我又觉得AI是未来最大的方向，还是要投。所以我们就做行研，看AI下一个技术方向是什么？当时重点看了自然语言处理和知识图谱的潜力，我们判断，这些方向可能会孕育新的重要机会。找到下一个技术趋势后，我们就去找国内在这些领域积累深厚的团队，最后找到了唐杰老师和他的团队。

我们坚持研究驱动和技术驱动的投资逻辑，不投热门，而投下一代，投未来，这是我们投资方法论。中国要想在产业上实现崛起，一定是换道超车，就像电动车对燃油车的超越。做内燃机，中国永远追不上，只有做电动车，才能追上。我认为这是一个方法论，即如果别人已经做到第一，你就只能做下一代技术。

秦朔：你创办中科创星13年来，成功案例很多，肯定也有失败的，失败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米磊：失败的案例肯定有。比如当年有一个特别好的技术，我们判断有前景，就投资了。但团队分家了，没有团结到一起，最后分成了三家公司。技术好判断，一是一，二是二，1+1一定等于2，但人会变。一个很年轻的人，突然融了很多钱，他会觉得是自己能力很强，不知道他是“坐电梯”上去的。环境经常变化，突然变冷，他就应对不了。

秦朔：根据你的投资经验，是靠一个能力超强的创始人更容易成功，还是靠团队创业、大家拼成一个团队更容易？

米磊：我觉得科技型公司，由优势互补的团队成员联合起来干成事的概率相对更高一点。过去一些传统行业，尤其是资源型行业，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可能更集中在一个人掌握的关键资源上，所以更容易形成由强势创始人主导、股权高度集中的结构。但是硬科技时代，有的懂技术，有的懂管理，有的懂市场，没有完美的个人，但是有完美的团队，组合起来一起把事干成的概率更高。

秦朔：科技成果转化，从实验室到规模化量产到赢得市场，你觉得最难的是哪一段？

米磊：最难的首先是思想转化。科学家是科学家思维，但是做产业化、做企业需要企业家思维和工程师思维。思维转化是最难的第一关，这一关突破不了，永远走不下去。

其次，做企业需要企业家精神。科学家精神和企业家精神是两种精神。科学家追求单点极致突破，为了追求最高目标，可以不计成本。而企业家是要妥协的，要整合所有资源，用尽量低的成本把事情做成。

思维转化后，再谈怎么解决技术问题、量产问题、客户问题等。科学家的学习能力不用质疑，但是愿不愿把身段做得很柔软，去见客户，去抓管理，这是挑战。

为什么一定要解决“卡脖子”问题？

秦朔：解决“卡脖子”问题是理解中国科创的一条重要线索。但我有时也会想，我们是不是对自己要求太高了？好像只要还有一个环节不能做到自主可控、自立自强，就觉得自己还落后。

米磊：为什么中国对“卡脖子”感受这么深？为什么一旦遇到“卡脖子”，就这么拼命地干，一定要把它解决？我觉得跟中国历史有关系。中国在历史上的不少时期，在经济、科技和文化等方面都处于世界前列。但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逐渐陷入深重的民族危机，被侵略，被压迫，被屈辱。这样的经历，加上后来在关键技术上多次受制于人的现实，让我们特别希望把“卡脖子”问题统统解决掉。

我自己就有过亲身经历。我们当年从西安光机所出来，做自聚焦透镜成果转化。当时主要是日本的供应商向光器件厂商供应自聚焦透镜，只有它能做。美国康宁当时也做了，最后技术不过关，退出市场。

我们做得很艰难，最终做成了，客户是光讯、旭创、昂纳、华工科技这些大家熟悉的光模块厂、光通信公司。当时有家客户跟我们说，你们一定坚持住。因为我们实验室的产品一有进展，日本供应商就开始降价。而在我们还没有形成替代能力的时候，对方的报价一直很高。客户很担心我们做不出来，日本供应商就会马上大幅涨价。有客户向我们反映，他们曾收到日本供应商的一批质量不合格的产品，却不敢强硬交涉，因为担心投诉之后，对方下一次就不再供货。这就是“卡脖子”血淋淋的教训。

当你被这样卡脖子、卡得这么久，你还愿意再被卡吗？有些国家面对限制，可能会选择继续依赖外部供应，而不是自己建立完整的技术能力。但中国是大国，有“愚公移山”“精卫填海”的精神，在中国人面前，再难的事只要努力都能办到。

秦朔：中科创星创立于西安，再走向北京、上海等地。你对硬科技的推动贡献很大，但经济回报可能赶不上一些后起的公司。你怎么看待不同背景出身的投资人的分别？

米磊：2019年我提出“ESK价值投资理念”，追求经济价值E、社会价值S、知识价值K三者统一，投资要同时评估这三种价值。我们并不以赚取更多的财务回报作为唯一追求。这也是一些机构不愿意投天使阶段的原因：早期投资风险高、周期长，而后期投资单笔金额大，如果押中大项目，绝对收益可能更高。当然，不同阶段的回报，还要结合投入规模、持有时间和风险来看。

早些年，全球投资界深受美国“传统”价值投资理念的影响，更加关注经济价值和财务指标。我把这种主要从企业内在价值和投资回报出发的投资框架定义为“价值投资1.0”。芒格就明确讲不投半导体，因为技术变化快、资本投入大。

但如果一个社会的资本过度强调短期回报和轻资产模式，可能削弱对整个制造能力和长期研发的投入。美国部分产业的制造环节外移，就与华尔街的资本回报压力有关。这是“局部最优解”，但可能导致“全局最差解”。现在美国又开始推动“制造业回流”，希望吸引台积电在内的企业赴美建厂，但产业链、人才和配套能力的重建并不容易。

我们投的是硬科技，是早期。我们是从中国科技和产业发展的整体需要出发，把资金投向当时最缺支持的环节。十几年前，半导体早期投资还没有形成广泛共识，我们就去投，希望通过补短板，为整体发展创造更大的价值，这就是“全局最优解”。

现在的竞争性内卷，是大家看到什么挣钱，就一拥而上做同样的事。对个人来说，这是“局部最优解”。但所有人都干完后，发现都不挣钱，就是“全局最差解”。大量资金和企业集中进入，形成同质化竞争，供给超过需求，大家的利润都被压低，整体上反而不是好的结果。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重视整体、长远和公共责任的思考方式，这也给了我们启发。我们投智谱，投量子，投聚变，首先考虑的是知识价值。如果只看当时确认的财务回报，很多项目可能就投不了。正是因为注重长远的知识和技术价值，我们才有机会支持这些项目，其中一些后来也取得了不错的回报。

我们用ESK来看被投企业，一是要有非常强的知识价值，最好能够“从0到1”，这是技术的突破；二是要有市场经济价值。市场越大，越应该给它更多支持；三是社会价值。一个企业如果有负的社会价值，我们坚决不投。正向的社会价值越大，我们投的概率就越大，比如我们投了一些可降解塑料、循环材料、电池回收技术的企业，就是从社会价值的角度去支持。

结语：新一代的长征与国家的全局最优

米磊：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总书记讲“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在加速展开，我们为什么要做硬科技？因为历史上中国错过了前三次工业革命，我们这代人不能再错过新一轮科技革命。硬科技能为实现中国梦提供支撑，这也是我们的初心和使命。

没有革命先辈的奋斗，就没有我们今天和平安定生活的基础。我们这代人的“长征”就是要突破硬科技的封锁。以AI等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机遇，就在我们手上，我们可以用二三十年的努力，在更多关键科技领域跻身世界前列，到2050年实现登顶，让中国人过上更好的生活。

未来中国也有机会为全球的知识和技术进步，为世界文明的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在知识系统上有更多“从0到1”的原创突破；在经济系统上，通过技术进步、提高生产效率和提供优质产品，为降低全球生活成本作出贡献，帮助缓解通胀压力；在社会系统上，通过交流与合作，为全球治理贡献经验和方案。

我在书中最核心的一个思考，是借助“维持有序、应对熵增”的视角，理解生命和文明的发展。对我来说，人生的重要意义，就是创造和维护有益的秩序。中华文明要在世界之巅屹立，就要输出更多的正向秩序。如果能输出更多正向秩序，中国人就能得到全世界更多的尊重。

秦朔：今天和米磊的对话，对我最重要的启示就是全局最优。不是说所有人都要站在全局最优的角度去做事，但总要有一些人和机构，有着全局最优这样的超越简单商业回报的追求。不是不注重回报，是超越“只看回报”。

“全局最优”还让我想到，国家做的很多事，是不是秉持了“全局最优”？

今天中国存在有效需求不振、就业和社保压力较大等问题，不少企业觉得内卷、拧巴，并没有处在一个好的精神状态。有的企业因为环保问题被关停，有的因为补税、补社保陷入困难，有的被限高，有的被拖欠，这都是事实。

但是，我们需要做出一个判断，就是整个中国进步的主航道，在大方向上有没有问题？站在全局最优的角度，在总体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国家更强调新质生产力和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更关注解决“卡脖子”难题，是不是对的？从过去十几年中国硬科技的发展，以及从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未来规划看，我们的产业能力、创新能力，是会更强还是更弱？

全局最优不是处处最优，而是长期价值、整体价值的最大化、最优解。

全局最优也不是要忽略局部的受损。有了“全局最优”，克服困难、弥补损伤的能力也会更强。

和米磊的对话，让我对中国经济终将穿越风浪、越过险滩，有了更多的信心和耐心。把最难啃的硬骨头都能啃下来，就没有什么不能逾越的难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