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性侵/儿童性虐待受害者的创伤心理及行为反应

在谈论受害者的创伤心理之前，我想先让大家了解一下我们自己的反应。

普通人是有动机回避他人的创伤的。

因为一旦你想要了解创伤，你就无可避免要面对人类的脆弱和劣根性，你见证他人的痛苦时也许也会痛苦。这是恶本来的一个衍生目的，恶就是使人厌恶、反感、回避的，我们顺应这种本能，就能让恶的目的得逞。我们只需要什么都不做，就足以帮到加害者。

而反过来，要帮助受害者，我们不但要看到受害者的经历，还要共情其痛苦，还要不忘记，要行动起来支援，这使我们也加入到直面恶、挑战恶的队伍中，这个过程不愉快、不痛快，有太多使人反感和焦虑的东西。我们会发现，当一个置身事外的人至少从情绪和精神压力上无疑是好受多了的。

目击恶的每个人，包括受害者，其实都急于摆脱创伤，急于遗忘，急于得到结果，哪怕是一度曾提供帮助的人们，都带着这样强烈且不自觉的动机，我们非常希望一切赶快结束，赶快恢复日常生活，赶快让一切好像没发生一样。这也是受害者常常在无声中落败的原因，她们在被遗忘中势单力薄。

（取材自《热泪伤痕》）

加害者还会给普通人理由，让我们心安理得的置身事外。他们指责受害者说谎，讲出截然不同的故事，搬出冠冕堂皇的理由。当加害者权力越大，也就越有能力定义真相，越有能力在一开始就准备好对自己有利的局面。

普通人有充分的动机退出不明朗的局面：因为各说各的，没人知道真相，何况，别人的真相是遥远的与我无关的事，更重要的，是我个人的形象如何。我如果选错了队支持错了人，结果就是我的形象受到损害，我看起来像个傻子或疯子。

于是，很多受害者在貌似公平的处境中落入败局，因为就大多数暴力而言，尤其是性侵和儿童性虐待这类暴力，从一开始双方的权力就不对等，背后的文化支持也不平等，更有权力的一方更有能力定义有利于自己的事实，弱势者要推翻对方列举的事实且证明相反的事实，难度更大。

此外，公众对受害的情况存在一个非常狭窄的预期，当受害事实低于预期，它得不到关注，当事实高于预期，会激发出猎奇与怀疑的心理——这使受害者不被信任。事实上不只受害者如此，涉及到相关的研究，超出公众预期的研究者也不被信任，人们怀疑受试者说谎，怀疑研究者有偏见地采用信息，等等。

（取材自《嘉年华》）

不得不承认的是，还存在另一个诱惑，即从加害者的角度看待性侵，会带来额外的心理优势：一方面，立足于我更有权力，我更安全，我不会沦落到受害的处境，这增加了人们的安全错觉，另一方面，每个人都希望自己与众不同，且相信自己比大多数普通人更为高明，这种自利偏差增加了人们的自尊，使他们对自己感觉更好。

对每一个普通人来说，我们都受不同的动机驱动，这使我们做出不同的反应，持不同的立场。

我想也许只有我们了解自己身上的反应，才能更好地理解我想表达的这句话：

普通人也在参与受害者面临的创伤环境，我们不是旁观者，我们或多或少都参与了。

而无论如何，旁观者还有立场可以选择。但受害者就没那么幸运了。

社会对创伤事件的预期是“它是罕见的”，但这是一种错觉，性侵家暴对许多女性而言都并不罕见，它不是少数事件。这类暴力对个人的伤害，不在于人们粗浅认识中的人身伤害、身体伤残（这也是它们被认为应该区别于伤害罪特殊处理的原因），而在于它破坏甚至摧毁了人们对日常的适应能力，使人感到惊恐、无助、失去控制，随时感觉自己大难临头，即使在脱离创伤困境，回归日常生活之后，这些感觉仍然存在，这就是创伤心理。

（取材自《素媛》）

虽然我们日常的语境中时常会半开玩笑地提到，“你给我留下心理阴影了。”但在心理治疗领域，创伤心理也不是轻易就会有的，它跟防御系统的崩溃有关。

我们的防御系统是这样工作的：当面对威胁时，身体会激发交感神经系统，激增肾上腺素，我们会集中眼前处境并开始警戒，与此同时，我们屏蔽身体的其他感受，比如饥饿、寒冷、疼痛等，但我们会增强恐惧与愤怒的感受，这两种情绪促使我们最终做出战或逃的行为决策。这是我们正常的适应性表现。

然而，假如我们陷入的处境无法战也无法逃，假如这个处境持续激发我们的防御，却一再使我们绝望，无法战也无法逃，正常的防御系统就会崩溃，我们就难逃创伤的反应。

创伤心理也不仅仅关乎一时的痛苦，它有长远的后果。

创伤经历使身体应激、情绪、认知都受到损害，功能上不再协调，为了保护自己，我们可能会切断自己对创伤事件的情绪反应，也就是记得事件，却好像和自己没有关系；我们可能会怀有强烈的情绪，但却遗忘事件的细节；我们可能总是惶恐不安暴躁警惕，但不记得为什么（尤其是在受虐儿童身上可能会存在）。

于是，我们可能会过度反应，因为相信自己一直处于高度危险的状态中，我们的身体和心智一直处于警戒状态，对最小的刺激可能都感到极大的惊吓。

我们可能会持续体验创伤记忆。创伤记忆与其他记忆的不同之处在于，其他记忆我们会将其视为一种事件活动，在我们不同阶段和场合讲述它的时候，它都是以符合当下逻辑和气氛的状态呈现的，它是完整的阐述。但创伤记忆，人们体验它的方式通常以意象和身体感官为主，难以描述和呈现当时的细节，他们也许会忘记日期、几点钟、对方的脸和名字，但却可能记得床单的味道、天花板的污渍、壁纸的色彩。一些研究者认为，这可能是因为创伤记忆受高浓度肾上腺素或其他压力荷尔蒙的影响，使它留存于记忆的方式不同。

（素材取自《误杀》）

我们可能会封闭解离。在面临绝望时，我们可能会选择第三条路，像那些在车灯前被吓傻的小动物，它们僵在当场直到车轮碾上去，我们的意识也僵在当场，直到一切发生。我们封闭自己的感官，将自己的意识和情绪从身体中解离出来，告诉自己，“我不在这里”“这个人不是我”，由此来保护自己活下去。即使在危机解除后，受害者仍有可能采取这种应对策略，比如放弃行动、增强疏离、停止警觉和判断、扭曲现实、人格解体等等，人们通过放弃对自我的意识和建设，来隔离对痛苦的感知，通过放弃对自我的负责和麻木，来获得对放弃的控制感。

性侵/儿童性虐待受害者的额外创伤

性侵与儿童性虐待，绝大多数发生在熟人之间，较之于其他暴力，它带来更为深远的创伤后果。

与所有创伤受害者一样，她们的自我感也受到损害甚至破碎，她们额外需要建立与外界的连接，借由维系与他人的关系来重新修复自我感。

（取材自《可爱的骨头》）

但经历过熟人的性侵和性虐待，使女性尤其是儿童难以重建和他人的关系，因为本该是最值得依赖的关系，却是使自己陷入绝望的根源。人类的大脑潜意识是这样工作的，它将熟悉的视为安全的，这套经验使我们存活。对受害者而言，她的潜意识依然使她将熟悉的视为安全，但她的心智却难以信任这套系统，她必须自己时刻警觉，防备，把日常的生活都视为生存的考验，建立关系要付出太多的额外努力，而这对身体和精神也是极大的消耗。

儿性童虐待受害者会受性虐待更大的影响，尤其是加害者为其照料者时。我们都知道，儿童与其照料者之间的安全感是其人格发展的基石，儿童要发展出正面的自我感和正常的自尊，照料者需要合理限制自己的权力，以免破坏儿童的自我感、自主权和自治权，在性侵发生后，这个基石被摧毁，儿童的自我感会丧失，她们如果没有在当下也会在稍后意识到，自己的自我与自主在这种性的剥夺之下，毫无意义。

这会使她们首先感到羞耻，被照料者否定自我，意味着自己毫无意义，而自己所有自我的念头和珍视就成了一种过分自爱的羞耻。她们如果接受这是爱，一种与众不同的爱，这使她们觉察到自己是同龄人中的异类，低人一等；她们如果不接受这是爱，承认自己不被爱而被伤害，她们会认为这是因为自己做错了什么，所以才被惩罚。

这还会扭曲儿童的认知，儿童的思考模式通常以自我为中心的，以自己来解释处境和结果，如果得到爱，意味着自己做得对，如果没得到，说明自己做错了，她们会以此调整自己的行为，这种处境会扭曲儿童对现实的认知和对自我的认知。

而随着她们长大，逐渐了解社会规范，她们又会有新的耻感，比如内化迂腐的社会观念，比如“残花败柳”“被弄脏了”“一辈子都毁了”“其他人不会接受这种女人”，为此而感觉自己不值得不配，或耻辱于自己是一个受害者而不是一个成功的反抗者，又或是耻辱于自己曾经无知，耻辱于自己曾迎合。

我认为这也正是社群要持续声援的原因，受害者需要对抗的不只有创伤的经历和加害者，还有整个社会文化和她们挥之不去的耻感和无力。她们如果沉默，将持久受困于自我责备和自我批评和羞辱，而如果她们发声，迎来的是社会的批评和羞辱，那么社会就在协助加害者。

在一些情况中，如家暴和家庭内性虐待，受害者与加害者长时间处在一起，形成社会关系或事实存在上的囚禁（比如剥夺通讯、限制回家时间、剥夺经济能力）等，这种囚禁是隐蔽不被察觉，也往往不被警方承认的，家门没有锁上，窗户没有封死，但它却造就了无数的妇女儿童成为囚徒。儿童因为没有谋生能力，妇女因为经济、社会、心理、法律等因素或更直接的恐吓威胁，而成为囚徒。

（取材自《房间》）

长期的囚禁使加害者更容易在环境中建立威权统治，他成了受害者生命中最有权力的人，由此受害者的心理和认知为加害者所塑造——于是受害者表现的种种对现实的扭曲和对加害者的顺从和迎合，也就不足为其。

加害者天然具有了解自己风险的优势，这使他们的决策更有条理，一些人甚至有社群可以交流心得，恋童癖有QQ群交流，对女性精神控制（如PUA）也有自己的网站和组织。

精神控制在这类案件是常见的，它属于暴力的一种，但并未被法律所认可，事实上它比身体暴力更为常见。加害者通常将身体暴力作为最后的威慑手段，而巧妙地应用精神控制，使受害者感觉孤立、无助，破坏她们与他人的连接，使她们相信加害者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甚至，诱使受害者认为自己拥有控制感——只要学会体察加害者的心情、学会顺从、学会爱加害者，自己就能恢复对生活的一些控制感，就可以做得了一些主。

我们很少看到纯洁无辜的完美受害者，除了上述的原因之外，还因为加害者通常深谙人心，也有强烈的合理化自己犯罪行为的动机，他们会把受害者拖下水。加害者会设计受害者犯错，或使她们相信自己有污点，来击溃受害者对自己的珍视，使她们厌恶自己，小的比如说谎、偷窃、迎合加害者，大的比如伤害别人，帮助加害者伤害别人，令她们相信自己并不干净，不是好人，甚至是引诱了罪恶发生的祸首（加害者通常的辩词是，我是被你引诱了的，我本来不想对你这么做的，但你暗示了我，我爱上了你），被拖下水会击溃受害者的自我感、道德信念，使她们关闭感觉和判断、思考，放弃进取（可以简单理解为一种无所谓，破罐子破摔），这也使其后她们的人格发展与行为表现更容易走向边缘化。

儿童性虐待受害者如果是长期的被侵害，人格常常会被严重侵蚀，对相关的从业治疗师来说，儿童期长期经历性虐待的受害者身上具有一些易被识别的特征，她们容易被辨别，对受害者而言，使她们多了获得治疗资源的机会，而与此同时，对其他普通人来说，这种人格上的严重侵蚀可能使她们难以被理解。

许多受害者发展出极端化的人际关系反应，她们可能强烈依恋加害者，因为加害者将自己塑造成她们世界里全能的神，她们不敢想象失去对方之后的处境，她们也可能在脱困后再次受困，因为她们的认知被塑造成伤害=爱；她们也可能对所有人抱有敌意，因为无法信任任何人，即使是怀着善意来帮助的人，她们过去的经历只知道三个身份，凌驾一切的加害者，无动于衷的目击者和作为受害者的自己。受害者在发展日常关系时会遇到阻碍，她们无法想象自己处于一个平等的有掌控的地位，她们在强烈依恋和退缩排斥之间摇摆，于是就很难和普通人一样，建立正常的社交关系，这给她们未来的关系和接近她们的人带来了麻烦——这可能使她们在回归日常生活之后，仍然处于孤立和自我隔离的状态。

受害者自杀，包括在摆脱创伤处境之后自杀，甚至在加害者被制裁之后自杀，并不少见。在集中营幸存者和儿童性虐待受害者乃至性侵受害者的身上，都发现了这种高倾向。

受害者在创伤处境中可能会选择忍受而活下去，代价就是去除自己身上人性化的部分，将自我意识封闭，让处境变得可以忍受。而在摆脱创伤处境之后，整个环境包括她自己，都会提醒她，需要恢复人性化的部分才能融入社会，才可能找回那些被夺走的人生的可能性。

（取材自《素媛》）

而恢复人性化的部分，往往就意味着痛苦会重新回来，是的，我们的人性，我们的自我，甚至我们对自己的珍视，就是让我们在创伤中痛苦的原因。即使受害者完全无辜纯洁，她也有漫长的创伤修复之路要走，这过程中可能持续被PTSD所扰，陷入抑郁、焦虑、失眠、解离等身心障碍中，而这些，都是自杀的高风险因素。

而正如我们前面所说，很少有完美受害者，那么一种更常见的情况出现了，如果她相信自己也有污点，如果她曾被加害者控制唆使，犯下过错，那么人性化的回归就意味着她需要和这部分共犯的、有污点的自己和解，她不能让自己做一个纯粹的受害者（有时候社会的舆论也不让她做）。假如她尝试为自己辩护，她也就不得不为部分的加害者辩护，而加害者正是她创伤的缘由，这种割裂使她痛苦，她会自我厌恶、羞愧，这也能使生活变得不堪忍受。

受害者的自杀被视作一种抵抗形式，有时受害者抵抗的是她们无法获得正义的现实，而有时更使人扼腕，是在于她们意识到，即使审判如约来到，一切也无法回归正常。

（取材自《熔炉》）

林奕含在《房思琪的初恋乐园》中借思琪之口说：“人生如衣物，如此容易被剥夺。”应该使我们体会哪怕一点点受害者的处境。受害者不是引诱者，不是被惩罚，受害者没有选择被害，在罪行面前，其他人仅仅是幸运而已。“每一起性的暴力，都是在全社会的协助之下完成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或多或少参与其中，甚至我们中的一些人，正在成为恶的协助者。评判很容易，理解却很难。

要将受害者的心态扭转成幸存者，给她们以勇气和力量，使她们真正生活下去，需要整个社会的支持和努力。恶魔也许永远都会存在，但好人应该团结并勇敢，这个世界才会变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