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你想死

写在前面 我们用各种形式写过很多次关于自杀的话题，并且不止一次在推文最后提到过，如果你有轻生念头，可以在百度搜索自杀，会有自杀干预热线。 然而每次提及这个热线，都会有一个很尴尬的情况：底下会有不少朋友留言说那个电话永远是占线的。

我自己没有拨打过，怕占用宝贵的通道，所以 不知是因为供需关 系差 距过大，还是别的什么原因，好像不是所有人都能通过这个热线得到帮助。

但每一次我们都想不出除了放这个热线之外，还能有什么别的自杀干预的公开方式，在谈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可以帮到有需要的人。 也就是标题这句话的后半句，我没什么有效的方式可以接上，当你想死，你可以——？
直到我最近看到这部很久之前纪录片，我好像突然意识到，这种尴尬本身，就是一种最需要讨论的话题。
《天使在南京》

在百度的搜索栏里键入 “自杀” 这个关键词的时候，只要多点击一下分类栏的“资讯”，就有机会看到一条原本非常不起眼的新闻—— “南京市民陈思守望大桥十载，救助251名跳桥自杀者。”

这个纪录片拍的就是这个叫陈思的南京市民。 每天，他都会独自一人骑着电动车在南京长江大桥上来回缓慢挪动，穿着一件红底黄字的衣服，背上印着一行字，“善待生命每一天”。 如果遇到有人趴在大桥的栏杆上表露出了自杀的念头，他便会走上前去询问对方需不需要帮助，开导一番，直到对方从桥上安全离开为止。

从2003年开始到2021为止，他在这座大桥上骑废了9辆电动车，成功救下了413位自杀者。

从新闻、 到事件、 再到这个纪录片本身都与我的 开头 有着类似的尴尬—— 没有人知道什么是自杀干预，也没有人关注。

连纪录片 标记看过的都只有1 31位。

陈思本人也有类似的困惑，自杀干预在国内像是一种半空白的状态，他除了不断地牺牲自己的生活去救人，好像什么都做不了。 但这也成了这部片子最大的价值：去纪录一个好人，“不得不”因为善良而永远成为一个好人。 个体圣母式牺牲的背后，一定是一种社会机制的缺失。 正文

聊到自杀这件事，与其关联性最强的群体，也就是“自杀者们”自然是绕不开的话题。

大概是因为镜头从头到尾都走的是陈思的视角，所以相比以往类似的片子，这部片多了一种对自杀的包容和关怀。 也意外的从侧面讲明了自杀干预得不到重视的某种原因—— 看的时候你会发现，大部分普通人选择自杀的理由都是一些很常见的、任何人都可能会遭遇的伤心事。

大多是伴侣出轨，感情受阻。

偶尔的一些变故，也都很难说是离我们很远，大多是柴米油盐发散出来的家庭压力。

比如 一位中年男子用一只手撑着脑袋对着江面发呆，巨额的外债和正在上小学的女儿患上白血病这两件事，已经压得他无法呼吸。

他骗自己的老婆说去外地出差，把身上的所有东西包括手机都留在了家里，决定离开这个世界时什么都不带走。

和他们一样，每天都有很多人走到大桥上企图跳桥自杀，失恋的、欠钱的、找不到工作的、跟家里人吵架的、学习压力过大的、生患重病的......

或许是因为这些事真的太寻常，又或者一个人不可能彻底共情另一人的处境。

所以站在生死边缘的自杀者们本该是最需要被帮助的人，却往往被误解为是冲动、懦弱的，甚至有人压根不觉得他们会真的自杀。 自杀干预的必要性也因此在大众间得不到呼吁和重视。

但陈思不同， 很多时候，他可能也不觉得这些问题足以让人去死。但他愿意相信这些自杀者在那一秒钟的绝望，承认他们的痛苦，而非否定他们的痛苦。

接下来，他会像朋友一样站在他们身边慢慢询问“到底怎么了”，直到对方愿意交付信任讲出自己的痛苦，然后再耐心听他们倾诉，说过最多的一句话就是 “你跟我走，我帮你想办法。”

原本我以为只要让自杀者放下自杀念头，把命保住，自杀干预措施就可以到此为止了，但再往后继续看才意识到，原来这只是一个开始。 这些自杀者所面临的并不单纯是“跳”与“不跳”这二者之间的抉择。

即使一时把他们死亡线边拉了回来，如果转过头来依然还要应对那些困扰他们的痛苦并且始终无法解决，大概率还会有二次、三次自杀。

就像片子里一个准备轻生的小伙问陈思：“从桥上跳下去会不会像砸在水泥板上一样死掉？”，陈思回答道： “如果跳下去，落到江面之前就死了，心死了。” 换句话来说，对于自杀者的自杀干预应该是一种 「综合干预」 。 不止是要把他们的命救活，还得把他们的心救活，不止是让他们活着，而是如何让他们重新燃起对生活的希望。

要想把人的心救活，就 需要做时间相对更长久的善后工作，包括实际的帮助和心理援助 ——这同样也是不被人们关注，却被陈思重视的非常重要的一点。

他明白很多自杀者离开大桥不可能立刻回到家中、回归正常的生活，也是真的放心不下这些人。 为此，他特地花了5000块租下了一间民宅。外墙上挂的牌子是「陈思工作室」，而他却给这个地方取了一个听起来更温柔的名字， “心灵驿站”。 暂时放下自杀念头的自杀者们可以来这里吃顿饱饭，好好休息，让精神稍微放松一下。冷静了一两天之后，再尝试与他们进行沟通和开导。

只不过在帮助自杀者缓解痛苦之余，做这些事情的劝生者陈思也有着自己的痛苦，始终身处在一个 进退两难 的局面里。

往前进一步继续做这件事，那就意味着需要更多的资金、时间来支撑。 为了维持“心灵驿站”和自己家庭生活的基本运转，每周一到周五，他都需要到物流公司去上班赚钱。 在这期间，新闻里播报的每一则大桥自杀事件都在刺痛着陈思的心，让他感觉无比内疚和自责， “心里面老是很沮丧，感觉我要是去就好了。”

即便资金这一块勉强够用，陈思的能力也是有限的。

毕竟他始终不是专业的心理医生，能够给自杀者们提供的帮助也只能是陪他们吃顿饭、聊聊天开导一下他们、在自己能力范围之内尽量帮他们解决部分问题而已。 打个比方，一旦遇到了患得精神类疾病的这一类自杀者，如果没有专业人士介入来帮助他们，谁也没有办法保证过段时间他们会不会又一次去桥上寻死。

同样有限的还有时间和精力。

身为一个普通老百姓，他有家庭，也有自己的生活。一边要照顾妻子和女儿的感受，一边还要面对大桥上随时出现的自杀者和拨来的求救电话。

大部分时间，都吃力地在家庭和志愿工作这二者之间寻找平衡点。

但由于目前很少有 官方的机构或组织在线下做自杀干预的相关工作，大多是民间组织的自发行为。

如果陈思不去阻拦那些试图跳桥的自杀者，那就只能眼睁睁看着一条条生命的逝去。

他像是被架在了一个位置上的好人，继续很吃力，也不忍心停下。

在 这座大桥上做这件事情的只有他 ，因此， 即便有再多困难和痛苦，这十几年来陈思也只能自己 想办法 解决和消化掉， 继续坚持做下去。

为了排解心里的苦闷，陈思尝试写过日记，有一段我印象很深：

「我的心情不是很好，我也郁闷，我也纳闷，该如何是好？我不会政治，我热爱人民，我热爱全世界人民。我也许更爱自己，但如果不爱自己的人，怎么去爱别人？」

这是困扰着陈思的痛苦，但它并不是仅属于一个个体的痛苦，换其他人来做他做的事，也会面临相同的痛苦，本质是机制的缺失。 自杀者的被忽视、劝生者的进退两难，这部纪录片里的现象最终都指向了一个根本问题： 自杀干预是必要的，然而目前在我们国家，自杀干预机制仍然处在不完善的状态。

人们经常会对自杀者的行为产生一种误解——“TA都已经决定死了，为什么要去干涉TA的决定？”、“真正想死的人是劝不回来的。”

实际上，一些危机行为表现的不止是绝望，背后还指向着某种渴求，自杀行为产生的同时所发出的也可能是求救信号。

世卫组织也曾在2014年发布的一份《预防自杀：一项全球要务》的报告中提到： 「 全球每年约有80万人死于自杀，每40秒钟就有一人自杀死亡，而这种死亡是可以预防的。」 但是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我国的自杀干预基本上还停留在“自杀干预热线”这一步，心理危机干预机构也只有一、二线城市设立。 大部分工作几乎还是在依靠陈思这样的普通人或民间组织用自己的善意和热情来实现，人手资金短缺，组织运转举步维艰，始终处在一种无序混乱、时有时无的状态。

那么在这种时候，面对数量庞大的自杀群体， “到底应该由谁来预防自杀，来帮助自杀者？” 就成了最关键的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我在那份报告中找到了更详尽的内容。 世卫组织建议： 「 各国应当建立一个全面的、多部门协作的自杀预防策略，不仅涉及卫生部 门 ，还包括教育、人事、社会保障、司法等部门。 」

也就是说，当前最紧要的是，制定一份国家层面的自杀预防策略或由相关法律和政策指导，建立更健全的自杀干预机制、让更有系统性的官方组织和专业人士来完成这项工作。 这，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在这篇文之前，我找到了一段2003年的采访，视频里的陈思看上去还是一幅年轻的模样。 直到去年年底的最近一次采访画面，他已是满头白发。

这位好人，可以说是在穷尽一生为这件事所付出，无论如何，感谢他的辛苦，也希望今后他可以不那么辛苦。

参考资料：
1.世界卫生组织（WHO）,《预防自杀：一项全球要务》
2.央视《新闻会客厅》:大桥日记--劝慰轻生者

音乐/Inspirative - The Island Funeral 配图/《天使在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