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边的西塞罗

天下岂有261年之太子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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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手执钢鞭将你打,打死你个活王八。”
——胤礽,《雍正王朝》

太子:“我手持钢鞭将你打!”_哔哩哔哩_bilibili

今天游学团散团了,昨晚夜宿在名古屋,白天回程之前,忙里偷闲,在名古屋城逛了一圈。

日本人似乎总喜欢在报纸上搞一些奇奇怪怪的投票,其中有一种,是“最不想去观光的城市(訪問したくない街)”,名古屋不幸在2016年和2018年两次都位居榜首,成为日本人心目中的无聊城市榜首。

而最搞笑的是,支持媒体搞这两次投票的就是名古屋市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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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来,名古屋重修他们的名古屋城,2018年,修了十年名古屋城本丸御殿竣工,同年,名古屋城天守又开始重修,用的都是详细考据、整旧如旧的方式,所以我想可能名古屋市政府本来是信心满满想在这个竞赛中夺魁的,没想到成了副班长,情形真是要多尴尬有多尴尬。

当然名古屋肯定也觉得挺冤枉——若论日本城池规模之宏大、之奢华,什么大阪、姬路都应该往后排,本来应该是东京江户城、京都二条城头两位,我第三才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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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事得说到日本最后一个幕府时代——江户幕府的行政安排。创立江户幕府的德川家康这个人,无论从个性和做事风格上都有点类似于明太祖朱元璋,尤其是对外人苛刻、对自家子孙好这一点上 。

对老百姓,德川家康的名言是:“不能让他们死,也不能让他们活。”逼着老百姓在即没被逼上绝路造反,又没到吃饱想东想西的状态下受甘愿幕府奴役。

对于天皇,德川的《公家诸法度》第一条居然是:“天子诸艺能之事,第一御学问也”,潜台词就是把天皇你不要闲着没事想掌权之类的事,这类苦活让微臣来干,你就关在京都御所里一辈子死读书、最后读书死就可以了。

而对于战国时代和他勾心斗角了一辈子的那些外样大名,德川家康的态度是:既要防贼一样让你们“思想有多远,你就滚多远”,统统封到边远地区去,还得让你们自己掏钱给我儿子盖房子。

这就是所谓的“天下普请”事件,公元1610年,德川家康把他最宠爱的第九子德川义直封到了东海道上的膏腴之地、兼咽喉要道尾张(也就是今天的名古屋一带),紧接着就一道命令,把当年丰臣秀吉留下来的那帮外样大名——加藤清正、福岛正则这些战国名将,共计西国二十多家大名,全给拎到名古屋当免费包工头,给他儿子修一座巨型的名古屋城。

这是一个即能消耗外样大名们财力,还“封建亲戚,以藩屏周”,又让他们有苦说不出来的毒计。因为这个时候德川和丰臣争天下最后的决胜局关原合战已经打完了,加藤清正、福岛正则这帮人已经成了一盘散沙,为了生存下去,不成为德川家下一个重点打击的对象,只好拼命地在工地上出钱出力,给德川九公子抬轿子,还要装出一副非常开心的样子,哪怕心中已经有一万匹草泥马奔过了。

我在名古屋城下还看到一尊雕像,就是加藤清正亲自喊着劳动号子鼓舞民工们搬石头的样子,看着鬼加藤“满脸写着高兴”的深情,我突然觉得贴钱上班呢现代牛马们有了祖师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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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藤清正:给德川家当牛做马是我的福报啊!

所以,名古屋这座城,是当时举整个西日本之力修建起来的,规格之高、用料之狠,都仅次于幕府将军本人,宏大的城郭,高耸的天守,天守上那对大名鼎鼎的“金鯱”,尤其是当你走进刚原样修复不久的本丸御殿,你脚下踩的是散发着清香的顶级木曾桧木;抬头看,天花板是层层叠叠、精雕细琢的二重折上小组格天井,讲究程度堪比京都的二条城;再看四周的拉门和墙壁,清一色的金箔打底,请来当时日本画坛的天花板“狩野派”画师,一笔一划勾勒出猛虎、翠竹、仙鹤与四季花鸟。阳光从廊檐斜射进来,整座大殿金光灿灿、流光溢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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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在其间,我都有点替当年进殿拜见的外样大名们眼疼——这哪里是来汇报工作,简直是走进了一座纯金打造的“德川炫富展览馆”——当然更肉疼的是,这气派,花的可都是外样大名们自己的钱。

所以,说到对外人狠,和对自家子孙好,德川家康和当年分封诸王的明太祖朱元璋简直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家康除了把九儿子封在尾张,还把十儿子封在纪伊、十一儿子封在水户,这些地方都是膏腴之地,封完了以后还下令,这三家藩国被称为“御三家”——将来江户的将军本家一旦绝嗣,就从“御三家”里挑人来进京接班。

而住在名古屋城里的尾张藩主,号称“御三家笔头”,日语里“笔头”就是排在名单第一位、首席的意思。也就是德川家康钦定了,将军没人接班就先从尾张藩挑,说白了,你们家就是将军家的备胎,时刻准备当将军就行了。

然而,历史这东西,偏偏最不爱按剧本演。

从1610年德川义直正式入主名古屋城,到1871年明治维新废藩置县,尾张藩整整存在了261年。在这漫长的时光里,江户幕府传了十五代将军,期间几次将军本家绝嗣,排名第二的纪伊藩出了将军(比如第8代将军德川吉宗和第14代将军德川家茂),甚至更低顺位的御三卿都出了将军(比如末代将军德川庆喜),唯独高居“御三家笔头”的尾张藩,竟然一位将军也没出过。

也就是尾张藩成了幕府的顶级备胎,每次都是“下次一定”,每次将军都没他家的份。甚至日本民间后来都编出笑话来了。《雍正王朝》里胤礽说“天下岂有三十年之太子乎”,可你看看现实里同时代邻国日本的尾张藩,261年都等下来,人比人气死人啊。

为什么尾张藩“永远在等待”呢?这其实跟尾张藩跟幕府抬过杠有很大关系。

最初,尾张藩顶着“御三家笔头”的名号,领地最大、家底最厚,幕府中枢的大老们心里一直犯嘀咕:让这么个财大气粗的大名进京当了将军,他带来的尾张的班底把我们架空了怎么办?所以本家绝嗣时,幕府重臣们总更倾向于挑实力相对弱一点、好拿捏的旁支。

久而久之,尾张藩跟幕府抬杠的脾气也就上来了。1730年,从纪伊藩继承宗祧的将军德川吉宗推动了著名的“享保改革”。德川吉宗这个人很有意思,他的治国思路有点像后来中国的道光皇帝,说白了就是“以抠治国”。

当时日本因为他祖宗留下来的锁国令,出现了严重的财政危机。可吉宗这人不想着怎么开源把蛋糕做大,反而一门心思全扑在“省钱”上。身为将军的他带头在江户城里穿粗布衣服、吃一汁一菜的糙米饭,然后发红头文件,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教育全日本的武士和老百姓要勿忘祖宗创业艰难,要一起勒紧裤腰带,严禁穿绸缎、严禁看大戏、更严禁逛窑子!恨不得把全天下的娱乐活动全给一刀切了。

但这么搞,其实即救不了日本的经济,还把无数人的生路都给断了。

因为此时已经到了江户时代中期了,日本和平了一百多年,城市商业早就高度发达,江户、大阪、京都这些城下町里,成千上万的手艺人、戏子、茶馆伙计、小商小贩,当然还有艺伎姑娘们,全指望着武士和有钱人出来花钱消费才能混口饭吃。你将军一声令下“全员省钱”,表面上看是提倡节俭,实际上切断了全日本的流动性,搞得市面上一片死气沉沉,无数底层百姓连锅都揭不开。

一片黑暗中,终于有人带头唱了反调,正是上一次在“将军竞选”中落败的尾张藩。

第七代尾张藩主德川宗春本就憋着一股“将军宝座被纪伊家抢走”的邪火,眼看吉宗在江户搞得天怒人怨,于是顺水推舟,直接跟将军唱起了对台戏。

1731年,德川宗春亲自写了本施政纲领《温知政要》,下发藩内各级武士学习,在书中不点名的把将军的紧缩政策批了体无完肤。他反对将军用严刑峻法管理老百姓,说法度(法令)本来是为了让百姓安居乐业,如果法令多如牛毛,老百姓动不动就犯法,好衣服不许穿、好生意不许做,那还叫什么太平日子?他还提出,为政者最重要的品质是“慈悲”(仁爱),只要守住不杀人、不偷盗等底线,其余生活细节应该让老百姓自由发挥,靠道德教化而不是靠警察抓人来维持秩序。

更难得的是,作为一个腐朽没落的反动封建主,宗春在《温知政要》中还罕见地承认人都有追求快乐的自由。他认为,戏院、商店、甚至游郭(红灯区)并不是洪水猛兽,而是都市活力的象征。

于是,宗春在名古屋大开绿灯:江户不准演戏?名古屋批地建剧场;江户查封红灯区?名古屋立刻批准开设游郭;甚至连宗春自己去江户参勤交代的路上,都故意穿着鲜艳的奇装异服、戴着大斗笠、骑着白马招摇过市,意思是都往我们的尾张藩来啊,俺们那疙瘩随你们随便闹,有钱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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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古屋人还真纪念这位爷。

一时间,各地被将军砸了饭碗、敢怒不敢言的商人、小手工业者、艺伎全都往名古屋跑,城里天天张灯结彩、歌舞升平,一度传出了名古屋比江户(东京)更繁荣的说法。

用今天的眼光看去,德川宗春的这个《温知政要》居然兼具亚当斯密和凯恩斯的双重经济学思想萌芽。亚当·斯密主张自由放任,认为政府最好的管理就是少管闲事,让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自己去调节;而宗春在《温知政要》里天天念叨“法令越少越好,别拿条条框框卡老百姓脖子”。至于凯恩斯,核心绝招就是“积极财政,,鼓励消费、扩大内需”,靠花钱把经济盘活;宗春主张的“当官的和有钱人带头抠门,就是断了穷人的活路”,也算是把凯恩斯主义提前两百年给玩明白了。

虽然都只是萌芽吧,但任谁都能看得出,总比德川吉宗的

当然,你这么“领导夹菜你转桌,领导讲话你唠嗑,领导号召勒紧裤腰带,你提倡大吃大喝。”尾张藩要挨整,那是肯定的。

1739年,幕府直接一道命令下来,把德川宗春革去藩主之位、勒令永远蛰居(软禁)起来,连他亲笔写的那本《温知政要》也被列为禁书,彻底封杀。打这以后,尾张藩至少在明面上,被按着头乖乖恢复了“省钱模式”,而将军宝座,自然也就彻底跟尾张藩绝缘了——此后的将军位置一直在“日本道光”德川吉宗的那一系里传承,大家都知道尾张藩硬刚过将军一回——最要命的是,如果不是将军的兵多刀快,那一把差点被他家给刚赢了,你说将军大位能传给他家么?这不是给右倾翻案提供机会么?坚决不行。

当然这个仇,尾张藩应该也是记下了,后来幕末,忍了德川家两百多年的西南强藩们掀起倒幕运动,尾张藩作为当年德川家康钦点的“御三家”之首,跟将军实实在在的二百五十年前是一家,居然胳膊肘往外拐,站到了倒幕阵营那边去了,这个决定,无论处于要冲的地理位置还是庞大的军事实力,都影响了双方的战略配比。更兼最终尾张藩还充当中间人劝降了末代将军德川庆喜。可以说德川家康当年的机关算尽,最终反而为幕府的迅速倒台埋了一个大雷,也间接促成了日本幕末低成本、快速的转向。

倒幕战争之后,身为德川宗亲的尾张藩,没被清算,反而被封侯爵,尾张德川家不仅拿着全国排名前五的巨额“金禄公债”(政府发给旧贵族的退休金),成了日本最早一批金融财阀,后来甚至还与当地崛起商人家族丰田家联姻,成了支撑起丰田帝国背后的地方老钱,也算是得了善终。

行走在名古屋城下,尾张藩这段跟幕府抬杠的故事,让我想起汉代七国之乱前,晁错力劝汉景帝削藩时的那段话。

当年,晁错在谈及吴王刘濞时对汉景帝说吴王“益骄溢,即山铸钱,煮海水为盐,诱天下亡人,谋作乱”,并断言“今削之亦反,不削之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反迟,祸大。” 

史书中还说“吴有豫章郡铜山,濞则招致天下亡命者(益)铸钱,煮海水为盐,以故无赋,国用富饶。”

过去,我们看史书,总是站在汉朝中央政府的角度,觉得吴王刘濞这个人就是狼子野心,所以才开矿山、搞活经济、还降低赋税,招降纳叛,积蓄实力,反抗大汉朝廷。

可是对照了日本尾张藩的故事,我们也许能看到这个故事的另一面——相对于中央专制来说,封建制度反而有时有它的优越性,如果中央王朝像大汉一样征收高赋税,或者德川幕府一样严刑峻法、彻底牢笼住市场流动性,那么地方上存在一个吴王刘濞或者尾张藩这样的封藩,对于那个时代的老百姓来讲,是不是反而是一种好事呢?

然而,恰恰也是因为吴国和尾张藩在它们各自的时代具有这种对经济活力的“虹吸效应”,中央王朝又必须用强力压服这些听调不听宣的封藩。

最终的结果,还真就是晁错所预言的“削不削都要反”,只不过矛盾的激化,并不是因为吴国或者尾张藩有反心,而是中央王朝承受不住这种民众用脚投票的“虹吸效应”,必须将其抹平。

所以大一统帝制是不是真的比封建制度更好?其实是一个很难说的事情。

毋宁说,日本之所以能在近代快速的走向明治维新,一个重要原因也正是尾张藩这样的地方活力,没有彻底被幕府所消弭,德川幕府对地方虽然试图,但从没有真正实现过一杆子捅到底,如同时代大清那样管束。

这造就了日本明治时代转型的迅速。

而这种“藩政自治的基因”,在战后日本的《地方自治法》中得到重拾,成为了其经济腾飞的关键。战后的日本被迫向美国学习,虽然表面上仍是单一制国家,但知事和市长全由地方选民直选,地方政府拥有相当独立的财税空间与产业规划权,不用事事仰仗东京官僚的鼻息。所以名古屋出了丰田、静冈出了本田、广岛出了马自达。繁荣能不仅局限于一两座中心城市,甚至城乡没有太大的区分,道理也是一样的。

天下岂有261年之太子乎?

名古屋:有的,将军,有的。

但名古屋这座城,其实没有那么无聊,还蛮有意思的。

金鯱高耸入云中,二百年来储梦空。

莫笑江户严令紧,富贵长留东海东。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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