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志红

小镇产生不了艺术,但阿姨们可以更多地去面对她们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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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芳虽然不能在物质上给予阿姨们很大的帮助,但能给阿姨们提供一个精神上的支点。”
策划丨马达
来源 | 一席
ID | yixicl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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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活里做一些事情
2023.04.22 北京
大家好,我是胡尹萍,在北京做艺术,我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生活里做的一些事情。
这是2012年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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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年,我朋友给我发了一张照片,他问我这个人是不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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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反应是「这个人这么丑,不可能是我」。可是这个朋友又是我的发小,他都觉得这个人长得像我,那我自己也有点怀疑了。
我就觉得这事好像有点不对,也许她真的很像我,所以我觉得可以试试,搞不好她真的有可能很像我,只是我自己不觉得。
于是我就对着这个陌生女人的照片,梳了一个这样的发型,好像是有点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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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当时挺瘦的,我的摄影师就告诉我,你如果想要变得很像她的话,可以晚上喝一杯盐水,第二天拍照的时候,你整个脸就会肿一点,这样可能更接近她。
我就真的在晚上喝了一杯盐水,结果第二天我的脸确实是肿了,但眼睛眯成了一条线,更不像了。
那我是不是也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呢?
后来我就再照着照片做了一件衣服,想尽量从外形上接近她。这些事情是很上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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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家其实是一个很无聊的职业,我就想,我也许可以无限接近她。两年多,我长胖了18斤。
在这个过程里,其实外貌是很容易像的,梳个头发,穿件衣服,再摆一个差不多的pose,这样是可以达到一定效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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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一年多的时间,我对她的印象已经不是一开始那样了。
我觉得这个人特别自信,她那么淡定、那么自信,那么笃定地看这个世界。
那种笃定是我没有的,是我所有照片里都不存在的。
最大的差异是她的眼睛,所以我反复地去审视这张照片,努力让自己更像她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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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重新拍摄,选择了一张跟她很像的照片,同时把这张照片作为了我的微信头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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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证件丢了,就顺便用这张照片做了我的身份证,还做了银行卡,然后她就深深地植入到了我的生活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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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2016年我在北京杨画廊做的一个展览,我把这件事在画廊里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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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上海时装周邀请我做嘉宾。他们会在外滩一个很牛x的地方打一个广告牌。
我其实一直都想找这个女生,我不知道她是不是中国人,甚至是否活着。所以我就说,打一个巨大的广告放寻人启事也挺好的。
于是他们就把这个寻人启事打到了上海的黄浦江边,我想如果能找到她,那我也可以跟她say hello。但很遗憾,我至今没有找到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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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作品的名字叫《身份》。

每个人在生活里都有各种各样的身份,但实际上有些时候你会发现,很多身份其实是一个误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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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个典型的北漂,长期在北京工作和生活。

这是我四川老家的一个小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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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的时候,我回到老家,发现我母亲在织一个比较廉价的毛线帽,就是这种老年婆婆帽。整整织了两麻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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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母亲告诉我,整个小镇的阿姨都在织这种帽子,她们织了一年就等着收购商来收购。
我觉得这个毛线太差了,她的时间也被廉价地收购了,这个事情其实是有问题的。
我回北京后就在想,能不能把她的帽子收一下呢?这样我就可以收藏她的时间。
于是我找到了我的大学同学,她的名字叫王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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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虚拟了一个法国的公司,请王燕帮我假冒这个法国帽子公司的老总,跟我妈妈说我们公司现在正需要收集一批毛线帽,顺势去帮我收购我母亲的帽子。
这样我给她的价格就要好一些,贵一点,我母亲肯定很开心。
王燕以前在国企里嗑瓜子,嗑到门牙都缺了一个。后来她就辞职了,化名为小芳,我们都叫她芳总。
我介绍我母亲跟小芳认识,做起了买卖。
这个录音不是我很有心机才录的,是因为谎话特别容易忘。
从那以后我就开始了跟我母亲的谎话之旅,我会把我每次跟她的对话记录下来,以免下一次我再跟她说的时候把这个法国公司说错了。
我母亲因为想要得到这份工作,就开始使用智能手机,包括发微信、发快递等等,开始了她的互联网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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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帽子是要一针一线的,很消耗眼睛,我觉得不能让她太累,于是在网上买了很多绿色的毛线寄给她。
因为绿色保护眼睛,这样她长时间盯着线的时候,眼睛能稍微舒服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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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根据不同毛线的品质,织成了形形色色的绿帽子。她把帽子寄回给小芳,小芳再把帽子转寄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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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她2016年整年织的所有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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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北京的箭厂空间做了一个展览,把她整年织的帽子都呈现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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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把这些帽子送到法国,做了一个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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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展览中,我发现好多人都喜欢这个帽子,可是我收藏了母亲的时间,又舍不得卖这些帽子。
所以我就再跟小芳商量,其他阿姨是不是也不想织老年帽,可能她们也想织我们的帽子呢?
于是我就让小芳在老家做了一个帽子的收购点——小芳会所。
我想让其他阿姨也尽量参与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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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小镇上的阿姨来自各行各业,实际上她们也没有那么多生意做,所以就加入了进来。

但是,所有的帽子都是以绿色为主,而在中国,绿帽子的寓意又不是特别好。
所以我就想了两个办法。
在爱尔兰有一个St.Patrick's Day(圣帕特里克节),就是绿帽子节,所有人都会戴着绿帽子游行和狂欢。
我们也可以把绿帽子送到爱尔兰去,我们跟VICE 合作,送一大批绿帽子到爱尔兰,参与了他们的游行。
我把这些图片发回给阿姨们,其实就是想让她们知道,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绿帽子的含义是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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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赞助我们的一个品牌是爱尔兰的威士忌品牌,叫Jameson,结果阿姨们把 J 绣反了。
这是当时我们在爱尔兰的一些志愿者朋友。我们也很抱歉,后来品牌方说还好,反正我们也能看出来这是一个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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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这个铺垫以后,我们也觉得大家都得参与进来。
好像中国人都喜欢那种「最大、最高、最宏伟」的东西,所以我就在想,我们也可以做一个这样的东西。
于是我就让小芳去跟阿姨们说,我们法国公司要申请一个吉尼斯世界纪录,要做最大的绿帽子,让阿姨都参与进来。
这是阿姨们织制的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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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织了一个5米5高的绿帽子,每个参与的阿姨都会留下自己的名字、织的公斤数和日期,其实这样是为了方便结算。
她们的名字挂上去以后,法不责众,大家就开始疯狂地织绿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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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发现,我母亲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人,阿姨们也都是很普通的人,其他地方的阿姨也可能和她们一样会织制。
在2019年,冯博一先生策划了一个纤维三年展,我们发动了一群杭州阿姨开始织制。
她们报名的热情好高,于是我们整个工作坊每两个小时就能轮换一个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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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们又织了一个巨大的粉色帽子,帽子上挂满了阿姨们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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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可以把更多阿姨调动起来,但是,小芳因为家庭的关系需要回去照顾孩子,这样一来,她的工作量就太大了。
于是我又找了我们工作室的助理林冰旗,让他以法国公司四川经理的身份成了小芳的助手,成了小林经理。
小林就回到了四川,开始了林经理的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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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小芳在培训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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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把阿姨们的创造力调动起来,我不需要她们面对艺术,因为坦白讲,小镇是产生不了艺术的,但是阿姨们可以更多地去面对她们的生活。
针织是一个有一定技术的活,我想让她们不要面对技术,而跳过艺术最简单的方式就是织最简单的东西。
比基尼刚好符合,就三个点嘛,所以我们就开始了第二个阶段——比基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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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天气潮湿,阿姨们都会在太阳下织制,对于她们来说,当街织胸罩这事还是很尴尬的,所以我们就让小芳说服了一个比较年轻的阿姨。
这是她做的第一套比基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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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会用金钱和语言去鼓励她,让别的阿姨更羡慕,于是很多阿姨都参与了进来。
这套是一个比较fashion的阿姨织的,她告诉我帽子上是一个WiFi,内裤上是一个二维码,为了强调这个事情,她在中间写了一个「扫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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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套是一件高速公路比基尼,阿姨说高速公路上也需要安一个红绿灯,所以她织了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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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套,其实是他们看电视看得比较多,就织了一个戴官帽的毛线比基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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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比较喜欢的是这套比基尼,这套是一个麦田的守望者,因为四川有很多水田,这个色块是四川的不规则的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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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织了一百多款比基尼。早期大家还在抄袭和模仿,所以后来我选了85套作为最终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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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几年时间里,我陆续收到这些比基尼,我认为这是世界上最好的东西,这些最好的东西应该穿在最美的身体上。
后来我就雇了内衣模特,我想看一下能不能穿上,结果都很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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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有一个问题,内衣模特太贵了,我花了3000块,她们只穿了4套,如果要试穿80多套,那我就破产了。
所以我后来在网上买了很多世界顶级大模的照片,把这些毛线比基尼P在她们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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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就有了这个 LED 的毛线比基尼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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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的时候,我在黑桥的工作室遭到房东的暴力拆迁,这让我对周遭的安全性产生了强烈的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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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遥远的四川的小镇,如果阿姨们遇到同样的事情,她们会怎么办呢?她们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去保护自己和家人呢?
于是我就让小芳提了一个问题——
如果遇到坏人,
你会用什么样的方式保护自己和家人不受伤害?
阿姨一开始觉得活来了,花了半年时间织了大量的枪支和炮弹,她们很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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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我看来这都是有问题的。
她们是没有办法拥有枪支的,也就是说真遇到坏人的时候,她们不可能用这些武器去保护自己和家人,所以我觉得方向有点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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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告诉她们,如果此时此刻你真的遇到坏人,你会用什么样的东西去保护自己和家人不受伤害。
于是就有了下面这个安全感系列。
坏人来了给他吃个香蕉皮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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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卷帘门,把坏人都压死在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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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阿姨也模仿织制了自己家的防盗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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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她们织的狗,在城里,狗可能是宠物,但在小镇和农村,狗是看家护院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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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人掌也可以是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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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阿姨特别有意思,她说坏人来了我要把他骂走。她就给小芳发了一段全是脏话的录音。
我听完录音觉得她的脏话像冲击波一样,我觉得很棒,就让她把这些脏话织了出来,不会的就用拼音,于是就有了这个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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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都是我们四川的脏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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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光的地方坏人就不会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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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猪肉铺的阿姨,我们找了繁忙赶集的一天,然后让小芳给她打电话说如果此时此刻你的铺子被抢了,你会怎么办?
她揣起一坨肥肠说,坏人来了,我正好可以用肥肠扔他。我们鼓励她把这块要扔出去的肥肠织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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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信心爆满,最后她还织了整个猪肉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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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发现阿姨们非常喜欢参与这种集体织制,因为在这段时间,她们可以在小芳会所,短暂地逃离一下家里的工作。
于是我决定让她们再进行一场集体织制。
当整个家园受到毁灭的时候,她们会把什么东西带走?
阿姨织了大量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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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特别喜欢织扑克牌,因为如果她们有一点小病,打一场牌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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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可以把坏人熏走的蚊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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泡菜坛子和泡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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啤酒瓶,可以抡起来砸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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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最后织了一座火箭,要带着这些东西飞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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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阿姨们的作品无差别地放在了圆桌上,以四川的坝坝宴的方式围了起来。这是我去年的个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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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期间,阿姨们的孩子都不能回家,所以我让阿姨们领了很多线回去,把她们想说的话都做在了隔离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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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隔离带的展览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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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年半到两年的时间里,阿姨们一直在想象坏人的样子,我很好奇她们想象中的坏人长什么样子呢?
所以坏人系列就产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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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都是她们想象中的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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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心目中的坏人分为两类,一类是看得见的坏人,还有一类是意识形态里的牛鬼蛇神。
于是她们就织了驱邪避魔的石狮子和门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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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她们心目中的坏人,是一个小三,我惊讶于她们想象的小三都长得如此妖艳、好看。她拿了一个巨大的打火机,打火机上绣着《清明上河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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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坏人我印象非常深刻。
这位阿姨在城里务工,她织制的是一个不给她签字的外国老板,在她看来这就是一个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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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收到这件作品的时候很惊讶,因为我比较熟悉他们的手法,我说这个人看起来很温柔,为什么是个坏人?
小芳告诉我,这是阿姨自己,因为那位阿姨身上有很多刀疤,所以她从来不穿短裤和裙子,她怕这些刀口被人看见,把她当成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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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特别喜欢这一件,因为我觉得小芳可能给予阿姨们的并不多,但是当这位阿姨能把自己的痛楚以这样的方式呈现出来的时候,我觉得她算是跟自己和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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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后来小芳进入了下面两个阶段,这两个阶段目前还在持续进行当中。

在我看来,一个家庭的质感源自女性,所以我希望她们将自己的家庭视为一个国家,为自己的家庭织一面旗帜。
我就请林经理回到四川去跟阿姨们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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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阿姨认为山山水水就是她生活的地方,所以她织了这面家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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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阿姨家里有个小孩,这是小孩最喜欢看的动画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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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阿姨的孩子是做音乐的,在她的眼里她的孩子是不受拘束的,是彩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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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面面旗帜就组成了联合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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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发现大家的意识形态都是非常统一的。
我曾经问过一些年轻人,你们的理想生活是什么?
或者说你们理想生活里的配置是什么样子的?
我得到的答案基本差不多,比如有人说我想要一个妻子,一个孩子,一个房子,一个车子,好像就跑不出这些范畴了。
我也尝试让阿姨织织她们的理想生活。
这是我收到的第三件作品。我拿到后,觉得这个阿姨还挺贪心的,要三个别墅和这么多车。后来我就让小芳去问阿姨,真的是这样吗?
阿姨说,并不是的,她其实只想要一个收费的停车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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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阿姨从来没有工作,她希望自己成为一名职业女性,于是她想象职业女性都应该在很奇怪的写字楼里上班。
这是她织的百货大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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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阿姨想拥有一个百货大楼,这个百货大楼里一定要有一个铺位,可以卖东北的一种食物,叫作饭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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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都是阿姨们织制的理想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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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芳」这个项目是从2015年开始的,现在还在持续进行当中,但四川的阿姨们并不知情,
她们不知道的原因其实很简单,就是我不想告诉我的母亲,因为我母亲现在挺自在的,她想织就织,不想织就不织。
如果她知道这件事是我干的,她就会变得很主动,我觉得没有必要。
因为我本科和研究生都是学雕塑的,所以她一直以为我是一个做雕塑的。
为了坚信她的坚信,也为了向我母亲印证我能自己养活自己。
一次艺术节的契机,我把她们的腰鼓队组织起来,帮我把我做的雕塑——两个大金蛋,五花大绑地运到了隔壁的小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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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提到「艺术家」,大家都会有很多想象,但在我看来这是一个非常朴素并且残酷的行业,尤其是当代艺术,艺术已经很小众了,当代艺术可能是小众中的小众。
也有人问,小芳这么多的东西,你是如何去购买和收购的呢?
其实我能给阿姨们的东西非常有限,艺术家很穷的。
所以当时为了支撑我其他一些当代艺术的作品,我又虚拟了一个人叫「乔小幻」,这是一个雕塑艺术家,名字是我找大师算的。
我让乔小幻去尽量多地销售她的作品,然后用她的作品反哺到我其他的作品上面,她也获得了一些商业的认可。
我还给乔小幻虚构了一份简历。
除了展览,其他都是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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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去年在明当代美术馆的一个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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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芳这个项目里,我用的是虚拟的身份,我的角色更像是一只牙签,这些阿姨们就像一只只巨大的水母,
我轻轻地戳了一下这些水母,它们就发生了姿态各异的变化,我就观看着它们的变化。
与此同时我发现,这整个世界就像一片大海,大海里产生了很多连锁的反应。
比如一席邀请了我,比如我把这个事情分享给大家,总归都是非常惊奇的世界。
谢谢。
*文章根据讲者试讲内容有所增补
*为保护阿姨们的隐私,视频中和文中出现过的阿姨都已打码保护,敬请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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