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北方之后，一个南方人才重新理解家乡

薛芃2024年07月12日约 19 分钟

*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深藏海南内陆的小镇，在以往的文学与历史叙述中很少出现，它们被海滨的阳光沙滩或是下南洋的故事所遮蔽，它们是怎样的南方小镇？

北方的生活经历给来自海南的作家林森提供了重看南方的距离，“只有在外部世界的衬托下，本土性才会凸显出来”。

主笔｜薛芃

摄影｜金海

下午2点，热得无处可躲。当地人说，此时的7月中旬算不上海南酷暑的顶点，真正更热的时候是4月到6月，白天暴晒下流出的汗一直黏腻到夜里，从早燥热到晚，时间好像停滞了一样，感受不到温差。到了7月，太阳落山后，海风是能吹来凉意的，夜晚很舒服。可中午两点，依然躲不过极致的暴晒与酷热。

林森带着我们爬到农村老家的屋顶上，是个四层小楼，村里的高点。虽然海南农村的“空心化”不比内陆严重，但林森家中的年轻人也都离开老家去了更大的城市生活，家里只有父母常在。好在儿女都在不远的城里，回来得勤。老宅总没人住，通向屋顶的楼梯落了厚灰，像走在雪地里一样，灰尘中能踩出鞋印。再不留神，会踩到一只死去的小麻雀。

作家林森

老宅的北面，南渡江流过。这里是南渡江的中上游，水面不算那么宽，但沉积物多，深且险，到了下游入海口处，河面就宽敞了。站在老宅屋顶，村庄、河流、茂林、远山都在眼底。另一侧，水泥灰瓦和芭蕉林间，几座琉璃瓦屋落在其中，让人一眼就看得出，这是村里既昂贵又隆重的几座房子。在海南，走在乡间路上，每个村子都会冒出几间这样华丽的宗祠。这些年海南大兴房产，有些村子住宅都拆光了，但祠堂是不能动的，经常能看到在一片商品房的间隙，几座琉璃瓦祠堂还守在那里。虽然拆迁户也有相应的拆迁费，但若祠堂一拆，心里就没了底，不踏实。

烈日正盛，村里没个人影。没人会在这个时间在路边闲逛，只有几只鸡瞎跑。镇上也是，空空荡荡的，房屋也显不出影子，有种不真实的末日科幻感。祠堂院门的门牌下，有个两平方米的阴凉地，只有那里有三两个人乘凉，是晒稻谷的农民。下午5点过，店家往街铺边洒些水，把路面的温度降一降，桌子摆出来，卖菜的、卖茶的，清补凉、粉面铺，都出了摊，一天好像才刚刚开始。

林森从小在村里和镇上长大，街坊邻里全是熟人。小镇上发生点啥事，很快就传遍了，听到耳朵里的时候已经真假难辨。“小镇上的秩序，是一种原生的混乱。”老家枝节盘错的人与事，成为他写作的起点。

小镇故事

“不是每个海南人的儿时记忆里都有海的样子。海边的人与海岛中间的人，过着两种不同的生活。”

林森的老家在瑞溪镇，隶属澄迈县，距离最近的海边有三四十公里。

林森早期的小说，写了很多瑞溪镇的事，最典型的一个故事就叫《小镇》：老潘是镇上杀羊的，老客人都认他，他有两件自豪的事，一个是杀羊的手艺，另一个是有两个从小有出息的孙子。他有个老哥们儿，叫黑手义，在镇上开茶馆。老潘上了年纪后，一直过得不错，不过孙子慢慢长大，离“有出息”越走越远，先是一个把女同学肚子搞大，再来一个染上了毒品。后来，儿子又因帮人销赃了偷盗来的车，被判入狱。在这期间，黑手义一直多多少少帮衬着。老潘重新操刀杀羊，带着孙子一起干活，但在儿子出狱前，儿媳重病去世，另一方面孙子的毒瘾反反复复，老潘成为镇上人们闲言碎语的对象。

老潘人生中的每一个悲剧都是被动发生的，带着强烈的宿命感，他没得选择，儿孙犯下的错他都不得不间接承担后果，除了杀羊，他似乎从没有主动选择过什么，他的人生是被推着走的。而小镇上的人大多如此。

南渡江流经瑞溪镇，是傍晚散步纳凉的好去处

这个小镇是林森最熟悉的上世纪90年代的瑞溪镇。镇上的普通人，像老潘这样的人，可以有别的人生选择吗？或者说，他们能摆脱宿命吗？深居海南内陆的小镇，在以往的文学与历史叙述中很少出现，它们被海滨的阳光沙滩或是下南洋的故事所遮蔽，它们是怎样的南方小镇？

80年代初出生的林森，在成年之前，几乎没出过小镇。村里是农耕生态，但他也已经记不清第一次见到海是什么时候了，印象中，见得不多。海洋对于海南岛内陆的人来说，很近又很遥远，他们从小就知道自己生活在一个被海洋包围的地方，但在公路修通之前，去趟海边是件奢侈事。很多同龄人，直到十几岁才第一次看到海，在他们的童年生活经验里，与海洋最直接的接触是日常的海风，以及台风。一年会有几次大的，而海洋本身像是个幻影，他们触及不到海水与沙滩，祖辈也没什么人出海打鱼，可面对这些却又习以为常，因为他们是岛民。

瑞溪镇的人，没有对海洋的依赖，反而因为南渡江流经小镇，他们更多有关水的记忆是有关江的。南渡江是海南岛最大的河流，始于白沙，斜贯岛上的中北部，最终在海口市流入琼州海峡，“海口”便是南渡江的入海口之意。

从前镇上有很多录像厅，因为离香港近，镇上很快就能看到最新的港片，比大陆的内陆城市更优先。小学毕业的那个暑假，录像厅还没那么普及，林森冲着最新的黄飞鸿，第一次走进录像厅，播正片之前，还插播了一小段日本情色片，这一刻，他意识到躁动的青春期来了。那时候，镇上年轻人都穿梭在录像厅和台球厅之间，手边还拿着一本盗版的武侠小说，这个有300多年历史的闭塞小镇，正在被新兴文化的荷尔蒙撞击着。后来，每家茶馆都配了录像机，满街的男女老少一边喝着五毛钱的绿茶，无限续杯，一边看着武打片、黑帮片。黑手义的茶馆就是这样一个茶馆，老潘是他的常客。

与此同时，赌场、毒品也在侵蚀小镇，小镇没法跟上迅速的现代化进程，感官上的刺激与金钱的诱惑让小镇的秩序变得更加混乱，人们交织在一个被人情堆叠的熟人社会里。林森早期写下的不少故事，都发生在这个背景下。

林森清楚地记得，在老宅的院里，为了帮助堂兄戒毒，他的父亲亲手焊了一个大铁笼。关在铁笼里，人像一只被圈养的猪，定点喂食。毒瘾严重的时候，每隔几个小时就会发作一次。《小镇》中老潘的那个孙子，就有很多这位堂兄的投射。其中有一段写道：

毒瘾每次发作，他都头痛如裂，根本睡不着，李堂清就直接开了一盒安眠药，让陈梅姑叮嘱他按时吃。有一次后半夜，宏亿发作得案首，趁着没人，解下裤腰带，朝桌子上一甩，套住那瓶药，拉过来。盒里还有二三十粒，他倒得满满一手掌心，好一会儿后，他手一甩，药粒撒满地，手摁太阳穴，在笼子里无声地抽泣。

镇上稍有些阅历的人，几乎每个人都能回忆起一些当年关于毒品的事，他们看着身边人吸食、坠落，庆幸自己抵挡住了猎奇心。

林森的写作是从这些混乱无序的青春记忆开始的。后来，在《小镇》的基础上，他把这个故事扩展成了正式出版的第二本长篇小说《关关雎鸠》，写老潘与黑手义祖孙三代的兴衰。在这些小镇故事里，很难找到虚构与非虚构之间的界限，几乎每个人物都有原型，每件事也都似曾相识地发生过。林森讲述着他的人生经历，我听得有点恍惚，分不太清哪些是真实发生，哪些是小说的文本。

还是有很多快乐记忆的。镇上有个五层楼的建筑，一楼是农业银行，林森读书时，晚上总在那个楼顶睡觉，他喜欢躺在屋顶上，四面都是风，抬头有星夜。每个夜晚，小镇上的屋顶好像能连成一张大床。他总在小说里写屋顶睡觉的桥段，这里是现实之外的飞地，少年在这儿幻想着未来与外面的世界。

出逃与回归

今年林森41岁，作家之外，现在还是《天涯》杂志主编。编辑部在海南省省委院子里，有很多年了，最近要搬新家，林森正在张罗着给新编辑部简单装修一下。

现任《诗刊》主编李少君曾任《天涯》主编，是杂志的元老。他告诉我，《天涯》是一本海洋式的文学杂志，吞吐性很强，只要是通过文字输出的，有关哲学、艺术、诗歌的讨论都会包括，这与创刊人之一韩少功庞杂的个人趣味相关。这块阵地影响到几代海南的文学青年，林森就是一个。

在2022年底出版的最新一本短篇集《书空录》里，林森第一篇写的就是编辑部的故事：我是个杂志编辑，一个有名的无名者，我的恶趣味是编一本全是废稿的杂志——在这本刊物里，一切标准都是颠倒的，言辞不通，标点混用，错漏百出，所有的表达都饱含硬邦邦的粗俗和低劣的煽情，这个杂志叫《0》。一旦刊发了谁的稿子，谁就在这世界上没存在过。故事里的很多细节都是林森做编辑的经验，其中难搞的老头也是从现实里搬运的原型。但故事架构在幻想之上，是个超现实的讽刺故事。

林森进入《天涯》工作已有十四五个年头。而更早的时候，他还在天涯社区短暂工作过。与“天涯”的渊源，得从出岛说起。

高考那年，全国扩招，林森考取了一所山西的二本大学，工程力学专业。爷爷高兴坏了，在村里大摆宴席。去山西报到没几天，他逃了回来。到现在他也说不清到底为什么回来，只能隐约地归结为“适应不了北方”。

北方，第一次正式出现在他人生里，但时间太短。复读，再高考，林森考进海南大学水产养殖专业。不过家里会算命的亲戚说，水会改命，这个专业好。他开始在网上写连载小说，在学校编辑民刊。那段时间，诗人多多从荷兰回国，在海南大学教授诗歌，给学校里的文艺青年们增添了几分精神信念。一直以来，海南写诗的人都多，比写小说的多得多。本地诗人自己开玩笑说，海南的天气实在太热，没法静下来写小说，最多写写短篇，长篇太熬人了。反而是写诗容易，半小时就琢磨出来一首，是适合这种燥热天里的创作。

但林森还是喜欢写故事。李少君记得，他在论坛上读到《北门》，觉得有意思，这是林森发帖连载的小说，也算是他人生中第一个长篇。“北门”就是海南大学的北门。有一回李少君在海南大学做讲座，两人便结识了。

后来，林森去《天涯》实习，毕业的时候，实习报告写的是编辑部的经历，跟水产养殖一点关系都没有。但他没进《天涯》工作，换了几份不靠谱的工作后，他进了天涯社区。回忆起来，因为海南是边地，文化思想野生多元，也有生存空间，所以无论是《天涯》还是天涯社区，都可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为不同声音发声的地方，接纳各种思想的碰撞。天涯社区在经营状况不错的情况下，显不出野生的缺陷，可到了这几年，经营困难，BBS最终还是关了。

2007年他得到一个新机会，去北京到鲁迅文学院研修班学习一年。这是他第一次北漂。第二次大约在10年后，也是去进修。北漂的生活，让他第一次真正意识到什么是南方，什么是海南所在的南方。他完整地体会到一年四季的更迭，原来北方冬季满目枯枝真的如此萧瑟，二十四节气来得如此准时，这些最基本的气候差异让他感到兴奋，更不用说饮食、语言、人情、风土各个方面的差异。

海南人出岛，尤其是往北方的大陆去，留下定居的不多，他们说，还是没法适应，吃得不习惯，天气不习惯，说普通话也总得闹笑话。海南岛与北方之间有一道“结界”，不容易跨出去。出岛定居的，多是往南走，临海的岛民眼界开阔，一波一波地下南洋。岛陆里的人早些年没有南下的风气，也不北上，他们就窝在岛上。

在过剩的阳光下，海南的水稻通常可以一年种三季

当走出小镇、走出海南岛之后，林森意识到，没见过枯黄落叶，没穿过羽绒服，调料放小青橘，从小很少见到海……在北方的世界里，这些海南日常反而是特殊的存在。“到了北方以后，南方才真的出现了。”林森说。他试着跳出海南岛，抽离，远观，用他者的视角去重新审视这个他生活了几十年的地方。他觉得自己应该写别人不知道的海南，他想写特殊性，更想写普世性。

岛与孤独

与全国其他地区的文学氛围相比，海南不算出众，虽然偏安一隅，环境相对宽松，又有《天涯》这面旗帜，但文学对于海岛生活来说依然是曲高和寡的。在本地的文学圈里，大家有一个玩笑式的共识，谁写的作品能跨过琼州海峡，被广东地区的读者看到，就已是成功的作品，要想北上，进入更主流的文学圈子，对于海南本土的作者来说，遥远得很。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海南人，该写什么，成为写完小镇故事之后困扰林森的难题。

大约10年前，林森听人说起一个故事。在海口西边不远的临高县大雅村海边，有一座荒岛，不大，随着潮水进退，小岛的地形和面积总在发生变化。小岛挨着海南本岛很近，对于那座孤岛来说，海南本岛就是大陆一般的存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荒岛上搬来了一位中年人，他一个人住，一住就是三四十年，与世隔绝，谁都不见，在岛上捕鱼吃，自给自足，只有在最强劲的台风即将袭来的时候，他会短暂搬到岸边住几日。待台风过去，又搬回岛上生活。就这样日复一日，他过着独居荒岛的日子。

林森想把这个故事写下来，迟迟没下笔。2017年，他又到北京进修，在北京师范大学和鲁迅文学院联办的创作研究生班，学制三年，集中学习一年。广西的朱山坡和广东的陈崇正也在班里，他们仨都来自最南方，聊得来，总一块玩。北方的生活经历给他们都提供了一个重看南方的距离，“只有在外部世界的衬托下，本土性才会凸显出来”。研一下学期课业闲散，他们商量着该写些什么了。在这段时间里，陈崇正写出小说《美人城》的雏形，朱山坡写下小说集《蛋镇电影院》，林森则写了他的第三部长篇小说《岛》和一个中篇《海里岸上》。《岛》的蓝本便是那个独居荒岛的故事，这一次，他想探讨的是海岛独有的海洋性。

林森小说《岛》中的原型小岛附近即将建成一个深海码头

“下次再来这岛上，就不是这个样子了！”在林森和本地作家的带领下，我们上了岛。小岛的边上正在动工修建深海码头，小岛将如何配合改建，尚不得知。它靠近海南岛的地方，是一处深入海面的小半岛，东面迎着洋流，西面相对风平浪静一些。站在岸边望去，孤岛很小，有一些植被覆盖，又有大片的滩涂，并未觉得它遗世独立，因为离岸边不远，总能看到附近高耸的商品房。小艇的马达发动起来，七八分钟就到了岛边。曾经住在上面的那位“隐居者”有一块木筏，那是他上下岛的交通工具。他因为一场冤案失去了自由、爱人、名声，不得已住上荒岛，但其实，他的老家就在荒岛的不远之外。如今，老人80多岁，在医院已经住了一段时间，不知还能否再回到岛上。

“有谁见过夜色苍茫中，从海上漂浮而起的鬼火吗？咸湿凛冽的海风之中，它们好像在水面上燃烧，又像要朝你飘过来，当你准备细看，它一闪而逝。”林森在《岛》的开篇写道。沿着滩涂往岛中央走，红树林越来越茂密，一道用大火山石块垒砌的石墙隔出了自然与人为的界线，由于火山群的分布，琼北地区多有黑色火山石块散落。石块隔出了鱼塘，存放每次涨潮时带来的渔获。再往里走，是老人居住过的石屋，这几年，又有岸上家族里的人帮他修了一间水泥房。

“假设一下，你一个人在这孤岛上，面对着无边的时间和无边的空间，你怎么办？你也无法直面死亡，要活下去。在这无边无际的时间里，你只有这个小荒岛和岛屿之外无边的海洋，你怎么办？怎么打发这个时间？这个隐居的老头一块一块地垒石头去打发时间，他自己生活在这个被人称作鬼岛的地方，被人看作是制造鬼火的人，他一边对抗自然，一边对抗时间。”林森说，“这就是我想写的故事，探讨命运与存在的问题，每个人都要直面自己内心深处的孤独与痛苦，而在小岛上，岛与海洋的关系将这种孤独不断放大，甚至大到成为生命中唯一的课题。”

之于鬼岛，海南岛是大陆；之于更北方的中国大陆，海南岛只是一个海洋中的岛屿。正是这样，海南人总有一种既闭塞又开放的心态，他们的退与守都依赖于这座岛屿本身。林森总会谈起苏东坡，这是一位对海南和他自己都影响颇深的人物。被贬儋州时，苏轼感慨何时才能出岛，写下：“天地在积水中，九州在大瀛海中，中国在少海中，有生孰不在岛者。”——没有谁不在一座孤岛上。

《路边野餐》剧照

比南方更南

海南无疑是特殊的，它是比南方大陆更南的地方，它是海岛，深受粤地传统影响但又因独立成岛而自成一体。很大程度上，林森赞成地理决定论，这是海南之所以成为海南，区别于南方其他地域的独特性。他下意识地指了指天，“过剩的暴晒阳光，”——“我们是躲不掉阳光的，除了台风，就是烈日。这让很多人觉得海南人懒，白天就躲在树下喝老爸茶，可当外地人来到这里，但凡在户外作业，要不了多久，也会加入老爸茶的行列。在海南人的意识里，只有四季常青，没有四季更迭，也正因为这样，我们的时间感和其他地方是不一样的，一天和一年之内的劳作秩序都不一样。”

“我读《霍乱时期的爱情》，潮湿的港口、海水泛出的腥臭气味、持续不断的暴雨，这些场景在海南都很常见；满眼都是香蕉园，植被的相似性也会带来强烈的共鸣感。我们读拉美文学，可能感受会更独特一些，一种真正属于南方的、属于海洋的相似性，放在全世界的视野里，它们都是相通的。”对于林森来说，这种相似的文学体验首先是感官性的，皮肤能否感受到海水的咸湿，鼻子能否嗅到岸边腐烂鱼虾散发的腥气，在潮涨潮落时海水激岸时声响的变化，这些体感是先于一切故事到来的。

地域性特征明显的小说中都会用大量的环境描写来铺陈，潮湿黏腻的空气、突然来袭的台风暴雨、压低的如大理石纹般的云层，等等，它们营造出强烈的氛围感，迅速把读者拉进南方的讲述中。那抽离出环境呢？如果没有这些用浓密树林遮盖的看不清周围的南方环境特质，减弱环境制造出的猎奇感，这些小说的迷人之处又在哪里？林森试图在《岛》中探索岛屿与海洋环境中的本质问题，海南的本土作家都试图在地域性之外，寻找写作中有关时代与人性的基本问题。

李少君提到，海南本土的文学创作在新中国成立后经历过三次小高潮。一是解放海南的那个时期，由于是战役的边疆前线，诞生了一批文艺和文学作品，也有黎苗族地区的采风作品，这是一段海南文学盛放的时期，在1957年报告文学《红色娘子军》发表后，达到高峰；第二个阶段是“文革”后期，一批广东知青下乡到海南，他们对原始森林和海洋充满好奇与想象，比如文学理论家黄子平就是这批作家的代表，这时还有不少本土少数民族作家涌现；到了第三个阶段，是在1988年海南建省之后，韩少功、叶蔚林、蒋子丹等作家相继来到海南，他们打开了年轻人的文学自觉，虽然很多作品并非写海南生活，但他们带来的文学氛围影响了一代青年，其中包括林森。也正是因为经历了这一次海南文学的黄金时代，在《天涯》的影响下，林森正式从在论坛写小说的网民，转向成为一名职业写作者。

直到现在，林森之外，还有一批本土作家在写着海岛自身的故事。他们的写作，几乎都是从自己的人生经验开始，写故乡或身边的人与事。王海雪写带有自传色彩的《无敌之年》，一个小镇女孩成为作家的故事，也写家乡较早辍学又不安心进厂的少年或青年形象；秦子积写故乡东方市淘金的诱惑与取舍；王勤写自己生活的年代的海南知青故事；还有更早成名的作家崽崽，写海口的城市生活，等等。如果近来被不断讨论的“新南方写作”是指在写作方式上跳脱出传统叙述方式的“新”，用一种更解构、更微观、更内省的文字表达来写作，那他们未必有那么“新”，但如果这个“新”是在地域性的深探与拓展上，那么他们的写作维度足以拓宽读者对海南及海岛生活的认知与想象，这些诸多切口，打破了海南与大陆、与北方的结界。

宗祠与故土

不久之前，林森刚写完“海洋三部曲”的第三部《心海图》，这是三个中篇小说，前两部是《海里岸上》与《唯水年轻》。《海里岸上》不断在海里和岸上两个场景中切换，渔民老苏不再出海，但对海上生活念念不忘，对大海的敬畏持续一生；年轻一代进城务工，即便是出海也不再需要罗盘和《更路经》，人与海洋之间朴素的依存关系正在瓦解。《唯水年轻》讲年轻的海底摄影师潜入海底，拍摄几百年前淹没在海底的一个古村落的故事，而其中又贯穿着与水性不好的父亲之间的父子关系。

读林森的小说，无论是早期的小镇故事，还是近年的海洋系列，家族性与代际之间的矛盾和连接是他讲述的重点，人物关系往往建立在家族之中。“这种家族伦理结构，或者说是乡村的权力结构，在很多地方正在消失，甚至已经不被重视，但在南方，尤其是潮汕地区和海南还保留得很完好。所以，以前读《白鹿原》这类家族史的小说会很有共鸣，这种共鸣不来自地域性，而在于家族内部的情感连接和人物关系。”

林森一早就带我们去看村里的宗祠。宗祠在住宅边上，再往不远处去，便是祖坟。“人、神、先祖和死人是要住在一起的，天天都能看得到，这样活着的人才踏实。”下坡村有一个全村人都祭拜的宗祠，叫境主庙，林家祠堂建在旁边，还有村里几个大户李氏、何氏的家族祠堂。祠堂边，还设有一个朴素的土地神庙。每到大年节祭典的时候，从祖屋出发，到境主庙、家族祠堂、土地神庙，最后再各自回屋祭拜，这是一套完整的仪式，不能缺一环。而在日常，但凡有点不顺心的事，或是需要向神明与先祖告解的事，都可以随时回老家祭拜。虽然年轻人都去了城里生活，但老家祠堂的香火从没断过，村里总有人来来往往地祭拜。我问林森：“通常什么样的事会回来告解？”他说：“任何。”就在这天，我们恰好遇到林森一个同辈村人回来祭拜，因为他刚买了一辆新车，一来高兴地“炫耀”一下，二来求个平安。

下坡村里的日常生活，远处的琉璃瓦房是祠堂所在

这是海南人最深层次的情感联结。家族的代际与传承被看得很重，因此林森写故事，家族性总会成为讲述的线索之一。海边的人格外敬畏神明和先祖，是因为海洋的不确定性，一旦出海，生死难卜，岸上的人除了祈祷还能做些什么呢？《海里岸上》有一段，写老苏有一回跟船出海，摊在水面上抱着救生圈休息，“幽深的水底在一瞬间，强烈地吸引了他。他主动往深处潜去。胸口绑救生圈的绳子阻碍了他，他竟然拉松了绳结，继续往深处去。身上的水压越来越沉，呼吸也越发急促了，老苏很清楚，继续往下，就会永远留在海里了。他明明知道后果会怎样，可海水更深处，还是对他有着强烈的吸引力。他眼前不再是碧蓝的水，而是闪亮的光，是金碧辉煌的海底宫殿。无数已经消失在海上的面孔，就在那宫殿里欢迎他。”后来，老苏被人救了上来，这是他这个老渔民最后一次出海，在更年轻的时候，他经历了无数海上的风浪，没有成为进入那个“海底宫殿”的人，但海洋对他这样一生出海的人来说，就是一切。而真正长时间漂泊在海上的人，四面除了海水，什么都没有，在这种极端孤独与不安的时候，唯有与家族和宗祠之间的情感联结可以成为慰藉的解药。孤船远行的渔民，依赖海洋的诱惑，更依赖岸上的牵挂。

后来，我们又去了海口东边的演丰镇，《唯水年轻》里写的海底遗迹在那里，有一些靠近海面的石雕、石柱被打捞上来，不过更多的还沉在海底。大约是万历年间，一场地震将这个村落掩埋进了海里，被掩埋的大概不止这一处，只是现在这里是可被清晰探测到的。我总试图在这些海岛故事中去寻找更个人化、私密化的讲述，就像是我们对南方的印象那般：潮湿、黏腻、隐秘、魔幻，可再个体化的讲述又怎么能脱离时间、空间与人际的架构而真空存在呢？小镇、宗族、海岛、海洋、行船，人的故事总是发生在这些时空交错的密不透风的网中，每个坐标都是一个命运的挣扎。老潘大概是无法摆脱后来的宿命的，因为他是家族中的长辈，他必须撑起整个家族，维系这个牵挂，他不会想走其他任何一条路。虽然海水会冲洗掉这些陈年往事，不过作家把它们写了下来，“海老了，唯水年轻，凡是潮刷过的也都年轻”。

（本文选自《三联生活周刊》2023年32期）

“点赞”“在看”，让更多人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