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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晚期拓 三希堂石渠宝笈法帖第六册

郑穆（伪）黄廷（庭）坚（伪） 跋 敕蔡行卷》

纸本墨拓

湖南博物院藏

敕书本文无署款，无年款，有“御书之宝”朱文印五处。通过后面“郑穆”“黄廷（庭）坚”等人题跋的年款“元祐”来看，似乎这卷敕书的时间最晚应该是宋哲宗赵煦一朝。卷尾明代著名收藏家项元汴在跋文（《三希堂法帖》未选刻）里认为是“宋太宗手敕（赵炅）”，因此后世著述大多将其归在赵炅名下。

明汪砢玉《珊瑚网》卷三：“宋太宗行书蔡行省敕（文同书心、跋文略）”；清顾复《平生壮观》卷二：“太宗蔡行敕，白纸，行书敕蔡行省所剳子，辞免殿中省事其悉云云，后十四日敕蔡行，御书之宝，郑穆观，黄庭坚跋，真迹想为人换去，郑清之跋，乌伤王袆记题伯温所藏，项氏收藏。”清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卷九：“宋太宗敕蔡行帖，行书，郑穆观，黄庭坚志，郑清之书、王袆记。”清吴其贞《书画记》卷四：“宋太宗蔡行敕一卷，书在八宝金笺上，计字百二十七。”

《三希堂法帖》也沿用了这一说法。在古代书画鉴定里，尾跋与画心本幅的关联性通常是非常有限的。本卷后的题跋就问题重重，一则郑穆、黄廷（庭）坚、郑清之名下的三段跋文的文辞、书法本身伪且劣，“黄庭坚”误书为“黄廷坚”尤为离谱（钤印为“黄庭坚氏”）。二是“郑穆”跋署“元祐三年五月廿六日”，根据《宋史》中的记载，郑穆拜给事中是在元祐四年，与跋中“元祐三年”不符。三是“黄”跋年款“元祐”这一年号起止是元祐元年正月至元祐九年四月（1086-1094），其间并无乙亥岁，距离最近的乙亥是绍圣二年（1095）。“郑穆、黄廷（庭）坚”两段题跋为后人伪造无疑。四是卷尾另一伪跋南宋“郑清之”有“此卷乃□宗皇帝御笔敕一道”云云，“宗”字前被挖去一字，明末汪砢玉《珊瑚网》载有此跋已写为“此卷乃太宗皇帝御笔敕一道”。又明汪砢玉《珊瑚网》、清顾复《平生壮观》、清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中均著卷尾原有明代人“王袆”题跋：“伯温先生一日出此卷，乃曰宋太宗手敕”之语及“洪武二十二年四月二十六日”年款。据《明史·王袆传》载，王袆卒于洪武五年，可知此跋仍为伪作。只是二伪题郑清之的“□宗皇帝”、王袆的“宋太宗手敕”与明项元汴的论断孰早孰晚，谁沿袭的谁，就很难判定了。

《南宋 郑清之（款） 跋 敕蔡行卷》（局部）

纸本

辽宁省博物馆藏

以此，我们可以知道《敕蔡行卷》的作者未必是宋太宗赵炅。那么，回到源点，敕书颁布的对象——蔡行是谁，大约活动于哪一时期，这幅敕书归属的年代和责任者也就大致可以得到确认。《宋史·蔡京传》中提到：“子攸、儵、翛，攸子行皆大学士……”，同书《蔡攸传》：“子行，领殿中监，视执政，宠信倾其父。”可以得知，蔡行是蔡京的孙子，即长子蔡攸的儿子。又蔡京幼子蔡绦所著《铁围山丛谈》说到：“往时川蜀俗喜行毒，而成都故事，岁以天中重阳时开大慈寺，多聚人物，出百货……既据方脩治，得其全，即并药奏御，事下殿中省……当是时，犹子（姪儿）行适领殿中监事，故独得其详。”蔡京、蔡攸、蔡绦三人都是活跃于宋徽宗时期的政治家，三人皆于靖康元年被流放，因此蔡绦所说的在自己为官期间“犹子行适领殿中监事”，应在徽宗朝，因此敕书不可能是宋太宗赵炅所书，而是徽宗朝的产物。

那么这卷敕书是不是宋徽宗赵佶之亲笔呢？据徐邦达先生考证，南宋李心传撰《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一中提到：“本朝御笔、御制，皆非必人主亲御翰墨也。祖宗时，禁中处分事付外者，谓之‘内批’，崇、观后，谓之‘御笔’，其后或以内夫人代之。近世所谓‘御宝批’者，或上批，或内省夫人带批，皆用御宝。又有所谓‘亲笔’者，则上亲笔书押字，不必用宝。”又有刘克庄书《后村大全集》卷一零三“徽宗宸翰”一条，云：“……于是奎画之出既多，外庭以有御押者为真，它指挥琐屑，何啻千万纸，虽逼真，然无御押，但以小红印印其上，云‘违以大不敬论’者，皆弄臣杨球、张补辈为之，所谓‘东廊御笔’也。”

因此在考虑行文等多方面因素后，我们沿用《三希堂法帖》的说法，加注“旧传”，相对简明合理。

首先，在流传至今的可信墨迹中，让我们看看他本人是怎么落款的：

《致 叶彥中 尺牍 （宣使帖/十二月十二日帖）》

纸本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署款：康里巎（三处）

钤印：□□巎印（朱文半印）

《跋 兰亭序定武本 宋拓 柯九思藏本》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署款：巎巎

《柳宗元 梓人传卷》

纸本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艺术馆藏

署款：康里巎

钤印：子山（朱文）正斋（朱文）

《跋 溪山无尽图卷》

绢本设色

美国克利夫兰美术馆藏

署款：康里子山

《颜真卿 述 张旭 笔法十二意残卷

（颜鲁公论书帖）》

纸本

故宫博物院藏

署款：康里巎

钤印：子山（朱文）正斋（朱文 ）

《柳宗元 谪龙说卷》

纸本

故宫博物院藏

署款：康里巎

钤印：松风堂（朱文）

正斋（朱文）康里子山（朱文）

《题 周朗 杜秋娘图 书

唐 杜牧 杜秋娘诗卷》

纸本设色

故宫博物院藏

署款：子山

《跋 赵孟頫 太上老君说常清经帖》

绢本

美国弗利尔美术馆藏

署款：康里巎

钤印：子山（朱文）正斋恕叟（朱文）

《致 叶彦中 尺牍 （奉记帖页）》

纸本

故宫博物院藏

署款：巎（二处）

纸本

辽宁省博物馆藏

署款：康里巎、子山

《跋 任仁发 张果见明皇图卷》

绢本设色

故宫博物院藏

署款：康里巎

钤印：子山（朱文）正斋恕叟（朱文）

<唐人绝句六首>卷》

纸本

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署款：子山（三处）

钤印：子山（朱文）康里子山（朱文）

《临 王羲之 十七帖册页》

纸本

故宫博物院藏

署款：康里巎

钤印：子山（朱文）

《跋 王庭筠 幽竹枯槎图卷》

纸本 日本大阪美术馆

署款：康里巎

《圣安寺诗帖》

纸本

故宫博物院藏

署款：巎（二处）

综上所列存世绝大多数康里氏的可信墨迹，其自署为“康里巎”11处，“巎”4处，“巎巎”1处，“康里巙巙”0处，结论也就显而易见了——康里巎，又名巎巎，字子山，号恕叟，有斋号室名正斋、松风堂等。所以策展组取用的是他亲笔留存最多的“康里巎”。那“康里巎巎”乃至“康里巙巙”怎么流传最广呢？

今天我们所见到“康里巎巎”最“权威而普遍”的出处是近代出版的中华书局点校本《元史》。

明初修订的《元史》中有《巙巙传》：“巙巙，字子山，康里氏。”《元史》于明洪武三年(1370)冬刻成。嘉靖时南京国子监用洪武旧版重印，损坏的版页则重新补刊，称为南监本。清朝刊刻《二十四史》时，对辽、金、元三史的译名进行了“谬误百出的妄改”，将“康里巙巙”改为“康里巎巎”。193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百衲本《元史》，以九十九卷残洪武本和南监本合配影印，在通行各本中最接近于洪武本的原貌，也有不少描修的错误。1976年中华书局出版《元史》标点校勘本，以百衲本为底本，校对了北京图书馆藏原书、北京大学图书馆藏一百四十四卷残洪武本及其他版本，采用清刊《二十四史》“康里巎巎”的说法，使其成为现在最普遍的认知。

那么目前看来“康里巙巙”是可信度最低的，而这大概率是书法的手写体，特别是行草书在传抄以及向印刷体转换的过程中出现的“错讹”。在行草书书写和认读上，“巎”与“巙”右上部笔画上的差异细微，容易混淆，而其它例如上部首“竹”与“艹”、“北”“非”与“癶”、“户”“厂”与“尸”，左偏旁“扌”与“木”、“车”“舟”“糸”与“月”等等部分写法基本一模一样。反过来说，行草书是用为数不多，甚至说尽量少的几种概括、减省方法来表示众多不同的字型，自然有一些会叠合和高度相近。

总之，文字演变、版本流传、文献征引、方言影响、师承不同和社会习俗等等历史长河里的任何一个因素都可能产生异文、讹字。好在我们现在还可以见到康里子山留下的墨迹真本，清晰明了地展现书家本人的落款，确认其名字的写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