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代的事 || 大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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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6月话剧《张謇》在南通首演，我看后写了一篇文章，《 中国有过一个商人，他留下的财产让无数富豪羞愧 》。

不久前到南通，了解了一些建筑业的脉络，想到一句话： 中国有过一个建筑家，他留下的建筑让无数发展商羞愧。 他，就是中国近代建筑业先驱之一、对南通产生了深远影响的陶桂林。

作为中国的建筑之乡，现在每4个南通人就有1个从事建筑业相关工作。2021年南通建筑业总产值突破1万亿元。 南通的建筑公司累计获得过126个“鲁班奖”，在全国地级市遥遥领先。“古有鲁班巨匠，近有桂林大师，今有南通铁军。”这一民间评价，道出了陶桂林在南通人心目中的地位。

我最近去过的城市是昆明。今年是云南白药创制120周年。11月11日下午，我到云南白药博物馆参观，了解了其创制者曲焕章的故事。 曲焕章，彝族人，1880年出生于云南江川县赵官村，7岁丧父，9岁丧母，12岁随姐姐嫁到本村的袁家，随姐夫学习伤科，16岁成家后独立行医，自己配制、加工伤科用药，在继承传统医药的基础上，博采众长，遍尝上百种草药，多年反复试制、改进和验证，于1902年创制了百宝丹。起初是作为他行医时的用药，1916年他将百宝丹等药物呈送省警察厅卫生所，申请列为正式药品，经化学检验和临床观察全部合格，颁证允许在市场公开出售，定名为“曲焕章万应百宝丹”，原来的纸包药也改为精致小瓷瓶包装，各地争购，销往全国。 1938年6月，国民政府派人将曲焕章接到重庆，住在中华制药厂内，厂长焦易堂以抗战需要为由，要他献出秘方，实则是因为有政府要人看中了此药的巨大经济利益，想据为己有。曲焕章坚拒，终日抑郁，8月就病逝了，终年58岁。 1955年，曲焕章之妻缪兰英向人民政府献出了百宝丹等秘方，改名“云南白药”。 我在博物馆看了曲焕章当年印制的仿单（说明书、广告），用了先进的水印技术衬底，正反面套色双印，至今仍颜色鲜艳、字迹清晰。仿单上还影印了多位社会名流的题词，相当于名人背书。药价也明码标价印在仿单上，一清二楚。 听着曲焕章的故事，我想到： 中国有过一个医生，他留下的药物让无数庸医羞愧。 几个月前我在宁波的永新光学调研，听公司联席董事长、总经理毛磊讲到，从1997年初“宁波帮”的杰出企业家曹光彪投资宁波光学仪器厂开始，无论遇到怎样的困难，曹先生都叮嘱他不能裁员，表示愿意自掏腰包帮企业渡过难关。2005年永新光学并购了南京江南光学仪器厂后，同样坚持不裁员。毛磊说：“20多年永新光学最大的一个骄傲，是没有为了砍成本，解雇过任何一名员工。” 1920年，曹光彪生于上海，父亲开了一家“鸿祥”布店。17岁读高二时，母亲去世，父亲多病，生意不景气，负债累累，他中途退学，经营家业。 在他的努力下，“鸿祥”的生意越来越好，与上海滩的老资格布店“宝大祥”“协大祥”齐名，人称“三大祥”。 1949年迁往香港后，他开创了香港的毛纺业、针织业，有“世界毛纺大王”之称。他也是港龙航空的创办人。

曹先生2021年去世，活了101岁，临终留下遗嘱，将所有财富捐献给清华大学。对 曹先生，如果沿用上面的句式，我想说： 中国有过一个企业家，他留下的叮嘱让无数老板羞愧。

我并非厚古薄今。我有这些联想，是在对商业文明和企业家精神的研究中，越来越感受到“内生性”的意义。我们对国外、海外的很多企业家了如指掌，而对自己商业源流的了解远远不够。

中国式的现代化，如果从企业角度看，其源头可以回溯到19世纪六七十年代。1860年代创建的安庆军械所、金陵机械制造局、江南制造总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械制造局等，是官办的军用企业，造出了中国最早的蒸汽机和多种近代新式武器。 到1870年代，民用企业起航。1872年，李鸿章在上海成立轮船招商局，是第一家股份制企业，同年在广东南海，陈启沅创立继昌隆缫丝厂，是第一家民营资本的机器缫丝厂。 倘若从1872年算起，已经整整过去了一个半世纪。 1956年2月，毛泽东在会见黄炎培时说，提起民族工业，在中国近代史上有4个人不能忘记，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轻工业不能忘记张謇，化学工业不能忘记范旭东，交通运输业不能忘记卢作孚。 其实，这样的名字可能有40个，400个乃至更多。只不过绝大多数都已隐入尘烟，默默无闻。

不过，历史的秋千总会借助某些机缘重新摇回。 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和本土文化意识的觉醒，商业寻根注定会发生。

去年，张裕葡萄酒创始人张弼士博物馆开馆仪式在其故居广东梅州市大埔县西河镇举行。这也是其诞辰180周年。1912年，孙中山到访张裕公司，说：“张君以一人之力，而能成此伟业，可谓中国制造业之进步。”他还发表演讲说，“为今之计，欲商业兴旺，必从制造业下，如本埠张裕公司，设一大造酒场，制造葡萄酒，其工业不亚于法国之大厂，将来必可获利。” “生为中华民族，当效力于中华民众。”这是张弼士告之家人的话，也记录在张氏家藏的《先考弼士府君生平事略》之中。

去年在连云港，举行过“江北三杰”张謇、沈云沛、许鼎霖与区域治理现代化专题研讨会。 今天张謇广为人知，而在当年，沈云沛、许鼎霖在实业界的名望和他是并称的，上海《时报》主笔狄楚青称他们为“江北三名流”。

沈云沛1854年生于今连云港市东海县农村，是晚清进士，致力于实业救国，是中国沿海滩涂开发的早期开拓者，“振兴商务，辟开地利”。他也是东陇海铁路的奠基人，海州师范学院的创始人。1918年，他与人合股创办锦屏公司，在海州（今连云港）锦屏山南开采锰铁矿，经理为其子沈蕃。沈蕃在1920年前后成立了锦屏矿物有限公司，是中国第一家开采磷矿石的公司。新中国成立后，锦屏磷矿被国家列为“一五”计划期间156项重点建设工程之一。由于锦屏磷矿援建了全国所有的化学矿山，被称为“中国化学矿山的摇篮”。 许鼎霖生于1857年，出生于今连云港市赣榆区青口镇。他以半官半商身份投身实业，1903年与沈云沛联合创办了海赣垦牧公司，1904年与张謇在宿迁创办了中国首家玻璃企业耀徐玻璃厂，1905年和张謇以及“宁波帮”开路先锋严信厚创办了海丰面粉厂等。张謇创办大生纱厂时，他也是大股东。 在近代工业化进程中，江南的发展后来比江北更胜一筹。 今年9月9日，在荣毅仁的父亲荣德生逝世70周年、荣氏梅园建园110周年之际，无锡举办了荣氏企业家精神学术研讨会。 荣宗敬、荣德生兄弟在事业巅峰期，在衣食两方面都建立了庞大的生产体系，拥有“面粉大王”和“纺织大王”的头衔。他们是如何快速发展起来的？荣宗敬曾说：“造厂力求其快，设备力求其新，开工力求其足，扩展力求其多，因之无月不添新机，无时不在运转；人弃我取，将旧变新，以一文钱做三文钱的事，薄利多做，竞胜于市场，庶几其能成功。” 荣氏兄弟也是合伙互补的典范。哥哥荣宗敬绰号“无锡拿破仑”，坚信凡事不进则退，“重洋，重视新设备、新发明、新技术”。弟弟荣德生心思缜密，谦虚低调，善于化解危机，“重视生产成本，重乡谊，重土器”。以“荣”为荣，今天的无锡正在努力打造“中国第一工商名城”。 历史可能到了一个时点，即中国内生的商业伦理和管理智慧，正在悄然复苏，被擦亮和学习。

南通归来，我搜集了一些陶桂林的文献资料研读，我也用这个例子和大家分享那一代中国杰出企业家的特征和形象。

1893年，陶桂林出生于南通启东吕四镇一个渔民世家。12岁时，家中唯一一艘借钱添置的渔船在出海时撞礁履险。为了还债，倾家荡产。无奈之下，陶父带着一家人到上海投奔其弟。陶桂林到苏州河桥附近的福生木器厂当学徒，三年满师，再实习一年，成了正式工。此间他还上了夜校，补习文化知识。当他第一次领到工资，父亲却因积郁成疾而去世。一年后，17岁的他进了四川北路一家木器店工作。该店除了造家具，还兼营修建房屋。他因此有机会到建筑工地工作，看到了新型的建筑方法。 陶桂林在木器店经常看到外国人前来询价，无人能用英语回答，在工地上也看到翻译拿的施工图纸都是英文，于是他晚上就到夜校学英文，两年多后，就能与外国人谈质论价，被誉为“沪上第一双语木匠”。由于懂英文，懂建筑，做事勤勉负责，他很快就被一些外企挖走，参与他们在中国的各种类型的工程建设。 1922年，陶桂林在而立之年创立了上海馥记营造厂，是中国最早掌握钢筋混凝土建筑技术的营造者之一。馥记第一笔生意，是替沪宁铁路高级职员组织的“俭德储蓄会”承建一幢新式3层大楼。陶桂林对员工说，馥记初创，牌子的信誉和名气全在工程质量是否一流，工期是否信守合同，按期交付使用。他精心组织， 严格按设计图纸施工，每个工程细节一丝不苟，凡有不合格处，皆都返工重做。甲方验收满意通过。 之后，馥记在徐家汇、静安寺承建了一批英式、法式、西班牙式的花园洋房，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和大片玻璃等新材料、新结构，内部装饰也非常讲究。他们精益求精，不惜工本，不计赔赚，甚至将3万银元的老本都赔光了，还亏损了3000多元。但因为业主都知道了馥记就是尽善尽美的标记，所以门庭若市，很快转危为安，发展起来。

| 馥记营造厂承建的“爱神花园”洋房

馥记营造厂的辉煌，于1926年真正拉开序幕。这一年春天，南京中山陵动工，设计方案是在竞标中胜出的上海年轻建筑师吕彦直的“警钟型”方案，气势雄伟，风格朴实。工程分三期，其中第三期的拱门、牌楼、碑亭等，由馥记承建。陶桂林在南京开设了办事处，亲自坐镇，全力以赴。牌楼选用福州花岗岩雕琢成仿古装饰，石柱和底座全部采用整块石料。全部工程于1929年春胜利竣工。

1928年，中山纪念堂在广州建造。在设计竞赛中，吕彦直再次中选。他设计的会堂高130英尺，面积2万平方英尺，可容纳5000个座位，是当时中国最大的会堂。工程在上海公开招标，论资本实力，馥记赶不上很多洋商和大营造厂，但筹建委员会从馥记编造的预算中看到了处处为工程质量着想的本色，加上吕彦直的推荐，结果馥记中标。 中山纪念堂1929年4月动工，1930年10月完成，外形为八角形，古色古香，从地面向上仰视，像一支黄金贴面的宝瓶，在阳光下金光闪闪。

1932年，上海几家银行要在市中心兴建24层的国际饭店（含地下2层），是“远东最高大厦”。十几家洋行认为，这样的高层建筑，中国营造厂的技术、设备、资金都无力承担。 陶桂林则说，这幢大厦应该由中国人自己造。 通过激烈竞争，馥记胜出。工程全部采用钢结构，现浇混凝土，对每道工序都有3次以上的质量检查，步步抓紧，环环扣住。由于指导安装钢框架的德国专家迟迟未到，陶桂林亲自上阵，等德国专家赶到已经盖了11层，质量完全合格。国际饭店22个月完成建造，被甲方代表、工部局代表、设计师等一致认为是优质工程。

1930年代中期，馥记已有员工2.3万多名，他们建造了全国最大的百货大楼上海大新公司，建造了上海交通银行大楼、交通大学工程馆、贵溪大桥、赣江大桥，以及地跨苏皖两地的导淮工程。导淮工程任务艰巨繁复，光第一期的3个船闸工程，就有上万人参加施工，花了两年时间，因甲方提供的资料很少，边干边摸索，完成时亏损了30多万元。但陶桂林义无反顾，又承建了导淮工程的第二期工程（“蒋坝”），先要完成几百万平方米的土方，改水道，造新闸，闸长3500尺，船闸60孔，每孔重二三千吨，建成后可以调节洪泽湖和高宝湖之间的水位，这也是当时中国最长的长闸。 抗战爆发后，馥记营造厂准备西撤，陶桂林给导淮工程的工地主任发了加急电报：“工程停建，交通不便，大批设备和建材就地埋藏，决不能留给敌人利用。”在上海“8.13淞沪抗战”中，他亲率1000多名军筑工人为前线赶修战壕掩体。 馥记西迁到了重庆，在沪宁的家业则丧失殆尽，只剩下5万元活命钱，只够发4个月的员工工资。当时，从各地工地运回了2000吨钢材，而钢材是军事物资，处于奇缺状态，每吨从原价100元涨到了1000元，如果卖掉能净赚一大笔。陶桂林说：“馥记这块牌子，多少次为国分忧，宁可亏了自己也不能让国家吃亏。”遂以原价卖给政府，用于抢修滇缅公路，抗击日军从缅甸入侵，连各地运回的车船费也没有算。 陶桂林很早就意识到育人的重要性，1931年在家乡启东创办了中国第一所建筑职业学校——志诚土木建筑职业学校，后又在上海、重庆等地陆续开办建筑职业学校。他还组织了上海建筑协会，创办了《建筑月刊》，做了很多植根的工作。 1950年陶桂林侨居美国，1992年在洛杉矶去世。 当代南通建筑业获得的第一项“鲁班奖”是1984年由南通四建公司负责建设的拉萨饭店，1500名建筑铁军仅用了13个月时间就在一片乱石滩上建成了31米高的拉萨饭店，从顶至地的轴线垂直偏差允许有20毫米，南通人做到了只有8毫米。拉萨饭店在“鲁班奖”评选中全票通过，后来还被评为建国60周年60个经典工程之一。 南通的“鲁班奖”案例和陶桂林并无关联，但他当年塑造的南通建筑精益求精的气质，一脉相承，依稀可辨。

中国近现代企业家，筚路蓝缕，以启后人。那一代的路早已走完，但其精神仍绵延不息。

最后和大家再讲一个故事，是几年前我在武汉大学的美丽校园参观时听到的。 故事的主人公叫沈祝三，1877年出生于宁波南乡鄞县，幼年丧父，读了几年私塾后被母亲送去学木匠活，后转到上海协盛营造厂工作。他勤快干练，很快学会看工程图纸，还从看门的印度人那里学会了英语。1905年，受上海协盛委派，主持汉口平和打包厂大楼的施工，在武汉营造业一举成名。 1908年，沈祝三在汉口开办自己的营造厂——汉协盛，在原东家名称前加了一个“汉”，以示扎根武汉之心。1918年，沈祝三因青光眼双目失明，但仍坚持工作，建成了汉口总商会、景明洋行大楼等。 1928年，武汉大学新校舍建设筹备委员会成立，李四光为委员长。作为地质学家的他发现东湖罗家山是一块宝地，文学院院长闻一多建议更名珞珈山。珞珈山校址确定后，由美国著名建筑师开尔斯设计，经过招投标，汉协盛营造厂承担新校舍的大部分工程。1930年3月动工。 1931年武汉遭遇水灾，原材料也大幅上涨，而沈祝三中标时还漏估了在山上建学校、开山筑路的诸多费用。他将多处财产和砖瓦厂抵押给兴业银行，贷款40万银元，继续施工，并坚持“三不原则”：不主动向业主提高造价，不拖欠供应商货款，不拖欠建筑工人工资。1932年1月，新校舍一期工程如期竣工，汉协盛不仅信守了合同，还奉送了水塔、水池两项合同外的工程。 1932年5月26日，武汉大学举行新校舍落成典礼。时任校长王世杰说：“他（指沈祝三）的亏累是无可置疑的事实。可惜本校的经费也在十分困难中，无法补偿他。可是无论如何我们应该感谢他，当时肯以比较低廉的标价，担任这个巨大的而且困难的工程。” 因前期亏损严重，汉协盛后来无力参加第二期校舍工程。有人说“毁家兴学”不值得，沈祝三回答：“我给洋人盖了一辈子房子，今天，我要给国家盖一所最好的学校。”武汉沦陷后，汉协盛更加萧条，靠变卖存料维持。1941年，沈祝三在汉口去世，时年64岁。

我之所以写陶桂林、沈祝三的故事，最初的原因是在南通，听人们讲到这两年中国 的房地产困局中，有太多因为拖欠导致的悲剧，南通建筑业也备受打击，多家建筑公司因发展商欠账而破产。其实不止是房地产，当下债务链的严重性是普遍的，且欠账不还的行为主体也不止于企业。拖欠赖和债务逃废已经到了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地步。这种局面的成因当然是复杂的。但无信不立、宁可自己吃亏也要信守合同的利他意识的缺失，肯定是原因之一。最起码，当你想到借钱还债是天经地义、信用是商业之根、信诺是声誉之源时，那种无止境的扩张欲早该有所节制。人而无信，不知其可。

今天这样的局面，如果陶桂林、沈祝三九泉之下有知，不知会有何言。

没有商业文明的切实进步，对利益相关方不负责任，中国式现代化不可能成功。 这话或许苍白，却是内心所执。于是想到了历史，想到让历史告诉今天和未来。

“利在一身勿谋也，利在天下者必谋之；利在一时固谋也，利在万世者更谋之。”那一代的人，那一代的事，不应该被忘记。

• 参考资料：

1、“在衣食上拥有半个中国”，荣氏兄弟为何仍值得今人学习？财视传播 2、南通籍建筑大师陶桂林，史文，史志通 3、 亏本24万银元修建了武汉大学最早一批建筑，这人是谁？会君，王平，湖北时政
「 图片 | 视觉中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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