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店如何不关？看贝尔书店和大隐书局

笔者住在武康路上，每天散步总会路过大隐书局，那天看到大隐书局（武康店）即将闭店的消息时，着实吃了一惊。

我看到书店门口的那条板凳还在，而那条板凳上一直坐着歇脚的路人。

前两年一直旅居美国加州，住在硅谷一个很有名的小城市帕罗奥多 （Palo Alto）。异国他乡亲戚朋友少，联系的人也不多，就有更多的时间看书。从上海带过去的书看完了，就想在附近找书店买书。虽然英文书也能看，可是总希望看到更多的中文书，另外也想体验体验当地的文化。

帕罗奥多市很小，只有六万多人，也就相当于我们这里一个稍大一些的镇子，市中心只有十几条马路街道，可是书店倒有好几十家。

斯坦福大学人文学院的一位老师告诉我：旧金山50英里半径内旧金山湾区，大约有150家独立书店，贝尔书店只是这一百多家书店的一份子。

有了这个发现，在美国相对单调的生活就多了一份色彩。记得在帕拉奥多逛第一家书店的时候，我还特地给大隐书局刘军打了个电话，开玩笑说：你知道我现在在哪里吗？我在美国的“大隐书局”。

我接着说：你应该把大隐书局开到美国来！

我在帕罗奥多逛的第一家书店叫贝尔书店，这家书店很像大隐书局武康店。书店坐落在艾默生大街536号一栋20世纪初的建筑内，建筑采用深绿色大理石底座，门面也是古色古香的墨绿色，玻璃墙面上“Bell's Book Store”的金字店招，闪闪发光。

这个书店一点儿也不起眼，逛街的时候稍不注意就很容易错过。可是一进门就有一阵铜铃声欢迎你，进去内部，别有洞天。

自从认识了贝尔书店老板菲丝·贝尔 （Faith Bell）后，我知道了这家书店的很多故事。

2022年11月5日，我去贝尔书店，得知贝尔书店的赫伯特·贝尔的太太，书店第二代掌门人瓦莱里娅·戴尔·贝尔（Valeria Dale Bell）夫人去世了。多年来她以贝尔书店第二代老板而闻名。

瓦莱里娅在斯坦福大学读书期间，经常光顾附近的贝尔书店，花几个小时在书店某个角落里读书，在那里，她遇到了魅力四射、风度翩翩的老板赫伯特·梅森·贝尔（Herbert Mason Bell）。

他们于1948年结婚，六年里，生了三个孩子。他们住在帕拉奥多附近的山上，在橡树林里，有一座经过改建的乡村小屋，他们在那里观看鹿、山猫和鹰……

直到孩子们长大以后，瓦莱里娅才开始在贝尔书店工作，一工作就是半个世纪。

瓦莱里娅的历史和文学知识，对贝尔图书的发展做出了深远的贡献。她曾培养过有抱负的作家，也经常为知名作家提供研究所需的材料。她结识并帮助过诺贝尔奖、普利策奖和凯迪克奖获得者，她与世界著名交响乐指挥家以及硅谷科技行业的领导者合作，其中许多人来请她建造私人图书馆。

她刻苦研究新书，挑选优质库存，并成箱整车地购买二手书。她还非常高兴地为每个进来的孩子找到合适的书。许多斯坦福大学的教授在退休时把他们的私人收藏卖给了她，她为每一本书都找到了欣赏的买家。

2014年，瓦莱里娅将商店交给了她的女儿菲丝（Faith），并退休回到了她心爱的山坡住宅。她会坐在门廊的桌子上，端着一杯茶，在午后的阳光下读书，在晚上，听猫头鹰在橡树上来回叫。

上海大隐书局的门口，正好是一个公共汽车的站台，书局装修的时候特地把店铺门往后退了大概10平米的空间，本意就是想让那些候车的人多一块遮风避雨的地方。

一块空间还不够，书店老板还特地在门口放了两张凳子。让那些等候汽车的老人和孩子们歇脚歇得更安心更温馨。这间书店的宗旨，是“为守望者暖茶，为夜行人燃灯”。

有一天书店刚开门，就有一位先生买走了店里所有推荐的新书。临走时，他冲着不解的店员说了一句话：就冲着你们门口的凳子，我以后的书都在你们家买了。

大隐书局的出现，缘于创始人刘军童年摆摊租售连环画图书时候的一个梦想。他创始的大隐书局第一家门店位于淮海中路武康大楼楼下。从这座如今已成为上海地标的砖红色大楼走出来，大隐书局已经成长为遍布长三角、拥有17家门店的知名书店。而现在，由于租约到期，大隐书局武康大楼店曾贴出通知，要在2024年1月8日闭店。

书局创始人刘军不无感慨地说道：“七年前，起于实体书店衰退的年代，我们怀着‘寒雪梅中尽，春风柳上归’的梦想，在一处欧风炽盛的街区，企划造一隅‘到处皆诗境，随时有物华’的中式文化空间。青玉案、天净沙、苍梧谣、满庭芳……一个个温润美好的语汇，装点着一个个空间。万卷古今消永日，一窗昏晓送流年。七年来，20万册图书曾经在这里栖身，200多位文化名人曾到这里造访，800多场活动曾在这里举行，300多万读者曾在这里浏览……”

这几年一直没有和刘军见面，可是微信和电话倒是没有断过，这次的吃饭聊天又听他畅想起书局的未来，他之所以在实体文化市场逼近萧条的大环境下依然扩张开店，听来自有他的道理，甚至又类似于他童年那个连环画租售摊头上对书店的梦想。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菲丝·贝尔的父亲曾经想在巴黎成为一名记者，但几经努力未能如愿，因此他搬到了帕萨迪纳，在一家书店工作。这家书店的老板想在帕洛阿尔托为斯坦福大学的学生开设一家分店，但他无法实现。

于是，菲丝·贝尔的爸爸，那时候年仅24岁的教授“烟斗书虫”赫伯特·贝尔花了2300美元买下了它，并且慢慢将成堆成堆的书变成了帕拉奥多和斯坦福社区的地标式标志，于是才有了后来的贝尔书店。

从刘军的图书租售梦想和赫伯特·贝尔的记者梦，我们不难看得出，梦想总会照射进一段现实的，而且在你不懈的追求和努力下，梦想终究也会超越现实的。

赫伯特·贝尔的女儿菲丝·贝尔是这家书店的现任老板，她负责管理近30万册图书，这些图书装满了距离利顿广场（Lytton Plaza）市中心仅一箭之遥的一栋两层楼建筑，其中一些湾区最稀有的书籍以令人震惊的价格出售。

从售价25000美元的《指环王》三部曲第一版到晦涩难懂的学术著作以及应有尽有的《纽约时报》畅销书。贝尔图书公司在全国其他书店关门的情况下仍设法维持生计。尽管这似乎不可思议，但为了争取最便宜的租金并保持家族遗产的活力，数以万计的书籍已经在帕拉奥多各地搬了五次家。

另外，这几年新冠疫情对实体经济的破坏，贝尔书店一样也遭受了重大损失，不过即使这样，菲丝·贝尔并没有做好退出的准备。

大隐书局刚开业不久，我曾邀请了作家协会的著名作家殷慧芬、楼耀福、张重光老师一起前往讨论一个创作选题，顺便体验一下书店的新开张的氛围。

书店会根据顾客的需求提供合适的空间和环境，有“主菜”你想看的书，有“辅料”你想喝的咖啡或茶，也有你需要的背景音乐，甚至你需要的环境灯光和色彩。

回看贝尔书店的年轮，我意识到原来贝尔是大隐的偶像。

贝尔书店楼上堆满了老旧的松木书架，这是她父亲1935年开店时制作的原始书架，菲丝·贝尔一直不舍得扔掉，现在的门店放不下那么多书架，所以菲丝·贝尔说：只要她能拿到便宜的租金，找到更合适的地方，她就会把所有的旧松木书架重新安装上去。

八十多年来，贝尔书店已经将这些书搬了五次家了，目的就是能使书店继续经营下去。

刘军是我中学校友，曾经我们还是同事，自然更明白他一直怀揣的梦想就是与书为伴。所以，“为守望者暖茶，为夜行人燃灯”虽是书局的开店导向，也的确是开店人刘军的心语。

也就是知道大隐书局武康店闭店消息后的第二天，约了刘军吃饭聊天，我们难得有暇一聚，一见面才知道都花白了头。我本以为他会为“闭店”而沮丧，不曾想他满脸乐观的笑容。

他说有时候，无奈反而是一种力量，他觉得书局武康店“头生子”的离去，才让他看到原来书局有那么多温暖的粉丝关注着他们。

他说：他没有想到大隐书局会成为“网红书店”。他也真不希望书局成为“网红”，因为他觉得“网红”就好比是好看的皮囊，而他们更注重的是有趣的灵魂。

他说：美丽的容颜终会衰老，读者的审美也会疲劳。书店不该是绚烂的昙花，而应是长青的松柏。

刘军一直说，是伙伴的努力，理性的判断，坚守的情怀，市场的选择等等这一切，支撑、支持了大隐书局的发展。大隐书局“把文化做暖，把商业做软，把心灵做远”，用隐世的情怀做入世的事业。

就是在这样的一幢大楼里，开了一家城市书店，古风禅韵与百年历史的大楼融为一体，为上海增添了一丝旖旎风情。小小的门头很容易被来往的路人错过，而我无意中走到这个大隐之中，被其浓厚的书香气和静谧的氛围吸引。

这一点，与贝尔书店有异曲同工之处。做书店是做一种人文情怀，做书店要把读者揽在怀里。一座城市气质的塑造，除了外在的摩天大楼，更不能缺少内在的文化载体，而书店更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它们静谧地散落在城市的各个角落，无声诉说着有关这座城市的故事。

贝尔书店的门面不起眼，进门以后却别有洞天。刘军也这么说过：“大隐书局的门面看起来毫不起眼，仿佛是藏匿在喧嚣城市的安静一隅。进来之后却发现别有一番洞天，很有人情味儿。”

窗外是车水马龙，人声鼎沸的世界，窗内却是书香与禅意，顷刻之间让你的嘈杂的心安静下来，与外面的世界隔绝。

稿子已经写完的时候，刘军给我微信说：“峰回路转，我接到通知，大隐书局武康店1月8号不关店了。谢谢你的关心和支持！特此告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