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剑人，没有消失！他就在“附近”

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忍不住想和大家聊一聊，也是我这两年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往大了说，叫当代群体性的精神空心化，往小了说，叫附近的消失。

“附近”这个概念啊，是人类学家项飙提出的一个概念。

前几年，还流行一个说法，叫什么“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这话怎么就火了，我到现在都没想明白，因为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所观察到的——

问题根本不是人们眼里没有“远方”，问题是人们眼里只有远方和自己。人们对周遭世界漠不关心，对个体价值无处附着，对宏大叙事过度关切，这里我用了个特宏大的词儿：关切。

附近的消失是一个壮丽且诡异的社会现象。

其实很多人都聊过“附近的消失”，但我总觉得没聊到点儿上。这么说吧，咱们，包括我本人啊，都很容易被概念绕进去，概念，是个坑，掉进去了，反而搞不明白这个概念、它所要描述的真正问题是什么。

比如说，内卷，内卷真正描述的问题是什么？可以想想看，是竞争吗？不，是分配！内卷描述的是分配不公平的问题！

社会学老是有这样的悖论：社会学家是要描述问题的，但只要一描述，这个问题就被异化了，概念消解了实质。

所以还是回到基本问题：“附近”到底是什么？

我有个经验，你在社会学、经济学上搞不明白的问题，用政治学看一看，就了然了，“附近”这概念，在政治学里的名儿，就好懂多了，叫：“小共同体”。

上过政治学课的都知道，前现代中国的社会结构，是所谓的“家国”双重统治格局，从秦始皇开始一直到到1949年，我们的社会结构里有“两个中国”：

一个中国，是“国”的大共同体——

本质上是一种想象的共同体，就是那个有五千年历史、四大发明、创造过辉煌成就的国家，它具体化为“国”的中央政权。那这个中国呢，其实离中国底层的百姓，特别遥远，真正在进行基层管理的时候呢，老百姓主要是在那个小的中国。

另一个中国，也就是“家”的小共同体——

简单说，就是地方的乡村宗族，费孝通在《乡土中国》里写过：中国的乡村是一个血缘和地缘的共同体，是一个生产和生活的共同体。

个体生命是活在小共同体里的，从生到死。“附近”就是这个“小共同体”。

您想想看，一个清朝人，他会考虑到“附近”的消失吗？不会，他天天生活在附近里，他没有远方的，他的中国，就是他的村子，就是他的宗族，孔乙己也好，阿Q也好，包括祥林嫂，他们都生活在“附近”里。

项飙老师说的“附近的消失”，其实从政治学的角度翻译翻译，就是“小共同体的消亡。”个体直接面对国家。

2022这一年，我回了趟老家，我真切地发现，乡村没了，小时候的村子，片瓦无存。这催着我去思考：乡村这个小共同体是怎么消亡的？

我捋了一下，中国乡村小共同体的消失有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思想秩序的解构——

从49年新中国成立开始，我们有了新的意识形态，原来封建主义那套，被革命了。这里头，最关键的思想变革，就是男女平等。

费孝通也指出来了，乡村它是封建帝国最小的行政单位，其实也是礼教最小的信仰集群，它其实是集体无意识的宗教组织，这个宗教就是礼教，本质上是一种祖宗崇拜。

整个帝国的秩序，都建立在宗族之上，宗族它最强调的，就是血缘，它整个的那个脉络啊，就是父系社会一直连下来的，男性的性别角色有绝对权力，所以它一定是重男轻女的。

新中国，男女平等，于是，宗族瓦解，当然，这些年，也有复活迹象，不过，你看现在宗族复活的地儿，全部是重男轻女，比如我家乡江苏丰县的X集村；畸形的性别观是宗族的土壤。

第二个阶段是经济结构的解构——

就是从70年代末一直到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巨大的、不可阻挡的、轰轰烈烈的工业化，在经济结构上面，农业开始被边缘了，农业，不再是承载中国最多人口的一个产业，并且，打工潮来了，农村人出去打工了。

我记得很清楚，在08年奥运会前13天，我们村子里最后一个年轻人，去苏州电子厂打工，那是一个标志，一个时代的标志，一个农业文明死亡的标志。

不过那时候，农村打工仔，基本上是挣点钱，再回老家说媳妇儿，但第三个阶段，来得太快了。

第三个阶段，就是我们最近这十多年，快到失控的城市化，或者换句话说：

第三个阶段是社会体系的解构——

它伴随着一个产业的飞速发展，也就是房地产。农村被掏空、被扯碎、被连根拔起，农村人就办三件事儿，进城，进城，还是TMD进城，这里头就包括我。

也就是这个阶段，人们明显地感觉到，“附近”消失了，小共同体没有了，个体原子化，社会孤岛化，人活成了一种景观，也就是社会学所说的“景观化的人”。

反过来想，附近之所以消失，个体生活在巨大的孤独之中，焦虑、压抑、不安成为城市精神主流，也是因为，在旧的小共同体消亡的过程中，新的小共同体，没有建构出来。

很合理对吧？

我之前也这么想的，但最近我发现，我错了，不是新的小共同体没有建构出来，而是，新的小共同已经被建构了，但是被解构了。

我们来看个数据：1966年，中国城市化率位17.86%。

我们粗略地按照8亿人口计算，当时的城市人口有1.5亿左右，有人说，那个时代统计的数据，不准啊，一定掺假了，行，那我们再保守点，1亿城市人口吧。

但是，当时的城市，并没有“附近的消失”，当时的“城里人”，也没有我们所普遍经历的孤独、压抑、焦虑、彷徨、不安，对吧？

这个也是我今天要讲的重点！

我不知道是学者们集体失明了，还是以前的城市居民完全失语了，所有人都在说，现代性对人的物化、工业性对人的挤压、个体景观化的生活，但就是没有人，看看，看看我们以前的经验，看看那个执剑人做了什么。

不妨把这个逻辑讲得再清楚一些：

我们第一轮工业化，是从建国之后到70年代完成的，在这轮工业化的过程中，有1亿人，原本活在乡村宗族里的，工业化了，他们进城了，但他们的“附近”并没有消失，为什么？

有些人说，那根本不是工业化，落后着呢，我们叫不醒装睡的人，咱们都能造原子弹了，还不是工业化？

还有些人说，以前的城市，也是大乡村，也是住平房、用旱厕，跟村子里没区别。

这样说的人，就没搞明白农村是什么，我前面引用过费孝通先生的总结：乡村是地缘和血缘、生产和生活的统一。无秩序的城市化，一定会撕裂了地缘和血缘、也会切割开生产和生活。

地都没有了，农民还种啥？

实际上，那一代人，之所以没有像我们这代人一样，经历普遍性的精神危机、个体孤独、焦虑压抑，因为新中国的执剑人，为人民建构了新的“小共同体”——“工厂”，这里头也包括“机关单位”。

我这两年最喜欢的一部喜剧电影，是《你好，李焕英》。

里面有一个胜利化工厂，即便00后，根本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也能有个直观的感觉：这个工厂，有烟火气、有人情味。

我为什么这么喜欢这部电影呢？因为我小时候，就是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工厂，说真的，我特怀念那段时光，工人和工人之间，真的是那种阶级兄弟的关系，应该很多东北90后，能理解这种感受。

当时的工厂有两个特点：

第一，是生产、生活的共同体，从进了工厂，成了工人，整个人生，都能在工厂完成，而且朋友啊、对象啊，也都是在工厂找的；

第二，是地缘和志缘的共同体，地缘好理解，都在一个厂，这个志缘，是我给总结的，就是大家在共同地进行一项事业，这项壮丽的事业是建设祖国，我们可以用个更通俗的说法：同志。

原本乡村宗族的小共同体瓦解了，但新的工厂单位的小共同体，被建构出来，当时的新城里人，以工人为主，他们的“附近”，仍然存在。

到这儿，我估计我这篇文章，已经逃过审核系统了，所以后面我就说得直白点了：为什么“附近”消失后，人们会普遍觉得孤独、压抑、焦虑？用伟人的思想来翻译这个附近，附近是什么？附近是集体的温暖！

附近的消失，本质上，是个体失去了集体的温暖。

说说我爸吧。

我爸的大半生都在他的工厂里，他的工厂叫龙东煤矿。尽管后来企业改制，他去搞了培训，但他的老哥们、老弟兄，都是这个煤矿的。这些人到现在，都快60了，也常常聚在一起，聊的呢，还是他们龙东煤矿的事儿。

对于他们来说，龙东煤矿就是他们的家，真的，现在的互联网大厂，绝对搞不出这种黏性。

我是2012年参加工作的，我也进了一个厂，一个很先进的汽车厂。我在这个工厂呆了7年。从硬件上来说，这个厂，要比我爸的龙东矿，好太多了，而且，我们厂也有宿舍，也有活动室，还有职工书屋，我就是书屋的图书管理员。

老实说，我在工厂的发展也是很顺的，甚至和一些现在都不能说名字的领导谈笑风生过，我享受的待遇也很好，一年发18个月以上的工资，按理说，我应该很热爱这个工厂的，但事实上，不是，我的同事也不是，车间的工人更直接地说：

我们连螺丝钉都不是，我们就是造车的牲口。

为什么工厂变先进了、设备变牛逼了，但是，工人们并没有建构出“工厂”的这个小共同体？

我从汽车厂离职后，对这个问题想了很久，想不明白，直到我读了一本书——双雪涛的《平原上的摩西》。

书里面有一个章节，我印象特别深刻——沈阳的工人们保卫主席像。

这个事情挺简单，就是当时沈阳，要把市中心的主席雕塑拆了，换成一个什么西方设计师设计的大鸟，结果，沈阳的工人们，包括下岗工人，他们不干了。

这些工人自发到广场，用血肉，垒成长城，一圈又一圈，守护主席像，不让施工队拆。

这些工人，或者说，那个时代的工人们，接到下钢的指令，说下钢就下钢了，没有群体性事件，服从工厂的安排，要他们砸了铁饭碗，他们就砸了；但现在，有人要砸主席雕塑，他们不干了，说你们要砸，先TM砸我。

这个故事我印象特别深，据双雪涛说，这是有真实事件原型的。

为什么让他们下钢、他们二话不说、接受安排，但却用战争英雄式的方式、守卫那个雕塑呢？

我读出了三个字：组织性。

这是一个高度组织性的群体，下钢，是有型的组织指令，他们接受；捍卫主席像，是无型的组织指令，他们守护。此时的主席像，已经不再是雕塑，而是一个图腾，一个工业化的图腾。

这群工人真就是为工厂活的，工厂就是他们的命。

有一部电影，戴锦华老师也多次推荐过，叫《钢的琴》，一群下钢工人，像完成生产任务一样，去生产一个钢制的钢琴，又悲凉，又浪漫，但这个过程中，他们还是有组织性。

到这儿，你应该会想到另一个问题：为什么工厂这个小共同体，能被建构出来？

因为那位执剑人，用了二十年，去建构工人的组织性。

我们最近的这三四十年，经济在飞速发展的同时，我们也经历了一场巨大的、集体无意识的去组织化。

认同建构是三重：从自我认同，到集体认同，即小共同体认同，最后到大共同体——国家认同。

但去组织化之后，这个中间的，小共同体的集体认同，没有了，所以，集体的温暖消失了，人情味也就消失了，附近也就消失了，人们剩下的，就是宏观到根本摸不着的宏大叙事，还有个体完全不可控的价值和命运。

当然，辩证地来说，没有去组织化，就没办法充分释放个体创造力，也就不会有这40年经济飞速发展，甘蔗没有两头甜。

前几天，我看到项飙老师发起一项倡议，鼓励大家走出最初的500米，就是去认识周遭陌生人，和“附近”交流。但我个人的看法，这是很知识分子的理想构想，很空，现实中，会有人会走出这500米马？即便走出去，又有什么意义呢？陌生，依旧是陌生，重构附近，要重构的不是熟悉，是要重构“共同体”。人情味这个东西，它是集体的温暖。

我做自媒体两年，有个切身的感受，两年前，互联网的年轻人们，是发自内心的爱国，甚至有点狂热，但现在，那群心怀理想和热血的爱国青年，却开始对宏大叙事，提不起来劲儿了，为什么呢？

我也想了很久没想明白，直到我去北京人艺看了老舍先生的《茶馆》。《茶馆》里，有一个人物，叫常四爷，常四爷有句台词：我是爱咱们这个国家啊，可谁爱我啊？

人的认同建构是三层，它是从个人认同、到集体认同、再到国家认同。个体没有集体的温暖，他怎么去爱集体呢？

其实对宏大叙事的反思，也是一种爱国，理性的爱国。

有一部电影，叫《牧马人》。

这个电影抛出了一个问题：在一个贫穷的祖国、和一个富有的美国爸爸之间，你会选择哪一个？

你是选择，继续在贫困的西北，当一个破小学的老师，还是跟美国爸爸，去美国享受高物质生活？

老许的选择是，留在祖国、当那个破小学老师。

他为什么如此深爱祖国？

电影里，老许说：他爱祖国，因为爱这块土地上的人。那些又穷又脏的牧民，在他最困难、最贫穷、最无助的时候，帮助了他、温暖了他、给他送饭、给他介绍媳妇儿。那个西北的村子、那个集体，温暖了他。

不要爱一个抽象的概念，要爱具体的人。

所以，重建“附近”，号召啊，倡议啊，或者拿着钱当诱饵啊，都是没用的，因为人要的不是附近，是附近所带来的、集体的温暖。

不能再往下讲了，到这儿，简单做个总结：

第一、 附近的消失，是集体无意识的去组织化的过程；

第二、 附近的消失，是小共同体的消失，个体直面大共同体，无法定位，无法锚定自己；

第三、 附近的消失，是人异化的必然，工业化是手段，不是目的，只看到工业数据，就会把人当成机器。

所以，今天，我们从“消失的附近”，回过头来，看看，看看那个执剑人的伟大：

战略家的眼光，是普通人看不到的，往往要过了三四十年，你才能理解。

他洞察了“乡村”小共同体瓦解后，普通人的精神危机，所以，在他有生之年，他倾尽精力和智慧，去建构了工业化的中国、新的工厂“小共同体”，让人民活在人情味里、活在集体的温暖里，而不是一座座工业化的孤岛上。

然而，人类不感谢罗辑。

当然我也得说明，如果因为“附近”的消失，群体性的精神危机，就否定过去几十年的经济发展，也是偏颇的，因噎废食，也不好，“附近”是可以被重构的，新的历史时期，有一些以前的经验、上一代执剑人的智慧，是可以传承的。

我们要做的事：不要忘记！不要忘记！不要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