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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光分文化幻海有奇缘
八
八光分文化//约 11 分钟
2003年10月15号上午9点整，神舟五号飞船搭载航天员杨利伟，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历时21小时23分，顺利完成各项预定操作任务后，其返回舱于北京时间2003年10月16日6时23分返回内蒙古主着陆场。这一天，陈淑芬将所有相关的报导收集了起来，折叠成了航天飞机的形状，放在了四个月前去世的丈夫遗像前。她想念他，想念那个如同小孩般幼稚倔强的小老头。甚至想念他在偷吃巧克力后，把糖纸藏在门后鞋架上闲置已久的旧鞋里就以为没人能发现的笨拙——酷爱甜食的他，居然还为此构思出了一篇以“糖果气体”为主题的科幻小说。他被疾病剥夺的爱好，他就用自己的想象力来补足！她一方面觉得又好气又好笑，但另一方面，又不禁再一次为他的天才而倾倒——在他们彼此相伴的近半个世纪里，这种情况随时都在反复上演。这想念似乎没有尽头，四面八方包裹着她，在她生活的时时处处、无孔不入。有他因为喝不到啤酒时的委屈表情；有他因为有口难言而脸涨得通红、手激动得直抖；还有……还有……太多了，数都数不过来了。在无数的记忆碎片中，总有一个画面是她最难以遗忘的：那是1957年10月的某个上午，一个平常得几乎没人记得确切时间的日子。她作为《中国妇女》杂志英文版的记者，给一位采访对象拨去了一通电话。在客套话说完之后，她提出想要先了解一些采访对象的生平经历，好提前做些准备。《中国妇女》杂志英文版是建国后面向全世界发行的女性刊物。当对方无意中扯到自己曾在香港培侨中学任教时，她低声叫了出来：“我就在培侨中学读过书啊！您还是我的老师呢？我叫陈淑芬，郑老师，你还记得我吗？”电话那头的人有些发愣，但片刻之后便立刻答应：记得，他太记得了。那一年，陈淑芬25岁。而在电话那边的采访对象，那位曾经教过她的“老师”，其实也只比她大三岁而已：后来被称为“中国科幻之父”的郑文光，时年28岁，刚刚发表了那篇令他获得莫斯科世界青年联欢节大奖的《火星建设者》——这也是新中国科幻小说第一次获得国际大奖。在当时，他们应该都不会想到，就在那个平凡的上午，通过那通平凡的电话，他们重遇的不止是一位故人，更是在未来照耀彼此一生的光。陈淑芬是最典型的民国上海滩大小姐。她的父亲陈金生是那个波澜壮阔的大时代里，近乎模板式的风云人物：出身寒微，从底层小警察做起，因为处理案件干净利落，被上司提拔，进入高级警察办公室，从此走上了权钱交易的“快车道”，逐渐发展起自己的势力，通吃黑白两道，手眼通天。在郑文光当时的记忆中，他只记得这个长相出众、性格活泼大方的女学生上下学都有汽车接送，浑身珠光宝气。还记得她爱好音乐，会弹钢琴。但他却不知道，在去香港之前，陈淑芬读的学校是什么等级：在她的同班同学中，有青红帮主杜月笙的女儿，也有上海警备司令的女儿。她们家不光有汽车，有司机，更是每个子女人手配备专门的保姆。家中有数不清的房屋田产，上海及周边许多地方都有她父母置办下的洋楼。由于迷信陈淑芬这个长女的“命格”能带旺自己的事业，陈金生对她极尽宠爱。可以说只要是世上有的东西，只要陈淑芬想要，就一定给她最好的。可陈淑芬的“命格”到底如何我们不好说，她的性格却一定是正直而刚毅的。当父母感情破裂时，无论父亲多么地有钱有势，也不管父亲给予她的物质有多优渥，她都坚定不移地站在“爱心、善良和伟大”（陈洁《亲历中国科幻——郑文光评传》第97页）的母亲这边，对被名利腐蚀了心智的父亲进行声讨。“冬天的早上，陈淑芬坐私车去上学，常常能看到冻死冻僵的乞丐蜷缩在弄堂门前，还有瑟瑟发抖的舞女，穿着单薄而廉价的花衣服，颤抖着向每个男人伸着惨白的手，勉强微张着发紫的嘴，强笑着招揽生意。这些都深深地打动了她。”（陈洁《亲历中国科幻——郑文光评传》第96页）因此，在她学校的同学们热衷于舞会和购物时，她已经参加了那时的学生所能参加的全部革命活动：贴传单、游行示威、演讲、编小报……很快，通过以家庭教师身份潜伏在陈家的地下党员金立人，以及陈淑芬在学校的老师董思林的引导下，她开始积极接触革命工作，并成为了组织考察的重点对象。消息灵通的陈金生提前得到了消息，变卖家产，向香港转移。原本不想跟随父亲的陈淑芬，在组织授意之下，也随家人来到了香港开展工作。以此为契机，她才步入了培侨中学的课堂，并见到了那位个头不高、脸上总是笑眯眯的，只比他大三岁的老师。但他们之间的故事，此时却连序章都还没有展开的迹象，像是厚厚积雪之下深埋的种子，不知春天何时才会到来。1951年2月，那个叫“郑东庭”的地理老师突然从课堂上消失了，但陈淑芬在内的学生们却没有特别在意。主要是因为在这段时间，随着国内形势的逐渐明朗，作为大陆与海外枢纽的香港，充满了紧张的空气，有太多人突然出现，又突然消失，郑的离职也并不是多么特殊的一件事。真正令陈淑芬心急如焚的，是她和组织的联系人突然消失了。如果看过谍战剧的朋友，大概能够理解联系人的消失意味着什么：无论联系人是撤离、失踪、还是被捕，都说明这条线路本身充满了危险。不止是联系人与被联系人的个人安危问题，包括整条联络线路的相关信息、资料，以及上下游相关的所有人员，都变得岌岌可危。在数次试图恢复联系的努力失败之后，陈淑芬知道，是该做决定的时候了。在1951年隆冬的一个早晨，她像往常一样若无其事地穿上毛皮大衣，带着戒指和项链，款款地出门了。家人和仆人都以为她是去上学，只是奇怪她今天为什么去得这么早。当走到一个上学必经的三岔路口时，陈淑芬毫不犹豫地走上了另一条路——那是通往火车站的路。她就这样甩了甩头发，一个转身，便出走了半个世纪，直至一生一世。相比陈淑芬豪阔的家世，郑文光的出身充其量只能算是个“破落户”。郑文光出生在越南海防。父亲郑林基是个旧式买办，用今天的话讲，属于对外贸易。但在做生意这件事上，郑林基却明显没有他儿子将来在文学和科学上的天分。如果说陈淑芬的出世，预示着家族财富的蒸蒸日上，那么郑文光的童年，则是一路目睹着家境的逐渐破落，每况愈下。尤其是在郑文光五岁那年，父亲郑林基倾注所有家资，到香港去投资电影生意。郑林基性格中的两条优点后来明显遗传给了郑文光，但这两条“优点”放到商业领域，却是毫无疑问的“死穴”：执着、善良。果不其然，仅仅半年后，他带去的钱一小半被经营耗尽，一大半被骗子卷走，于是血本无归，空手而返。三岁就能识字，并且开始了自己小故事创作的郑文光，被周围的人视作“天才”。在这位小天才早熟的心灵之中，父亲总是意志消沉的样子。而其他人，除了他最亲近的奶奶，在郑文光的记忆中也都不怎么有趣：“家里很沉闷，女人们也很无聊，三个姐姐成天和邻居打麻将。”（陈洁《亲历中国科幻——郑文光评传》第12页）而他印象最深的奶奶，也在跟郑文光的母亲大吵一架之后，看破红尘，出家为尼。郑文光因此甚至发誓，从此再也不理自己的母亲。6岁这年，郑文光被家里安排到学校入学了。开学第一天，他一脚足球正好踢到了校长夫人的脸上，害得校长夫人的眼镜跌了个粉碎。因为此事，郑文光在小学的第一段记忆，就是罚了几乎一整天的站。他在学校的形象，就此与“不听话”、“不驯服”联系了起来。他也不在意，只是自顾自地玩耍、读书，甚至开始用上课时间读起小说来。在短时间内，《西游记》《双城记》《彼得潘》《爱丽丝漫游仙境》等古今中外的故事，便被他混杂在一起，囫囵全吞了下去。而他在这段时间读到的，令他最热爱的那些英雄故事：关公、岳飞……以至后来读到的鲁迅，造就了他刻在骨子里的英雄主义情结。1947年，17岁的郑文光已经主办了独立杂志《越北生活》，专门发表一些针砭时弊的政论和杂文。在杂志倒闭后，熟读《论联合政府》等革命著作的他，已经无法压抑自己内心对回归祖国、见证革命烈火燎原之势的渴望。于是，他发表了杂文《别了，海防》，决定彻底告别家庭的庇护，前往更加广大的天地。他在这篇文章的末尾写到：“火种是不会灭的。再见，海防，当人民的旗子升起来的时候！”他觉得自己终于找到了比生存更高远、更宝贵、更有价值的东西。《越北生活》倒闭就是因为资金问题，所以无论他内心有多么渴望踏上那漫长的道路，“缺钱”都是他必须面对的第一道难关。在一个深夜，当筹措无门的郑文光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家中，却发现平常习惯早睡的父亲还亮着灯，端坐在小板凳上。没有多余的对话，父亲只是默默地伸出了树皮般黝黑苍老、布满皱纹的手，手掌心里躺着几块银元——那是父亲当掉家里的衣物，为他准备的路费。这是一个意气消沉了半辈子的父亲，为自己热血沸腾的儿子能做的唯一一件事。就这样，十七岁的少年踏上了一条肮脏拥挤的小破船，朝着风浪中那未知的命运进发了。他自此永远地离开了越南海防。到他终于到达香港，已经虚弱至极，瘦得只剩皮包骨头。可他眼中的星火却丝毫不见黯淡。为了活下去，他谎报年龄，称自己已经26岁，连蒙带骗地为自己谋到了第一份糊口的工作。同时，他大量读书和执笔写作，在《大公报》上发表了为数众多的政论文。而“中国科幻之父”的潜能在此时也初步显露，他运用自己的天文学知识，写了《星空的选择》等一系列科普文。1949年10月，开天辟地的惊雷从大陆传到了香港。郑文光在组织的安排下，化名“郑东庭”，进入当时由我党开办主持的培侨中学，进行地理课教学工作。勤奋聪明又有趣的郑老师很快成为了培侨中学最受欢迎的教师之一。同学们很热情，每次下课后都有许多学生围着他提问。其中一个高个子女生，总是活泼而任性。虽然好学好问，却出奇地懒，经常不交作业。更是干过逃课看电影这种出格的事情，令郑文光印象非常深刻——她叫陈淑芬，此时的郑文光还没有心思去深入了解她，只知道她是一身富贵气的大小姐。1957年10月，已经得以和老舍、严文井等前辈名家同列一席的青年才俊郑文光，仍然是个单身汉。他曾经有一个青梅竹马的女友，他们从6岁起便相识。在后来的十多年里，她都是郑文光在生活与理想的道路上，最倚重的战友。可在他到达香港后一段时间，注定的岔路口便出现了：曾经和他一同热情洋溢地畅想着要回到祖国做出一番事业的女友，从海防老家寄给他一封信。她在信里平静地告诉他，自己已经结了婚，并且说“不用再想我，你前程远大”。从那以后，他把所有的热情与快乐，都投放在了自己的工作与生活中，再没有为别的女孩动过心。在这天上午，电话铃响了。是一位要采访他的年轻女记者打来的。此时他不但自己本身就是个成熟的记者，并且已经发表了好几篇在全国具有影响力的科幻、科普作品，还成了新中国第一位获得国际大奖的科幻作家，对采访和接受采访这套东西，自然是轻车熟路了。他知道对方需要更多的信息以挖掘素材，于是很熟练地在电话里跟对方聊起自己的过往。“我就在培侨中学读过书啊！您还是我的老师呢？我叫陈淑芬，郑老师，你还记得我吗？”对方惊讶的情绪透过声音，穿过电话线，送入了郑文光的耳膜。就像是停转已久的钟表，忽然发出了“喀嚓”一声，那指针居然又动了起来。郑文光急不可待地答应了采访要求，并且在放下电话的第一秒，就开始满心期待对方光临的那一刻。陈淑芬则是在放下话筒前沉默了片刻，然后答应了郑文光，在有空的时候到他在南河沿的住所去坐坐。许多年后，晚年的陈淑芬提到那篇《别了，海防》都还在感叹，一个17岁的人怎么可能写出这么动人的文章？但这件事真的意外吗？他眼里那青春和热情的火焰，就算快要到达生命终点时，也都在不停地迸发着。她总能感觉到，那火焰连接着的，是一颗真诚、忠实、纯净的灵魂——她回忆往事时说，那双眼睛，是她最终决定嫁给他的根本原因。缘分妙就妙在，如果我们回首看去，它其实并不是无根无据、无从捉摸的玄妙之物。相反，它是坦然而明亮的，是千丝万缕相互联结的，它是两个勇敢的灵魂，在这个孤独而无常的世界里，朝向对方义无反顾的投奔。所以在失去了郑文光的那段最后的岁月里，陈淑芬也没有变得格外脆弱敏感。她依然如同过去的半个世纪一样，坚定地笃信着。在丈夫去世之后，她给他写的最后一封信里，并没有多么激昂的文字和感情，只是再一次表达自己的挂念，并叮嘱丈夫在那边放心——他俩在一起，总是她照顾他，她是肯定能照顾好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