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师变老板，高校的师生关系为何越来越扭曲了？

张从志2024年04月12日约 20 分钟

*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这几年每年都有400多万人报考研究生，一些高校的硕博研究生的毕业人数甚至超过了本科生，出现“倒挂”现象。研究生教育的扩张，已经成为大学扩招的新阶段。然而，以学术产出为核心的研究生培养体系，并未做好学生大规模涌入的准备。导师的志趣、利益也常与研究生的需求和期待产生分歧。在一种不对等的权力结构中，这种分歧更容易被放大，师生关系的张力凸显，最终损害的是教育本身。

主笔｜张从志

实习记者｜魏昭阳

“我为什么换了导师？”

李于的导师2023年评上了一个在学术界分量很重的荣誉，随之而来的本应该是科研资源的倾斜，但这却间接导致了李于和导师分道扬镳的决定。李于是“00后”，在清华大学化学专业读大三，尽管还是本科生，但他们专业大多数学生将来都会继续深造，所以都早早地选好了自己的科研导师，开始进实验室做科研，这也是学校鼓励的。大三学年一开始，李于就联系上系里的一位资深教授，获准进入他的实验室，也确定了自己要做的课题。如果顺利的话，李于将来很可能要跟着这位导师继续读研。

但没过多久，他的导师就评上了荣誉，学术“帽子”加身，更多学生慕名而来，实验室很快就变得拥挤起来。李于最后一次去实验室，本来是和往常一样去做实验，结果那天原本容纳12个人的实验室一下子塞了20多人，一个空位也不剩。“情绪一下绷不住了”，李于当即就决定换组。

李于是以本科生身份进组的，和导师没有达成正式的承诺，换组并不麻烦，也没人阻拦。“作为本科生，我主要是凭着兴趣进组的，完全有可能做着做着感觉不合适了，中途选择退出，都是很正常的。”李于告诉本刊。他后来去的那个课题组规模小一些，人少，但实验室条件不差。“比如一个色谱仪，好一点的要80万，差一点只要20万。之前那个课题组给我们用的就是一台20万的，现在我们课题组用的是一台80万的。”李于觉得还满意。

重庆西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在与学生交流（何蓬磊/ 摄视觉中国供图）

相比李于这样的本科生，到研究生阶段，更换导师就不那么轻松了。2023年9月，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的一篇硕士学位论文在网上走红，论文的题目是《她为什么换了导师——一项导生关系的案例研究》，完成时间为2017年。这篇论文用调查访谈的方法，还原了一个某高校研究生因为研究兴趣和实习计划与导师产生分歧，矛盾一步步演化升级，最终难以调和，只能学院介入更换导师的故事。论文的章节用了很多小说式的标题，比如“遭遇‘下马威’”“苍白蜜月期”“实习风波‘劫’”“相识的尴尬：‘我当时真的特别傻’”“导生情感淡漠：‘对对对’”等，被戏称为“学术圈自己的小说”。这篇论文在网上公开后，目前在知网上的下载量已经接近5万。

导师与研究生的纠葛，如今是大学里最容易引起共鸣的话题之一。在社交网站上，吐槽导师的内容可谓五花八门，再加上这几年屡屡有涉及导学关系的极端事件发生，导师与学生的关系变得更加微妙、复杂起来。

除了科研导师，李于所在的学院还给每个本科生匹配了行政导师。行政导师通常是学院里的任课老师，一个导师带几名学生，每学期请他们吃一顿饭或者喝个咖啡，所以也被形象地称为“咖啡式指导”。很多大学都有类似的做法，叫法不一样，有的叫生活导师，有的叫领航导师，目的都是加强大学生，尤其是本科生与老师的联系。然而，最终大多浮于形式。“我们对这样的交流没什么期待，只是单纯去吃个饭而已。行政老师手里好像是有笔钱，他们的任务可能就是把这笔钱花掉，其实给不了我们很实质性的建议。每次吃完饭还要拍个照，很形式主义。”李于说，他们和行政导师的联系一般只发生在大一大二，到了大三，大家纷纷去找更有用的科研导师，行政导师自然就消失了。

《开端》剧照

导师制最早起源于中世纪的英国牛津大学，是一项延续至今的古老制度。新中国成立后，国内高校学习苏联模式，首先在研究生教育中实施了单一的导师负责制，尽管后来经历改革，但基本内涵未变——“导师是研究生培养的第一责任人”。在严峻的就业形势下，研究生近年来不断扩招，在一些地方和高校，硕博研究生毕业人数甚至已经超过本科毕业生，出现“倒挂”现象。以北京为例，2023年北京硕博毕业生预计为16.08万人，而普通本科毕业生预计为13.61万人。本科阶段，大部分学生与老师的关系都较为疏离，有限的互动仅限于课堂，下了课就谁也不认识谁。但研究生教育作为国民教育的顶端，跟本科教育不一样，研究生与导师之间有传统的师徒色彩，也要求他们建立一对一的、个人性的持久关系。对于埋头苦读十几年的学生来说，如何理解并且处理好这种关系，成了一道难题。

《独家记忆》剧照

2023年底，在海淀区五道口的一家咖啡馆里，本刊见到了宋洋。他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脸圆圆的，头发剃得很短，说话声音细弱，很容易就被周围的嘈杂声盖过。宋洋是福建人，2000年出生，现在是中国科学院大学（简称“国科大”）的直博生，在读博士二年级。国科大校区比较分散，从大一开始，宋洋在北京石景山、雁栖湖都待过，现在搬到了被誉为“宇宙中心”的五道口。那附近几公里范围内，大学和科研院所密布。但宋洋天天扎在实验室里，发愁的是自己课题的进展。和李于的情况有些类似，前不久，他的博士生导师也完成了学术生涯的一次重大跃升。随着导师在学界地位的上升，他感到了更多压力——作为课题组里被寄予厚望的博士生，要拿出像样的成果回馈导师，今后势必更加困难了。

宋洋从大三的时候就跟着现在的导师。国科大本科生很少，大一就可以进实验室，但宋洋那年遇上疫情，一直回不了北京，到大三才找到导师进组。他找的第一个科研导师不太搭理自己，他选择了退组。后来，宋洋选导师的时候就慎重了很多。不仅前期要仔细调查导师的资历、研究成果，还要找师兄师姐打听导师的为人处世风格。“有的老师在你没进组的时候，对你非常温柔，温文尔雅，等你正式进组就换了副面孔。”宋洋说。大部分学生都认同，关于导师，“尽职调查”做得越全面越精确越好，否则就可能给未来几年的生活“埋雷”。

教师权威消解之后

李东风是华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教授、博士生导师，也是“文革”后的第一届大学生。1977年，他以下乡知青的身份考上东北师范大学，如今40多年过去，他即将年满65周岁，彻底退休。“文革”后的那几届大学生，录取率低，入校后，学生年龄差距大，新三届老三届，最大的年龄差能到十几岁。李东风说，当时虽然条件艰苦，但最值得感激的是碰到了一批好老师。

“我们那时候上的课，比如植物学、动物学、生理学等，都是最好的老师才有资格给本科生上课。这批老师经过了10年的压抑，不能上课，不能搞科研，此时重返讲台，很多都已年过五十，所以格外珍惜教学的机会，几乎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培养我们身上，毫无保留。学生也能感觉到老师的用心，所以争分夺秒，你追我赶。师生关系单纯而融洽。我们尊重老师，老师对待我们也像对待儿女一样。”李东风回忆道。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大学校园，知识崇拜蔚然成风，那些学问做得好、课讲得好的老师，常被学生当作心目中的“神”一样崇拜。“我们那时候也看重成绩和排名，但不管你考得怎么样，没有人去找老师讨分数，因为我们相信老师是公正的、权威的。”而现在，有些学生考试不及格会反复地去找老师，有人还会向纪委举报老师，个别极端的甚至以死相威胁。对于李东风这样的老一辈教师而言，这些现象令他们既难以理解，又忧心忡忡。

李东风毕业后留校，先在实验室当了几年助教，后来开始带课。从教40多年的时间里，他带过的各类研究生有上百名。他发现，越早期的学生跟自己越亲近，越到后面越疏远，有的刚毕业头两年，逢年过节还发个祝福，时间稍微一长，就完全断了联系。

1981年，学生在北京大学校园里的长凳上阅读（视觉中国供图）

中国传统的师道文化，赋予教师非常高的伦理地位，所谓“天地君亲师”，老师的排序仅在父母至亲之后，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这套伦理体系瓦解后，教师群体基于社会对知识人的尊重获得权威来源。这种权威被打破过，后来重建，但在新的社会环境下，又开始消解。

宋洋是竞赛生，读高中时便不太待在课堂上，大部分时间，他都是在自学。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从高中到大学，宋洋觉得自己一直能够比较平等地看待老师。不过，这种平等也包含了疏远、淡漠的一面。虽然他觉得自己和高中班上的老师关系还不错，偶尔也会开开玩笑，八卦一下班上谁和谁早恋了，但他认为自己没有特别需要感激的老师，包括自己的竞赛指导老师在内。“因为我的知识大部分也不是他们教的。”他用一种断然的语气说道，“在高中阶段，竞赛的知识老师大部分教不了。到了大学，大部分课上不上无所谓，还是靠课后自学。”

在宋洋这里，老师不是绝对的知识垄断者与传播者，教与被教的恩情淡了许多。事实上，在李东风那个年代作为某种知识偶像或知识权威的教师形象，早已在教育市场化、产业化的浪潮中受到很大冲击。很多受访的学生向本刊提及，在中学时，他们很多课是在校外培训机构上的，到了大学，发现很多老师上课都是讲PPT，还不如去网上自学。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副教授彭湃也注意到了这种现象。他告诉本刊，过去的大学老师在知识上处于绝对高于学生的位置，但是现在的学生可能想学某个方法或者某个工具，老师却一点也不知道。学生就自己到网上去找资料，比如有些学生在大学课堂上高数课，听得云里雾里，但他到B站、知乎或者一些慕课平台上能找到很多课程，讲得更有趣，学起来更轻松。

在潜移默化之中，大学老师在学生中的权威感和认同感不断下降，但等他们进入研究生阶段，扑面而来的又是手握巨大权力，可以左右自己命运的导师角色。很多年轻人对此缺乏心理准备。而且在研究生不断扩招的背景下，走学术道路早已不是读研的主要目的，大部分研究生（包括学术类）毕业后依然会进入职业市场，寻找一份合适的工作。然而，研究生教育的价值排序没有变，导师首先要保证的是学术产出。正是这种错配，导致了导学关系扭曲的一面。

延毕率，是一个看得见的指标，也是很多本科生选择导师的时候必看的指标。以宋洋所在的课题组为例，他们是个大组，全部师生加起来有五六十人，他的导师是里面的“大老板”，组里大部分研究生都是直博生，学制一般为五年，但大部分人都要六七年才能毕业，最长的博士生待了七八年还没毕业。延毕，对大部分学生来说都是折磨人的事情，某种程度上意味着个人失败。李于换导师前的那个课题组延毕率也很高，他估计至少在50%。“延毕的博士生大部分都是课题没做完，有的是因为课题本身难度太大，一个人在规定的学制时间内很难完成；还有的其实是导师的问题，但导师通常不会承认，也没人敢去指责他；此外，还有一种情况是导师主动想让你延毕，因为他觉得你用起来很顺手，出活挺快，就想让你多待几年。”李于说，导师与学生的权力事实上就是悬殊的，“你的评奖评优，你的工资、补贴，你的课题，都要经过他的手。包括你做出来的成果，要不要发表，也取决于他。只要他不认可，你是没法毕业的”。

《机智的上半场》剧照

在生存压力下，很多学生学会了对老师“阳奉阴违”。当他们与导师在研究兴趣或安排上产生分歧时，宋洋说，有的同学就会同时做几个课题，一个用来应付老师，“因为你每周要跟老师汇报，你不能汇报他不感兴趣的”，一个是自己感兴趣的，偷偷做。“导师希望学生与自己的研究方向保持一致，一是因为他懂才能指导你，另外他需要申请项目、评选荣誉，也需要课题组的研究保持一致性，不能被人说是遍地开花，但没有什么东西是精的。”宋洋说，学术圈还有一些潜规则，当你去投稿的时候，遇到有的审稿人发现你原来不是做这个方向的，现在跑到他在的这个领域，可能就会觉得你是在跟人家抢饭碗。“说白了，搞科研有时就是一个四处讨好的过程。你既要尽量和导师的方向保持一致，又要考虑文章容不容易发表得出来。”宋洋说，他自己对基础类研究更感兴趣，但现实又提醒他，不做点应用类的研究，文章发不出来，也不行。

应试惯性的延续

彭湃是1999年上的大学，那是中国高校扩招的第一年。那一年，中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约15%——也就是说，在18～22岁的年轻人中，只有15%有上大学的机会。到2019年，这个数字已经超过50%——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逐渐转变为大众教育。在此过程中，社会的受教育水平大幅提升，但每年上千万大学生毕业，涌入劳动力市场后，也制造了日益激烈的竞争态势。这些压力传导回学校，又给大学教育带来更为深刻的挑战。

时间倒退20年，大学生的处境与如今大不相同。彭湃那一代的大学生，毕业后很少有为找工作发愁的，好一点的大学只要硕士甚至本科毕业，就可以去其他高校或者高职谋求一份教职，而现在，教职要求的学历水涨船高，连博士都不够用了，社会上其他行业也莫不如此。读研的压力也在增加。彭湃记得，他读硕士研究生的时候，发所谓的C刊并不算难，而现在，一个博士研究生想发这个级别的期刊都非常困难。这些期刊也有自身的利益，为了提高自己的被转载率、被引率等指标，一些刊物发的文章越来越长，而版面是固定的，就只能压减发文数量。僧多粥少，学术压力自然愈发地大。

学历通胀，文凭贬值，大部分人做出回应的办法只能是继续获得更高的学历，但留学或者读研，都不是轻松的路。申请国外的好大学，要保证自己的专业排名在前百分之几。而国内的研究型大学，保送比例越来越高。要拿到入场券，大家就开始卷绩点、卷履历，在学生工作、大学生竞赛、实习实践活动中疲于奔命，把大学过成了又一个高中。

有一年研究生面试的时候，彭湃遇到了一个学生，说自己本科总共得了40个奖。老师们算了一下，当时他大学四年还没过完，算40个月的话，那他平均每个月就能拿一个奖。彭湃指着其中一个奖问他在其中做了哪些贡献，这名学生支支吾吾半天也答不上来。彭湃把这种现象称为“踩点式学习”——“只要表上写着拿这个东西可以得分，那我就一定要把这分拿到。”比如当学生干部，规定如果是至少要当一年，有的人就多一天都不会干，干满一年马上辞职；还比如学校要科研成果，但有的学生发不出论文，就去申请专利。市面上，实用新型专利很好弄，花点钱就能买到。如果专利最多只能计算三个，那他多一个都不会搞。

1947年12月，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学生，到胜因院39号费孝通先生寓所请教时合影（视觉中国供图）

黄燕秀是北京一所211大学外语系的讲师，她在自己的专业课上设计了一些课堂小测，原本她觉得是无关紧要的环节，但学生对这些小测的重视程度却超出她的想象，“他们会特别仔细地跟我确认每次小测的范围、重点——很明显是在做一个应试的准备”。因为学生们知道，这些小测的成绩会作为课程的平时成绩纳入到总成绩中。郑鹭是南京一所重点大学的大三学生，在她身边，不少同学到了大三就会去刷绩点，意思就是把之前修过的，但分数不高的课程再重修一遍，把分刷高一点。“我们隔壁宿舍就有同学，每天早上图书馆7点半开门就去了，待到晚上10点半关门才走，回来之后继续在宿舍搞到凌晨一两点。我们满绩是5分，她能刷到4.8分，相当于所有科目平均分98分。”

和很多老师一样，黄燕秀很同情自己的学生们，但也无可奈何。大学规模不断扩张，早已变为一个个庞大的科层组织，师生员工有的高达数十万人，管理机构数不胜数。这使得大学的科层特质变得越来越强烈：管理层级复杂，去人性化，只负责定标准，看数字，让大家都陷入理性的牢笼之中。

“这种踩点式、功利化的学习跟现代大学的精神是完全相悖的，但管理部门倾向于去设计这样的标准，让大家可以踩着点去攒分。”彭湃说。本科教育本应该是成人教育，重要的是长见识，扩眼界，打好基础，要把学生培养成为一个合格的公民，一个完整的人。但现在的大学教育很难做到这一点，进入大学的学生大都经历了十几年的应试教育，这种惯性到了大学没有被打破，反而是在延续，甚至继续发扬。“我们认为培养硕士、博士研究生，是要为拓展人类知识的边界服务。但从小这样培养的学生，到了研究生阶段，怎么可能去创新？他们可能连提出问题的能力都不具备。”

很多大学都实行了评教制度，一门课程结束的时候，让学生给教师打分，本来是为了提高教学质量，增进彼此的联系、互动。“但这个东西一旦被用来当作管理工具，而背后的管理者跟它距离又很遥远，比如教务管理人员跟你这个专业没有关系，他完全不能理解这些事，他就只能看数字，所以一旦把这个指标抬得很高，反而可能会给老师造成伤害，甚至你连辩解的余地都没有。”彭湃说，在现实中，大部分学生都是把评教当作任务，而特别认真的，反而可能是对某个老师有敌意的。

在一项为期四年的针对国内本科生的调查中，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鲍威发现，国内高校大学生仍然沿袭高中阶段的超负荷学习模式。据统计，大学生平均每周课内外学习时间总量达39.6小时，其时间配置占比为72.3%，远超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高等教育研究中心实施的全美大学生调查中显示的28小时总学习时间。

《开端》剧照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的一位老师对这种现象也感到非常担忧。前不久，他看到一个大四下学期的学生发了一条朋友圈，觉得一阵心酸。这名同学在朋友圈感叹自己到大四学分终于修够了，可以选自己想听的课了。“我们的同学都很拼命，很多都有辅修专业，到期末考试，有些人要考八九门课。”这位要求匿名的老师认为，上大学，绝不是上几门课、拿多高的分就可以了，至少人文学科不应该是这样。“你想想，那些整个大学一节课都不逃的孩子，他得有多乖，换一句话说，他得有多可怜。其实大学教育根本不需要你全面都懂，你不懂的可以以后再自学，但你需要对某一个问题、某一个人物或者某一个概念、某一段历史产生真正的好奇心，然后不断去阅读，去思考，去谈论，这样才可能找到学术兴趣，才可能培养出独立心灵。”

而且，到了研究生阶段，通过刷绩点来获得正反馈的学习模式往往行不通了，研究生最终比拼的是大家的学术能力。但不管是人文社科还是理工科，学术研究自有其客观规律。有些课题的周期往往是以年为单位计算，不确定性很大，即使在同一个师门之内，有的人出成果快，有的人出得慢，有的人是头一两年捷报频频，有的人则属于后来居上。如果心态无法摆正，急功近利，就会刺激人产生学术不端的念头，抄袭、造假，自毁前程。

师生边界在哪儿

如果说学生被困在了绩点之中，他们的导师则陷入了另一种困境当中：不断地申项目，出成果——学校对教师的考核，其个人的升迁、发展均维系于此。这种两头催逼的环境，也是导致师生关系充满张力的原因。“导师希望学生能够给他出更多的、更高层次的成果，但是学生想的可能是我只要能毕业，拿到学位就行了，你想让我继续往前冲，我就不干了。”李东风说。

彭湃之前做过一个导学关系的研究，发现年轻的、资历相对较浅的老师对学生管得会更多一些，他把这种叫作控制型的指导。“因为年轻老师面临的学术压力更大，他要求得到自身发展，就必须更加积极地去指导或管理学生，从而把环境带来的压力也转移到了学生身上，一旦处理不当，就造成师生关系的紧张。”在研究生的满意度调查中，理工科的整体排名通常比人文社科类低，究其根本就是牵涉的利益关系太多。“比如工科，需要导师出课题、出资源、出平台、出设备、出经费，学生就要去干活、出活，否则就没有更多的成果去支撑导师继续申请课题。科研也像流水线一样，要不断地循环，实验室或者课题组才能生存下去。所以导师对学生就有更高的要求。如果学生没有达到，师生就会产生冲突。而人文社科类的学生对导师的学术成果贡献度相对较低，因为文科主要靠动脑子，特别是硕士生进来，可能刚开始还给老师干不了什么活。”

国外大学里为学生提供帮助的专业人员

“我们总说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世界一流大学是怎么来的？就是用指标堆出来的。”彭湃解释说，比如上海交大做的世界大学学术排名排行，就是看你的校友里有多少诺贝尔奖或菲尔兹奖得主，或者你的老师里发过多少Science、Nature、CELL这些国际顶级期刊，再次一点，看SCI论文的数量、被引率。科学研究在大学排名里是最容易有显示度的，也是出成绩最快的。“比如我引进来一个牛人，他可以发很多高水平的文章，一个学科的科研水平就能很快上去。但是，大家都忙科研去了，教学就成了一个良心活。”

李东风的研究领域是鸟鸣学，在国内属于特别小众的学科，这个方向最初就是李东风的博士生导师、东北师范大学生物系教授蓝书成开创的。研究者认为，鸟鸣是一种后天习得行为，跟人类幼儿时期学说话一样，在语言学习的过程中也需要大脑的神经结构来接受、处理和加工信息，所以鸟鸣学通过对鸟类声音、解剖结构的研究，可以帮助人类了解自身的学习认知过程。“像鸟鸣学这种偏僻冷门的学科，不容易出成果，放到现在，一个年轻的博士要进来做，没有学校的支持，估计很难坚持下去。”李东风告诉本刊。

“我们现在学术界很多研究都是跟风式研究，国际刊物上发了一篇文章，国内很快就有一大帮人一拥而上，跟着做。很多人是什么容易发文章就做什么，而不是看自己的学术兴趣，或者要解决真正的问题。”李东风当年在东北师大有个同事，是一个搞植物育种的老教授，退休之前，想留一个研究生一起做育种，但学生不干。他说老师你这辈子已经干出名堂了，有了声望，学校对你也认可，我作为一个年轻老师，要是跟着你干几年出不来文章，职称升不上去，可能就被学校淘汰了，饭碗都成了问题。“搞育种很辛苦的，田间地头，风吹日晒，而且成功率极低。有不少人搞了一辈子育种，到最后也没培育出一个新品种，但你能说他这辈子什么也没干吗？”

无论如何，学生和导师，都需要重新理解彼此的角色和期待。我们采访的大部分师生都认同，导师与学生的关系，最理想的状态是彼此尊重，同向而行，共同努力来达成目标。但在大部分时候，研究生与导师的关系边界依然模糊。这导致有些导师一心忙于自己的事务，对学生不管不问，有的则把学生变成了私人秘书，控制与剥削。这些年，随着一些极端案例的发生，过去被忽视的导师与学生之间的权力结构，也受到更多的审视。宋洋说，他们总结过几种令人反感的导师“阴间”行为：一种是不懂装懂，瞎指导，还不让人反驳；一种是贬低、辱骂学生，人身攻击；还有一种是资本家导师，自己出去创业，开了公司，要学生拼命地给他干活，又不想给你做研究的经费，把学生当作廉价劳动力。

对宋洋而言，导师只要给资源，学术上提供指导，其他的不管太宽，做一个熟悉的陌生人也足够了。但是，也有很多人对导师有更多期待。在某985大学风景园林专业读研一的王娅告诉本刊，她读研的时候，对一个好的导师的想象是：“他的师门要像一个大家庭一样，人和人之间相处友善。一方面你可以从学长学姐身上学到很多，一方面，你会观察导师的言行，他对学术的态度对世界的看法，对学生肯定会有潜移默化的影响。”

《追光的日子》剧照

很多专业的研究生会把自己的导师称为“老板”，一些学校也确实要求导师在招收研究生的时候就从自己的项目经费里留出一部分用在学生身上。在一部分人看来，这是师生关系的一种异化，基于交换原则的师生关系比较庸俗。但彭湃认为，在一些学科，尤其是实验室学科中，倒应该澄清并且承认导师和研究生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雇佣关系。“我们过去老是避讳去谈这种雇佣关系，但它又是真实存在的，不承认反而会带来更多问题。”彭湃提到前不久美国佛罗里达州要求所有州立大学不准录用中国的研究生和博士生。“这个时候，谁的抗议声最大？不是学生，而是他们学校的老师。因为这些学生给他们做助理，相当于他们的雇员，你不让他们来，优秀的学生就跑到其他州去了，学校和老师也会受损。”

彭湃是在德国读的博士，他介绍说，在德国，导师和学生之间也要签协议，你干多少活，拿多少钱，师生之间有比较清晰的权利和责任边界。“德国社会把博士生本身也当作一种职位，只不过他还属于学徒阶段，所以拿的工资大致相当于正式职位的一半到四分之三。所以师生之间存在契约关系并不是一件可耻的事情，避而不谈反而会造成各种问题。”

（本文选自《三联生活周刊》2024年第2期，文中李于、宋洋、黄燕秀、郑鹭、王娅均为化名。实习记者王泽玮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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