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最高分华语片，戳破了中产家庭的“鸡娃”悲剧

卡生2024年04月26日约 7 分钟

*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记者 | 卡生

以下内容涉及剧透，请谨慎阅读 “我不是什么重要的人，如果有一天我离开也很快就会被人遗忘……” 《年少日记》在第42届金像奖中包揽了12个提名，该片监制是尔冬升，导演卓亦谦则以这部处女作获得了最佳新人导演。近些年，香港年轻电影创作者的关注视角开始从过去大众印象里的造梦江湖转向略显沉重的现实命题，一方面，是年轻创作者成长环境的巨大改变，他们更深切地体察到社会矛盾的渗透，另一方面则是近些年香港电影界对新生代创作的支持。尔冬升曾经聊起，在给《年少日记》做监制时，并不会从商业角度来看这部电影，“首部剧情电影计划”涌现了一批对现实关怀的年轻导演，也给略显落寞的香港电影带来了新的气象。

《年少日记》剧照仅是四月，前后就有这样两部现实主义题材的香港电影上映。一部是《白日之下》，另一部则是今天要聊的《年少日记》。说实话，这两部电影痛点十足，都需要观众做好心理建设。两部电影颇有一些相似之处，都是用锋利的笔触揭开香港社会的阴暗面，前者是无家可归的养老病患与残疾人的悲歌，后者则聚焦于中产精英家庭狼性教育下的青少年之殇。《年少日记》4月19日在内地上映之后，观众在豆瓣上给出了8.5的高分。故事采用双线叙事，某高中班的班主任郑老师无意拾得一篇被遗弃的遗书，“我不是什么重要的人，如果有一天我离开也很快就会被人遗忘……”，在寻找谁是遗书的主人的过程中，郑老师少年时期的尘封记忆也将被打开。

前半段回忆中，郑老师的家庭故事以日记的方式就此展开。郑家有两个孩子，哥哥郑有杰和弟弟郑有俊，父亲是一名声名显赫的律师，母亲则是优雅的家庭主妇。在这个人人羡慕的家庭里，弟弟郑有俊弹得一首好钢琴，学习名列前茅，受到父母的优待，哥哥在弟弟的对比之下，成绩垫底，永远弹不好钢琴曲，他的平庸资质在功成名就的父亲看来是一种耻辱，所以每一天都活在父亲的责罚和弟弟优秀的阴影下。而更让人心碎的是，郑有杰并没有灰心丧气，他站在天台上给自己打气，“垃圾郑有杰加油”，他渴慕拥有父母的赞美和弟弟的尊重，但在一次次的努力中，他依然是那个成绩垫底，学不会钢琴的失败者。

郑有杰这个孩子的角色让人信服，在他身上没有泛滥低迷的情绪，而是洋溢着天真灿烂的希望，他每天用玩偶和励志漫画鼓舞自己，“只要长大了，一切都会好起来”，这恰恰是导演卓亦谦对这个严肃的题材处理得非常巧妙的地方对于如此严肃的题材，他在把握孩子情绪时轻拿轻放，但这也是这个故事的扎心之处—— 如果平庸是一种错误，那么努力是获得爱和关注的方法吗？ 这是导演抛给家庭教育中父母的难题。似乎郑有杰从天台上一跃而下的毫不犹豫，给了我们答案。

卓亦谦没有想到，这样一部夹带了许多个人伤痛叙事的电影会获得如此多的共鸣。《年少日记》缘起于他在少年时期的遭遇。在采访中，卓亦谦自称为“永恒的失败者”，他就是那个学习不好的小孩，大学时期他收到过一封好友轻生的遗书，“阿卓，你帮我保存十年吧，十年之后你可以把故事说出来。 ”卓亦谦无数次想要放弃，甚至在做剪辑的两年里，他时不时地会觉得自己没有把这部电影拍好，担心会吓跑观众。支撑他一路走下来的，是讲述这样一个故事的初衷—— 精英文化教育的鸡娃弊端所引起的社会矛盾正在日益加深 ，这是一个创作者无法回避的事实。

香港大学香港赛马会防止自杀研究中心发布了一组数据，2022年香港每10万人中有14.5人死于自杀，15至24岁的青少年自杀率从2014年的6.2急升至2022年的12.2，创下历史新高。这些冰冷的数字背后承载了多少让人心碎的故事？卓亦谦曾经在轻生朋友离世之后，不断地质问自己，为什么看不到朋友的需要？如果和对方吃个饭，多聊几句，会不会事情就不会变成这样？《年少日记》的前半段故事展开的方式在我的预料之内，但其中有一个巨大的转折点，是让我在电影院里失声痛哭的片段，就是在郑有杰跳楼自杀之后叙事视角的转变。影片的前半段，观众会一直被一种惯有的叙事套路代入，郑老师应该是那个失败的励志者哥哥，当看到郑有杰的遗照时，才猛然发现，那个翻开日记本的人是郑有俊，哥哥的失败，永远定格在了十岁。这不是一个通过努力对抗平庸而成功的逆袭故事，就像这个电影的英文名“Time still turns the pages”，翻译过来的意思是“时间翻开的篇章”。时间是否能治愈成长的伤痛？或许能够回答这道题目的，只有经历过，且挺过来的成年人。哥哥轻生之后，母亲无法面对而选择了离开，父亲从此一蹶不振独自带大弟弟，而弟弟则把哥哥的轻生归咎于父亲的过失，直到多年之后，父亲躺在病床上，他依然没有办法原谅对方。

曾经被父母优待的好学生弟弟郑有俊的视角给故事带来了一种强烈的反思氛围。这个巧妙的反转也是卓亦谦在写这个故事时最为费心的地方，一个青少年的死亡串联起了过去和未来，也串联起了社会、家庭和学校的三重结构。是什么杀死了十岁的哥哥？是父亲的责罚和语言暴力？母亲的懦弱与隐忍？弟弟的漠视？这个叙事视角的转变跳出了原本的日记内容，让我看到了青年创作者的勇气。故事的后半段，针对哥哥的坠楼死亡剖析里，一些曾经出现在日记中的画面构成了新的叙事。比如，当父亲在痛扁哥哥时，妈妈在一旁辅导弟弟写作业，弟弟两耳不闻窗外事。当哥哥跟妈妈提出，想要去看心理医生时，妈妈说，心理医生是给精神有病的人准备的，你哪里有病？失眠的哥哥也曾向弟弟求助，“弟弟，你睡了吗？能不能帮我看看作业”，弟弟则让哥哥不要打扰自己睡觉。弟弟在父亲的偏爱之下，无法理解哥哥的平庸与失败，甚至还一度十分享受父亲盛赞带来的优越感。

影片中的家庭结构并没有太多缺憾，既没有酗酒的父母，也没有霸凌的同学，而是一个看上去衣食无忧的中产精英家庭。当然，在这个家庭里有不为人知的权力不对等，这种不对等是悲剧产生的根源。父亲永远会标榜自己才是一家之主，妻子无意在捐赠书上签下自己的名字让他恼羞成怒。在强大的父权面前，哥哥的遭遇是如此理所当然。东亚社会里，这种以爱为名的棍棒教育背后的本质是什么？影片里有两个地方处理得很微妙。一场戏是父亲在书房里责骂郑有杰，他说，“你已经十二岁了”，这时候儿子说，“我只有十岁”。还有一场戏是父亲向弟弟忏悔说，“你哥哥死了之后，我已经不记得他的样子，我只记得他总是说对不起”。回到影片开头，几位老师在商量如何找出那封写遗书的学生时，一位老师说，谁没有年轻过绝望过，或许只是一个恶作剧？ 打骂与责罚之外，漠视与忽略才是更要命的帮凶。

相比同期上映的《白日之下》，《年少日记》的矛头并不仅仅指向社会结构的系统问题，而是由事件的亲历者弟弟书写了一封给哥哥的忏悔书，从更内化的视角直面问题的核心。哥哥的离去，就像是给这个家庭套上的“罪与罚”，我注意到一个细节，被父亲称为“天才”的弟弟家里看不到钢琴的踪影。成年之后，当弟弟面对深爱的人，也没有勇气成为一名父亲。他并没如父亲设想那样，成为多么了不起的人物，而是替哥哥成为了一名教师。影片的结尾定格在郑有俊对即将高考的25名学生的一场谈话中， “不要忘记，有人关心着你，不要封存自己，阴霾总会过去” 。这大概是导演回应这个沉重母题的美好愿景，它或许很无力，但即便如此，可能也曾照亮了那些平庸而努力过的失败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