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额叶,一个科学名词,生生被玩成了网络“热梗”,以至于“富养前额叶”成了当代养生时尚。但它在科学上足够站得住脚吗?
在科学期刊上,“没发现”历来最难发表。这一次,32个国际团队汇集40套脑成像数据、2175名参与者,按预先注册的方案寻找情绪调节能力的大脑印记,结果几乎处处扑空,Nature却发表了它。这项阴性结果的分量在于:它不是没测出来,而是有把握地说“确实没有”。
本文收录于合集前沿追踪
最近,前额叶成了网络热词。拖延、易怒、专注力差、情绪内耗,似乎都能归因于前额叶罢工。这类说法背后,有一幅广为流传的脑科学图景:前额叶是大脑的理智刹车,杏仁核是情绪油门。似乎前额叶活动越强,人就越理性,越擅长管理情绪。2026年10月28日,《自然》(Nature)发表的一项研究给出了一个意外的回答。32个研究团队翻遍了2175人的脑扫描数据集,想看看“会管情绪”的大脑究竟是如何调节情绪的?这幅图景不是凭空来的。1848年,美国佛蒙特州的铁路工人菲尼亚斯·盖奇(Phineas Gage)在一次施工事故中,被一根一米多长的铁棒从面部穿入,贯穿颅骨,严重损伤了左侧额叶。他奇迹般地活了下来,但据他的医生记述,此后他像变了一个人,以至于朋友们说,“盖奇不再是盖奇了”。后世对他性格变化的描述被不断添油加醋,细节至今仍有争议。但这个病例成了人们认识额叶与情绪、社会行为之间关系的重要历史案例。一个人的前额叶坏了,情绪和行为会出问题。那么反过来,前额叶越活跃,人就越会管理情绪吗?要回答这个问题,得先认识一个术语:认知重评(cognitive reappraisal)。它是指不改变事情本身,而是改变你理解这件事的方式,也就是俗话说的“转念一想”。比如,面对老板语气严厉的呵斥,你又委屈又愤怒。但转念一想,老板正被项目截止日期和甲方客户压得喘不过气,未必是冲你来的。于是,你的火气也就下去了一半。2002年,美国斯坦福大学的Kevin Ochsner等人开展了一项脑磁共振实验,观察人们主动改变对负面事件的理解时,大脑会发生什么变化。实验前,参与者接受了认知重评训练,学习给令人不快的图片找另一种解释。例如,一张照片中,几名女性站在教堂外哭泣。人们第一眼可能以为她们正在参加葬礼,但她们也可能是在参加婚礼,因为喜悦而落泪。进入扫描仪后,参与者观看一系列负面或中性图片。每张图片出现后,屏幕会提示他们要么如实体验自己的感受,要么主动重新解释图片中的情境,随后再报告负面情绪的强度。结果,转念之后,负面情绪确实减轻了。与此同时,前额叶的部分区域活动增强,杏仁核等区域的活动则有所下降。研究者很快想更进一步:日常生活里那些更习惯“转念”的人,大脑是否也与众不同?2009年,Drabant等人研究了56名健康女性。她们先填写情绪调节问卷,报告自己平时是否习惯通过改变想法来调节情绪;随后,她们在核磁共振仪器中观看愤怒或恐惧的负面情绪面孔等刺激。结果,报告自己经常使用认知重评的人,表现出较低的杏仁核反应,以及较高的部分前额叶和顶叶活动。这类结果一度让研究者认为,一个人管理情绪的习惯,或许真的能在脑活动中留下印记。但56个人的样本,能撑起这么大的结论吗?在本文开头提到的《自然》最新发布的这项大规模研究中,研究团队系统检索了相关文献,按统一方案在本地分析自己的数据,再汇总各研究的统计结果,用随机效应元分析合并,重点比较了三种常用的衡量认知重评能力的“尺子”。第一把是日常习惯问卷。例如情绪调节问卷,参与者需要报告自己在日常生活中是否经常通过转念来调节情绪,衡量一个人的长期习惯。第二把是实验室里的主观情绪评分。参与者观看负面图片,并分别在自然观看和认知重评两种条件下报告负面情绪的强度。两者之差,就是这次任务中情绪改善了多少。第三把是杏仁核的活动变化。研究者利用功能核磁共振比较参与者观看负面图片和执行认知重评时的杏仁核信号,考察重评过程中杏仁核反应是否下降以及下降幅度。按照传统假设,这三把尺子应该在一定程度上指向同一种潜在能力:平时越爱转念的人,应该更容易在实验室里降低负面情绪,也对应某种可识别的脑活动变化。然而,结果并非如此。三种指标两两之间的关联极其微弱甚至没有。研究者还使用了贝叶斯分析,进一步证明这并不是因为没测出来,而是指标之间确实缺乏有意义的联系。这就是“没有证据”与“证明没有”的区别。也是这项阴性结果分量所在。如果说三把尺子之间缺乏一致性已经令人意外,接下来的分析,则直接触及了“前额叶刹车”这个故事本身。研究者依据以往脑成像元分析,预先定义了一套经典情绪调节网络。它并不只是一块前额叶,而是包括前额叶、顶叶和颞叶多个区域在内的一个功能系统。结果,日常重评问卷和实验室任务中的主观情绪改善,都与这套网络的活动没有可靠关联。能反映重评主观效果的脑信号,更多来自情绪产生相关脑区,而不是经典前额叶调节环路,并且效应量整体偏小。也就是说,经典情绪调节网络在单纯产生负面情绪和执行认知重评时都会被调动,不能把它简单看成情绪调节的专属开关。这项研究表明,情绪调节可能依赖多个脑系统共同参与,包括负责认知加工的区域,也包括处理身体感觉、内部状态和行动准备的区域。因此,把某个脑区单独拎出来,当作一个人情绪调节能力的尺子,是站不住的,尤其在临床研究中,前额叶活动偏低常常被直接解读为情绪调节受损。研究者在全脑范围内寻找与认知重评能力相关的脑活动特征,却没有找到预期中稳定、方向一致的正相关关系。脑区在认知重评过程中发生变化,并不意味着它的活动强弱能够衡量一个人的情绪调节能力。| 图源:参考文献[1]脑成像能看到“转念”时大脑发生了什么,却很难在人与人之间排出名次。研究者给出了几层原因。第一个原因是现实中的情绪调节,并不等于实验室里的听指令测试。生活中,你要先觉察自己情绪不对,再判断情境,决定要不要调节、用什么方法,然后启动并维持下去。而实验室任务则把这些步骤大幅简化了。什么时候调节、用什么策略,是研究者预设的,还提前给你练习过。你面对的是标准化图片,而不是自己真正关心的人、真正头疼的工作冲突。此外,日常报告自己经常“转念”的人,也未必次次都转得成功。他们也可能只是更常遇到强烈的负面情绪,用的多,是因为需要的多。第二个原因,主观感受和脑信号并不是在测量同一件事。“我现在很难受”描述的是主观体验,而当fMRI显示杏仁核或前额叶变化时,记录的则是血氧水平依赖信号,用来间接反映脑活动。情绪本身也包含多个方面,比如主观感受、身体反应和行为表现。这些反应可能相互关联,却不一定始终同步。因此,问卷、主观评分和脑信号本来就不一定高度吻合。任何单一指标,都不能代表一个人完整的情绪调节能力。研究者通过进一步拆解数据,试图区分情绪评分的变化究竟来自同一个人不同试次之间的波动,还是来自人与人之间的稳定差异。结果发现,主观情绪评分的变化中,只有约7%—8%来自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其余大部分来自同一个人面对不同图片时的起伏。相比之下,杏仁核反应的差异约有60%—64%来自人与人之间,经典调节网络反应的这一比例也约为56%—62%。也就是说,主观情绪评分更多反映一个人在不同情境下的波动,而脑信号包含更多个体间差异。两种测量的差异结构并不相同,自然很难形成稳定对应关系。第四个原因,每个人的“全脑音量”不同,可能掩盖局部差异。研究发现,一个人的杏仁核反应较强,他的前额叶和其他许多脑区的反应也往往较强。这就像戴耳机听歌,有人把总音量开得大,有的人开得小。当比较其中一段旋律的高低,却发现总音量的差别已经影响了所有声音。局部脑区之间的相对差异,因此难以辨认。研究者指出,全脑信号的共同变化,是脑成像个体差异研究需要面对的方法学难题。另外,神经科学中有一个概念叫作神经简并(neural degeneracy),指不同的神经结构或活动配置,可能支持相似的心理或行为结果。放到情绪调节中,这意味着不同的人可能动员不同的脑区组合,最终都能让负面情绪减轻。因此,脑活动模式未必完全一致,行为结果却可能相似。研究者还尝试把多个脑区的活动模式组合起来,提取与负面情绪、重评状态或重评能力有关的神经特征。结果发现,这些模式同样无法可靠预测参与者的情绪改善程度。这再次提示,能够识别某种脑活动状态,不等于能够判断一个人的情绪调节能力。要知道,在科学界,“没发现”历来是最难见刊的结果之一。英国爱丁堡大学研究员的Daniele Fanelli曾翻检4600多篇检验了假设的论文,发现1990年时约70%的论文报告结果支持了原假设,到2007年,这个比例涨到了86%。2024年底,施普林格·自然出版集团调查了1.1万多名研究者,98%的人承认阴性结果有价值;可在真正得到过阴性结果的人里,只有约三成把它投给了期刊。剩下的,大多被锁进了抽屉。心理学家Robert Rosenthal早在1979年就给这种现象起了名字:抽屉问题(file drawer problem)。这项研究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扑空的方式足够扎实。2175人的样本,预先注册的统一方案,再加上能够论证“确实没有”的贝叶斯分析,让这次的“没发现”不再是一个可以随手放进抽屉的遗憾,而成了一个必须正视的结论。“前额叶弱,所以情绪内耗”“杏仁核太敏感,所以性格暴躁”,这类说法把复杂的心理过程,压缩成了几个脑区的活动强弱。仅凭某个脑区的活动强弱,去推断一个人的情绪调节能力或进行“赛博确诊”,实属不当。这项Nature研究没有否定前额叶参与情绪调节,但提示针对前额叶的神经调控干预或许涉及更广泛的脑网络。对于临床患有精神障碍的人群,或更贴近日常生活的情绪调节过程,是否存在不同的脑活动关联,仍需要进一步研究。未来,研究者需要走出磁共振扫描舱,开发更贴近真实生活的实验范式,观察人们如何识别情绪、选择策略并主动调节,再将这些行为与脑活动联系起来。这项研究得出的绝大部分是阴性结果,但这似乎恰恰是它的价值所在:科学测量并不总能测到人们真正想知道的东西。
参考文献
[1] Sicorello M, et al.; The NIDER Consortium. Emotion regulation capacity lacks a shared neural signature. Nature. 2026. DOI: 10.1038/s41586-026-11203-1.
[2] Ochsner K N, et al. Rethinking feelings: an fMRI study of the cognitive regulation of emotion. Journal of Cognitive Neuroscience. 2002;14(8):1215–1229. DOI: 10.1162/089892902760807212.
[3] Drabant E M, et al.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typical reappraisal use predict amygdala and prefrontal responses. Biological Psychiatry. 2009;65(5):367–373. DOI: 10.1016/j.biopsych.2008.09.007.相关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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