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鹏：魏特夫的观点不适用于中国，“水利社会”比“水利国家”更有意义

中图网燕京书评2022年10月12日约 16 分钟

采写丨刘硕

全文共7755字，阅读大约需要20分钟

魏特夫等人的观点并不适用于中国这一地域广阔、地形多样且政区严密的地理实体；即使考虑到国家在水利上的核心功能，国家及其官僚体系也不是影响水利问题的唯一因素，不是唯一的决策者和执行者；多数水利工程并非必须由范围广大的国家来管理，官方通常并不独自从事大规模的工程，而主要依靠地方士绅与土地所有者的合作；水利资源与区域性的社会结合所形成的“水利社会”明显强于“水利国家”“治水社会”，“水利社会”比“治水社会”“水利国家”更有意义。

九曲黄河第一湾。（来自网络）

吴鹏《水运与国运》（浙江人民出版社）一书从大禹治水锻造中华民族早期统一体开篇，以“一带一路”战略打造中国连接大陆大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枢纽地位收尾，梳理中国古代与水运相关的国运历史。”内容包括水域历史的发展、水战海战的进程、水利工程的修建、人工运河的开凿、海洋贸易的开拓、海外文化的交流等。既有殷实的历史事实，又有关于历史理论的新知。研读历史有很多种角度，无疑水的视角是其中最灵动的一种。就本书涉及的相关问题。燕京书评采访了吴鹏。

吴鹏，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博士，新锐文史作家。《中国青年报》、“澎湃新闻”等媒体专栏作者，近年发表文章200余篇，著有《选贤：<资治通鉴>中的用人得失》《大唐二十一帝》《水运与国运》等。

▌ 军事目的若先于经济，水利则很难有利

燕京书评 ：浮山堰的原理是怎样的，与都江堰等一些人们耳熟能详的堰有何区别，为什么让南朝痛哭流涕？以为我们观念中都觉得治水修堰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事情，那么南梁的问题出在了哪里？

吴鹏： 浮山堰修建的时候，中国正处于南北朝对立时期，基本上以淮河为界，南方是南梁，北方是北魏。浮山堰是南梁为了达到水淹北魏寿阳（今天安徽省寿县一带），而在淮河上修建的巨型水坝，因其位于淮河的第三个峡口浮山峡内，就被称为浮山堰。

淮河流域历来是南北必争之地，守江必守淮，过江必过淮。也就是说，南梁要守住长江天险，必须严防淮河前线；北魏要饮马长江，也要先打下淮河。而寿阳恰是淮河中游的军事重镇，之前本来属于南朝地盘，但很不幸的是，早在南梁建国之前，他前面的南齐就把寿阳给丢了。北魏拿到寿阳后，犹如一把尖刀直指南朝的心脏帝都建康也就是今天的南京。

南梁武帝萧衍开国后，就力图收复寿阳以改善恶劣的国防形势，但由于军队战斗力不行，无法打败北魏的寿阳驻军，就试图水攻。但水攻要有个前提，就是居高临下。而南梁在淮河流域的主要地盘都在下游，北魏寿阳在淮河中游。浮山堰的主要原理就是在下游拦河筑坝，抬高下游水位，从淮河下游倒灌中游的寿阳城。

南梁修建浮山堰和秦国修建都江堰都有军事目的，南梁是为了水淹北魏，秦国是为了打通了从巴蜀向楚国进军的水运通道。但都江堰在历史上更多发挥的是航运、灌溉、防洪等作用，为将四川塑造成天府之国提供了重要水利支持，具有重大的经济效益，从中可以明显看出水利工程对国运提升的拉动效应。而浮山堰纯粹是军事目的，就是单纯为了打仗，几乎没有任何的经济效益可言。

南梁在浮山堰问题上主要犯了这么几个错误：一是不信科学。工程动工之前，祖冲之的儿子祖暅就赴淮河实地考察过地形，提出淮河含沙量太大，水势无常，飘忽不定，而且河床不够坚实，承受不了大型水利工程的压力，建议将该工程下马，但是萧衍不听。二是选址不当。如果非要建大坝，淮河的第二个峡口荆山峡更为合适，但荆山峡距离寿阳太近，北魏经常派军队进攻南梁的施工人员，南梁军队又无法保护大坝安全，只能再往下退到浮山峡修大坝。三是用人失误。浮山峡工程由比较懂水利的康绚任总指挥，但在工程完工后，梁武帝听信徐州刺史张豹子关于康绚里通北魏、意图叛国的谗言，将康绚调回，任命张豹子负责浮山堰安全。张豹子上任后，不再对浮山堰进行修护保养，加上淮河水秋季暴涨，浮山堰在一波又一波的洪水冲击下，彻底崩塌。

南梁为浮山堰这个大工程痛哭流涕的原因就在于，修建浮山堰的过程中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但却不但没有实现倒灌北魏、收复寿阳的军事目的，反而在溃坝之后倒浇了自己一头，让淮南地区变成千里泽国，数十万百姓葬身鱼腹、流离失所。

更重要的是，淮河地区本来是北方南渡汉人流民的聚集地，是南朝最重要的兵源地，良将劲卒大多出于此。经浮山堰人祸，淮南一蹶不振，再也提供不了能够保卫朝廷的军事力量。虽然不久北魏发生内乱，一分为二裂为东、西两魏，两方忙于内斗，南梁外部压力减轻。但没有了强有力军队的加持，南梁内政逐渐不稳，后来侯景之乱中萧衍被饿死台城。甚至南朝从以北方南渡士族、流民为主体的宋、齐、梁三朝政权，转变为以江南本土豪族势力为主体的陈朝政权，都与浮山堰事件不无关系。毕竟失去以北方南渡流民为主体的军事力量支持，北方南渡士族根本无法坐稳江山，只能让位给掌握江南本土军队的南方豪族。

《水运与国运》

吴鹏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2022年9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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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书评：历史上有很多关于战争中依靠水的力量获胜的例子，比如朱元璋对陈友谅，曹操赤壁之战等，但都摆脱不了一种戏说感和偶然性，您一般会从什么样的视角去看待这些“传奇”？

吴鹏：传奇之所以成为传奇，就是因为在叙事过程中刻意加入了偶然性，同时又用戏说的方式增加了吸引力，让人们喜闻乐见。我认为，所谓的传奇，就是人们由于掌握信息不充分、不准确而难以理解的稀松平常之事。比如你说的赤壁之战，就是因为附加上了以少胜多、东风助力等充满戏说感的偶然因素，就成了人们口耳相传的所谓“传奇”。

其实，剥去笼罩在这些历史事件上的层层迷雾，人们会看到这些战争胜利的理所应当。比如赤壁之战，孙权、刘备集团能够打败曹操的真实原因在于，一是在总体力量对比于我不利的态势下，集中优势兵力在局部战场形成以多打少的局部优势。战前曹操的总兵力，既不是曹操自吹自擂的八十万，也不是周瑜推算的二十四万左右，实际上只有从北方带来的嫡系部队十万左右和荆州降卒五万左右，即曹操总兵力应该在十五万左右，而孙刘联军有八万左右，曹操和孙刘兵力对比是二比一，虽然双方有很大差距，但也不至于过于悬殊。而且按照兵法中进攻一方的兵力应是防守一方兵力的两倍这个规律看，双方二比一的兵力对比实际上是正常的。更重要的是，在赤壁这一个点上，曹操麾下只有轻骑兵五千，孙刘联军却集结起四五万的优势兵力，双方力量对比瞬间从二比一逆转为一比十。孙刘是以多打少，而非传奇中的“以少胜多”。在这样的力量对比下，孙刘联军基本上是必胜无疑。

孙刘胜、曹操败的第二个原因，是江南的战船制造技术。 曾任孙吴丹阳太守的万震在其《南州异物志》一书中，曾记载江东有一种多桅多帆的战船，可以依据风力调整帆的总面积，根据风向调整角度，还能够利用侧向风力。既然装备了这种多桅多帆战船，传奇中的“东风”就不再是这场战争中的主导因素。即使没有东南风，周瑜的战船一样可以冲向曹营。

有研究认为，《三国演义》中赤壁之战的原型，就是朱元璋与陈友谅的鄱阳湖之战。此战陈友谅兵力60万，水军多为大船，朱元璋兵力20万，水军多为小船。但朱元璋将决战时间选择在鄱阳湖水位下降的七月，使得陈友谅的大船活动不便，抵消了敌方船大己方船小的劣势，充分发挥己方船小容易机动的优势。根据一些战史研究，朱元璋又据险设防，局部力量对比上变1：3为1：1.5甚至更低。更重要的是，朱元璋部队装备的火器远比陈友谅所部先进，不但有可以轰击巨舰的重型火器，还有可以手持肩扛的单兵火器，这就是朱元璋鄱阳湖“以少胜多”的真实原因，其实一点也不“传奇”。

燕京书评：你在书中提到了明朝对海洋的态度是开-关-开，而到了清朝女真入关之后，对海洋的态度却成了关-开-关，这是一种逆向的闭环，最终也结束于南洋的革命党人手里。这种悲剧而明显的历史倒退，观念的退化是由什么造成的呢？

吴鹏： 清朝前期，经过康熙、雍正、乾隆诸帝前赴后继的努力，塞外草原与江南、中原终于融合为牢不可破的统一体，北方草原上的边患不再具有根本威胁。背靠草原的清朝，本应以更大的动力去开拓更远的大海大洋，却在事实上关闭了海上的大门。其中原因，我个人认为，主要有两个。

一是立国初期防范台湾郑成功的需要。郑成功以反清复明为号召，以水军为主力，从海上向清朝发起猛烈攻势。清朝因郑成功的军事反击，不得不迁界禁海，在东南沿海实行禁海政策。

二是作为异族政权的畸形防范心理。统一台湾后，清朝宣布解除海禁，允许开海贸易，先后指定广州、厦门、宁波、云台山四处为通商口岸。但好景不长，仅仅过了三十余年，清廷畏惧汉人借口赴海外贸易与南洋华人联合反清，又疑心国人与外商勾结反清，遂禁航南洋，逐步收紧贸易政策，同时加强对外商的防范，防止外商直接和中国人接触。

清朝海洋政策不能一概简单斥之为“闭关锁国”，实际上是海禁时期有废弛，开放时期有严管，海洋政策一直摇摆不定。而且民间私人贸易一直在狭缝中努力扩大海贸规模，甚至涌现出伍秉鉴家族等在西方进行铁路、金融投资的跨国财团。但相对于明朝，清朝官方对海外诸国交往大门愈关愈严，却是不争的事实。

当然，我们也不能完全就说清朝的这种防范心理是过于敏感，有什么被迫害妄想症，毕竟后来清朝确实是亡于发源于南洋的革命党之手。海禁对国家发展不利，开海对清朝政权不利，这实际上是一个两难选择。清朝政权的特殊属性，决定了他在面对海洋时的两难困境。

▌内河航运和海运在特定历史时期可能会相互抵触

燕京书评：内河航运与海运的关系是什么样的？是互相抵触，还是相辅相成？这种关系是否会随着历史背景的不同而发生变化？

吴鹏： 我个人认为，从总体经济层面看，河运也就是内河航运与海运，本质上是相辅相成的，河运打通国内经济循环脉络，海运推动国内与国外的互联互通进程，这种关系不会因为历史条件的不同而发生本质变化。

但从个别群体利益得失层面看， 河运与海运在特定历史时期，可能就会互相抵触了， 比如晚清在朝堂上引起极大争执的漕粮河运海运之争。

从明朝中后期开始，由于漕运机构的腐败，大运河年久失修，水运条件恶化甚至长期淤塞，从江南转运粮食到京师北京的漕运路线不畅，即使能够通航，运输成本也是直线上升。到清朝中晚期，这一情况更加恶化。此时，方便快捷、成本低廉的海运本应成为新的漕运方式。事实上，明清时期有过多次海运漕粮的实践，经济效果十分明显。但当曾国藩、李鸿章等洋务派提出全面实行海运、取消河运的建议时，却遭到了河务官员、沿岸胥吏等河运利益集团的强烈反对，原因就在于海运动了他们以河运为名攫取的利益奶酪。据学者研究，清朝在河务方面的支出，最多只有10%用于真正的河运治水，其他90%都被河运利益集团私吞瓜分。而在河运派与海运派相持不下时，中央朝廷为利用河运派制衡日渐崛起的洋务派，进而遏制洋务派势力的扩张，竟然出面支持河运派，打压海运派，使河运利益集团继续借助中央朝廷的保护伞维持其既得利益。最终到20世纪初期，清朝才最终逐渐停止漕粮河运。此时，清朝的国运已经是日薄西山，不久便被终结。

《东方专制主义》

（美）维特夫著

中国社会出版社，1989年版

▌ 为何说水利“社会”优于水利“国家”？

燕京书评：你在前言中提到了“水利社会”比“水利国家”更好，这两个词组的内涵有何不同，为什么说水利社会更好？

吴鹏：“水利国家”“治水社会”等概念，是魏特夫等西方学者在研究中国历史时提出的概念。他们认为，在东亚和南亚的三角洲平原地区，农业生产、人口发展与水利建设存在正相关关系，而国家机器在水利设施的建设与管理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形成东方“治水社会”；在中国的每个地方，灌溉都是集约农业不可缺少的条件，在此基础上，便确立了中国的农业社会，正如现代资本主义的工业社会是建立在煤与铁的基础上一样。

但必须注意和警惕的是，魏特夫认为，在东方“治水社会”中，为了保障国家力量永久大于社会力量，避免在社会上形成对抗皇权的政治力量，统治者在军事、行政、经济乃至宗教信仰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巩固专制统治，因此，东方社会一直处于专制主义统治之下，若没有外部强力的介入，东方专制主义是不能被打破的，等等。这类观点对古代中国在具体地理条件、经济环境中形成的政治制度和历史传统存在深深的傲慢偏见，具有浓厚的歪曲亚洲国家历史的意识形态色彩。

当代中外学者在综合中国各区域水利事业研究的基础上普遍认为，魏特夫等人的观点并不适用于中国这一地域广阔、地形多样且政区严密的地理实体；即使考虑到国家在水利上的核心功能，国家及其官僚体系也不是影响水利问题的唯一因素，不是唯一的决策者和执行者；多数水利工程并非必须由范围广大的国家来管理，官方通常并不独自从事大规模的工程，而主要依靠地方士绅与土地所有者的合作；水利资源与区域性的社会结合所形成的“水利社会”明显强于“水利国家”“治水社会”，“水利社会”比“治水社会”“水利国家”更有意义。

一言以蔽之，“水利国家”强调围绕水运工程修建、水利资源分配而形成的政治体制和国家制度，更关注政治模式、统治模式。而“水利社会”强调围绕地方水利事业的发展而衍生出的社会关系进而构成的地方社会，更关注治理结构、治理体系。

燕京书评：近代城市社会中的水利与民生治理，与古代更为传统的乡野中的水利有何区别？

吴鹏： 我想主要是两方面的区别吧。一是古代传统乡野社会的水利建设更多出于灌溉目的，主要发挥灌溉农田作用。而近代城市社会人口集中、经济集中，水利建设主要是保障百姓生活和经济生产的日常用水。

二是乡野水利更多着眼于防洪，而城市水利更多是解决排涝问题。

《河流是部文明史》

（美）劳伦斯·史密斯著

中信出版社，2022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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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书评： 美国学者劳伦斯·史密斯最近出版了著作《河流是部文明史》，除了像你 一样讨论早期文明与河流之间的互动之外，其列举了大量的近代乃至现代的例子去谈论水源与经济的关系，那么您认为，目前来说水运对于我国国运的影响在什么地方？

吴鹏： 《河流是部文明史》这部大作，我最近也读到了，劳伦斯·史密斯在书中讲述的水源与经济的关系、河流与文明的互动，实际上就是水运与国运关系的另一种表述。这说明，从水的角度观察历史，不仅是抓住了中国文化的一条根脉，也是抓住了世界文明进程的一条根脉。

当下水运对我国国运的影响，我个人认为可以从历史中找到答案，毕竟历史学的本质是未来学。鲧禹治水锻造华夏民族早期统一体，都江堰、郑国渠、灵渠等水利工程催生出中国第一个大一统国家秦朝，奠定两汉四百年大一统太平之局；黄河、淮河、长江水域战争隔限南北，加剧魏晋南北朝的分裂动乱；隋唐开凿大运河，从经济上将南北深度融合为牢不可破统一体；宋元明背靠草原、走向大海，拓展海外贸易，打开中国历史新局面进而积极参与世界近代经济体系的初步建构；清朝选择实质性的海禁，关闭海上大门，最终落后于工业革命后全球整体化趋势借助海洋加速推进的历史进程，被以英国为代表的整体性海洋体系压制。

鸦片战争的失败，让清廷有识之士开始睁眼看世界，在被动加入世界经济格局的同时，主动向海洋国家学习，试图通过加入海洋体系寻得一线生机。

无论是晚清的洋务运动，还是民国所谓“黄金十年”的国民经济建设运动，本质上均是努力加入海洋体系历史逻辑的实践，它们都是力图首先发展沿海城市地区，通过进入海洋加入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但由于中国地理空间、政治版图、人口数量的超大规模性，在内陆腹地没有完成整合的情况下，沿海城市地区单独加入世界秩序的行为，一定会不可避免地造成内陆与沿海、城市与乡村在经济上的撕裂，进而导致政治上的分离、文化上的割裂。洋务运动时期西北的边疆危机，“黄金十年”期间内地事实上的军阀割据、内战不断，和城市畸形繁荣、乡村总体崩溃的城市、农村二元撕裂危机，本质上都是沿海抛离内陆、城市卸载乡村，试图单独通过进入海洋加入世界秩序的产物。

中国在世界上的自然地理方位，正处于大陆与海洋之间的中介枢纽位置，向东向南是海洋，向西向北是内陆。清朝前中期是拒绝海洋，专注内陆，造成落后于时代，被动挨打；晚清、民国则是抛离内陆，专注海洋，造成内部分裂，内战连年。实践证明，二者均不得其门而入，只有将海洋与陆地连为一体才是正途。

而陆洋一体的关键，是首先完成大陆内部的政治整合，然后将整体的大陆力量投射向海洋，整体性地加入以海洋为中介的世界秩序。1949年之后的共和国发展路径，正是按照这个历史逻辑展开。而1840年以来中国革命的意义，就在于找到了中国在世界格局中陆洋枢纽的准确定位。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依靠数千年大江大河治理历史经验造就的社会动员能力，在重塑基层的基础上迅速完成了大陆内部政治整合，随后以独立自主的方式基本上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实现了大陆政治与经济的双重整合，得以在世界政治格局中拥有举足轻重的应有席位。

随后，中国以南海边的渔村深圳为起点，开启了气势磅礴的改革开放进程，将统一起来的超大规模生产力通过海洋整体性地投射到世界市场，向世界释放超大规模优势，成就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奇迹，推动世界贸易结构的深度变迁，逐渐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占据应有的经济地位。

历史提示我们，必须高度重视自身位于大陆大洋中介位置的地理优势，向大陆更远处进发，向大洋更深处探索，并在将大陆大洋连为一体的历史进程中更加主动作为，通过大陆“丝绸之路经济带”和大洋“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双轮驱动，更加有效的发挥陆洋枢纽和世界中介的作用。

《搜山图》局部美国波士顿美术馆藏

国际自然与自然资源保护联盟（IUCN）发布全球濒危物种红色目录更新报告，宣布长江白鲟灭绝，又一种动物从地球上消失，令人痛心。长江的地理及生态环境，衍生出许多特有的水族，它们一度枝繁叶茂，随着环境的恶化，又纷纷退场。白鲟、白鳍豚、斑鳖、扬子鳄等，或灭绝，或濒危，命悬于一线。这些动物在古代多被当作精怪，并有相关故事和图像流传，说明这在当时是常见动物。

鲟鱼明刊本《本草纲目》

燕京书评：各大文明起源中都非常注重几大自然因素，不仅中国有金木水火土，西方还有四种元素风火水土，但是所有的人的生活，无论其环境是干旱还是湿润，和水的关系自然是最紧密的，这是为什么？

吴鹏： 地球生命形成的进程而言，水是最关键的因素之一。水是生命的源泉，地球生命的构造决定了无论是动物，还是植物，都无法脱离水而存在。离开水，植物会枯萎，动物会死亡。根据现代医学研究，大多数人在不喝水的情况下，基本上只能坚持三天左右。

人作为高等动物，首先要解决生存吃饭的需要，不管这种生存手段是狩猎动物，抑或采集植物，都离不开水源。毕竟只有水草丰美的地方，才有广泛的植物分布，进而有草食动物进食和肉食动物捕猎。

随着人类逐渐转入定居，农业成为生存的刚需，灌溉成为农业生产的关键因素，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和中国等几大文明，都是在适合农耕灌溉的大河流域发展起来，所以大江大河成为文明的摇篮。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人们从自身的身体体验、周围的自然环境和身处其中的文明社会出发，自然会高度关注水元素在生命蕴育和文明起源中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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