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872天徒步穿越中国的美国人

陈璐2024年07月08日约 26 分钟

*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5月28日，我们与保罗·萨洛佩科在大连金石滩的硬石酒店碰头，这是他去年12月31日签证到期前徒步的终点，也是他这次重新出发的起点。当保罗终于坐定后，早餐桌上的讨论迅速从当地的气候转向了近期格鲁吉亚频繁骚乱的混乱政局。或许没有人比他更适合谈论自己对这个世界的独特理解。这位头发花白的美国人，曾两度获得普利策奖，有着丰富且精彩的人生阅历，如今正独自进行一场堪称宏大的人类徒步旅程。

记者｜陈璐

摄影｜黄宇

“永远的行走”

自2013年1月开始，作为美国国家地理的探险家，已经50岁的保罗·萨洛佩科（Paul Salopek）踏上了一段漫长而持续的全球徒步之旅——“永远的行走”（Out of Eden Walk）。他将致敬百万年前走出非洲的第一批人类，沿着人类走出非洲的古老迁徙路线，从埃塞俄比亚裂谷的智人化石早期发现地——赫托布里（Herto Bouri）出发，一步步走过中东、中亚，穿越中国，进入西伯利亚，再从北向南穿过美洲大陆，计划于2027年到达南美洲最南端的火地群岛（Tierra del Fuego），那是所有大陆上最晚有人类定居的地方。

王雁、保罗·萨洛佩科、陈璐和王胜伊（从左到右）一起从大连启程

“永远的行走”是一次旨在用纵深的历史观照当下的旅程。保罗选择以每小时3英里（4.8公里）的速度周游世界，这是他认为的“人类在生物学上自然的运动速度”。在这个过程中，他试图让自己沉浸在更新世（Pleistocene）的心态中，进行一场“慢叙事实验”。

他成为一个行走在时间长河中的旅人，用脚步丈量着过去和现在的交汇点。步行如同一种原始的仪式，能够将人们带回到那个还未被现代化侵蚀的年代。在他看来，汽车和飞机等现代交通工具，作为人类文明的标志性发明，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的行为和思维方式。如果我们选择放慢脚步，每一步都是对那个在快速变化的世界中逐渐被遗忘的过去的重新探索。

2021年9月，保罗从云南开始了他的中国徒步之旅。在此之前，因为缅甸内战和疫情，他已有近20个月没能行走。当中国关闭边境时，他正住在曼德勒的一家廉价旅店，原计划停留两周完成写作。然而，疫情暴发，曼德勒城里一片混乱，没人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保罗的步行伙伴建议他去北部的村庄避难，他便去了，在村里写作，还帮忙收稻子。疫情在12月开始，两个月后，战争爆发。保罗在仰光更新签证时，战争也蔓延到那里。他意识到无法从缅甸步行离开，因为北部的战斗变得激烈。于是他做出艰难的决定，飞往中国上海入关，赶在国际航线停运前离开——这是他十年来第一次坐飞机。

保罗·萨洛佩科希望尽量沿着大连的海岸线行走

幸运的是，当保罗从保山的汉庄开始他的旅程时，发现这里与缅甸有着深厚的联系。不仅许多汉庄的家庭都有在曼德勒的亲戚，而且他们的生存环境也非常相似：同样的少数民族，同样的经济结构，同样的热带雨林和农业。这段旅程成了很好的过渡，让他逐渐适应了新的环境。

此后，按照胡焕庸画出的瑷珲—腾冲人口分布线，保罗一路穿越云南、四川、陕西、山西、河北、北京、辽宁、吉林、黑龙江。到2024年6月3日从烟台乘船离开中国时，他在中国总共行走了872天，走了6800公里。按原计划，他本打算从东北穿越中俄边境进入西伯利亚，但由于政治局势紧张，他不得不改变计划，先前往韩国和日本，边徒步边等待。如果到那时局势仍未缓解，他将不得不放弃俄罗斯，继续原定的其他行程。

为什么选择“胡焕庸线”？保罗说他只是用尺子在中国地图上标出了一个穿越中国的最短距离。他解释这并非开玩笑，因为中国太大了，即使是这条最短路线也需要至少两年时间来完成，而这已经是他徒步过程中花费时间最长的国家。

“胡焕庸线”是一条基于人口密度划分的假想线，保罗并没有在徒步过程中刻意去寻找它的痕迹，但他记得自己的第一个徒步伙伴李斌（音译）住在腾冲，正好位于这条线上，他对“胡焕庸线”有着非常有趣的看法：在“胡焕庸线”以西，人们的生活更多是精神化的，比如佛教徒和伊斯兰教徒，他们专注于修行；而“胡焕庸线”以东，人们则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更注重物质财富的追求。而他自己刚好住在这条线上，就像生活在阴阳之间，平衡而有趣。保罗对此无法多作评论，这大概只是李斌的一个玩笑。不过他很高兴自己选择了这条路线。从西南到东北，这条路线让他接触到了中国文化和景观的多样性。他回忆在云南西部，从一座山上下来，会听到人们讲纳西语；在另一边，又听到了彝语；再从另一条山谷上来，则是康巴藏语。他听说云南有26种不同的方言，而在旅途中，他感受到了其中许多，仿佛在“徒步穿越一个正在消失的中国”。

从云南到四川，保罗感受到了生物多样性的保山，进入了古老的茶叶之乡，走过了超大城市成都，再向北进入陕西，沿着丝绸之路到了西安，穿过了真正的地理边界秦岭。这条边界线划分了中国的南北，带来了湿润与干燥气候，以及不同作物的对比。接着，他进入黄土高原，沿着具有革命历史意义的长征路线进入山西，穿过黄河，欣赏到了明代的历史建筑。最后，他来到了北京，进入东北，感受到了清朝的历史。

当我们从一片小树林穿出来后，保罗正在帮潘潘翻越围墙

在每个国家，保罗都会在当地寻找徒步伙伴一起走。这些人里有户外向导、博物爱好者、考古学家、历史学家、金融从业者……他们来自各行各业。不少人是通过各种报道或他人的介绍了解到保罗，并主动联系了他。在中国，陪伴保罗行走的徒步伙伴多达30人，是他迄今为止拥有徒步伙伴最多的国家。其中最知名的，莫过于北京大学的历史学家罗新。当时，保罗在云南有一位徒步伙伴，他是罗新的读者，随身携带的《从大都到上都》序章中，罗新将保罗的行走视作“当今最伟大的徒步旅行”，并将自己从元大都到元上都的徒步视为对保罗的致敬。保罗得知后，通过邮件联系了罗新。罗新称这是他收到的“人生中最好的一个礼物”，甚至为了能与保罗同行，表示要做到随叫随到。后来，罗新不仅自己抽空多次与保罗徒步，还带着儿子一起加入其中。

我告诉保罗，两年前，我也曾联系过罗新，想要加入他们的旅程。那时，我已经到了四川，却因为疫情和酷暑最终未能成行。保罗听后，嘴角下耷，做了个大大的遗憾表情，表示旅程里这种意外时有发生。不过，这次我终于有机会加入其中，与他一起完成离开中国前的最后70公里路程。

最后70公里，从金石滩出发

金石滩的早晨，海风轻拂，阳光洒在金色的沙滩上。出发前，保罗打开了他的GPS，确保这次起点能与上次的终点连接起来，保持路线的连续和完整。那是一部使用多年的老旧设备，在如今手机可以轻松胜任这些功能的时代，显得有些过时。但他喜欢这些老物件，从他的装备上就能看出来：磨得发白的双肩包、两个在云南时朋友赠送的手工斜挎包，以及一双破了个洞的徒步鞋。

和他漫长的旅程相比，保罗的装备看起来过分少了些，甚至显得不够“专业”。除了那双迈乐徒步鞋，他的装束并没有特别的“户外”风格，倒像是一个在山间漫步的普通老人。保罗不是特别在意装备的人，这双鞋还是因为朋友看不下去，两年前送给他的。过去的徒步经验告诉他，携带的东西越少越好。

徒步中的保罗

此次担任保罗“官方”徒步伙伴的是潘潘，她早年从事通信和互联网行业，后来创业做文化旅游，这已经是她第四次加入保罗的徒步了。她告诉我，别看保罗脖子上系的那块小方巾不起眼，但用处很大，既可以系在脖子上保暖，也可以围在面前遮挡风沙，还可以绑在头上防止汗水流进眼睛。他有两块这样的方巾，价格便宜，却舍不得丢。有次不小心落在了一个酒店里，他甚至请对方给自己邮寄到下一个地点，邮费的价格甚至超出了新买一条的价钱。

保罗希望尽可能沿着大连的海岸线行走。抵达海滩后，他示意我们蜿蜒的海岸线尽头是此行的终点——大连湾。从那里，他将乘船前往烟台，再从烟台渡海抵达韩国仁川。这是他徒步旅程中第三次选择坐船。第一次是在红海，从非洲到沙特阿拉伯；第二次是在里海，从阿塞拜疆到哈萨克斯坦，那里海域太大，无法绕行，只能乘坐货船继续。过去的11年里，保罗一直坚持步行，尽可能避免乘坐现代交通工具，全程如原始人般用双脚丈量世界。只有在万不得已时，他才会选择乘船，以保持与地球的连接。“如果我不能步行，至少也要在水面上，就像古人一样。”这次，他将渡过黄海。

在加入旅程前，我其实完全不知道这段行程的路线是怎么回事。提前查阅的资料里，保罗的徒步看起来像是风餐露宿的山野穿越，有时甚至需要露营设备，在荒野中过夜。负责沟通联络的王胜伊打听了一番后告诉我，这次行走几乎都在市里，沿途有酒店入住，轻装上阵即可。保罗笑着说：“你加入的这段刚好基本是个city walk，但我尽量给你们设计些野外路线吧。”

他的语气中带着一丝调皮，却也透着认真，因为他自己总是倾向于选择那些远离国道、省道和主干道的小路。即便是在大连这样的旅游城市，保罗也能把旅途变成一场冒险。前方挂着“前有恶犬”的警示牌，但他没有打算停下脚步，毫不犹豫地继续向前。沿着海岸线的道路经常被悬崖峭壁或人为的路障截断，但他总能在附近发现一条被遮蔽或废弃的小径。大部分依靠现代导航的人都失去了寻路的能力，而他就像古人一样，时常在油田、沼泽、树林里寻找道路。他说，很多风景或故事在攻略或地图上都找不到，必须亲自走进去才能发现。一路交谈着，当我们终于偏离常规的徒步路线时，这座素以干净整洁著称的海滨城市，开始展露出自己的另一面。

沿着一条黄沙覆盖的道路，我们来到了临海的高地。这里的空气中弥漫着咸湿的海风和淡淡的鱼腥味，一辆载满海带的大卡车轰隆隆地驶过，扬起的黄沙如同一片金色的幕布，遮住了我们的视线。对于从小生活在内陆城市的我来说，这样的景象既陌生又震撼。记忆中的海带，总是整齐地出现在餐桌上，我从未想过它们竟然如此巨大，每片都有我两只手掌那么宽。

误入海产品加工厂后，保罗对女工们的工作产生兴趣

我们闯入了一个繁忙的海产品加工区。简陋的棚屋下，一群女工正忙碌地处理着堆积如山的裙带菜。保罗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请我帮他向女工们问几个问题。当我们走近时，这些女工们抬头看着这张陌生的白人面孔，脸上露出了热情而好奇的笑容，却并未停下手中的活儿。

原来，这些裙带菜是从韩国进口的，在这里经过人工处理后，再被运回韩国。她们用灵巧的手指将裙带菜撕成细细的长条，这些长条最终会出现在大洋彼岸的餐桌上。“因为在韩国，没人愿意做这些活儿。”一位女工解释道，语气中没有一丝抱怨，反而带着一种自豪和满足，因为她们知道，这些工作能为她们带来金钱。她们的工资是根据处理的产品质量来定的，质量高的产品能带来更高的报酬，多的时候一天能赚四五百元。聊天的间隙，我和其他几位徒步伙伴也试着帮忙对面前的裙带菜进行处理，但不到几分钟便被迅速叫停，“就你俩这速度，一天也就挣10块”。

继续向前，海产品加工的整个流水线逐渐显现。机器的轰鸣声与工人的叫喊声混杂在一起。一个圆脸的年轻男子正在一个浸泡着浑浊海水的深坑里忙碌，他显得十分羞涩，对我们的问题大多不予回应。多年前，保罗曾有在渔船上工作的经验，他仔细观察后，告诉我们他大概是在用盐水浸泡海带，以除去其中的水分。那位年轻工人点头认可。

保罗对农业很感兴趣，他称这源于他内心深处隐藏的农民情结。虽然在美国出生，但他的童年是在墨西哥中部的乡村度过。那是一个如今已被大城市吞没的村庄，公寓和高楼取代了昔日的田野，但童年的记忆依然鲜活。“我玩伴的父母是农民，当农忙季节到来时，他们说，‘嘿，我今天不能玩，我得去我爸的地里干活儿’。于是我也会跟着他们一起去。”

在他的旅程中，有80%的时间都在农村地区度过，不仅在中国如此，世界各地亦然。他对农民感到亲切，对动物也很熟悉，可以与农民轻松交流，“比如他们谈论马时，我也懂一点。这创造了一种轻松的关系，对我来说很幸运”。离开时，保罗嘱咐我向那些工人们转达他的感谢。他知道这些工人的工作能够为他人提供食物，是多么的重要。“我对这样的人非常尊敬，他们做着重要的工作，却得到很少的回报。”

保罗友善地拍了拍迎面而来的一位本地大叔的肩膀，大叔奇怪地嘟囔了句“怎么来了个老外”

那些关上门的人和敞开门的人

保罗本科学的是环境生物学，但毕业后没能找到相关工作。他跟随商业船队捕过虾，捞过扇贝，也给人砍过甘蔗，人生轨迹充满了偶然与变数。一次赶赴出海途中，他的摩托车抛锚了，为了赚取修车费，便在当地社区报纸找了份工作，这才走上了记者的道路。

大连海湾里，船只如织，沿途垂钓或捕捞的市民们，忙碌且宁静。这些景象，多少唤起了保罗在渔船上工作的记忆。海上的生活，在保罗印象里总是那么嘈杂。渔民们如同海上的农民，驾驶着“拖拉机”在无边无际的海洋上耕耘。然而，奇怪的是，在他的职业生涯中，认识的渔民中有一半不会游泳，他自己也不会游泳。或许是一种宿命感，让他们宁愿不学游泳，因为在北大西洋那样的地方，水太冷，一旦落水，会在6分钟内被夺去生命。因此，船就像渔民的母亲，只有保持靠近母亲，才能活下去。作为谋生手段，渔民的危险程度比煤矿工人还要高出6倍。在美国马萨诸塞州的格洛斯特，有一个纪念死去渔民的纪念碑，上面刻着成百上千的名字。

他给我讲了一个发生在印度洋上的故事。一个暴风雨之夜，一个渔民掉进了海里。附近所有的船都停下来找他，用探照灯轮流搜索无果，直至数日后，人们终于在一艘船的渔网里发现了他的尸体。他们把他和虾一起冻在机器里，继续捕鱼，因为捕鱼是他们的生计。当船终于回到港口时，那个渔民的家人们在码头上等待，他的妻子穿着黑衣，面纱覆盖着脸，而他的尸体被冻得坚硬，与冻虾一起被卸下船。

我对这个故事感到深深着迷。保罗确实有讲故事的天赋。尽管他也从事摄影和纪录片制作，但写作始终是他的最爱。徒步间隙，他争分夺秒地阅读。他向王胜伊借了本《鹅之书》（The Book of Goose），承诺在离开中国前归还。这是华裔女作家李翊云的新作。他希望自己能关注更多年轻作家的作品，保持阅读的品位，因为他无法忘记是什么最初吸引他进入写作领域——童年时期那一本又一本带给他无尽欢乐的书籍。内心深处，保罗始终是那个随父亲迁居墨西哥的男孩。他引用了美国诗人路易丝·格吕克（Louise Glück）的一句诗：“你在童年时发现世界，之后的一切都是回忆。”

对于人生，保罗没有太多规划，很多时候都是随遇而安。他尝试过很多事情，直到发现人们愿意听他讲故事，于是他决定继续讲下去。或许，这就是他的生存方式。超过10年的徒步旅程给了保罗无数精彩的故事，但在我们这段70公里的路上，大部分时候都是平淡而重复的行走。沿途的风景缺少变化，遇到的人和事也都稀疏平常。大家时常陷入关注脚下一步又一步的沉默之中。

结束24公里的首日徒步后，隔天起床时，我感到小腿有些酸胀。这天，从上海赶来的Frank带着妻子和儿子也加入了行程，他们也是专程来和保罗告别的。这位小男孩名叫Felix，今年11岁，英语流利。去年在零下十几摄氏度的东北，他曾跟着保罗在一天里完成了32公里的行走，是保罗徒步伙伴里年纪最小的一位。

土耳其安纳托利亚，2014年。国家地理探险家、作家保罗·萨洛佩科牵着他的骡子穿过土耳其东部的一个小村庄〔图片来源：国家地理“永远的行走”；摄影：约翰·斯坦迈尔（John Stanmeyer）〕

保罗很喜欢Felix，沿途时常跟他讨论为什么会有潮汐、水坝是如何作用的等各种问题。在一个堆满贝壳的海滩，保罗掀起一块石头，露出了下面的小螃蟹。他问Felix，“如果你被困在这里，没有食物，你会怎么办？”Felix摇了摇头。保罗笑着说：“如果是我，我会收集这些螃蟹，再利用石头生火来烹饪它们。”实际这几年，比起写作报道，保罗在徒步过程中更多地加入了和年轻学生的交流项目，已经有超过6万名学生在32个国家的课堂上跟随过他的脚步。这对他来说变得越来越重要。

大概因为有了小朋友的加入，保罗比之前更频繁地建议休息一会儿。一路歇歇停停，穿过树林，翻过小山，海岸线又近在眼前。这似乎是一片工业厂区，被围起来的宽阔场地里停满了各色车辆。大家猜测这些可能是将要通过海港出口的汽车。正当我们打算沿着眼前出现的水泥路向海边走，一辆黑色的巡逻车突然停在了我们面前。

“你们怎么进来的？”两位身着制服的保安警惕地打量着我们。我们往远处的小山丘一指，示意是从那边徒步过来的。“我不管你们从哪里来的，总之这里是禁止进入的区域，你们怎么来的怎么回去。”他们强硬地指示。

这令我们有些蒙。毕竟我们徒步了一两小时才翻过那座山头，如果回去，不知道今天还得走多少公里。在我们的轮番恳求下，保安终于松了口，示意我们虽然不能走马路，但可以从前面的工地穿过，他们不管。可当我们踏上工地时，又被建筑工人拦住，表示这里禁止闲杂人等穿越。几番争执下来，我们终于得以沿着工地中间的一条布满车辙的道路出去。工地的尽头其实没有路，只有一排铁栅栏，铁栅栏外就是城市建筑。当我们一行人利索地翻越铁栅栏后，发现那辆巡逻车正停在外面，估计是在观察我们是否真的出来了。我将全部交涉的过程告诉了保罗，他迅速表示理解：“永远是规则与现实角力。”

除了偶发的误会与争执，徒步过程中，我没预想到的一个困难是，如何给保罗找到可以留宿的酒店。虽然见面时，潘潘很高兴地告诉我，就在出发前不久，政府再次强调任何酒店都不得拒绝外籍人士。但因为过去“涉外酒店”的历史，许多小城市在实际执行中情况仍有差距。潘潘沿途一直忙碌地打着电话，寻找那些确实愿意接待保罗的旅馆。

通常，潘潘会将可以住宿的宾馆作为一天徒步的终点，设计大约30公里的路程。然而，之前在辽河油田徒步时，有一天她因为沿途村镇旅店的反复拒绝，不得不走了36公里，比原计划多出10多公里。当她终于来到一个据说可以接待外宾的镇子时，已经累得一步都挪不开了。旅店的老板娘给潘潘倒了杯水，态度和善，立场却十分坚决，宁可倒贴20块钱给潘潘打车，也不愿意接待保罗。气得潘潘忍不住质问：“为什么要拒绝一个外国人？他不是坏人，他有专家证，有护照，所有证件都齐全，你没有理由不接待。”

对于老板娘毫无道理的冷漠，潘潘感到无比沮丧。她只好告诉了保罗。保罗表示理解，“没关系，我们就打车吧”。两人拦了辆出租车。车上，潘潘心情异常低落，感到了一种强烈的挫败感。这种挫败感不仅来自未能给保罗找到一个住处，更因为她发现自己的同胞可以如此不近人情。保罗安慰她，这样的情况他遇到过很多次。善意在未知的恐惧面前，常常显得无能为力。他说，其实最让人恐惧的是他们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说“不”。

旅途中，保罗遇见过形形色色的人。他说自己总是欣赏慷慨分享或者保持孩童般好奇心的人，但他也很欣赏那些最初对他充满防备，却最终改变主意的人。在辽宁凌源，他在一个破旧的卫生所遇见一位当乡村医生的大姐，大姐一开始对他非常防备，恨不得赶紧把这个“美国人”打发走。后来，他注意到墙上的视力表，询问大姐是否能看眼睛，她敷衍地回答治眼睛喝菊花茶就行。保罗坚持要了些菊花茶，大姐竟真的拿出一大袋干菊花给了他们，虽然语气仍有些不耐烦，却还是叮嘱他用开水泡茶喝。接着，保罗提出想试试把脉，大姐一开始表示怀疑，但最终答应了。她认真地为保罗把脉、看舌苔，检查后感慨“美国人也是普通人”，说保罗的肝肺肾脾都不好。同行的Frank翻译道：“她说你快死了。”保罗做了个伤心的表情，询问能否开些药。大姐的态度突然转变，开始关心保罗的年纪和健康问题，并写了三味药方，让他们去县城配齐，还热情地邀请他们一起吃午饭。

在保罗的旅途中，最打动他的不是宏大的历史事件，而是与这些普通人的邂逅。有编辑曾质疑保罗，说“你的故事只是一次次的相遇”。保罗回应到，这正是这个项目的本质。他坚持“永远的行走”是一个以“人”为中心的项目。他非常关心世界的自然状况以及人类对地球所做的一切，曾写过许多气候危机、生物多样性危机以及景观转变的报道。但他发现，如果不写人，没人会在乎。普通人——那些不是保护主义者或动物爱好者的人——往往只关心与自己相关的事情。于是，他意识到，将人的故事融入其中，是让人们关注环境的最佳方式。

或许是考虑到Frank一家三口的加入使得队伍更大了些，保罗提议中午找个餐馆吃饭。实际上，他通常不吃午餐，从早上出发到晚上，会一直保持行走状态。罗新曾评价保罗“就像一个苦行僧”，“可以一整天只吃一顿饭，而且通常不吃午餐。如果有小杂货店，他可能会在晚上买些零食，可能是为了深夜写作。他总是晚睡早起”。我见识到了这点，东北菜的分量对他来说实在太大了，几筷子下去便结束了战斗，开始讲述起自己旅途中的故事。

他提到在四川青莲镇徒步时，遇到了一位认为自己是李白转世的东北男人。他住在当地的一个售票亭里，亭子里有一个小炉子用来煮茶，还有一张桌子供他写书法。尽管镇上的人都认为他有些疯，但保罗却用“美丽的疯狂”来形容他，还跟他买了一点书法。

保罗对那些怀有奇特激情的人充满兴趣。去年冬天，他在辽宁鞍山市岫岩满族自治县遇到一位男子，他自幼生活在岫岩乡村，村里有一个巨大的坑，据说是陨石砸出的。他对这个陨石坑生出了一股奇特的热爱，长大后还进入中国地质大学，接受了专业地质训练。毕业后，他在大城市从事宝石鉴定，但最终还是回到了这个小村庄。他坚信自己小时候曾看见过外星人和飞碟，与外星人有联系，而自己的使命就是让全世界知道这个地方的特别之处。后来，他在这里开了一家博物馆，甚至邀请北京大学和加州大学的科学家前来参观。经过研究，证实这里确是一个陨石撞击坑。

那天寒风刺骨，气温降至零下40摄氏度，保罗坚持花半天时间去见这个人。博物馆四面透风，外面全是积雪，门只用一条棉被隔着。他带着保罗穿过雪地，参观那个直径1800米、深约150米的陨石坑。寒风中，他们走在顶部被积雪覆盖的小径上，保罗试图用相机捕捉这幅景象。男子说，到了夏天，这里会变绿，农民有时会在中间种植农作物，但无论季节如何变换，陨石坑的圆形始终清晰可见。

这个人有些疯狂，但也精明。他展示了一些自己制作的珠宝——用陨石和金属制成的，又展示了一些其他收藏，一本正经地说是红山文化的玉龙，其实全是赝品。不过，他在抖音上卖得最好的就是这些假货。他结过婚，又离婚了。也许是他对陨石坑的痴迷让妻子无法忍受，或者因为这里偏远寒冷，生活艰难。无论如何，他就这样一直守着这个陨石坑，仿佛要到地老天荒。

保罗承认，自己喜欢那些敢于挑战规则，甚至打破规则的边缘人物，因为这些人知道被排斥是什么感觉，他们没有权力，却有同情心。保罗感慨道：“在过去的11年里，通常收留我的人是那些边缘人物，那些贫穷或被认为奇怪的人，他们为我敞开大门。”

离开前，餐馆老板豪爽地给我们点的几个小菜免了单，还热情地走到门口目送我们离开。他提到自己以前是船员，大家介绍保罗也是。他专业地问道：“他是船舱里的还是甲板上的？”

最后的里程碑

保罗曾两次到达大连，一次是在去年冬天，一次是在今年初夏，这让他对大连的重要性有了更深的理解。他指出，这里是冰冻海洋的终点。每当严冬来临，海域结冰，但到了1月，从大连向南，海冰消融，出现开放的航道，适合商业贸易。因此，这里是冬季能够进行贸易的最北端。不过，由于气候变化，如今海洋结冰的情况少了很多。

位于大连湾的大连港，不仅是中国东北的出海口，更是连接日韩的重要节点。他设想他要写的大连故事，或许可以这样开头：“今天，我们到达了那个偏远的海湾。让我们想象几百年前，这里的海岸尚且无人居住，因为海盗频频出没，太过危险。”

大连的故事，正是从这样的背景开始的。由于其重要的地理位置，觊觎辽东半岛财富的殖民者们纷至沓来。短短半个世纪，大连的控制权在日俄之间四度易手。殖民者们不仅掠夺煤炭和木材等原材料，更是将大连作为据点，来控制和掠夺整个东北的财富……

我们一直沿着海岸线走。在一个马路牙子旁，我们遇见了一个不起眼的“大嘴子遗址”。标牌上写着这是“中国迄今发现的史前栽培稻遗存的最北地点，为中国稻米东传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提供了重要证据”。保罗饶有兴致地拍了张照。大连不仅是一个贸易和交通枢纽，更是一个文化交汇点。在这里，俄罗斯和日本的影响仍可见于建筑风格、城市规划和公共设施。大连，始终处于封闭与开放、被动与主动的中心。在当下的历史时刻，由于地缘政治的紧张局势，中国似乎也正站在了时代变革的十字路口：全球化究竟是好是坏？

遇见的“大嘴子遗址”

保罗指出，十几年前，全球化似乎通过商业将人们联系在一起，但现在，人们普遍感觉到，世界似乎正在分裂，更多的部落围墙正在竖起，而不是倒下。至于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保罗自己也并不完全理解。他曾与一些专家讨论过，但却仍感到困惑，他寄希望于靠自己的徒步来寻找答案。当围墙竖起时，他认为应该想办法越过、绕过或穿过它们，就像他一直在路上做的那样——无论围墙何时竖起，都要尽量不让它们阻止你，与另一边的人交流。

支撑我完成最后一天行程的是，保罗说这天会遇到一个重要的里程碑（Milestone），这是他离开中国前的最后一个里程碑。回到最初保罗在非洲迈出第一步。从那时起，每距离100英里，他都会停下来，拍一张全景照片，记录下天空和地面，录制视频和音频，并寻找在这个地点第一个遇到的人，向他提出三个问题：“你是谁？你从哪里来？你将要去向何方？”

这是保罗行走过程中的“里程碑计划”。每到一个里程碑，他都会提出这三个问题，这些简单的问题对人类身份、迁徙和情感归宿等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刻的思考，并构成了他“永远的行走”中的重要节点。通过这些缩影组成的全球大合影，他希望可以从中看出21世纪人类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人们的回答五花八门。最奇特的一次，也许是在巴基斯坦。

当时，一个巴基斯坦警察拦住了他，他解释自己正在做里程碑。警察说：“我不在乎你在做什么。”但保罗问他：“我能问几个问题吗？”于是有了下面这段对话。

保罗：“你是谁，先生？”

警察：“我是巴基斯坦的警察。”

保罗：“你要去哪里？”

警察：“我要带你去警察局。”

那一刻，保罗心里有些忐忑，但还是保持镇定。他拍了一张警察的照片，对方留着黑黑的胡子，看起来很严肃。他在警察局待了大约一个小时，警察详细了解了他的行程，然后告诉他不能继续走这条路。警察解释说，这个地区存在治安问题，潜藏着圣战者和恐怖分子，他们这样做是为了保护游客的安全。考虑到前方可能有被绑架甚至被杀的风险，保罗只能接受这个安排，于是他的GPS路途上出现了一段大约90公里的缺口。

正说着，保罗突然停了下来，“这里是里程碑”。

阿富汗帕米尔山脉，2017年。保罗和他的徒步旅行同伴们冒险翻越极具挑战性的伊尔沙德山口进入巴基斯坦，彼时当地连续下了36 个小时的雪〔图片来源：国家地理“永远的行走”；摄影：马蒂厄·帕利（Matthieu Paley）〕

这是一处海滨步道，右侧是大海，左侧是大连的城市景观。对于一个里程碑而言，这里看起来过于稀疏平常了。但保罗已经利索地开始调试他的GPS。采访对象的到来也毫无波折。没几分钟，一个穿着黑衣的男子从远处走近。刚加入行程的Thomas充当翻译。

这是一位年过七旬的老人，身体硬朗，脸上洋溢着笑容。他爽快地答应了采访，并逐一回答了保罗的三个问题：他来自沈阳，现在住在大连，今天沿着步道散步。在交谈中，我们了解到关于他的更多信息：他年轻时务农，地在沈阳，但随着城市扩张，田地变成了高楼，他也就赋闲在家。女儿在大连定居，因为有了小孩，便接他来帮忙照看。保罗问他是否怀念以前务农的日子，大爷哂然一笑，“务农太苦，但当时年轻，有用不完的力气”。

保罗“里程碑计划”里采访的一位年过七旬的老人

保罗在中国行走的奇妙之处在于，他能观察到经济迅速发展带来的巨大变化，以及这些变化所留下的种种痕迹。他感到幸运，能够看到许多中国人未曾见过的一部分中国。步行对他来说确实有效，因为他是个慢作家，需要时间沉浸在环境里。20多岁刚开始工作时，他就学到：“如果亲自去到现场，与人们一起工作，就能获得非常有趣的材料和故事。”

在中国的旅途中，保罗穿越了许多偏远的小村庄，这些地方尚未完全融入全球经济。但即使在极为偏远的地方，手机信号也无处不在。然而，在四川一个深谷中的村庄，因为高山阻隔，保罗遇到了他在中国唯一一个没有手机和互联网连接的地方。村民们告诉他，也许明年会有信号覆盖。那一刻，保罗仿佛乘坐了时光机，回到了旧时的日子。在那里，年轻人排着队打台球，过着像祖父母一样的生活。当他们晚上下山时，信号突然恢复，保罗又回到了现代社会。

保罗告诉我，他并不是说那个村庄有多好，他也理解那些男孩们想要融入现代世界的急切。但他深知，当那一刻真正到来时，某种生活方式也会随之消失。他观察到，中国每个地方都有自己引以为傲的传统，但这些传统正在迅速消失。他曾写到，以每小时三英里的速度观察，他可以确认智人已经彻底改变了地球的生态，但如果以语言作为衡量标准，这些传统文化的消失速度比生物多样性还快。然而，少有人对此在意。他忧心地说：“全球化不仅仅是经济的全球化，还有文化的全球化。我们正在经历一场文化的大灭绝，这比生物的大灭绝更为严重。”

10年前，保罗从非洲出发时，为《国家地理》杂志撰写的第一篇文章里，写下了关于火地岛的克里斯蒂娜·卡尔德龙（Cristina Calderón）的故事。克里斯蒂娜是地球上最后一位南美部落的原住民。保罗本计划在2020年抵达南美，亲自与她会面。然而，2022年冬天，克里斯蒂娜因新冠并发症去世了。听到这个消息时，保罗内心感到深深的失落。这种失落不仅因为行程的变化，更因为一种文化的消逝。她是最后一个会说她的部落语言的人，在她去世前，她竭力教年轻人词汇，但仍无法挽救这种语言。智利的记者们纷纷感叹，这仿佛是末日的景象。但大家心里明白，这种结局是不可避免的。

这也是为什么当保罗看到一位在路边花坛里采摘野菜的少女时，会特别感兴趣。这个少女生活在大连这样现代化的城市里，但保罗却在她身上看到了传承自父母辈的一种传统，这种传统与劳作、土地和过去息息相关。当我们经过一条小河时，左边是整齐的现代化小区，河道与马路的夹缝地带被周围的居民改造成了菜圃，种满了各种蔬菜，仿佛是现代化与农业传统的交汇地带。保罗感慨地说：“如果那位老人在他大连的家中也拥有这样一块地，不需要太大，应该就会很开心。”

保罗的徒步行走，并不是为了追逐大新闻，尽管他确实经历了许多重大事件。叙利亚内战爆发时，他正巧在那里；阿富汗的塔利班接管时，他也正在行走；缅甸的政变亦是如此。保罗目睹了战争的残酷，也见证了无数暴力和冲突。当我问他，作为曾经的非洲驻站记者，是否渴望回到像乌克兰那样的世界暴风中心时，他的回答却出乎我的意料。他认为乌克兰的冲突确实可怕，他为那些被杀害的乌克兰人和俄罗斯人感到难过，但作为战地记者，他知道还有更多被忽视的战争，而这些战争之所以被忽视，与地面上的痛苦无关，而与政治有关。

在保罗看来，这些暴力与冲突各有不同，却又如此相似。波兰作家、记者雷沙德·卡普钦斯基（Ryszard Kapuściński），保罗心目中的英雄之一，曾说：“如果你经历过一场大战争，你永远无法与那些没有经历过战争的人分享。你不能对他们说‘这是我的战争的一部分’，因为他们永远无法理解。你必须独自承受自己的战争，直到生命的尽头。这是一种孤独的体验。”

保罗感叹，他无法想象乌克兰正在发生的事情。他们有他们的战争，而他也必须承受自己的战争。如今，他的战场就在脚下。在开始这个项目之前，保罗便形成了一个观点：世界变化的中心就在你所站的地方。无论是在乌克兰，还是在一个普通的酒店里，都有着值得关注的故事。或许乌克兰有更多显而易见的苦难，但在离这里一个街区的地方，也许就有一个女人，她的丈夫离开了她，她独自带着孩子们，正在经历心灵的煎熬，尽管没有枪声。保罗认为，真正让他印象深刻的，不是那些去乌克兰报道的人，而是那些能够发现并讲述这个女人的故事的人。

当这天临近终点时，黄宇、Frank的妻子和儿子先后告别，另一位伙伴王雁也赶去机场。保罗站在路边，目送他们的车离去：“今天车来了又去，带走了三波我的朋友，我确实开始感到了悲伤。”那天，为里程碑记录环境音时，保罗听到一个老年人团体在唱歌，那是首上世纪80年代的老歌，名叫《驼铃》，里面唱道：“亲爱的弟兄/待到春风传佳讯/我们再相逢。”这或许是与保罗一起行走最好的结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