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王C-cup

要骂多少已婚女性,世界才会更平等?

随着“张桂梅校长拒收全职太太捐款”登上热搜,骂家庭主妇乃至已婚女性的声音又一次多起来了。上一次这么多骂还是因为papi酱生了孩子而孩子随父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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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家庭主妇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现行法律不够认可家庭主妇的付出及其价值,长期的社会脱节也带来再融入的困难,考虑到婚姻越来越不稳固,早早地孤注一掷让自己未来会变得非常被动。以上这些事实,恐怕在大部分有选择的女性那里,并不需要别人灌进她的耳朵里,她才会知道。
连只接受了义务教育一直生活在农村的小学女同学,在朋友圈里卖货在短视频上开直播,她都会给自己配上文案:
女人一定要有自己的钱,爹妈会老,老公会跑,好出身好老公,都不如遇到更好的自己。
给老公陪跑,10年后,别的女人花你的钱睡你的老公打你的娃。越会投资自己的女人,才会越幸运,钱在你手里,未来就在你手里。
现在微博上大家讲的无非也是这些道理。工作、赚钱你才能更好把握未来。把所有希望寄托在工作和钱上,压缩对人的信任,无非也就是要对抗自己的焦虑感和无助感。
然而,中国女性所面临的是结构性的困境。
职业女性并无安全可言,职业女性属于劳工中的底层势力,缺乏议价能力。经济是中国政治稳定的基石,资本拥有政治之外最强的力量,贯行了几十年的自由经济也促成了资本与政治之间的强联合,资本的强势加上法律的缺位,整个劳工群体相较其他社会,都显得十分弱势,所以996才能成为常态,并进一步被鼓吹为福报——越努力越幸运,你不加班就找一个愿意加班的替代你。
而职业女性的弱势更在于,性别歧视无处不在,她们可能因为生育被惩罚,也可能因为未婚而不被信任(你将会结婚),还可能因为未婚的身份而被压榨(你没有家庭可以加更多免费的班),更别说,职业发展存在难以逾越的天花板,晋升注定受限,幸运的中年有望成为中层管理,不幸运的也十分常见,中年被发配到边缘岗位甚至下岗。最近武汉某菜场出了新规定,45岁以上不能摆摊。贫困是女性不得不面对棘手的主题。坚持工作是我们所拥有的不多的选择之一,但它也并不是一个十分安全的答案。
因此,许多职业女性仍然会选择婚姻。除了情感、建立关系、生儿育女等等原因之外,婚姻也提供了一种保险。可以暂时停下来,而不至于立刻落入生活无着的处境。它并不是一个十分安全的选择,但女性拥有的选择同样十分有限。
许多女性离开职场并不总是出于天真的对婚姻家庭的渴望,更常见的是含恨而去。或是因为被辞退被打压,或是因为歧视和不公,或是晋升机会渺茫,个人价值被严重低估。
当然,婚姻并不对女性更为友好,而这并不需要走进婚姻才醒悟,事实上许多女性在从小就能够目睹父母辈的婚姻中,母亲的际遇——“不成为母亲那样的女人”是许多女性努力的原因。
婚姻中有许多隐形的不公,成为母亲常常意味着女性个人身份被偷走,意味着时间贫困,许多母亲不得不全身心投入培养孩子的计划中,为孩子谋划未来。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丈夫必然是压迫者,贫困、阶层固化、性别歧视都可能是你(而不是他)做出让步的原因。
“lean in”式的精英女性路线相信,找一个愿意承担家庭让你出去打拼的丈夫,会是一个很好的答案。但这条路线也许只适合少数精英女性。女性走出家门,要面临的仍然是一整套歧视你的文化语境,走出家门,你的竞争者不是丈夫,而是所有人,而你将面临的是更苛刻的审视标准。更别说,你可能因为歧视,从出生、教育、资源等等条件上,就没有站在一样的起跑线与别人竞争。
上面这些其实本不需要讲,理应是常识。女性面临的不仅仅是一场内外夹击的战斗,实际上它植根于历史里,文化里,也在我们每一个人心里。
这是一个女性群体看起来声势浩大,实则内里非常虚弱猜疑的时代。女性与女性之间不再具有天然同盟,反而陷入了内耗与自我孤立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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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篇被广泛引用的论文——史蒂夫·比尔曼于2009年发表《内化性别歧视的结构》(The fabric of internalized sexism)——中,作者提出,性别歧视并不仅仅存在于特殊事件中,也存在于我们的日常对话,存在于女性自身,女性对自己及其他女性的性别歧视也每天都在发生。
作者研究了日常对话中内化性别歧视的模板,并将其进行了归类:
1.无能力预设/设限/弱化:认为女性缺乏技能、经验、动力,认为她无法改变自己的处境。
2.常规性的无知主张:常常会发生在自己身上,极频繁且不必要地使用,“我不知道”“我不确定”“也许是吧”等等,缺乏对自己的确定。
前两类很容易理解,女性常常会持续地接受到关于自己不行、资源受到限制的信息,进而产生内在的无助感,削弱对自己能力的信念。这种信念形成后也往往会在人们的日常中传播并发挥影响。
3.客体化女性:相信自己或其他女性将处于凝视之下,并投射自己到观察者的位置上,评判自己或其他女性,它常常会使人们苛刻地对待自己或其他女性。
4.群体内竞争权力:性别歧视的一个主要特征是压迫者与被压迫者之间的制度化权力差异,压迫=偏见+权力,单纯的偏见不会形成压迫。内化性别歧视者,也会形成对女性的偏见,贬低其他女性,并追求在群体/组织中获得自己的权力和他人的服从。
表现:不相信合作、联合,信奉自我优越主义,贬低自己以外的声音,要赢过其他女性。
5.将其他女性视为竞争者:从自尊、社会资本等角度,不断与其他女性进行竞争,进行负面的比较。
表现:诋毁攻击或者散播不利于其他女性生活及工作环境的言论;抱有其他女性抢占了资源的观念。
6.否定与克减其他女性权益:
不共情,否定其他女性的遭遇,或克减其权益,认为其活该受害,为自己对其他女性的厌恶、虐待进行辩护。
表现:对受害者进行指责,“她不该穿成那样,难道指望男人变好吗?”“她第一次挨打就应该离开,第二次我只能说是她活该。”将自己对其他女性的敌意合理化,“结婚的女性都是帮凶,不攻击她们只会有更多人当帮凶。”
当下流行的将结婚生育视为对平等的拖后腿正是一种促成厌女症的土壤,因为它将促成女性的自我厌恶和对婚育女性的厌恶。
在上野千鹤子《厌女》一书中,她指出,女性的厌女症通常表现得更为隐蔽:将对女性身份的厌恶投射出去,攻击其他女性,以表示自己是例外,与被攻击者不同——因而她的处境和未来也不会出现在我身上,她所背负的弱势者地位也就不属于我。这也是为什么婚育女性被命名为“驴”“胎器”“扛大鼎”,她们不仅不是女性(因为她们会影响革命的纯洁性),她们连人都不是。如果说将婚育女性视为叛徒,还是一种将之“他者”化,以孤立并歧视的手法,那么对她们进行侮辱,则是将她们“非人化”,以彰显自身合理和正义的做法了——很遗憾,这种做法正在流行。
(下图可滑动查看,但可能引发不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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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前的文章也讲过,在未来婚姻可能会逐渐消亡,结婚不再是主流的,在瑞典,一半的人口是单身,参考一下,2016年中国国家民政局的数据是,我们的单身人口是接近2亿。

和许多事情一样,我们会有点时差。这中间的差距提示着我们,在中国社会,婚姻仍然满足了一些重要的功能,对相当多的人来说,它是一种刚性需求。

现在许多女权者都认为女性面临的矛盾就是“工作”与“家庭”的矛盾,这当然是一种偷懒,一种直接对桑德伯格和斯特劳等西方女权主义者的拿来主义,中国女性面临的处境更为复杂,而因为她们拥有的更少,选择也更少,单纯要她们“觉醒”并不解决问题,她们不是没有醒,而是没有资源和能力。

脱离整个结构性的共谋压榨的语境,要她一个人抗争,做不到就是“自甘堕落”,并不带来任何帮助,只进一步造成孤立和分裂,也反映了自身的天真、盲目和狭隘。

而从心理学来讲,骂醒这种独特的方式,反映的反而是一个人缺乏被尊重的经验,因而没有学会如何沟通与说服,只懂得被侮辱之后顺从这一种经验,所以也只会用这种方式。而一个人的自尊没有舒展过,就压抑着敌意、愤怒,当有机会的时候,就算无意,也会转移到别人身上去。

迫切想要摆脱弱势的身份,想要得到精英女性的身份,从而更合理正当地歧视其他女性,不共情她们,却从自己的言行中恰恰反映出自己的人生际遇。这也是一种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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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虑与抑郁是21世纪的主流情绪,全世界范围内,不确定感都在增加,人们失去控制感,无助感泛滥。一个原因是,世界发展太快了,经验跟不上世界变化的脚步,我们自身的渺小在无数大事件中被放大了。人们迫切需要看到结果,看到改变,如果把目光放在女性群体身上,这个目标遥遥无期,但如果把范围缩小,限制革命的定义,纯洁女性的队伍,这个目标就容易实现得多。

但它绝不真正解决任何问题,释放敌意虽然痛快,但它也暗暗增加了你对女性身份的厌恶,而无论承认与否,它都是你重要的个人身份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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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强调自我的时代,大家都在说,我我我。我要什么,我要怎么做,我不要什么。我们要爽,要满足,要顺我者昌,要踢开我们不喜欢的东西。看起来多么酷,多么张扬。

看不到别人的感受,也不想感受别人,一切可能使我们共情别人理解别人的事,都仿佛让我们脆弱了,不酷了,不自由了——这不是酷,这是自恋,是孩子气,是青春期,是拒绝长大。

长大是很烦人,长大就是你意识到,你不是一座孤岛,你将需要别人的善意,而别人也需要你的善意,长大就是你知道别人也和你一样,是有血有肉会哭会痛的人。长大是知道世上没有捷径,没有爽文,每个人都不容易,不轻易指责。

是的,长大很烦。你可以推迟自己的长大,但也只是将你必须经历的押后了而已,你绝不可能避免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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