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做得更好，就让谁去做 || 大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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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后，万物生生，我今年的调研学习也开始了。
这里举三个例子。并由此展开分析。

3月6日，我在“老子故里”河南 鹿邑县 参加老子诞辰2954周年祭典，偶遇一位来自上海的创业者。 他叫邹文哲，90后，和合伙人办了一家叫“志业人才”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主要为制造业、服务业企业招工和做职教领域的生涯规划。

他们创业11年，没融资，没亏损，在全国已有10家公司，近500名员工，200多家客户。企业可以通过他们解决从前期招聘到后期管理的用工问题。 假 如 企业 用工 的 月收入 为五 六千 元 ，他们也会有 好几百元的佣金 。 中国一方面就业难，一方面招工难。居中进行匹配的服务机构是有价值的。 特别是那些获得资本支持、要快速开店的连锁企业，往往愿意开出比市价多20%到30%的工价给中介。他们需要就是一个字：快。谁能帮他们快速招到人，他们就愿意付给谁比较丰厚的佣金。 我问：“当年富士康到河南，招工都是省里下红头文件，到市到县到镇，你们有什么优势跟政府的劳动部门竞争？” 他回答：“政府行为很有效，但不持久。把工人招进来、送到厂里容易，但很快会有一些人不适应，不愿干，或者出现心理问题，马上就回家了。政府不可能一直下红头文件。招工更重要的是服务，事前、事中、事后要进行大量沟通、培训、了解、化解、人力补充等等。这些细活、碎活只能我们来干。” 鹿邑是人口大县，常年在外打工的有30多万人。邹文哲把上海的汽车开过来，花了几个月时间，跑遍了几百个村庄的大部分，在每个村都埋下了自己的“线头”。 现在都说挣钱难，确实，一伸手就够得着的钱越来越难挣了，但如果往下沉，还是能找到很多挣钱的机会。

2月底，我在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听机械制造和自动化领域的世界级专家倪军教授讲课，他现任上海交大博渊未来技术学院院长，也是宁德时代首席制造官，每周在两地跑。 他讲到一段故事。

1924年，孙中山致信美国汽车工业奠基人亨利·福特，邀请他访问华南。 信中说： “您可在中国以更盛大的规模，成就同样的事业。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您在美国的事业更具有个人色彩，而在中国，您将有机会以一个新工业体系的形式，表达和实现您的思想和理想。 ” 今年2月14日，福特汽车CEO吉姆·法利在底特律宣布： 与宁德时代合作，在密歇根州投资35亿美元新建一座磷酸铁锂电池厂。 合作官宣后，《纽约时报》在一篇报道中写道： “就在25年前，中国官员还曾热切要求美国汽车制造商将投资和专业技术带到中国。 如今，角色发生了互换，为了在飞快变革的全球汽车环境中求生存，美国最著名的工业巨头之一开始向中国寻求技术。 ” 有同学问：“你们不怕技术输出后被福特汽车甩掉吗？” 倪军说：“不怕。我们输出的只是一种技术，我们的技术储备还有很多。” 中国为什么能在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领域领先？ 宁德时代董事长曾毓群去年在一次演讲中说：“材料体系创新是电池性能提升的关键，我们凭借每秒一千万亿次的计算能力，基于第一性原理演绎先进算法，来找到每种材料元素之间的结合点以及正极、负极、电解液、隔膜之间的最佳平衡点。另一方面，我们从实车搭载数据中进行分析，从而对产品研发进行正向反馈，沉淀出多样性的解决方案。正是算力、算法、数据相辅相成，形成完整闭环，我们才能源源不断地推出钠离子电池、M3P这样的材料突破。” 从近100年前孙中山对亨利·福特的邀请，到100年后福特汽车对宁德时代的邀请，令人感慨和自豪。

第三个例子是不久前和一批复旦校友到联影医疗参观交流，其创始人之一薛敏本科毕业于复旦大学物理系。

联影医疗致力于为全球客户提供全线自研的高性能医学影像诊断与治疗设备等等，愿景是“成为世界级医疗创新引领者”。 去年，美国德克萨斯州的一家高端影像中心引入了联影研发制造的世界首款75厘米超大孔径3.0T磁共振uMR Omega™，业界主流的磁共振是60厘米标准孔径，扩大到75厘米，能提供更宽敞的扫描体验，更可容纳体重600斤的超重患者。 比如，一些超大体型运动员要对关节伤病做高清影像检查，常规的磁共振很难完成偏中心关节扫描等复杂体位，而对uMR Omega™来说则轻而易举。 多年来，全球不少工程师都在想方设法拓宽高场超导磁共振的孔径极限，孔径的外扩增加1厘米，会带来数不清的技术难题。 联影的工程师从技术源头深度挖掘，打造了前所未见的97厘米超大内径净磁体架构，在扩大孔径的同时实现了媲美甚至超越传统70厘米大孔径磁共振的磁场均匀度；打造了业内首台单体峰值功率达到3.5兆瓦的梯度功率放大器，澎湃动力相当于13台V8发动机，能轻松满足高级临床科研应用，乃至高精度放疗的模拟定位。 德克萨斯这家影像中心，3年多来已经12次引进联影的MR、MI、CT、XR全线产品，成为中国品牌的“坚定拥趸”。 创业之初，联影医疗没有选择“集成式创新+农村包围城市”的历史路径，而是咬紧牙关，踏上了“全线覆盖、自主研发、掌握核心技术、对标国际顶尖”的引领者之路，虽然艰难，却能长远。

以上这三个例子，让我再一次感受到中国民营企业的活力、能动性和创新力。 他们不仅能下沉到社会最基层，把苦活累活细活干好，也能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源头创新和国际化道路上，“当惊世界殊”。

过去几年，民企遭遇了疫情、国际供应链调整、有收缩效应的政策叠加造成的“合成谬误”等影响，非常辛苦。加上网上充斥着不少似是而非、巧言惑众、肆意污名民营企业家的煽动性声音，让他们心里更是七上八下。 我理解他们的辛酸与惶恐，但和他们交流时，我也经常举出2010年创立的小米、宁德时代、百济神州，2011年创立的联影医疗、安克创新，2014-2015年创立的“蔚小理”、商汤科技、地平线，以及喜茶、元气森林这样的新消费企业，美团、微信、今日头条、滴滴、喜马拉雅FM、小红书、拼多多、抖音这样的互联网产品——它们都是最近十几年内的创造。 我以此说明，机会并未枯竭，相反，在互联网、科技、消费、服务、智能制造等许多领域，正是民企的探索与创新，闯出了、创出了很多机会，不仅为自己，也为行业和社会。 在这个过程中，总体来说，民企得到了方方面面的支持，尤其是对价值创新型、科创型、专精特新型的民企，政府是倚重的。在科创领域，中国已经初步形成了从政策到产业，从人才到资本，从企业到学研的完整生态。 以联影医疗为例，其发展首先是因为有企业家创新精神，但也离不开整个生态的滋养，包括国产替代的政策，以及在新兴举国体制下，“医院出题、企业答题，医研产学政相融合”的新模式。 具体来说，像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这样的医院，与联影一直深度融合，建立了“医-研-产-医”的创新循环体系。10年来，通过中山医院核医学科、放射影像科等医生、技术人员与联影工程师团队的一次次研究、攻关、调试，世界首款全身PET-CT探索者uEXPLORER在中山医院装机，之后从上海走向全国和世界。 联影牵头、中山医院深度参与完成的“高场磁共振医学影像设备自主研制与产业化”项目，荣获了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截至2022年，联影已有30多款产品相继落户中山医院。 去年11月18日，全国首个综合类国家医学中心建设项目在中山医院启动。这是一个新平台，也是一种新机制，旨在突破束缚医学科研转化的体制机制，将医院、高校、科研机构、企业和地方政府聚合起来，高水平医院牵头提出临床一线需求，高校、科研院所、企业依托自身科研创新优势深度参与，地方政府给予政策、资金等支持，集中力量开展科研攻关。 如果没有政策的支持和科研攻关机制的创新，联影不会有这么快的全线发展。推而论之，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是可以达成的，也是有效的。

过去这些年，不少民企确实是苦日子、难日子，有的甚至已经“大厦倾覆”，但也有不少民企是蒸蒸日上的好日子。 有的企业觉得到处受阻，被打压，也有的企业被政府当作宝贝，顺风顺水。

造成这种区别的原因很多，我认为最重要的还是方向问题，即企业到底是走更为依靠资产升值的资产负债表扩张之路，或者走套利、寻租之路，还是走生产性创新之路？ 我无意说，走前面这些路的民企都是错的，因为它们的行为受着当时环境的影响，甚至是“诱致”。 央行行长易纲3月3日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近年来，央行全面实施资管新规，压缩“类信贷”高风险影子银行规模大约30万亿元，推进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近5000家P2P网贷机构全部停业。 30万亿不是个小数字，不是民企就卷得起来的，而是迫切需要以投资拉动经济发展的地方政府、急于扩张资产负债表的金融机构、习惯了“高息刚兑”的投资者等等，合力所致。 互联网金融现在成了贬义词，当年也曾被当成是创新。 后来出现重大风险，追究起来，确有心术不正者浑水摸鱼，但也有相当部分参与者并不知道自己所为是错的，而认为是创新，当时也没有哪个监管部门挺身而出说这是不对的。 不过，我们也不能说，企业应该往何处去，政府是没有做过倡导、引导的，出了问题的企业都是无辜的，错来错去都是政策的错。 这也不客观。 从2013年提出新常态开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紧紧围绕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全面落实对资本市场违法犯罪行为“零容忍”，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等等，这条高质量发展的主线是清楚的，科创板设立等政府意志所折射的产业取向也是清楚的。 顺之者，先行者，很多都收获满满。我问过从民生服务到科创领域的不少优秀企业，这些年政策有没有挡你们的道？答案基本都是没有。相反，得到各种政策支持的不少。 如何评价中国在过去一段时间进行的供给侧结构性调整？可能还需要十年二十年才能真正看清楚。我的看法是，这里有阵痛、有误伤，但同时也让中国经济真正走上了生产性创新之路，摆脱了但问财富不问手段、但求扩张不计代价、终究不可持续的“繁荣”之路。 威廉·鲍莫尔曾指出，企业家并不天然具有创新职能，而是市场竞争迫使其创新，在垄断或鼓励寻租的市场环境下，企业家的创新很可能是非生产性的。 他写道：“如果制度安排不巧将更多的报酬给予了大胆的寻租活动，或破坏性活动……而将较少的报酬给予了生产性的创新活动，我们可以预料一个经济中的企业家资源将被配置在更具生产性的事业之外。” 可以看到，当今中国的企业家资源正在更多地被配置在更具生产性的事业之中。从长远看，这无疑是中国经济的正道。

今年全国两会，中央领导再次强调始终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三个没有变”，要破除制约民营企业公平参与市场竞争的制度障碍，从制度和法律上把对国企民企平等对待的要求落下来。

“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这是长久之策，不是权宜之计。 那么，为什么，还是有不少民企心里仍不踏实呢？ 全国工商联副主席、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白重恩在接受CGTN田薇采访时说，要让民企看到并且相信，政府愿意让他们对经济做出更多贡献，他们可以与其他企业平等竞争，特别是与国企公平竞争。 “在调研中我们发现，当政府有一个建设项目很多企业参与招投标时，私企往往觉得自己处于劣势，从金融机构融资时私企也有类似的体验。”这些做法并没有写在规则里，但如果你问一家银行他们更倾向于给谁贷款，当银行工作人员考虑到担责时，就会对民企区别对待。 全国人大代表、邯郸晨光生物董事长兼总经理卢庆国说，国企可以轻松拿到大额贷款，而民企却融资难，融资贵。因银行断贷，时常有民企破产的情况。 全国人大代表、农工党河北省委会副主委杨伟坤说，小额贷款是金额小、周期短的信用贷款，仅能用于企业流动性资金需求，对于成长型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中长期“融资难”问题更为突出。 全国人大代表、荣华控股董事长崔荣华调研发现，大批民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因为疫情影响导致资金链紧张，经营陷入困顿，因不能按期偿还债务，征信受到影响，甚至被施以“限消令”。“限消”是要限制违约企业的不合理的高支出，但作为企业法定代表人，使用个人财产进行日常消费仍会被限制，这就存在一定的不合理。 比如，他们购买机票也需提前向法院先申请，批准周期在一周至一月上下，且大多情况下不予批准。这对企业法人必要的生产经营商务活动带来了负面影响，企业家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也受到影响。 崔荣华建议，在疫情后经济全面复苏的一段时间设置1～2年的“限消令”缓冲期。在此期间，除疫情前已经确定的“老赖”外，对其他有逾期债务问题的民营企业法人和个体工商户暂缓执行“限消令”，使其可以在缓冲期内完全正常开展生产经营及商务活动。缓冲期后，如其经营状况和债务问题仍未得到改善甚至更加恶化，再对其追加实施“限消令”。 显然，一到实践，国企民企在金融资源、政府采购、行业准入等方面的不公平就会体现出来，民企还是会被另眼相看。近年来国企的经营表现不断提升，固然有自我改革的作用，和其享受的更加优惠的资金成本、政府项目和政府采购的大力支持等等，关联度可能更大。 根据《202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22全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84039亿元，分经济类型看，国有控股企业利润23792亿元，比上年增长3.0%；股份制企业61611亿元，下降2.7%，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20040亿元，下降9.5%；私营企业26638亿元，下降7.2%。四类企业中，只有国有控股企业利润是增长的，这不能不给人一种印象，国有程度越高越好。 而事实上，大量研究表明，在大部分年份，民营上市公司的ROIC（投入资本回报率）比国有上市公司更高。只是在政府刺激经济的力度很大时，更多受惠于政策外溢的国企的ROIC会超过民企。 如果回报率较低的部门拥有更多的资源，不断扩张到更多的领域，这并不是中国经济的幸事。 现实中的教训（如大基金多名高管涉案被查）也告诉我们，并不是资源越多地掌握在国企手中，就不存在扭曲的问题。人性是很难改变的。现在国有基金的规模越来越大，但究竟投谁，还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这中间的道德风险正越来越多地暴露出来。 中央反复强调对国企民企要平等对待，希望2023年能够成为平等对待国企民企的真正的元年，有一些重大的突破。
前一段看到上海证券报有一篇《国资入场参与竞购？南钢收购案或迎变数》，讲到去年10月20日，南钢股份公告称，上海复星与江苏沙钢签署《投资框架协议》，前者有意向向后者转让南京钢联60%股权，还约定沙钢需向复星方面支付80亿元诚意金。我印象中复星当时是有财务困难的，沙钢的80亿可谓雪中送炭，也起到了稳定金融机构信心的作用。原以为收购已经板上钉钉，看了报道才发现一家央企下属公司加入了博弈，有可能通过持有南京钢联其余40%股权的南京钢铁集团“截胡”。 央企此时竞购有据可依，因为南京钢铁集团享有优先受让权，央企可与之联手翻盘。不过，在我看来，如果去年10月是央企而非沙钢几天内就拿出80亿援手复星，将是一段国助民安的佳话，今天“截胡”，即使成功也胜之不武。而更多的民企，也会通过身边这些实实在在的案例来认知自身的真实地位。
最后小结一下本文的核心观点：
资源配置的市场化，市场经济的法治化，一面都不能少。 通过平等竞争，谁能在资源配置中有更高的效率，资源就应该更多地向谁汇聚。谁做得更好，就让谁去做。

要做到这一点，需要真实的、真正的公平，以及为了实现公平而必须深化的改革。

「 图片 | 视觉中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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