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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联生活周刊

拍尽了母女，我不想再谈母女关系了

三lafuenty约 14 分钟

*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有论文统计了2000年以后母女关系主题的华语电影，总共有近50部。其中过半是女导演拍的。人们对母女话题的热衷，反过来印证了杨荔钠说的，母女关系作为一个公共议题的价值。

杨荔钠曾经被当作导演中的“母女专业户”。她在自己的“女性三部曲”里将身为人母的女性当作主角，也大胆谈论自己生活中的母女关系。现在她已经“看透了”，母女是社会体系的镜子，但也只是社会身份的一种。跳出母亲和女儿的角色，人还有很多问题要去思考。

主笔｜肖楚舟

谈到国内母女题材的电影，杨荔钠是个常被提起的名字。2013年到2022年，她用近10年时间完成了自己的“女性三部曲”，《春梦》《春潮》《妈妈！》，三部以做了母亲的女人为主角的电影，让杨荔钠在好几年的时间里被当作“母女关系专业户”。
她在过去的采访里谈自己电影里的母女，也讲自己和母亲、和女儿的关系，极尽坦诚。现在，她仍在观察身边的母女，也还在女儿和母亲的角色里打转，但她已经“看透了”，“母女是社会身份中的一种，人还有很多其他的事情需要关心”。

母女是具有时代性的社会体系

两年前，拍完《妈妈！》，杨荔钠不再把注意力放在母女议题上面。只有一个习惯保留了下来，在手机里刷《动物世界》片段。她喜欢观察动物的母性，“那是动物世界最真实的样子，也是人类自己的样子”。
杨荔钠从动物母亲身上提取出两个词：本能和残酷性。镌刻在基因里的母爱让人惊心动魄，她告诉我，母章鱼产卵后就会死去，基本上等于以命换命。另一方面，母爱也包含着复杂的残酷，动物母亲会把自己喂给强大的天敌以保全孩子，也会抛下病弱的幼崽带着更强壮的孩子在沙漠中前进。无论动物还是人类，母亲都要服从外在环境的法则，随时面对着身心撕裂的危机。“这些可能比我读到的相关主题的书、看过的电影都更猛烈，更有冲击性。”杨荔钠说。
Image导演杨荔钠（受访者供图）
杨荔钠在母女关系上的表达欲，既来自她自己的体验，也来自她对身边社会的观察。拍“女性三部曲”的那几年，她上面要接住走向老年的母亲，下面要接住未成年的女儿，她感叹，“中间的女儿是最辛苦的”。延伸到创作中，她三部剧情片的主角都是做母亲的女性，“看起来确实如此，我在围绕母亲这个话题展开讨论。但我想要讲述的是我的内核，我是女儿也是母亲。妈妈和女儿不仅仅是一个称谓那么简单，我一直强调，如果脱离社会属性，关于个体的讨论也并不成立。”
《春潮》里面，镜头常常给到母女在家庭之外的生活，撕开她们在社会和家庭生活里的两重面孔。母亲纪明岚是社区里受人尊敬的热心大姐、勤恳敬佛的大善人，回到家就变成随时翻脸的暴君。女儿郭建波在单位是正义感强烈的社会记者，回到家就成了闷葫芦，偷偷拧开水龙头、烟头摁在萝卜皮上、给母亲为她相中的男人发出格短信，用不出声的行动刺痛母亲的面子。
Image《春潮》剧照
故事没有停留在母女冲突的层面上，镜头偶尔以旁观的视角滑入母亲的过去。《春潮》里，纪明岚去参加一场同学聚会。通过老同学的闲谈，我们获得了一个第三方视角——纪明岚既不像她自己说的那么委屈无辜，被有性怪癖的丈夫拖累了一生，也不像女儿控诉的那么丑陋，只是个为了城市户口结婚、把过错推到别人身上的自私鬼。他们谈论纪明岚年轻时的样子，大辫子，南方人，出身好，会唱歌。也大喇喇地谈论纪明岚遭受过的羞辱，她因为谈恋爱被关禁闭写检讨，还被剪了头发。接着他们提议“说点高兴的”，让纪明岚领头唱歌，纪明岚欣然应允，从《毛主席来到咱农庄》唱到《翻身农奴把歌唱》。好像还是几十年前那个不择手段改变命运，又要勉力保住自己体面的女学生。
即使在温情的《妈妈！》里面，杨荔钠也不只谈论一对母女如何在阿尔茨海默症的阴影下互相支撑。随着女儿冯济真病情加重，失去克制，她也被动地打开了精神枷锁，成为一面反射过去的镜子。我们知道了动荡年代，年幼的冯济真曾将父亲拒之门外，父亲自杀，为此她一生未婚，过清教徒式的生活。她身上还因为恐惧保留着那个时代的行为方式，医生来看望母女俩，嘱咐她不要打妈妈，她表面应允，回头就表情阴冷地对妈妈说：“我打你了？我打你，你也不能告诉别人。你要做对的事情。一切暴力行为都是可耻的。”病痛只是表象，特殊时代留下的精神痛苦才是症结。
Image《妈妈！》剧照
为什么选择用母女关系去表达整个社会的创伤？“因为这与一代人的生命和成长有关。无论母亲还是女儿，大家都生活在这个社会，母女是一种人际关系。一对微小的母女就能构建起一个具有时代性的体系。如果母亲无法摆脱腐朽的人际关系，无法摆脱家长制社会对女性的严格把控，她无法消化，就会成为一个相同的暴君。”杨荔钠说。
和讲述阿尔茨海默症母女的《妈妈！》相比，《春潮》受到的欢迎超出杨荔钠的预料。看到观众来信，她才确定这种痛苦压抑的母女关系远比她想象中普遍，“我相信推开每个中国家庭的门，都可能坐着这么一个母亲，一个姥姥”。
Image《春潮》剧照
母女关系这个创作主题对杨荔钠来说是过去式了，但大众的关注度不减。有论文统计了2000年以后母女关系主题的华语电影，总共有近50部。其中过半是女导演拍的。数量上看，2019年以后的电影占了近半数，那也是《春潮》上映的那年。人们对母女话题的热衷，反过来印证了杨荔钠说的，母女关系作为一个公共议题的价值。
在越来越多女儿的叙述中，母亲形象的神圣性得到有力的消解，母亲变得可以有黑暗面，可以被批判，从这重意义上讲，母女都得到了解放。在杨荔钠的观察里，现在的年轻人越来越“不注重脸色了”。这意味着他们有清晰的个体意识，清楚地了解自己的身份，也不会轻易被控制。她相信未来“80后”“90后”的家庭关系会有改善，“那会是一扇非常自由、祥和、舒适的门”。
杨荔钠说：“这不是你妈我妈、你爸我爸的事儿。我一直在思考，在一个良性的社会里面的人应该是什么样子，如何才能成为一个正常的人，并在良性社会中发展。”我问她，良性社会的人应该是什么样的？她想了想，说，就是健健康康的，做真实的自己，做统一的人。

残忍的关系，充满爱的关系

和我见面之前，杨荔钠在家吃午饭，忽然觉得喉咙口一股热火涌上来。母亲连珠炮似的问：“你感冒了吧？”“是不是因为家里猫生病的事情着急？”杨荔钠不说话，心里想，这种感觉其实是因为你，“那种感觉是时时刻刻、无处不在的。她依然掌控着这个家里的气氛”。
杨荔钠爱看伯格曼的《秋天奏鸣曲》。“无论从母亲还是女儿的角度，都可以看到非常残忍的情节，这是一种母女关系的常态，日常生活中的残忍。”杨荔钠解释，“里面的母女关系和中国人很类似。”
Image《秋天奏鸣曲》剧照
电影里，英格丽·褒曼饰演的钢琴家母亲夏洛特，在大女儿伊娃的邀请下去看望七年未见的女儿，意外发现残疾的小女儿海琳也住在那里。故事在一场场稀松平常的谈话里行进，家庭晚餐、母女合奏、床边谈话，母女之间温情客气，却又词不达意，细小的情绪逐渐积累，琐碎的日常最终走向崩裂。
母女间最激烈的对话起始于一个看似理所当然的问题。夏洛特问伊娃：“你喜欢我吗？”伊娃说：“你可是我的妈妈。”夏洛特笑道：“这算什么回答。”对话急转直下，她们开始相互控诉，母亲说自己为家庭放弃了巡演事业，女儿细数母亲的忽视和抛弃，控诉她心血来潮、言不由衷的关心反而令女儿极度自卑。伯格曼把镜头定格在母女二人颤抖的面部肌肉上，女儿撕扯着衣领仿佛喘不过气，母亲大口抽烟掩饰惊慌，远处的房间里，响起海琳婴儿般的哭喊。一个被迫在社会期待里表演母爱的母亲，两个渴望母爱却从未得到的女儿，她们各自错位的自我，在一间小小的客厅里展开。
伊娃有句话很耐人寻味。她说母亲总是那么和蔼可亲，但这对她来说是折磨。“你的话跟你的意思不一致，我不能理解你的话，你生气的时候也微笑，生气也说亲爱的。”很多人跟杨荔钠的《春潮》共情，也是因为杨荔钠捉住了那种日常生活中语言失效的痛苦。饭桌、客厅、卧室，母亲的言语随时可以占据整个空间，却词不达意。有位“豆瓣”网友评论，“羡慕那些给《春潮》打低分的观众”，因为他们看不懂。
杨荔钠不赞同把她的生活和电影对标，但承认《春潮》末尾那段七分钟的独白来自她的心声。她和母亲的相处里，最直接的感受就是粗暴语言造成的情绪控制。无意义的言语就像呕吐物，“我发现母亲每隔一段时间就像发作一样，开始‘吐’。年轻时候婚姻让她饱受不安，接下来，她会把年轻时遭遇的所有不幸归纳在内。比如说她年轻时候没有选择更好的生活，都是因为我。总之就是这一套死循环。”
Image《春潮》剧照
杨荔钠发现，很多母亲只对女儿宣泄自己的不如意，对家里的男人们从不如此。仿佛琐碎的痛苦淹没了母亲，她也要用这种说不出的痛苦折磨家里唯一一个可能和她落入相同处境的人。《春潮》里，女儿郭建波有句台词，“如果有一天你变成了婴儿”，杨荔钠说，她的意思是，一个暴躁的母亲变成婴儿的模样时，这个世界就安静了。“但安静就真的好吗？”她反问我。
得不到回音的妈妈何尝不是痛苦的呢？很多人记得饰演郭建波的郝蕾在《春潮》最后七分钟的独白，其实金燕玲饰演的纪明岚在鸡零狗碎的抱怨之外也有一段挺长的台词。那场同学聚会后，她唱着《我和我的祖国》回到家里。郭建波摔冰箱门表达不满，纪明岚开始咒骂。“你是看到我高兴，你就不爽是吗？我在你们姓郭的家里做了一辈子奴才，我现在老了，还要看你脸色吗？你要我怎么样，我要给你下跪、磕头？看不惯，你不要看，我真的没见过你这么不要脸的人。”她从头到尾都在问问题，却一点儿也没指望有人回答。最后那句“真奇怪了”带出一点诡异的尾调，像唱独角戏一样。
Image《春潮》剧照
在自己的母亲面前，杨荔钠也是不大说话的。她不吝啬对母亲的赞美：母亲是个很美的人，她辛苦抚养了一对儿女。她也是个有趣的人，有庄严和美的一面，“在外人眼里她是满分”。对待不走寻常路的女儿，母亲会在杨荔钠资金短缺的时候给她钱，也给她精神鼓励。但说回来，“我还是怕她，我不怕任何人，只害怕她。在你这个年纪，她给我的压力太大了。”
《春潮》上映后，杨荔钠的母亲也看了，但是没有什么反应，杨荔钠觉得她看不出那个母亲跟她有关。母亲究竟是真没看出来，还是假装看不出？杨荔钠不知道。
母女之间的沟通和理解为何如此困难？为什么女性的共情能力，偏偏在母女关系里失效？母女之间不可说、不能说的东西究竟是什么？杨荔钠觉得自己和母亲、和女儿之间都没什么不能说的话题。她们谈论欲望和感情，也谈自己的生活。“但为什么不能好好说？”她主动提出了这个问题。
Image《妈妈！》剧照
在她的观察里，每个家庭的症结不一样，每个人的困扰都是具体的。只有一件事是确定的，母亲必然做过照料者，“因为她照料过你，所以控制你成为一件很自然的事情”。理想的母女关系是，大家把各自的课题分得很清楚，“你照料过我，我感谢你，我们在分开时各走各的路，但这确实有些困难”。
这种巨大的付出感和随之而来的失落感，使得有些母亲产生了强烈的胜负欲。每次控诉式、表演式、威胁式的表达完毕后，就好像完成了一个任务一样，获得满足感。“她太想要认可。这样的母亲通常得不到真话，这也是她们的悲哀。”杨荔钠说。
Image《妈妈！》剧照
抱着一种近似慈悲的心态，杨荔钠给了电影里的母女很多平静言说的机会，常常表现为独白和书信。或许因为隔着一层的交流，让人暂时放下表层情绪的干扰，宁静、痛苦而真诚。郭建波在妈妈的病房里诉说自己的痛苦，窗玻璃的倒影里，戴着氧气面罩的妈妈终于暂时停止了恶毒的诅咒。已经不认识妈妈的冯济真，在狂乱的想象中要去收妈妈的信，蒋玉芝找出信纸给她念信，她终于安静下来，实际上那些本来是她要写给妈妈的话。
书信为载体的交流特别打动杨荔钠。最近她看到一位失去女儿的母亲，每天上午10点准时坐在客厅的桌子面前给女儿写日记。她会告诉女儿今天发生了什么事情，今天谁来了、带来了什么信息、发生了什么时事，甚至与女儿讨论俄乌局势。她写了许多日记，女儿的遗像和照片就挂在家里的书柜上。“我认为这不是生死的问题，是母女之间充满爱的关系。”

“我愿意被她打败”

杨荔钠最近在思考一件事，“我愿意被她打败”。
大年初二开始，杨荔钠就反复听母亲跟她聊死亡。这个话题几乎压垮了她的神经。母亲身体健康，还是个行动自如的老人，但今年谈论死亡成了她的常态。“不知道是对死亡的恐惧，还是对自己的信心不足，她就会跟你谈论死亡。她谈论死亡的姿态，会特别大女人地说‘死亡对我来说不是个事儿。你们把我的骨灰撒进江河大海’。诸如此类，谈得很认真。”
母亲谈论的话题变了，形式没有变，还是富有控制力，充满细小的情绪折磨。“她就那么说，我必须听着，有时候我觉得她也不是庄重的，而是带着威胁。我觉得当她看到我也难过起来的时候，就像赢了一样，那也很好。既然我可以对其他老人很耐心，对自己的女儿很耐心，为什么不能同等对待自己的妈妈呢？”
对杨荔钠来说，母女关系已经不是最核心的命题，她不再为此纠结。“我年轻的时候不愿意被她打败，我要为我自己辩护，要拍一部电影，诉说我曾经遭遇的痛苦，但是这个阶段已经过去了。关于母女关系，我已经过了尖锐期，认命了，无法再产生碰撞。我们的关系仍然如此。与其说我被她控制，不如说我愿意被她控制，我的情绪愿意被她拿捏。不过已经完全不是之前那样，我已经掌握了主导权。”
取而代之的问题是衰老和死亡。她开始注意身边的人怎么处理母亲的死亡。一位亲近的女友刚送走她的母亲，花20天独自处理完了妈妈的后事。杨荔钠陪朋友处理妈妈的遗物，从没有看她流过眼泪。她觉得那是种难以想象的镇静，最近因为家里的猫“法老”病重，她早上哭一通，晚上哭一通。“如果是妈妈呢？妈妈走的时候我会怎么样？当一个完整的身体变成骨灰，所有的看不上、白眼、评判、摔东西、挂电话，这些事都不重要了。”
Image《春潮》剧照
物理距离的变化，让她从母亲和女儿的双重身份里松脱出来一点。过去她连采访都要带着的女儿小熊出国留学了，她感觉母亲的身份正在从自己身上淡去，“好像这个人从生活里面剥离出去了”。现在她和女儿可能十天半个月也不联系，她知道小熊在忙自己的事情，可能在谈恋爱，昏天黑地地赶论文，女儿有自己的生活。杨荔钠也腾出精力去探索新的主题。眼下，她在制作一部关于脑瘫少年的电影，还在关心安宁疗护、留守儿童——任何不容易被注意到的、广泛存在的痛苦。
小熊出国后，住在老家的母亲搬到北京和杨荔钠同住。年前她们收养了一只没规矩的流浪狗，母亲每天跟在狗屁股后面收拾残局，早上喂一遍晚上喂一遍，一把屎一把尿地收拾，一忙大半天。累得倒头就睡。“我们在这种常态中获得安宁，但也可能随时迎来另一种失控。”她说。听到我今年32岁，她觉得真好，“这个年纪，你俩还可以‘互殴’。我认为当你跟妈妈‘互殴’的时候，她看上去痛苦，其实某一瞬间也会很爽”。
如果脱离母女关系，是不是作为独立个体的两个女性反而能更好地相处？杨荔钠有很多忘年交，喜欢和年长的女性做朋友，她发现自己确实更容易在她们身上看见母性的美。有一位80多岁的老太太，就住在家附近的湖对岸，杨荔钠和她定期见面。老太太出生于上世纪30年代，过去是高中教师。杨荔钠喜欢听她讲漫长的过去，讨论她经历的时代，不厌其烦。她说起这位老太太的时候，真的欠身往湖对面饱含温柔地看了一会儿，好像她就在那里。
我们努力在对话里挖掘一些关于母女关系的真相。母亲为什么一定需要女儿的认可？母亲为什么会对女儿施加语言暴力？我们怎么消化母女关系里无法扭转的伤害？
Image杨荔钠想告诉观众，母女关系不限于家庭内部，也是社会关系的反映
她看起来已经不努力思考答案，随意把话头落到宿命和玄学上，“我不喜欢用宿命这个词。但如果你遇到一个你无力改变、没有原因的东西，怎么去解释呢？只能去接着”。我说，我的妈妈也很暴躁，我只希望她不要大声说话。杨荔钠突然问我：“你妈妈属什么？”我说属马。她笑得呛了一大口水，半天停不下来，她妈妈也属马。她好像在安慰我一样，“可能有一种马就是这样，率真且暴躁。”
偶尔她也会想，“我和母亲何时才能达成共识？这种共识是否来得太晚？是否有必要？”她觉得是没有答案的，只是在等待一个化解的时刻，“在生命的衰老和死亡面前，一切都会变淡。或许有一天，我跟母亲的关系也会消减，变得平静。到那个时候，我们彼此都不需要多说什么，也不需要彼此的认可。我们就这样面对面坐着，等待最后的审判。”
最近依然有人找杨荔钠去拍母女题材，她拒绝了，“我已经看得太透彻了”。她差不多走到了自己在《妈妈！》里拍过的生命阶段——蒋玉芝85岁，女儿冯济真65岁，现在她52岁，妈妈70多岁。她开始想象，如果自己是冯济真，母亲可能也会像蒋玉芝一样拼尽全力地照顾她。事实是，她正像一个妈妈一样照顾母亲。母亲耳朵不好了，去人多的地方逛街，杨荔钠已经习惯要大声对她说话，反复询问：“你要不要尿尿？”“要不要吃东西？”“你冷不冷？”
（本文选自《三联生活周刊》2024年第10期。参考文献：周子渝、郭芝暄：《错位·对照·共生：21世纪以来华语家庭题材电影中的母女形象及其关系书写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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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版：布雷克 / 审核：小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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