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有父母的遗产可以继承吗?
*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英国的父母正在进行财富大转移,把数以千亿计的英镑转到子女的账上,英国进入一个遗产继承的“黄金时代”。遗产继承直接影响了英国年轻人的幸福感和向上流动的机会,在同一代人之间造成了冲突,加剧了社会分化。
活着的遗产
英国的名人如果没有上过小报,就不能算真正的名人。这么看来,电视节目主持人安妮·罗宾逊(Anne Robinson)是不折不扣的名人,因为她的家务事最近上了各家小报。她把她的5000万英镑个人资产作为遗产,提前给了43岁的女儿和两个十几岁的外孙。
罗宾逊还健在,今年9月即将满80岁。正和卡米拉王后的前夫帕克·鲍尔斯谈恋爱的罗宾逊,是媒体业的传奇人物。1982年,她在《镜报》任高层,出席白金汉宫的宴会时,她敏锐地发现戴安娜王妃迟到了,于是带领编辑记者挖出戴安娜患上饮食失调症的新闻,策划了一系列报道,引起轰动,但白金汉宫对此的批评也让她丢了工作。她转向电视领域发展,主持、制作了一系列热门节目,其中影响力最大的是知识竞赛类节目《最薄弱的环节》。罗宾逊靠着犀利的话语和锐利的眼神,跻身英国电视业中收入最高的人群。
如此算来,罗宾逊如果把家产留在遗嘱中,她的女儿、外孙将会被税务官拿走近2000万英镑。舐犊之情人皆有之,何况罗宾逊自己也是“活着的遗产”的受益者。1967年,她进入《每日邮报》实习,成为该报历史上第一位女性实习生,她妈妈是位成功的商人,送她一辆MG跑车作为奖励。某天一位律师朋友着急去赶火车,却叫不到出租车,她便让律师搭了自己的跑车。路上这位律师告诉她,披头士乐队的经理人布莱恩·爱泼斯坦突然去世,他要赶去处理相关的法律事务。罗宾逊抓住了这个独家新闻,也因此获得报社的永久职位。
所以,罗宾逊说,与其她死后钱落到税务官手里,不如生前把财产给女儿和外孙,“让他们现在就好好享受”。英国前财政大臣,历史学家和作家罗伊·詹金斯(Roy Jenkins,1920~2003)曾将遗产税描述为一种“自愿税”,意思是只有那些对继承人不信任超过对税务局反感的人才会缴这种税。罗宾逊显然坚信女儿人性本善,并相信自己至少能活到87岁。
婴儿潮一代希望用遗产弥补愧疚
进入21世纪,“婴儿潮一代”却逐渐成为贪婪和自私的代称,带上了负面意义。这时,婴儿潮一代进入50多岁的年龄段,已经还清了房贷、车贷,儿女也长大离开了家。成为空巢老人的他们流行奉行享乐主义,换跑车、买海外度假房、环球旅游,誓把养育儿女时错过的快乐追回来。21世纪初,信息服务公司Datamonitor的一份报告为这些老人冠名“滑雪族”(ski set),总结道,滑雪族毫不掩饰地打算花掉留给孩子们的遗产,“尽可能享受当下的时光”。
英国约瑟夫·朗特里基金会(Joseph Rowntree Foundation)在2005年做了一项关于遗产态度的调查,发现2/3的潜在富裕人士没有做遗产安排,相应地,超过一半的成年人也不指望得到任何财物。那是比尔·盖茨宣布不会把财富留给子女的时代,英国烹饪畅销书作家奈吉拉·劳森说,“不用工作就得到金钱,这会毁掉一个人”,不靠个人努力取得成就,就不能理解金钱和劳动的价值。这种观点至今仍得到拥护。去年6月,伦敦国王学院做了一项调查,被调查者中,超过一半的婴儿潮一代认为年轻人之所以买不起房是因为在Netflix和度假上花了太多钱,千禧一代生活得太轻松了,他们应该戒掉奢侈消费,而不是依赖父母。
老一辈的做法激起了批评的声音:婴儿潮一代人理所当然地享受着时代赋予的红利,却拒绝将利益让给饱受经济危机之苦的下一代。批评声浪中,调子最高的正是保守党政府前大学和科学事务部长大卫·威利茨。2010年,还在任上的威利茨出版了《困顿:婴儿潮一代如何剥夺他们孩子的未来,以及他们为什么应该还回去》(The Pinch: How the Baby Boomers Stole Their Children's Future–and Why They Should Give it Back)一书,引发了激烈的讨论,影响延续至今。
威利茨出生于1956年,属于婴儿潮一代的一员,但他认为,婴儿潮一代享受到了战后经济富裕和青年文化崇拜的好处,从国家福利制度中获得的远超出他们为之所付出的。相反,他们是“自私的巨人”,囤积权力和财富,在文化上占据霸权地位,通过文化、人口和政治优势“偷走了孩子的未来”。尽管能领到的国家养老金不高(全额一周203英镑),但他们推高房价以从中获利——这一代人拥有英国3/4的房地产财富,享受着富足的晚年生活。总之,“婴儿潮一代在保护后代利益方面犯下了巨大的过失”。威利茨写道。
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让人们产生了一种错觉,以为一代会比一代生活得更好,拥有的物质更充裕。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英国经济陷入衰退,通货膨胀打乱了父母们的退休计划,他们对子女和自身的前景不太有信心了,既担心冬天的供暖费,也担忧人到中年的子女还住着租来的公寓。他们看到当下的房地产市场已完全不同于自己成家立业时的形势。住房开销在60年代占收入的8%,千禧一代(出生于1980~1994年)则要花掉净收入的1/4;买房首付,婴儿潮一代在80年代仅需3年就能攒够,千禧一代平均需要19年;千禧一代有1/3将终生租房,只有1/3有房产,而婴儿潮一代在同年龄段有房产的比例接近2/3;由千禧一代和Z世代组成的35岁以下的人,拥有3060亿英镑的房产,贷款债务却为3170亿英镑。因此千禧一代也被称为“史上最贫穷的一代”。
或许是为了纠正错误,婴儿潮一代希望用遗产来弥补过失,“财富大转移”就是他们决策的产物。前首相戴维·卡梅伦竞选时承诺:“你工作赚到的房子、你的储蓄,属于你和家人。我们会帮你传递下去。”他赢了。特蕾莎·梅在2017年大选中呼吁领养老金的家庭卖掉住宅来补贴护理费用,为此她差点输掉大选。
更何况,把钱赠予他人的同时,钱也赋予了你选择权,这是老去之人生活中最后的乐趣。
由遗产统治的社会
中产阶级当然不会幻想继承一笔遗产就登上富豪榜,他们只是务实地计算,不管是遗嘱里的遗产,还是“活着的遗产”,都成为子女重要的财务支持。婴儿潮一代父母因此得了一个雅号,“爸妈银行”(Bank of Mum and Dad,BOMAD)。
《唐顿花园》剧照
英国教育慈善机构萨顿信托基金(Sutton Trust)有个著名的调查,得出的结论是:与勤奋工作和优异成绩相比,一个人的背景对人生成功的影响更大。调查显示,英国私立学校的在校生约有61.5万,占学龄人口的7%;精英行业的从业者,一般为记者编辑、议员、律师、银行家,人数也占英国人口的7%。这些精英行业的每一个关键职业都被私立学校毕业生所主导,65%的高级法官、57%的上议院议员、61%的医生、52%的外交官有私立学校的教育背景,100名最有影响力的新闻从业者中来自私校的也多达43%,接近一半,占比远远大于7%。
私立学校的学费,以博尔顿学校中学部为例,每年1.5万英镑,此外还有洗衣、支付小费、往返家中和学校、参加体育比赛和演出、购买运动器械和乐器、游学旅行、向慈善机构捐款等不菲开支。祖父母为孙子孙女出这笔钱,也是家族里的财富转移。因此,尼日利亚移民的后代,畅销书作家奥特哈·乌瓦格巴(Otegha Uwagba)在她的自传《我们需要谈谈钱》中写到,她因为拿到全额奖学金有机会上了私立中学和牛津大学,进入到另一个社交圈,发现一些同龄人的教育费用是由祖父母资助的,心生感慨:“你的生活轨迹不仅由你父母的钱决定,还由你祖父母的钱决定——我和这些人怎么竞争呢?”
“财富大转移”加剧了乌瓦格巴感受到的不平等,造成了一代人内部的阶级分化和撕裂。“继承”的铁律压倒了人们为社会流动性所做的诸多努力,或许世界将成为由遗产统治的社会。
如“国王法庭信托”的分析报告所说,知道自己有遗产可以继承的人和那些痛苦地意识到自己得不到代际赠予的人之间,存在着“深刻且日益加深的鸿沟”。《纽约》杂志2021年在谈到遗产继承时认为,婴儿潮一代和千禧一代之间的所谓代际冲突引发了财富大转移,但可能很快就会转变为有钱和没钱的年轻人之间的冲突,并提出一个戏剧化的问题:“财富大转移会引发千禧一代的内战吗?”
“继承”是一个根深蒂固的保守主义观念,它最基本的功能是维护现状,将财富和权力巩固在同一个紧密的圈子内。两位经济学家,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教授格雷戈里·克拉克(Gregory Clark)和伦敦政经学院的尼尔·康明斯博士(Neil Cummins)做了一项研究:他们追踪634个稀有姓氏,研究这些家族从维多利亚时期到2012年的财富传承,发现富人的子孙在五代之后依然比今天的普通人有钱得多,富有家族里的财富传递既持久又稳定。
在发达国家中,英国父母的收入与子女收入之间的相关性是最高的。在父母遗产的支持下,越早还清学生贷款,就可以更早开始攒买房子的首付;越早买房,原本用来租房的钱就能更早开始积累成可以传承给子女的财产。而一个人在年轻时获得的财富具有强大的倍增效应,财富会滋生更多财富,甚至使得他们的寿命高过平均值。孩子们今天从事的职业是他们的曾曾曾祖父做过的,他们的未来是父母购买来的。
(本文刊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24年31期)
排版:布雷克 / 审核:米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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