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生：就创新而言，宽容比砸钱更重要

元宇宙三十人论坛2024年03月05日约 8 分钟

文 / 华生，著名经济学家，东南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国家发展与政策研究院院长
来源：秦朔朋友圈（ID：qspyq2015）
本文为作者在东南大学121年周年校庆时所作讲座的内容节选，文章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由于科学技术进步的一日千里及其对人类社会的影响越来越大，创新可以说是当今中国乃至世界上最炙手可热的话题。

那么什么是创新呢？从字面上看，创新就是要创造新的别人或前人没有的东西。因此，因循守旧创不了新，模仿抄袭也不是创新，墨守成规肯定也创不了新。

创新必须有怀疑精神和批判态度。标新立异就必然同时包含着更大的风险和更大可能的失败，这样就需要有容忍和鼓励标新立异的氛围、文化和制度。

从零到一的原创性突破必然要推翻成见或无中生有。故一致性是科学进步的大忌。世界上最早和历史最悠久的科学学术机构，是1660年成立的“伦敦皇家自然知识促进学会”即今天所说的英国皇家学会，其座右铭就是“take nobody’s word for it” （不信任任何人说的话）。

同时，创新还需要有创新人才不断涌现，并且有茁壮成长的环境。近代科学革命以来，科学对于技术的引领和发展的作用日益显著。而从科学史上看，新的理论、新的假说和新的创见，许多在开始时并不被重视或承认。

而且，近代科学往往是在极少数杰出人物手中诞生的。其中的不少人或者出身贫寒，并没有接受过多少正规教育；或者是很年轻的时候就做出伟大发现的天才；或者特立独行、行为乖张甚至有明显的道德瑕疵。如果论资排辈或求全责备，这些人很难有出头之日与展示才华的机会。

因此，创新不是靠大家天天喊创新这个口号就能喊出来，也不是简单用重金就可以催生出来的。创新也有一个真想和假想的问题。假想就是不管自己的条件和可能，天天只会喊口号或者官僚主义的乱干蛮干。真想就需要下功夫研究、精心爱护和培育创新的土壤和环境。

创新环境的营造当然是整个社会的事情，但是应该说我们的教育在其中有自己特殊的责任。如果我们的教育从小就要求整齐划一、循规蹈矩、压抑个性的发展与张扬，只要听话、不敢想象和批判，创新自然就先天不足、后天乏力。

如果我们的大学学习和教育，主要围绕着毕业文凭和学位，去作为就业谋位的敲门砖，那么，需要好奇心和想象力的创新也就必然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很难做出原创性的重要突破和贡献。

以我从事的经济学研究和教学为例，一方面作为教学主要内容的新古典经济学思想性越来越贫乏，对现实生活的解释力越来越弱。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消化理解，更不用说发展，也是止于皮毛，不甚了了；

另一方面，我们自己研究创新各种显性和隐性的条条框框也越来越多，让人动辄得咎、无所适从、难有创见。

学生们的学位论文很少直面前沿问题和难点问题，更不敢大胆怀疑、力求创新突破，而多是按照流行的学术范式编一个数理公式，找一堆数据最好是独家数据，用复杂的计量方法来证明一个显而易见的结论。并且经常是割裂和舍弃研究对象的广泛联系，硬从自己可得的数据中加工证明出单一的因果关系。

前不久，我的一位研究生在讨论中介绍讲评和借鉴了一篇发表在健康经济学领域英文顶级期刊上的文章，此文以我国实施的一项法律前后的数据为基础，用双重差分法论证了在法律实施前后对妇女健康影响的差异，并用各种计量方法进行检验，证明了这个法律实施后对妇女健康产生的显性影响。

这篇文章所用的数据来源独特，政治正确，选题热门，因此发表在该领域的英文顶级期刊上。但是实际上仔细一查，在这条法律实施之前，国务院早就颁布和实施了相同的条例，这次仅仅是将国务院的行政条例转为法律，对实际生活几无影响。

这篇文章所使用的所谓前后不同的实验组与对照组的数据，其实是在相同的法规环境下产生的。

在这种情况下还能挖掘出前后比较的显著变化，只能是数据人为选取或加工的结果。据我所知，这类削足适履的所谓以数据为证的研究在不少学科都存在。

可以想见，在追随这种实用主义的新八股潮流中，花费的精力和聪明越多，离真正创新发展的距离就越远。

以我个人的经历来看，我打小在班上成绩就总是中等偏上，天赋不高，但由于从懂事起就是“黑五类”子女，受人歧视，多少养成了表面内敛、内在我行我素的倔强个性。

初中没毕业，又在农村和工厂干了十几年。考理工科肯定是没门了，考文科用简化的数学卷子，也只考了40来分，英语更是在首堂摸底课上，连26个字母也只能默写出一半。

承蒙东南大学（当时还叫南京工学院）当时的招生老师和学校领导的不弃，最后竟然被扩招进了78级的马列师资班。进校后为了提高自己的数学和英语的水平，我就不管给定的课表，混到数学和英语师资班去旁听，所幸这些班的老师都没有把我赶出去。

由于不务正业，自己被规定要上的课又缺了很多。有一门课甚至从头到尾都没去上过，结果由于任课老师宽大为怀，最后允许我去参加考试还给了我一个70分。

因此有时候我想，如果说自己后来还算多少取得点成功，除了终身学习的勤奋以外，其实还要归因于母校的有容乃大。我的那点个性的棱角才没有被早早磨平（声明一下，我绝对没有把自己后来的错误和任性的责任推给母校，或者教唆今天的学弟学妹们不守校规的意思）。

毕业之后刚到北京的中国社科院读研究生，就因导师生病，让我代他去参加一个全国性的会议，会中就与主持会议的部委领导争辩说理起来，害得我导师听说后还跟人家致歉。

后来又仅凭刚生吞活剥学来的一点知识，与同伴一起凭直觉给中央写报告和其后在《经济研究》发表文章断言，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与发展不会在主流经济学所说的一般均衡中运行，而会在政府与市场共同发挥作用的双轨制非均衡状态中实现。改革的目标不是从单一公有制过渡到单一私有制，因而建议要建立市场化运行的国有资产管理系统。

本世纪初，国家决定国有股、法人股直接在二级市场上减持，我则反过来不客气地写了“漫漫熊市的信号”和“有错就改”等文章，认为不顾中国证券市场上已经形成的股权分裂的现状，强行减持必然严重损害投资者利益、造成漫漫熊市，这样的错误早改早主动。

在许多人的共同努力下，不久国务院领导从善如流，停止了国有股减持，后来中央又决定并启动了股权分置改革并取得了圆满成功，为后来资本市场大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新自由主义大行其道的风口中，我又唱反调与当年改革的同伴们争了起来，力辩大型国有企业私有化将不可避免造成的贫富悬殊与社会不公，是中国改革和当今中国社会不可承受之重，因而被许多人认为是保守派。

在前些年震动资本市场的“宝万之争”中，我恰好当时担任万科的独立董事，又违反独董不作为不吭气的行规，在董事会上投票成功否决了大股东的意愿，并在《上海证券报》上连续发表了六七篇长文，挑起了一场大争论，强调如果认钱不认人，放纵金融资本大鳄野蛮跨界扩张，监管者和肇事者都必将自食恶果，尽管后来不幸一语成谶，但当时则遭到集体围攻。

当中国在本世纪初加入世贸，中国开始了整体大腾飞后，但还是有一些人嫌中国做得太差太慢、指责所谓“浪费的十年”时，我偏出来自找没趣地说：中国现代化的道路过去走得太顺了，今后恐怕不会那么平坦，结果被很多人骂得狗血喷头。

前些年在民营经济受到怀疑，资本无序扩张成为众矢之的时，我则站出来旗帜鲜明地强调，民营经济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共产党执政的经济基础，指出马克思确实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过，“共产党人的全部理论，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消灭私有制”。

但在巴黎公社之后，马克思又特别指出对《共产党宣言》要做的唯一修改，就是一定要同时彻底打碎国家机器这个无产阶级革命继承下来的“祸害”，取消官吏、常备军和警察这类压迫性的工具。

我们有些对马克思主义一知半解的人整天惦记和叫唤着要消灭私有制，却压根不知道它需要与国家机器同时消亡。因为从历史上看，权力的无序扩张所造成的危害，远远超过资本的无序扩张。因此，消灭私有制和国家消亡需要共同的条件与前提。在前提根本不具备时，消灭其中任何一个都只会带来灾难。

还有一些更出格的例子我就不再举了。

总之，像我这样总是不合时宜地自以为是、不顾别人感受、自身毛病又一大堆的人，没有伟大的改革开放时代的宽松环境与兼收并蓄，是根本不可能适存的。

由此可见，连我这样小小的立异标新，都需要那么多宽容宽松与支持关爱，因此要迎来一个创新泉涌、人才辈出、天才不断的创新时代，更是需要能够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争妍斗艳的肥沃土壤和美好环境。

中国早年自由主义的典型代表胡适后来也认识到，宽容比自由更重要。借这个话我想说，就创新而言，宽容比砸钱更重要。

因为我们现在讲的创新，关键在于领军人物，领军人物一定要是人才，最好是天才，否则将熊熊一窝。但天才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天才的子女通常就不再是天才，天才也经常并不产生于名校。特别是天才不是全才，往往特立独行，乃至言行怪僻，不招人待见。

据说当年拉普拉斯提出太阳系的星云起源假说，其时所向披靡的拿破仑问他为什么没有提到它的创造者（上帝）呢？拉普拉斯自负地回答，“陛下，我不需要这个假设。”

可见天才往往恃才傲物、桀骜不驯。因此宽容才能有利于天才或天赋高的人产生、冒头和成长。

来源：华夏基石e洞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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