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籍北漂，永远在通勤路上的“远郊优等生”
一九约 7 分钟本文系读者投稿，来稿请投至：
zhuangao2@lifeweek.com.cn
文｜读者：一九
我是北京人，工作单位在南二环。如果想去天津，我需要步行十分钟到达北京南站，在高铁上度过短暂的32分钟。不到一个小时，我的眼前就是另一个城市。
但是，如果我想回家，则需要步行十分钟到达地铁站，乘坐4号线，换乘10号线，换乘房山线，换乘F39路公交车，再骑行1.2公里，全程用时2小时10分钟。
我家位于北京西南的远郊房山区，这里北邻门头沟，南邻河北涿州。小时候，长辈偶尔会带我去北京动物园、北京游乐园等位于城六区的景点游玩，这种出行有两个固定称呼——“进城”、“上北京”。
听远郊人民聊天，这两个词的出现频率可不低，“明天我得进趟城”、“带孩子上北京补课，刚回来”、“这次学校春游组织我们去北京”……从哪里“去北京”？无数诸如此类的对话中，目的地明确，始发站却不详。远郊人民拿着110开头的身份证，约定俗成地将自己所在的区县与“北京”隔离，我们既不在外地，也不在首都，似乎活在一片行政区划奇异的真空里。
远郊生活有个无法忽略的特点，就是我们的教育、医疗、就业等各类资源与城六区相去甚远，但是同为北京人，城六区的“更好生活”又似乎近在咫尺，唾手可得。这就催生了一个常见的现象，远郊区成绩优异的孩子和不甘躺平的父母们，会想尽办法获得西城或海淀这类教育大区的学籍，让孩子在12岁甚至6岁离家求学，开始在校寄宿的新生活。
幸运又不幸的是，我就是所谓的“远郊优等生”之一。12岁，我妈选择让我考取一所位于海淀区的私立初中，高昂的学杂费用换来的是更优越的教育资源，与签约保送市重点高中的可能。
入学前，我曾以为我是凤毛麟角的远郊学生，而事实却是，我们身边有不少同学来自更远的郊区。为了方便学生通勤，学校设置了开往北京各个区县的班车线路。每个周日晚上，我和穿着同样校服的“房山小老乡们”坐满一辆大巴车，在夜色中驶出北京远郊，迈出成为“城里人”的第一步。
既然在海淀上学，课外班也得在市里上，周围同学大多住在城六区，聚会地点总不能在远郊吧。跨区求学不仅仅是学校地点的改变，我的生活圈、社交圈开始飞速迁移，通勤需求陡然上升，远郊优等生的绝大部分时间，都在市区，或者去往市区的路上。
高三时期，我周六晚上从学校回家，睡一觉，周日早上就出发去补习，补完三个科目直接返校。至此，位于郊区的家彻底变成了我短暂休息的停靠点。
私立初中、重点高中、双一流大学、海外研究生，二环就业，如我妈所愿，我在过往的十多年里，风雨无阻地乘坐着无数趟单程9元或更贵的地铁，一步步远离房山，半拼半混地闯进了世俗眼中的“真北京”。
而作为北京人的我，在北京找工作时，遇到的所有面试官都默契地问了同一个问题——“你家住在房山是吧，你怎么上班呢，考虑过通勤吗？”
在我回答通勤不是问题后，他们又纷纷露出“你还是太年轻”的笑容。
面试官不知道的是，远郊优等生们从小到大风霜雨雪的通勤经验，也许比他们吃过的饭还要多得多。
由于手中的北京户口，单位的宿舍分配将远郊人和市区人一视同仁地排除在外。我们每天要花在通勤上的时间接近5个小时，甚至一部分房山人选择搭乘火车上班。
虽然这样披星戴月的往返早就是家常便饭，但也许因为少年时代吃过太多通勤的苦，上班后，我决定换一种苦吃——我再一次拎着两个行李箱走出房山，这次的目的地，是单位附近的合租屋。
牺牲住宿质量和微薄工资，换来多一个小时的睡眠时间，是无数“京籍北漂”的无奈之选。
南方同事听说我在外合租的消息，不无惊讶地问，“你不是北京人吗，怎么不回家住？”得知我的通勤时间后又深表同情，“不会吧，那么远吗？”
她一边替我支付房租惋惜，一边替我往返通勤发愁，十分仗义地陪伴我陷入纠结，“你这，你这，真难办啊！”
而我的发小选择了另一条路。大学毕业后，她回到房山，备考一所福利待遇较好，但位置极其偏远的大型事业单位。面试时，单位领导如获至宝，一连确认了三次，“你家就在房山？家人都在房山吗？没有往市里换工作的打算吧？”
房山户口意外地为她开启了一盏求职绿灯。在远郊用人单位眼中，比起住胡同喝豆汁的北京孩子，和不甘心屈居郊区的北漂精英，房山人的身份意味着更多的确定性和稳定性。
回看我的小学同学，他们一部分和我一样年幼离家，在城六区的某个角落与人合租，挤地铁公交上下班，另一部分则回到房山，找一份安稳工作，15分钟开车通勤，下班回家就有热菜相迎。
说实话，研究生毕业后，我不是没有想过回到房山过躺平人生，但这个想法被我妈无情扼杀。12岁到24岁，我披星戴月走过所有的路，都不是回家的方向。远郊优等生们有属于自己的“阶级滑落”——出走半生，归来仍是房山人，这是以我妈为代表的、怀揣上进心与虚荣心的远郊家长们最不能接受的结果。
外地朋友尚且拥有逃离北京的自由，故乡是他们温暖惬意的大后方，而京籍北漂们除了踏上驶向城六区的公交车，没有其他选择。
但“阶级滑落”的前提，是我已经站在了“真北京人”的台阶上。而事实又是怎么样的呢？城六区与远郊的隔阂，不是一辆公交车就可以跨越的地理概念。初中放学，几个接孩子的家长扎堆聊天，“这次考试他们班第一是个房山的，你说说，这真是……”
“真是”什么，她没有往下讲。
大学时，一个偶然认识的北京男生误以为我家在城六区，毫无戒备地说，“终于认识个北京人了，我身边好多同学都是什么延庆平谷的，反正吧，就挺那个的。”
“那个”是哪个，他也没有直说。
工作后，大家聊到买房的问题，外地同事感慨，“我们好不容易在北京买套房，总不能买在远郊吧。”
为什么“总不能”，大家默契地心知肚明。
约定俗成的，远郊成为了“在京鄙视链”的最低层。在敏感别扭的青春期，我也曾对于自己远郊人的身份感到排斥，苦闷，甚至自卑，在旁人有心或无意的地域玩笑中局促地对号入座。我想，这份排斥来源于远郊优等生们撕裂的身份认同——和房山不熟，与市区不亲，我像被离异父母双双抛弃的孩子，不知道去哪里寻找一份属于自己的归属感。
终于，28岁这年，靠我妈的资助，我在城六区获得了一套属于自己的小房子。在购房合同上签字的那一刻，我好像看到了那个12岁的女孩，独自一人扛着笨重的行李被褥，站在盛夏三十四度的公交换乘站说，“我要上北京。”
今年春节前，同事们争分夺秒地抢票，候补间隙分出一丝注意力问我，“今年你在市里过年，还是房山？”我脱口而出，“当然是回家。”愣了一秒又补充，“回房山。”
我曾以为，买房是我成为“真北京人”的最后一步。而这一刻，我突然和过往十多年寒来暑往的通勤生活和解，和自己“远郊人”的身份和解了。
因为我终于意识到，无论走出多远，无论是否拥有更便捷舒适的居所，世界上能被我不假思索称为“家”的地方，只有房山。
排版：树树 / 审核：杨逸
大家都在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