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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朔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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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是成功的必要条件
成功的生意除了简单（simple），还必须要有规模（scalable）。
商业成功，很多人以为取决于个人能力，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成败的首要要素在于市场环境和规模，其次才是个人努力，规模是美丽的，规模是成功的必要条件。
如果房地产业最重要的三要素，是地点、地点，加地点，那不夸张地说，商业成功的三要素是规模、规模，再加规模。
譬如，中国电影市场一年大约500亿人民币的票房收入，全球排名第二，仅次于美国好莱坞，并且吸引大量的媒体关注和粉丝追捧，颇为壮观，但就商业规模而言，中国整年的电影票房，只相当于一家二线房地产商一年的收入（2020年，中国有43家房地产开发商年销售超千亿人民币）。
这也是为什么五年前，中国的上榜富豪有近一半来自于房地产业；
而在电影行业，哪怕你成功如冯小刚、王中磊或强势如IMax影院，都会有玻璃天花板，个人能力再出众，也无法超脱狭小的市场空间。
正因为电影市场拥挤而机会稀少，从而造成了人才供需不对称和各种“潜规则”，从韩国、日本到香港，甚至好莱坞，均是如此；
因此市场规模的大小，应该是年轻人创业和择业的一个重要考量。
餐饮业是另外一个例子，米其林餐厅极富个性，成为食品艺术化的杰出代表，尽管客户对其趋之若鹜，但业务本身却是小众而无规模性。
在餐饮业，唯一能取得规模化成功的，卖的都是相对标准的产品，如麦当劳和星巴克。
所以如果你经营一家米其林餐厅，就要调整心态，不必追求规模，而要务求把产品做到极致、成为精品。
中国的经济体量超过110万亿元，其中有
四个半10万亿的行业
，属于“超级产业”，为创业和投资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其中包括
房地产
、
零售
（出现了阿里巴巴、京东、拼多多和以前的苏宁等巨头），
金融
（A股4000多家上市企业，其中近三成的利润被十大银行分走）、
物流
（出现了顺丰和“四通一达”等龙头），还有半个是
医疗健康业
，像美国一样，未来一定会是中国首屈一指的产业。
这些“超级产业”规模巨大，带来丰富的财富创造和投资回报的空间，比较而言，电影行业为百亿级体量，产生的主要是影响力，而不是财务规模。
历史上，规模决定成败的例子屡见不鲜——让人热血沸腾的三国时代，最后胜负的要素不是诸葛亮的智慧，关云长的忠义和张飞、赵云的勇猛，无论你喜欢与否，最后成败的关键是规模——
当时曹操的魏国拥有九个州，东吴三个州，而蜀国仅一个州（不包括关云长最后大意丢失的荆州）；魏国有约440万人口，东吴有230多万人口，而蜀国才不到100万人口（并且多数都参与了战争），人口加土地，贡献了军队的兵员和粮草，决定了战争的可持续性和最终结果。
无论是投资人还是创业者，都要充分利用规模效应（economy of scale）。规模直接影响了经营三要素，包括单位经济（unit economics）、盈亏平衡点（breakeven point）和利润水平。
当你的企业达到一定规模后，如下好处会像朋友一样，如约而至：
1、
企业开始拥有定价权，对上游的供应商、下游的客人，甚至对贷款银行都有议价能力 ，会取得规模增大带来的批量折扣，单位成本会随之下降，单位盈利会越发优化；
2、
收入会超过固定支出（fixed costs），从而跨越盈亏平衡点；
3、
规模效应会突显，得益于经营杠杆，企业的利润增长会快过成本增长，盈利加速促进投资回报的加速，这往往是投资人和企业家收获的“蜜月期”。
无论是投资、创业乃至择业，市场规模和核心能力，两者缺一不可。如果缺乏市场容量，你的发展可能很快会遇到瓶颈；而如果缺乏才能，你只能面对机会望洋兴叹。虽然仅有规模是不够的，但没有规模一定是不行的。规模是必要的，规模也是美丽的。
中国规模是独特的
你可以模仿姚明的技术，但无法模仿他的身高；你可以模仿中国的方法，但无法模仿它的规模。
作为投资人和创业者，我们应深感幸运，中国的规模独一无二。
中国在历史上就以规模著称——唐代的长安（也有说是南朝的建康，即南京），是全球第一个人口超过百万的城市；宋代人口达到一亿，世界领先；清代中国的GDP曾达到全球的三分之一，甚至超过今天美国的比重。
规模为中国的今天提供了无限可能——对于创业者而言，即使只聚焦于中国前十大城市，其经济体量已可以排名全球前五、人口排名前八，已相当惊人，能在这些市场领先，就有机会成为独角兽；
此外，中国有约180个城市有三百万以上人口，超过世界上其它所有国家的总和，而这样的人口中心在北美只有三个。
这些超级城市的规模越大，需要的服务就越多，工作机会也越多，能吸引的人才也多，甚至找到对象的机会也越高，有滚雪球效应、虹吸效应。
中国消费市场有罕见的纵深性，从南到北、从东到西，有地理上的纵深；从60后、70后，到代表Z世代的90后和00后，每10年消费者就呈现不同的画像，提供了年龄上的纵深。
这两条纵深线，让创业者可以穿越时光隧道、跨越地域边界，在不同细分市场里成为新的品类领袖或品类杀手。
规模会带来网络效应，从而造就大而强。譬如，中国互联网的先天优势，在于其全球独一无二的巨大的网民群体，腾讯有十几亿用户，相当于一个虚拟的超级国家，大致等于美国、欧洲加日本的人口总和；
阿里巴巴一年的电商交易量，曾接近中国经济的5%，假如被视作单独的经济体，它可以排名全球前20位，超越瑞典，仅次于俄罗斯和南美大国巴西。
中国不仅有庞大的人口存量，而且质量也在不断提高——中国每年的大学（包括大专）毕业生，超过后面四个国家的总和；
其中包括470多万理工科（STEM）学生，为印度的两倍、美国的八倍。
人才的规模量产，会成为中国科技创新的主要驱动力，据我们估算，中美两国贡献了全球70%的科技独角兽，未来两国依然会在全球遥遥领先。
作为比较，东南亚也是这几年非常热门的新兴市场，但规模和中国不在一个量级——
其中最大的经济体是有3亿人口的印尼，其经济体量相当于一个浙江；而越南或新加坡，则相当于山西。
你愿不愿意猜一下，整个东南亚占中国经济多少百分比? 事实上，还不到20%！
一家企业的发展空间，首先取决于市场大小，其次是市场份额，核心能力和竞争优势解决的是第二点，但无法改变第一点。和其它国家的同行比，中国的创业者受益于中国市场的宏大规模，赢在了起跑线上。
我曾经很荣幸和姚明坐在一起开会，这让我更加谦卑，因为旁边的人根本看不到我；同样的，中国独特的规模优势，也很难被超越或模仿，中国的机会可能是很大的机会，中国的风险也一定是很大的风险。
规模就像太太，拥有的时候你未必感恩她的存在；规模也如同空气，没有的时候你很快就会知道它的珍贵。对于任何一个投资人和创业者而言，中国的规模是珍贵的，更是独一无二的。
规模的陷阱
我们不能盲目崇拜规模，因为规模不代表成功、更不代表幸福。
规模是商业成功的必要条件、但不充分；
规模是比较优势，但未必是竞争优势。
我们在赞美规模的同时，一定要警惕“规模的陷阱（the traps of scale）”。
据我们统计，中国科技行业大约每四万家创业公司，才能出一个上市企业。
多数企业倒下，并不是在创业初期，反而是在达到一定规模后，落入了“规模的陷阱”，所以硅谷把企业成长期称为死亡之谷 (the Valley of Death) 。
首先，规模会产生错误的安全感（false sense of security），会带来自满和对风险的懈怠；
规模最大的时候，往往是危机的开始——中国清代260多年，康、雍、乾执政的时代跨越了清代的一半，他们独特的执政风格使中国的规模在全球一枝独秀，人口达到惊人的三亿，其GDP贡献了全球的三分之一，但随之而来的自满造成了制度的僵化和腐败，中国也从那个时代开始走下坡路。
清末首富盛宣怀，曾任邮传部大臣，并创建了第一个民用股份制企业（轮船招商局）、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第一条铁路（京汉铁路）、第一家钢铁合营公司、第一个电报局（中国电报总局），当时他几乎是中国版的JP摩根、凡德比尔特和安德鲁·卡耐基的合体。
尽管他富甲天下、资产极具规模，但他的后人盛祖颐却生活在无尽财富的幻觉中，曾一晚赌输了上海一条街的房产，最后导致家道中落，甚至连公园的门票都买不起。
名著《乌合之众》中也指出一个特殊现象，在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中，人们的智商普遍降低、理性减少，甚至连平时很文明的人，都可能会倾向于暴力甚至犯罪，之所以如此，往往是因为大规模的群体带来了错误的安全感。
今天的恒大，单看资产体量相当惊人，但规模并不代表安全，在它两万亿人民币巨债的背后，是
每天以亿计人
民币的利息！
作为比较，魔都上海是全国第一的豪宅市场，每年1亿人民币以上豪宅的交易量，不过20多套。
可见，规模是双刃剑，它既会带来巨大的成功，也会造就巨大的失误，而驾驭好规模是顶级企业家和政府管理者的重要功课。
规模会增加复杂度，而复杂是效率的敌人——如果一百人的企业增加一名员工，就会多出一百对社会关系，正如巴菲特指出的，管理的复杂度就会指数级上升。唐玄宗的上半生曾造就了辉煌的“开元之治”，是盛唐的巅峰；但此后他开始自满并追求享受，在后宫招募了4万多名嫔妃和宫女，成为中国历史上后宫最庞大、拥有宫女最多的帝王；规模加复杂造就了管理失控，引发了财政危机和“安史之乱”，致使唐朝由盛转衰。
规模未必会带来增长，但一定会带来成本
——历史上，多数王朝晚期，公务员的队伍往往十分庞大，尽管由于战争和经济周期等因素，经济衰退、财政收入减少，但财政支出依然会持续增加，庞大的赤字使得王朝难以为继，这是朝代更替、治乱循环的一个重要原因。
中国的资本市场还很年轻——股票市场建立至今，不过区区33年，风险投资也只有20多年历史，而中国自周以下三千多年的文明史，为我们提供了大量宝贵的案例和教训。
抚今思昔，我们会清醒地看到，在任何时代、任何地点，规模虽然重要，简单尤为难得；规模是美丽的，而简单又有规模，却往往更能持续而令人喜悦。
规模的阴和阳
对任何创业者而言，努力让幸福感最大化，而不仅仅是规模最大化，才会带来高质量的增长，可持续的发展。
规模未必能带来幸福感——幸福感和财富的关系是个倒挂的微笑曲线，中间高，两头低。每年发表富豪榜的胡润曾做过一个有趣的市场调查，在中国当财富达到约三千万人民币时，人们的幸福感最高，之后随着财富增长，幸福感反倒递减，因为资产规模越大，时间越来越不受你支配，而是属于员工、政府领导和合作伙伴，能留给你所热爱的人和事的部分越来越少；
另一种可能是，当资产规模超过了你的掌控能力，随之而来的挑战、纷争和困难，也会大大影响你的幸福感。对于任何创业者而言，努力让幸福感最大化，而不仅仅是规模最大化，才会带来高质量的增长、可持续的发展。
规模的另一个副作用，是会抑制创新和冒险——多数机构达到一定规模后，会强调风控、合规和团队精神，这些措施尽管必要，但会减少容错空间、抑制创新，这也是为什么多数创新来自小微企业，并且不少行业领袖（包括腾讯、阿里、小米和今日头条等）曾拥有非常活跃的战略投资部门，以便投资或并购具有新模式、新产品、新服务的创新企业。
规模也会产生路径依赖，造成资源过多集中于赚钱的存量生意，而不是有风险的增量业务，从而使企业失去活力，当年手机行业领袖诺基亚从辉煌到跌落，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规模会带来安逸，使领导者逐渐失去创新和冒险精神，而创建元、清的蒙古和女真族是规模的反例，成吉思汗的军队只有20万人，皇太极入关时军队不过10多万人，他们以体量小得多的领土和人口，战胜了规模庞大的中华帝国，靠的是富有想象的领导力、大无畏的冒险以及创新的组织和军事能力。
“大航海时代”的西班牙、荷兰和英国，本土虽小、人口也十分有限，但却成为世界霸权甚至“日不落”帝国，在于他们的制度创新、技术革命和对于冒险的强大激励。
这些范例，为今天的创业者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在规模的博弈中，大的不可狂妄，小的不应气馁；
大的未必会赢，小的未必会输——根据Ivan Toft的统计，过去两百年里，实力（包括人口和军队）相差十倍的两个国家对抗，多数人会误以为大国会取得摧枯拉朽的胜利，而事实上，小国居然有30%的赢面！如果小国敢于冒险、愿意采用非常规战术，它们取胜的几率会跃升到三分之二，实为惊人！
同样在商业世界里，“小巨人”常能战胜“巨无霸”——股神巴菲特一共只有25个半员工（包括一位兼职雇员），却管理了市值约6000亿美金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和1000亿美金现金；
十年前，腾讯的市值只是三大电讯运营商总市值的五分之一，今天却成功反超对方60%！
对精明的企业家而言，规模可能是陷阱、可能是风险，而“小而美”则代表了优越的风险回报比、专注聚焦的确定性和令人望而生畏的冒险精神。
规模的核心是单位经济（unit economics）——从规模经济而言，如果每个单位（包括每个客户、每个店、每个产品、每个城市）能盈利，整体就会有更多盈利；而每个单位若亏损，整体就会面临更大亏损。
所以，除了宏大的规模外，我们更要关注每个单位、每个个体，互相赋能，让大家有更多资源和路径来追求成功和幸福。
如果每个人都有机会成功，这一定是一个成功的社会；如果每一天都能幸福，这一定会是一个幸福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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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全明星投资基金”的创始人和管理合伙人，
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MBA、复旦大学学士。曾任摩根士丹利董事总经理及亚洲互联网和科技行业的投资研究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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