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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判?审判谁?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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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众的本能在被利用,审美是需要培育的,审美也是极为容易被摧毁的,一个精心设计的景观,远没有“路边我在xxx很想你”的路牌能够揽客的时候,审美就会慢慢走向脆弱。

本文作者/灰白,小哥

正文

今晚想聊的话题源自一条热帖。

社交平台上有一名在香港教电影的外国老师提出一个观察,说她教授的中国学生的作业更喜欢对人物进行道德审判,而不是探究创作背后的意义,让她很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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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条无论是原帖还是咱们搬运进来的转发贴,点赞都很高,而且评论和转发几乎没什么人说她在贬低中国人之类的话。因为大家其实都不需要成为一个电影老师,你只需要点开手机,在每日的网上冲浪里能够体验到的,都在验证她说的是事实。

一切是如何变成这样的?

这个话题之前网络上就争论过很多次,观点无非两种,是观众的需求导致电影市场这么拍,是电影市场这么拍导致观众习惯审判。

这成了一个先有鸡先有蛋的问题。

但我今天想聊聊第三个答案——我们的道德感,可能被利用了。

追求道德本身并没有什么问题,讲道德是社会运行的基础,为了避免人类视角过重,我去问了豆包人类为什么必须讲究道德感。

它给我的第一个答案是社会层面的,避免人类互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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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在一开始就是为了人类的延续和安全而出现的,因此豆包又给了我一个人类个体角度的答案,道德可以给人稳定的确定性和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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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的特征是快、自动、不需要推理。它不是本能,但超越本能。
而我在开头想说的道德可以被勾引和利用的地方,就在豆包的这句话里。
人们通过追求道德来寻找安全感这件事是下意识的,也是无止境的,它完全可以类比“性”带来的快感。
很多人看到了这一点,于是在很多年前,我们便开始出现大量的“道德春药”。

放到电影作品里面,最适合拿来举例的就是我们已经在这几年听烂了的词,“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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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词在这几年的具体实现方式,是一直在发生变化的,早年是《阿凡达》和《头号玩家》那样磅礴新奇的视效奇观,但近年国内影视题材里,它越来越演变成复仇和反转带来的道德刺激,最终,能够最大化这一点的短剧出现了(所以我觉得短剧是一个结果,而不是成因,这点后面还会聊)。

为什么我会把这个刺激加上一个道德前缀——一次爽感的完成,编剧要做的第一步事情是完成观众对某个角色的代入和共情,这个动作是一次道德定位,是观众无声宣告我是这一边的,我站在他身边。

那么要让大部分观众自愿置入这种道德定位,这个角色就必须尽可能没有瑕疵,讨人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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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面的剧情就更典型了,“我”最终和这个代入的角色一起,战胜了对面道德败坏的反派,爽感最后完成了。

道德是最唾手可得的确定性,因为他让观众重新得到了「我知道什么是对的」的掌控感。

从理性去考虑,我们当然都知道把一个人物写好,写丰富,无论正派反派,它跟观众对爽感的需求并不冲突,但这里面存在一个问题是,每个观众对人物的道德期待都不同,影视剧面向的却必须是所谓“大多数”观众,不可能满足所有人。

显然保险的做法,就是去保证大部分人都能代入,那么主角的瑕疵越少越好,反派的道德问题越严重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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畸形的变化就在这里发生了,对于影视这门艺术来说,这是一种毫无疑问的创作捷径,它比费劲力气写人物成长和完成弧光简单一百倍,但效果和受众可能比后者更多更好。

为什么在电影诞生至今的一百多年里都不曾这样,因为很多创作者都知道要恪守一条准则,电影是审美的艺术,不是审判的艺术——后者是社会负责的,电影不为此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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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哪怕在短剧出现之前,国内其实就已经开始了这种创作捷径的流行,推动着审判风气的形成。

这里面和一些平台的流行和算法有关,在放映结束后的线上空间里,一个长镜头的分析,和“只有我一个人觉得xxx角色很恶心嘛?”后者更容易带来高强度互动,更符合推送机制,会被推送分发以及带来流量的概率实在大得多。

也跟平台宣发、吸引流量的策略变化有关,除了影视剧本身制造的爽感,平台将某个角色先进行道德归类,引导xx角色背叛、出轨、抛家弃子等自带噱头的讨论方向,比吸引大家去看剧里某个巧思设计,也要常见得多。

还跟创作难度有关,就拿反派来说,写好一个反派角色同时不陷入道德争议困境,意味着必须写恶为何发生,又不能把这种解释变成人物的道德免责,这中间的界限是需要精密把握的,非常困难。

种种维度都指向了,简化人物,给人物贴越来越黑白分明的道德标签是某种意义上的顺势而为,与其创造一个没流量的、可能引发分歧的人物,不如创造一个能够迅速形成共识的人物。

这些投机的变化其实都反映在了国产影视剧的创作和水平上,也就是我们近年来反复批评的现象,主角可看性越来越弱,好的反派越来越少,尤其后面这一点。

我现在能想起来的好的反派,已经是三年前《狂飙》的高启强了,弧光完整,信服力充足,这几年的反派角色大都是批量复制的流水线产物,功能化到看完根本留不下什么记忆点,连名字都记不起几个。

作品的趋势是越来越容易被理解,但越来越不值得反复观看。

电影《坠落的审判》就非常适合拿来说明这种情况。

它是跟简化人物的叙事惯性完全反着来的,整个故事唯一明确的地方,只有桑德拉丈夫的死亡,此外拒绝给桑德拉及丈夫下任何定论,贴任何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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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在于,针对桑德拉的整场审判里,各种对桑德拉情感生活、私人情绪等一切细枝末节的质疑和询问,就是在呈现用道德标准来简化人物这一套叙事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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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标准已经不知不觉被道德标准取代了,一个人的所有行为都可以不断被讲述、归类,被压缩成一个可供判断的形象,每个人都想要获得人物善恶分明的确定性,包括法官,包括参与审判的所有人。这一切跟现实里的创作者和观众,刚好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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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你会发现我在描述的都是双向推动的发展过程,这也是为什么我一直不跟风批判短剧,因为短剧不是原因,一直都是结果。

批判观众也没有意义,我们去批判观众的语言也是道德审判的语言。

观众的本能在被利用,审美是需要培育的,审美也是极为容易被摧毁的,一个精心设计的景观,远没有路边我在xxx 很想你的路牌能够揽客的时候,审美就会慢慢走向脆弱。

或许就如同《启蒙辩证法》里说的,“正因为电影总是想去制造常规观念的世界,所以,常看电影的人也会把外部世界当成他刚刚看过的影片的延伸,这些人的过去经验变成了制片人的准则。”

所以,与其思考人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改变对影视剧的观看方式的,可能不如先去追问,影视剧是什么时候开始选择了不再冒险,不再挑战,默契地走进了一个又一个安全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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