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套丛书，他们作序推荐
岳
岳麓书院约 17 分钟
岳麓书院约 17 分钟
北京大学杨忠教授、华东师范大学朱杰人教授、武汉大学郭齐勇教授 作序推荐《中国书院文献丛刊（第三辑）》。
杨忠（北京大学教授 ）
// 書院是中國古代教育史上影響最大的教育文化機構。鄧洪波教授認爲 書院是獨特的文化教育組織 。所謂“獨特”，我以爲大概是因爲它既非官學，亦非純粹的私學，但又與官府、官員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一直得到各級官府的支持和資助。例如朱熹修復白鹿洞書院、嶽麓書院，阮元創詁經精舍、學海堂，張之洞建尊經書院、廣雅書院，都是任官期間的事。許多官員也將創建書院、講研義理學問視爲一種可以自豪的政績，希望以書院長育人才、開啓民智、移風易俗。比如湯顯祖貶徐聞典史時創立貴生書院，親往講學。他任遂昌知縣時，建相圃書院，撥寺廟道觀部分食田歸書院收租，以作修葺房屋之費及諸生膏火之助。他自己亦在書院中“與諸生講德問字”“陳説天性大義”而不疲。但書院又非官學，書院的科目設置、講論内容都由著名學者擔任的書院山長、主講來設定與主持，官府干涉有限。書院與官學既相區别又有聯繫 ，故清末廢科舉，改書院爲學堂，使中國教育由古代邁入現代，便能自然銜接而水到渠成了。書院與私學的關係也十分密切。春秋以降，學在王官漸變爲學在四夷，私人講學之風漸盛。孔子的講學活動，既有與弟子講論六藝、切磋琢磨的謹嚴與認真，亦有“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的散淡與閑適，與書院自由講學的精神一脉相通。兩漢經師講學，受業者不遠千里而至，講讀之所則“講堂”“精舍”隨意立名。馬融“教養諸生常有千數”，設絳紗帳講學，“前授生徒，後列女樂”，是最氣派的一家。魏晋南北朝戰亂頻仍，但講學之風不息。上述講學活動和組織形式，對後來書院的出現有着深刻影響。
書院之名始於唐代。 東西二都設立的麗正書院和集賢殿書院，有着國家藏書、校書、修書及由此而辨章學術的深厚傳統，它標志着書院之名得到官方認可和提倡。其實，最先出現的還是民間書院，有唐代文獻與地方史志爲證。《全唐詩》中也提到過十三所作爲士大夫私人讀書治學之所的書院。也就是説，書院源出於唐代私人治學的書齋和官府整理典籍的衙門，是官、民兩股力量相互作用的結果。
唐五代之際，開始出現聚徒講學性質的書院，江西的桂巖、東佳與燕山竇氏皆是其佼佼者。書院的大繁榮則要進入到宋代，著名的“濂、洛、關、閩”四家，既是學派，也是講學團體，且師生傳承，歷久不衰。他們中的許多人都參與過書院的創建和講學活動，通德鴻儒，發幽闡微，風雅相續，輝映壇席。元代書院數百所，明清書院各數千所，是書院的鼎盛時期。
書院講求敦勵品節、探研經義，以求知行合一，長育人才。主持者往往以自身風範言傳身教，并不刻意傳授系統知識。 尤其是宋代書院批判地繼承了兩漢的講經之風，注重闡釋以四書爲中心的儒家經典義理，理學借書院講學得以光大。此後，隨着時代的需要和地方學術風氣的浸潤，書院講學内容各有側重，或義理，或實學，或訓詁，或辭章，而書院的教學方式也不拘一格，講論、問答、辯説、切磋，形式多樣，效果顯著，頗有百花齊放之勢。當然， 書院的根本任務是養育人才， 故與唐宋元明清各代科舉密切相關，講論經義、草擬試策、熟記帖括、習練論説，自然也是書院學習的重要内容。一些著名學者掌教書院，往往能形成學派，光大學術，引領學風。不同學派學者在書院的論辯駁難，也使書院成爲交流學術、推廣宣傳學派主張的方便場所。書院促進了學術的發展，僅以清代爲例，著名學者如黄宗羲、湯斌、張伯行、杭世駿、齊召南、全祖望、姚鼐、盧文弨、王鳴盛、程瑶田、錢大昕、章學誠、洪亮吉、孫星衍、阮元、陳壽祺、顧廣圻、陳澧、劉熙載、俞樾、張之洞、王先謙、繆荃孫、皮錫瑞等，這些在清代學術史上閃耀的群星，無一不在書院任過山長或主講，將他們在書院講學的學術貢獻稍作整理，便能勾勒出清代學術史的梗概。可以説唐宋以來中國古代教育、文化、學術的發展實有賴於書院的繁榮，程朱理學、陸王心學、乾嘉漢學、晚清新學的産生與興盛，都與書院密切相關。 書院以及鄉村的義塾、義學，使中國儒學傳承的血脉貫通而達至社會底層，從而也使中國傳統文化的傳承有了最堅實的社會基礎，中國文化綿延不絶，書院有其莫大貢獻。
書院作爲中國古代獨特的文化教育組織，深深影響着唐宋以來教育、文化、學術的發展，近百年來學者往往將古代書院與現代學校比照考察，研究書院的論著日積月纍，頗爲可觀。特别是近十數年來，書院研究更有日漸興盛之勢。許多研究已涉及書院的各個方面，如書院制度及其組織形式，書院的課程設置、講會制度和開講儀式，書院的學規章程和管理模式，書院的經濟活動和經費開支，書院的藏書與刻書活動等，涉及面雖廣，但研究似乎尚不够深入、全面。究其原因，自然與目前學術界所見書院文獻資料不豐富有關。例如，僅清代書院即有五千餘所，而迄今許多論著所涉書院僅百餘所，眼界和格局便受局限。大量書院文獻散藏各處，許多文獻甚至不爲人知，或少人問津，研究自然不够全面，也難以深入。材料的缺失嚴重阻滯了書院研究的進程。因此，比較齊全地搜輯目前存世的書院文獻，分門别類地加以影印或點校出版，對於書院研究而言，事莫大於此，更莫急於此。現在鄧洪波教授主持的“中國書院文獻整理與研究”工程即將出版幾種專題叢書，使此大事、急事終獲成功，必將爲中國書院研究的繁盛帶來新局面。
鄧洪波教授及其團隊的成果，對於書院研究及與書院相關的研究，至少有 三大貢獻 ：
其一，爲書院研究提供了相當完備的資料。 他們編纂了比較完善的書院文獻總目及總目提要，第一次揭示了現存書院文獻的全貌，在此基礎上又將現存近一千五百種書院文獻中的一千餘種影印出版，成《中國書院文獻叢刊》，進而又擇其中尤爲重要者約一百五十種點校出版，成《中國書院文獻薈要》。學者研究實踐證明，書院研究賴以深入和發展的基礎是書院文獻的全面搜求與系統整理，鄧洪波教授的團隊完成了這項工作。他們的書院總目及有選擇地影印、點校的占總量七成的書院文獻，不僅爲研究者提供了方便，也爲一般讀者瞭解中國書院指出了門徑。大量過去未被發掘、利用，而又相對完備、系統的資料，經他們網羅放失，搜剔叢殘，使遺編剩稿顯晦并出，吉光片羽終免湮没，而流風餘韵亦可相因而不墜。相信今後的書院研究一定會有許多新發現、新視角和新課題，也必將産生許多更近於史實的新結論。
其二，整理與研究高度融合，産生了系列成果。 他們的工作使書目、《中國書院文獻叢刊》、《中國書院文獻薈要》、研究論著等互相呼應，是將整理和研究結合得比較好的範例，也爲古籍整理與研究工作如何互相促進提供了經驗。《書院文獻總目》揭示藏館和版本，大大提高了書目的品質和使用價值，《書院文獻總目提要》本身便是研究成果，它不僅指引門徑，也爲進一步“辨章學術，考鏡源流”提供了基礎和方便。而《中國書院志史》及其他研究論集，既是書院研究的新收穫，也是書院研究深化的表現。他們的整理研究系列成果，不僅大大促進了書院研究自身的深入和發展，還旁涉中國古代政治史、經濟史、教育史、思想史、文化史、文學史等各領域，從而也必將有利於上述領域的綜合研究别開生面，以至進一步推進中國傳統文化的傳承和發展。
其三，是大型專題資料叢書的新收穫。 大型專題性資料叢書對於相關專題學術研究的作用是無與倫比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學術界一直有編纂大型專題資料叢書的傳統，上世紀五十年代，中國史學會主持編纂了《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包括《鴉片戰争》《太平天國》《洋務運動》《戊戌變法》《義和團》《辛亥革命》等十餘種專題資料叢書。這部《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成爲研究中國近代史的中外學者必讀資料，也成就了一批國内外的教授、博士，産生過廣泛而深遠的影響。其後，一些出版機構如中華書局、上海古籍出版社、國家圖書館出版社、鳳凰出版社等也組織或出版過許多大型專題資料叢書，一些專題檔案也陸續刊布。專題資料叢書提供的材料比較全面、系統，使用方便，學者在比較研究中更易發現問題、解决問題，也可以避免盲人摸象、以偏概全的弊端，故頗受學者歡迎。
鄧洪波教授主持的書院文獻整理研究工作産生的幾種大型資料叢書，是近年來專題資料叢書的新收穫，也必將會爲中國書院研究做出巨大貢獻。鄧洪波教授是較早注意整理書院文獻、研究中國書院的學者之一，也是當代中國書院研究的名家。數十年的潜心研究和執着追求，使他的研究成果得到學術界的高度重視，有很好的影響。現在他主持完成了這樣一件嘉惠學林的大工程，并以“優秀”結題，實在令人感動和欽佩，故不避淺陋而爲之序，以表達對鄧洪波教授及其團隊學者的敬意。
朱杰人（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
書院，是儒家文化特有的一種文化與教育現象。從唐代出現的雛形開始，它在長達千餘年的中國歷史中扮演着非常獨特和重要的角色。它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主幹與核心——儒學及其研究者、傳播者——儒家的道場。 書院是儒家的首創，在其發展過程中，成爲儒學寄生與發展的重要載體和平臺 。所以，它的命運始終與儒學和儒家的命運緊密相連，儒學興則書院盛，儒學衰則書院敗。清末民初，廢科舉、辦新學，書院也就走進了它的低谷。但是，歷史總是愛和人類開玩笑，没有人會想到，進入了二十一世紀以後，書院竟然又焕發新生了。在新時代，它的勃興居然如雨後春笋般“瘋狂”與勢不可擋。書院從它誕生的那一天起就有官方和民間的雙重性質，它既借助於體制的資源和模式，又有游離於體制之外的自由講學和辦學的精神，它一直被視爲官方主流教育體制的一個補充、補缺。 所謂“補充”，是説它彌補了體制内教育資源的不足，官學無法覆蓋的，書院彌補了。所謂“補缺”，是説它補了體制内教育以應試（應科舉）爲目的之缺：書院教育以成人、成賢爲目的，以傳道（儒家的道統）爲核心。 實際上，從明代中後期以來，官學越來越流於形式，書院却以“補充”“補缺”之身而真正承擔起國民教育的責任。放眼人類教育史，古今中外，中國的書院，恐怕是一種絶無僅有的與功利不搭或少搭的教育形態，而且這種與功利保持距離的教育形態在中國的民間一直很好地被呵護并發展着。書院的辦學資金部分來源於官方的籌集，部分來源於民間的捐助， 官員、商人、士紳是這種捐助的主體。 中國的書院綿延千年之久，民間捐助者的貢獻居功至偉，官方的支持也是至關重要的。正因爲書院一定程度游離於體制之外，正因爲它與功利保持距離，所以，能看到體制的弊端，能不受羈絆地思考與研究。於是，中國的書院成了生産新思想、新學術、新理論的工廠。而這些新思想、新學術、新理論又對社會、人心發生了反哺，從而影響了國家與社會的發展。
朱子是第一位從理論與實踐兩個層面上對中國書院的制度建設、理論建構、辦學目標和方針方法等做出重大貢獻的學者。 他的 《白鹿洞書院學規》 是一篇劃時代的綱領性文件，爲中國書院的建設與發展打下了基石。直到今天，這篇文獻依然是新時代書院實踐的“源頭活水”。而他在嶽麓書院的一系列教育實踐，則爲後人留下了健康與科學的教學與科研生態的典範。中國的書院之所以有着那麽强勁的生命力和生機活潑的内生動能，不能不説與朱子有關。
中國書院在千餘年的發展中，爲記録其歷史、教學、經濟、學術、考課等，留下了數以萬計的各種文獻，包括書院記、書院志、學規、章程、課藝、講義、會録、同門譜、藏書目録、刻書目録、山長志、學田志、日記等。這些文獻不僅對研究書院至關重要，對研究中國的歷史、文化、學術、政治等都具有不可取代的重要意義。遺憾的是，隨着書院的没落，這些文獻也隨之散佚。國力的强盛與傳統文化的復興，終於使書院文獻獲得了一個新生的機會。以鄧洪波教授領銜的課題組發起對中國書院文獻的整理，實在是一件對民族文化功德無量的好事。我參加了本課題的可行性論證，拜讀了全部課題報告以後意識到，這是一次全面的、系統的整理，課題完成，也就 意味着完成了中國書院文獻的集大成。 這是一件值得所有關注書院的學者高興和期待的學術盛事。
當然，講到這件盛事就不能不講到鄧洪波教授。鄧洪波并不是最早關注和研究中國書院的學者，但他却是一位始終不渝地專注於這個領域而默默耕耘的學者。他的可貴之處在於：當書院還處於一個被人遺忘和被絶大多數人冷落的年代，他始終没有放棄。他以一己之力，搜羅鈎沉，爬梳剔抉，考鏡源流，排比論列，終成一家之説。現在書院研究成了“顯學”，洪波并不被“顯”而空疏、好高求遠的世俗所裹挾，而是踏踏實實地做了大量的文獻整理與研究工作，他的抱負和執着不能不令人感佩。
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國書院文獻整理與研究”，經過六年多的努力，已經完成全部工作，結項成果被評爲“優秀”，實屬難能可貴。如今，這些成果就要出版了，它包括書目、影印、點校、研究幾個系列，這是一件盛事。洪波兄要我寫一個序，但是我對書院没有研究，真是不知道這個序該從何説起，衹好談談自己對書院的一些基本認識，以塞文責，也算是不負洪波兄的一片美意。
郭齐勇（武汉大学教授 ）
吾友鄧洪波教授是著名的書院研究專家，主持了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國書院文獻整理與研究”。這個項目意義重大，洪波兄及他帶領的團隊視野宏闊、功底札實，其成果將成爲新一輪書院文化研究的基礎。存世的中國古代書院文獻汗牛充棟、浩如煙海，但分散於各處，經史子集四部都有，研究者難於查找。比如，一些書院講義見於經部；一些書院志見於史部地理類“古迹”、書院藏書目録見於史部目録類、書院碑記則多被收録進史部金石類“石之屬”；一些書院講録、語録則被列入了子部儒家類；還有一些關於書院的記述，散見於集部的詩文集中。《四庫全書》之外與《四庫全書》之後還有不少有關書院的原始文獻。此外，民國時期大量的書院研究文獻散見於各種報章雜志。要把這些文獻整理個頭緒出來，殊非易事。
鄧洪波教授很早就用心於書院文獻的整理與研究。早在一九九七年，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了陳谷嘉教授與他合著的《中國書院制度研究》，書末有一個附録《中國書院文獻書目提要》，共著録文獻三百七十餘種，按省區編排，并作提要，是較早彙録書院文獻提要的重要成果，實開彙編、撰寫書院文獻提要的先河。此次以重大項目爲契機，鄧教授進一步擴大規模，對中國書院文獻做窮盡性的整理。他立志竭澤而漁，把不爲人知的書院資料最大限度地從“冷宫”中解放出來，摸清并亮出全部家底。
據課題組調查，歷代書院專書（整本）文獻總量近兩千種，其中亡佚五百種左右，存世一千五百種左右。通過檢索、查閲等手段，課題組對存世的約一千五百種文獻進行普查，對作者、版本、流傳、體例等爬梳、董理，將編製成一部大型的《中國書院文獻版本目録》。在此基礎上，將選擇較有價值的書院文獻約一千種予以影印，彙爲《中國書院文獻叢刊》。然後，選擇其中有代表性的、意義重大或者較爲少見的書院文獻約一百至一百五十種作點校，做成《中國書院文獻薈要》。除了對原始文獻進行整理，課題組還將對數量龐大的書院研究論著予以編目，著成《近百年書院研究論著目録》。如此大規模地對書院文獻進行整理，在學界當屬首次。除了大規模的文獻整理，課題組還將在此基礎上，陸續推出《中國書院志史》《中國書院文獻總目提要》《中國書院文獻研究論集》等專題方面的系列研究成果。這些整理與研究，功德無量，必將嘉惠學林，促進書院歷史與文化研究走向新的繁榮。
這些整理與研究，除了大有功於書院學的發展，我想對於古代儒家文化和思想的研究也是大有裨益的。 書院是我國古代極爲重要的教育機構，也是學術機構，與儒家有着密不可分的關係。
在我國古代衆多的學術思想流派中，最重視教育的是儒家。孔子是我國最偉大的教育家，我國古代教育的内容和理念也主要是儒家的，從書院的學規就可以看出來。朱子的《白鹿洞書院學規》，影響後世書院辦學數百年，大家耳熟能詳，其中規定了書院的目標和學生的守則。它集儒家經典語句而成，便於記誦。它要求學生明白義理，并落實到身心修養上來，按學、問、思、辨、行的次第，格物致知、窮理盡性，最終實踐篤行。由一代名臣張之洞於同治八年（一八六九）創辦的經心書院，於二○一五年在武昌東湖復辦，筆者忝爲該書院名譽山長。我對這一書院提出了學規：以“行己有恥、修身立德、知行合一”爲宗旨；以“五常”（仁義禮智信）和“八德”（孝悌忠信禮義廉恥）爲人生的指南；以孝親、守禮、篤學、敏行爲條目（步驟）：孝親——愛父母，守禮——懂規矩，篤學——讀經典，敏行——做公益。座右銘：“儒有忠信以爲甲胄，禮義以爲干櫓，戴仁而行，抱義而處。”“儒有不寶金玉，而忠信以爲寶；不祈土地，立義以爲土地；不祈多積，多文以爲富。”“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我認爲，最重要的是，書院運行一定要在這些義理的指導下進行。 總體上是要貫徹孔孟仁義之道，提升辦院者與學員的人文道德素養，身體力行，知行合一。
儒家不僅僅重視學校教育，同時也重視家庭與社會教育。 社會教育是通過文化傳播的方式實現社會教化。社會教化的基本内容和理念依然是儒家的。儒家之所以有那麽强大的生命力，能成爲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的主流，與它重視文化傳播和社會教化是分不開的。兩宋以來，歷代大儒多依托書院面向社會大衆講學。他們的學術功底和人格魅力，非一般教書匠可比。他們憑着學術思想和人格魅力，所過之處，化民成俗，雅稱“過化”。他們使得儒家理念在社會大衆的日用倫常中生根發芽，從而使儒家思想落地，并影響到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當然， 古代儒釋道三教相輔相成、相互支持， 儒生書院也往往有賴於佛寺、道觀而生存。
古代的書院是介於官學與私學之間的新型教育機構，是在致力於解决官學教育種種問題的基礎上産生的，它 反對功利主義，反對僅僅把教育當作科舉考試的手段，反對把教育僅變成記誦之學。 書院的教育 强調道德的修養和人格的養成。 毫無疑問，這有賴於對儒家義理的講明。在講明儒家義理的過程中，書院的學術討論形成了。所以，書院也是一個學術機構。書院裏的學術討論既服務於教育，亦致力於學術自身的發展。這裏的學術主要還是儒家的。比如，南宋時期的湖湘學派是理學南傳之後最先成熟起來的一個理學流派，而嶽麓書院正是當時湖湘學派的基地。宋乾道三年（一一六七），朱子不遠千里從福建崇安趕來長沙，就是爲了與湖湘學派的代表人物、嶽麓書院主教張栻討論儒家理學上的一些問題，史稱 “朱張會講” 。朱張會講 開書院會講之先河 ，在中國學術思想史上有着重大的意義，是不同學派的争鳴，爲書院成爲儒家學術研究機構，發揮了重大的作用。
據鄧洪波教授的統計和研究， 中國歷史上出現過大大小小的書院七千五百餘所。 這些書院是中國文化與儒學教育、研究和傳播的重要場所和基地。 它們把傳統文化與儒家思想帶入了中國社會的各個層次和各個角落。它們自身亦成爲儒家和儒學的載體，成爲儒家文化的核心要素之一。
我們目前對於儒家思想文化，主要還是通過儒家的經典文本來瞭解它的思想理念，通過史書記載來瞭解它的社會影響，通過分析當時民間的思想觀念來瞭解它的傳統魅力。然而，我們對於儒家思想文化的傳播過程和傳統的形成，其實還停留在比較抽象的層面。現在，鄧洪波教授開始了對書院的綜合研究，無疑爲我們瞭解這方面的情形打開了一扇大門，能極大地幫助我們深入而具體地瞭解書院的組織架構、制度、理念以及儒家思想文化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所占有的地位，以及儒家思想文化的世俗化過程和儒家傳統的傳承。對於書院文獻的綜合整理和研究，也有助於我們深入而具體地瞭解儒家思想文化對周邊國家的傳播過程。明代以後，中國書院這種教育組織形式，大量地傳入東亞各國、各地區，對於以中國爲中心的儒家文化圈的形成起到了重大的作用。書院文獻的内容相當豐富，借助這些文獻，我們也能對歷史上的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生活等方方面面有更加深入而具體的理解。
伴隨着國學熱，書院熱也持續十多年了。可以説，國學熱在今天也表現爲一定程度的書院熱，各地的民間書院如雨後春笋般地湧出。有人粗略估計，近幾年全國出現了幾千所書院，但良莠不齊。正如我們對國學熱予以肯定并提出批評一樣，我們也對書院熱予以肯定并提出批評。傳統的書院，包括嵩陽書院等有名的書院在内，現在一般衹是文博單位，成爲文物、博物館或旅游景點，不再具有古代書院的職能。 老書院焕發青春的唯一典範是嶽麓書院，該院得天時、地利、人和，結合傳統與現代，使千年書院獲得新生。 今天的書院，就主辦方而言，大體上有官辦、商辦、學者辦、民辦，官學商、官學、商學、民學合辦等多種。但是由於歷史經驗不足，存在許多問題，還是要從傳統書院吸收精神營養。而傳統書院的辦學經驗、精神營養具體都有哪些，離不開對古代書院文獻的深入研究。
可見，無論從傳統還是從現代來看，中國書院文獻的綜合整理與研究都有着巨大的意義。這是一個浩大的工程！鄧洪波教授身處嶽麓書院，長期從事書院研究，并且有着親身的體驗，在他的主持下，課題組成員經過六年多的努力，已經完成全部工作，結項成果評爲“優秀”。 我們相信，這一定能極大地推進書院學的研究，也一定能爲儒家乃至整個傳統思想文化的研究奠定新的基石。
是爲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