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害怕变成中产的富豪们，不允许孩子有赘肉和自由”

gugu2024年02月24日约 9 分钟

*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文｜gugu

“壁球课、菲律宾女佣、麦迪逊大道扫货……课间，放松方式是拆J.Crew和诗普兰迪的包裹；课上，最共情的文学段落是盖茨比的奢靡派对……”这些，都是纽约上东区孩子们的生活。

上东区，西到纽约中央公园，东到依斯特河，南起59街，北至96街，这里拥有美国最昂贵的住宅，是资产排名前 1% 的富豪角斗场。哈佛大学毕业后，布莱斯放弃了高薪的金融工作，转而攻读心理学博士。为了赚钱补贴家用，她开始给上东区的富人孩子们做家教，出入豪宅华邸，闯入了一个从未见过的世界。

为富豪的孩子辅导功课是什么样的体验？布莱斯用自身经历写了《我在上东区做家教》，上东区不仅不允许赘肉，更不存在休闲。富人们早就财富自由，但阶层滑落的焦虑却挡住了他们的人生自由。家长们严密监控学习成果，看不见孩子的精神世界。另一方面，做上东区的家教宛如唐顿庄园的佣人，这里是阶层不公的显影地，学生们的 “共情鸿沟”进一步巩固着特权感再生产。

《绯闻女孩》剧照

回望中国，我们也能看到类似的图景。精英们即使财富可观，仍然担忧孩子走错一步就坠入深渊，更不用提普通人更加受限的人生选择。

卷教育的尽头在哪里？为何明明已经生活无忧，按兴趣选择人生道路始终不被鼓励？在中国，当教育者角色开始被视作服务者，是否也会面临上东区家教的处境？

在上东区，休闲像赘肉一样少见

日程表排满，好像闲下来一小时就会坠入深渊。布莱斯发现，富豪们的孩子一刻也停不下来。

《天才少女》剧照

“以她辅导的莉莉为例子，母亲丽萨（留着金发波波头的银行家，掌管着一个银行部门）为女儿排出的日程表是：打壁球、一整天高强度的学习、再打壁球、接受两名家教的辅导（一个帮助构思关于《洛丽塔》的作文，一个辅导SAT）。”

壁球是美国富人公认的藤校入场券，毕竟有条件练习壁球的人非常少。莉莉的大量时间都投入在壁球课里，纵使她喜欢的是缝纫。 “我想当一名服装设计师，”她看着手边的ELLE杂志，对布莱斯说，“但我没时间上时尚课。”

明明能保障孩子衣食无忧，但在上东区，没有家长鼓励小孩发展自己的兴趣，舞蹈家、兽医、裁缝的梦想只被看作不懂事的小想法。布莱斯教过的学生大多都主修经济学，毕业后在银行或金融科技公司做分析师。如果他们取得了高级学位，一定会是MBA，少数人学习的是公司法。很少有人偏离传统道路。

《寄生虫》剧照

“这些孩子生活中的每一刻都是在进行交易，要么是用来换取赚钱的职业，要么是用来换取能嫁给有钱人的赚钱职业。”

上东区并非个案，在《学神：中国精英学生如何投身全球竞争》（Study Gods: How the New Chinese Elite Prepare for Global Competition）里，作者姜以琳也发现，精英学生的职业选择并不如人们想象的自由——从2012年到2019年，姜以琳追踪了28名北京精英高中生，他们就读于北京排名前十的其中5所中学（北京市共近300所中学），所在家庭的收入是中国城市家庭收入前10%的两倍以上。

这些学生里，大多数都出国深造，金融和科技专业占比最大，华尔街是最终目标，选择从事艺术与生态保护等则是个例。

《小欢喜》剧照

“我一直都不明白，为什么富人家的孩子无法规划自己的人生轨迹。为什么他们不能拥有闲暇时间？不能自己选择职业？还要时时刻刻都被人盯着？”

布莱斯观察到，上东区的富人们会在努力与回报之间建立一种交易式的关系，连玩乐也不例外。这里不鼓励没有回馈的努力，比如漫无目的的发呆、画画，比如大学选择人文或者艺术学科。

孩子的成绩可以作为家长的炫耀资本。如果能上藤校，就证明家长投入的时间和资源产生了效果。在人人都在社交媒体上展示大学录取通知书的时代，“被藤校录取，就像去一家价格不菲的餐厅时会拍照发朋友圈一样，都能获得别人的羡慕。”

类似的，韩剧《天空之城》里，Sky Castle小区住着韩国顶端0.1%富人。这里的四户人家都在为同一个目标殚精竭虑：让孩子考上首尔医科大学。

《天空之城》剧照

他们是大学教授，医院院长，检察官。但都没有给孩子留下任何兴趣空间，爸爸车民赫让自己的两个孩子每天除了听着秒表做题，还要把对方假想成自己的竞争对手，拼尽全力超过对方。如果自己的孩子考上首尔医科大学，他能在Sky Castle中成为受所有人羡慕的家长。他还想把家族打造为“肯尼迪家族”，在现有的财富水平上继续向前。

当最富有的1%尤其是0.01%的人坐拥前所未有的财富，财富非但没能让他们自在，反而助长了他们对阶层下滑的恐惧。当家长已经拥有了财富和功名的巅峰，无法进一步攀升，只有可能跌落，他们对孩子的前途忧虑重重。

对升学严控，对心理忽视

牺牲自由、想象与创造力，换取稳固的特权地位，这真的是孩子们想要的吗？

升学，是上东区家长们最在意的事，赢家们会去常春藤或者斯坦福。亚历克斯的家庭非常富有，父母仍然要求他必须上藤校，最好是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用升学圈内行话来说，三者合称为“HYP”）。

《风雨哈佛路》剧照

为了爬藤，亚历克斯要充分利用一天里每一分钟，他打球的时间比睡觉还多。回家时，饭菜已经摆上餐桌，他的房间有人清扫，干净的衣物魔术般地被放在衣柜里。他从不出门买食物，很少和别人说话（除了网球教练），不过最近，他开始和学校里的一些孩子一起吸电子烟。

在这样的快节奏的安排里，亚历克斯长到了16岁，被诊断患有抑郁症。

内特的父亲、祖父和曾祖父都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但他由于数学课不够好，最终进入了“约翰·霍普金斯这样的二流学校”，终结了家族传统，家人们都暴跳如雷。知道结果后，他每分每秒都在想着错失的几分，游泳比赛可以里更快的几秒。后来，他在学习期间出现了酗酒问题，不得不休学一年，开始戒酒，这是布莱斯最后一次听到他的消息。

哥伦比亚大学教师学院荣誉教授苏妮亚·卢塔尔(Suniya Luthar)的研究表明，富裕家庭孩子出现的心理问题由多种因素诱发导致，首先是家长重视成绩甚于个人品质，孩子承受了过多压力，其次则是家长因为太少有时间和孩子共处，难以发现他们的感情与心理困境。

《我爱的人是奇葩》剧照

姜以琳在研究北京的精英学生也发现，家长会密切监视着学生们的考试成绩，一旦出现意外将马上出手干预，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和资源，防止孩子坠入失败。在不确定的全球环境中，父母还会给在国外的孩子做备案，不仅保证他们在国内拥有工作机会，而且随时可以继续申请一个国外的PhD，这些都是中产家庭难以建立的保护网。

和事无巨细的学习把控相反，孩子的心理健康却并未受到关注。在中国，国民抑郁症蓝皮书(2022—2023年)显示，抑郁患者人群中有50%为学生，心理健康持续成为好成绩的代价。

上东区的私立学校也不例外，每到周五，布莱斯会看到学校里有不少学生情绪失控，甚至痛哭。孩子起床很早，白天在校内校外学习和运动了一整天，但在夜间仍然难以入睡。到学校医务室小憩一会儿或许是他们仅有的喘息机会。

要想进入常春藤，就必须拥有全A的成绩单。家长会告诉学校，无法忍受孩子成绩单上出现任何一个B。布莱斯指出，这是教育中普遍存在的问题，高校奉行“唯GPA论”，要求所有学生都达到绝对优秀。但如果不允许失败，学习曲线只能上升不能下降，怎么培养他们的成长型思维呢？

茱莉娅就是其中一员，高中时，她曾被父母送到加州去戒断药物成瘾，也在冲动、抑郁，和无法取悦父母的情绪中苦苦挣扎。布莱斯最后和她告别是在她的葬礼上，这位老师感叹：“通过辅导第五大道的孩子，我学到了一件事，那就是他们的外表和内心可能完全不同。我不知道应该把她的死看成一场意外（服用处方止痛药后参加派对所致），还是认为她内心饱受折磨，只是装出了一副轻松愉快的样子。”

是教师，还是服务员？

“比起老师，我更像个佣人，就像《唐顿庄园》中住在楼下的那些人。”在辅导过上东区的孩子后，布莱斯感叹。

她曾听到上东区的家长向孩子解释，为何要请家教来辅导功课——“在任何情况下，都有必要购买合适的辅导教学服务，就像购买最适合你的Dooney & Bourke手袋一样”。

《初来乍到》剧照

第五大道上的许多家庭都聘请了家教进进出出。布莱斯曾经在一个四孩家庭里当过几周家教，他们请的家教人太多，家长们几乎对不上名字。当家教就像做一名按摩师或服务员，这样的态度在上东区很常见。有一个学生某次化学考试没及格，他告诉布莱斯：“没关系，我马上换家教。”

姜以琳在北京的观察也有互相映照之处，虽然亚洲的精英学生们普遍都更尊重老师，但成绩好的学生习惯于对老师提要求，比如受访对象之一Tracy，就曾经晚上十点给老师打电话，要求他修改申学校的申请书，对此并没有太多犹豫。

“教育行业就是服务行业，老师服务的直接对象就是学生。”这句话一度在中国流传甚广。即时通讯让老师随时待命，消解了学生、家长、教育者之间的合理界限。学生给老师评分虽然可以监督老师，但也让学生变成了挑剔的客户。家校系统的捆绑，家长权力的放大，也让老师作为教育者的地位不再独立……

《专家之死》中，哈佛继续学院兼职教授托马斯·M·尼克尔斯批评了当下时代“学生顾客化”的趋势。他认为，这不仅会让学生幼稚化，个人情绪和人身攻击压过了冷静、有逻辑的辩论。并且也会损害教育的独立性，当教育的意义在于确保顾客开心，就会形成老师迎合学生和分数膨胀的恶性循环。

《天空之城》剧照

布莱斯就曾经因为给学生打了B，接到了家长投诉，理由是：“我儿子的作文从来没有得过B。”行政老师要求她重新批阅作文。最后，她没有改动分数，但其他老师却告诉她，行政可能会修改最终的期末成绩。

另一方面，教师如果印上了服务者属性，还可能进一步加剧学生的“共情鸿沟”。根据斯坦福大学的肖恩·里尔顿、哈佛大学教育研究生院教授理查德·默南撰写的一份报告，过去几十年来，纽约私立学校学费上涨了五倍，学生越来越多来自富裕家庭。在布莱斯工作的纽约私立学校，家长平均收入是75万美元，比老师的收入高十倍左右。

孩子们将自己放置在中心的地位，很难意识到贫富悬殊的荒谬之处，学校奉行的优绩体系，把考试成绩与地位归结为个人能力，也让学生无法理解，自己在竞争中的优势很大程度是环境不平等的结果。

正如社会学家布迪厄在《国家精英》中所谈及的，教育通过再生产机制保证权力的运作和继承，从而维护社会秩序。他以法国中学会考优胜者为观察对象，分析他们的家境、学业情况、取得的社会地位。一切结果都十分相似——学生们倾向于将他们取得的成就全然看作自己努力的结果，至于沦落底层的人，不过是因为懒惰或没有把握机会才造成了困境。无论是法国、北京，还是纽约上东区，精英教育都可能掩盖掉深层的不平等，并将其后果与责任完全归因至个体的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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