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赖”在寺院里的年轻人

三

沈送难2024年08月13日约 17 分钟

*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文｜送难

过去的一段时间里，也是辞职之后，我每天都不知道自己第二天会从哪里醒过来。可能是父母家里，或是姐姐家里，也可能是自己即将到期的出租房。还可能，是某家网吧、某间酒店、某个青旅的床位。

但我始终没想过，自己有一天会在寺院的宿舍里醒来——三十人间的大通铺，大多时候都只我一人，深夜的寂静，总容易引起人的浮想，好在菩萨保佑。

我其实不是一个虔诚的人，也缺乏信仰。唯一一次四十五度仰望神明，是十年前我高考出分的那天。我查到自己竟然上了二本线——此前我的分数，上个大专都够呛。后来母亲淡淡地说，她在我考前，去庙里求过。

但就是我这样的人，在七月初的一天，背着行囊上了山，在一座寺院里当了十几天义工，混吃混喝，还换一份安定。

在寺院里住的那些天里，每天下午三点结束义工工作，我都会在客堂加班写稿到夜深。在从客堂回客房的路上，我总会听到钟鼓声。一天，出于好奇，我循着钟声，走上阁楼。我看到带我做晨修的师父，一个人站在夜晚闷热的阁楼里。他穿着僧袍，双手扶着钟槌，一下下地敲着一个比他还高的大钟。绑着钟槌的粗绳，在摩擦和震荡中，散落下点点滴滴的碎屑。碎屑映在昏黄灯光里、钟声震颤中，纷纷扬扬，撒在师父身上——和那个发亮的光头上。

就这样，一下，一下，每敲一下，师父就唱一段经文，他祈愿天下苍生脱离苦海。然后再敲一下，他再祈愿尘世放下我执。好几次，我双手合掌，要和师父面对面，道一声“阿弥陀佛”，然而师父只是继续敲钟，仪式毕竟没有结束。

就这样，约莫半小时后，在连续的十几道钟声后，震荡得阁楼仿佛摇晃时，师父才停了下来，他站了一会，像是在等着大钟归于沉寂。终于，他面向我，合掌，“阿弥陀佛”。

我问师父，是不是出家人不怕热，师父说怕。我说那为什么不装个风扇，师父指了指地上，说没有插座。

《请回答1988》剧照

一

差不多半个月前，进寺的第一天，我和二十多名义工坐在一起，大家大多年轻，且几乎都是女性。我们由师父带着，例行开始义工工作前的晨修。

那天，是这几个月以来，我所感受过的为数不多的热闹时分。我几乎能嗅到人气在周遭流动，只不过当时我脑中不自觉浮现出的，是达·芬奇的那幅《最后的晚餐》。

我看到很多年轻人，似乎是自感心有业障，或者说是困惑，于是有求而来，想要寻一个答案，甚至有些迫切。反观我，我除了一天两顿素斋，别无所求。

我看到一高个女孩子，就叫她Z吧。她在晨修课上，不停地问师父问题，她说师父，你们不就是专业“断业障”的吗——她理所当然的口吻，就好像对着林正英说你们不就是专业抓僵尸的吗？

《夜孔雀》剧照

她问师父有没有断业障的快速见效的办法——她像是来求速效救心丸的，或者，是来求一份佛门独供的心理诊疗。她问师父，如果一个人被关在一个房间，怎么都打不开门。房间里有一个比她强壮很多的人，一刻不停地扇她耳光，她该怎么办？师父说，不要把耳光当成耳光，不要把门当成门。

她又说，可是门就是关上的，她也打不过那个人——她带着一些她自己都没意识到的逼迫，晨修因此拖了堂，而她最终也没能得到答案。

第二天，清晨的雨下得很大，不过每个人似乎都有办法避开雨，大家干干净净聚在了客堂——我没有伞，不过我把义工服撑开在了头上。路上遇到一师父，他斥我拿义工服挡雨，他说义工服可代表了寺院。我说寺院不正是替众生挡雨的吗，师父叹一口气，替我找了把伞来。

只有那个高个子女孩，她好像对雨一点办法都没有。她淋着雨、一个人，还迟到了几分钟。她湿着头发，垂着脑袋，一大早似乎就没有了精神。因为她的进门，师父的讲课稍微停顿了几秒，尔后又如常。她径直走到师父边上坐下——那种开会时候没人愿意坐的第一排。

我看到灯光下，她的手臂上、头发上，泛着细细密密的发光的雨珠，像鱼身上的鳞片。师父在她身边讲着佛法、空性，她扶着额头，在旁一动不动，有些失魂的样子，像一条脱水的鱼。

房间里二十多个人，似乎没有人注意到她，她的迟到、她的淋雨。我很想递一张纸巾给她，但又实在隔得太远了。

不过中午吃饭排队的时候，她应该已经缓过来了。她就站在我前面，面露兴奋，她说太好了，今天又有面条——她爱吃面条。她盛了满满一盘，难怪长得这么高。

二

山上天气很好，尤其想到山下是怎样一个扬着煤渣的火炉。山上的大家也很好，年纪轻轻，都不用上班。但因为不上班，我们身上似乎总带着一丝掩藏不住的飘浮感，连陌生人都窥探得到。

自我进寺院以来，女孩H时常打开义工报名表、刷新，看有没有临时退出的义工，有没有余出的住宿，让她可以顶上。这家寺院香火旺、名气大，以至于每日招募的义工都限额——一般都只二十来名，主要是因为客房有限，住宿因此有限。

女生宿舍，是小小一幢二层楼，女义工住六到八人间，据说只住得下最多三十人。

H说她只剩三天了，当然指的是住宿。女生宿舍里，大家彼此亲近，容易相熟。H说但凡有一个表示要请假提前下山，她就会询问对方能否在义工报名页面上，修改之前提交过的住宿预约，“这样系统就会释放出相应的名额，我就能立刻开抢。”

《同桌的你》剧照

她语气透着焦虑，我仿佛看到她脑袋上长出了一个时钟，“滴答滴答”地响着倒计时。她说她很羡慕男义工，宿舍大片地空着，我以男义工的经历告诉她，半夜抬头，看到几十张空床，内心也不免慌张——深夜独留在客堂里写稿也是。我坐在中间，四座佛像围绕着我，时空一片寂静，只有敲击键盘发出的声响——键盘，未尝不是木鱼(打工版），只不过越敲越恼人。

她说那总比床位靠抢来的好。

我教她，我说你就赖着不走，寺院悲悯众生，多你一个也不多。她赞许说真是有用的建议，然后白了我一眼。

我第一次遇见H，是在女义工客房门口的篮球场上，我和保安老刘在打球，H也上来投了几个。后来的几天，每天下午三点多，义工活动一结束，我都会打会球。每次都能看到H一个人从宿舍换身衣服出来，走进古道的入口，一个小时后，又看到她从古道的出口回来，带着一身汗。她说她在古道遇到方丈了，就是寺院斋堂的大屏幕里，老是出镜的那位。不过她低着脑袋逃开了——就像在学校遇到教导主任，在公司遇到老板那样，逃开了。

她问我为什么每天都能在山上做义工，我说我没工作啊，她说这么巧，她也是。我说我早看出来了，也没什么稀奇的，这山上一眼望去，除了师父和职工，大部分都没工作。只不过有些是不需要工作，说着，我指了指趴在客房门口的“安安”——一条从小就生活在寺院里的，十八岁的狗。我不知道安安是男是女，不过看她每天都睡在女客房门口，想来应该是女的。

《向日葵与幼犬7天》剧照

“安安”虽然没有工作，但有在寺院里同样住了十多年的一位老奶奶喂着，还能定期开荤。而我和H这样年轻的无业游民，什么都没有。H说她毕业快十年了——言下之意是，也不年轻了。她说十年来，她换了不知道多少份工作，每份都做不长。她不知道是工作的问题，还是她的问题。

H还说她想要皈依，我问皈依就能一直住在山上吗？她又白了我一眼，但她也说不上来皈依意味着什么，只是说从此以后不能杀生，不能如何如何了，我说那有什么好皈依的。她说皈依会得到一个法号，她这一辈似乎是“妙”，我说你可以叫“妙蛙种子”，她这下白了我好几眼，说我这么不虔诚的人，为什么会来山上。

我们很少说自己在寺院里，更多地，我们说自己在山上。仿佛这和山下，是两个世界——即便只是隔了几百米的海拔。

三

有几天，我被安排在殿里，卖祈福带。祈福带，顾名思义，人们在祈福带上写很多很多，正反面都写，从财富到婚姻，从事业到家庭。这根可能是产自义乌，但因为被开光过，得以标价五十元的红色带子，终归承受了太多。

经常有香客问我，名字写在开头、还是结尾，我说只要心诚，不论开头还是结尾，菩萨都会看到你的。也有香客问我，地址要不要写，我说只要心诚，不论你身处何方，菩萨都会找到你的。

但更多的时候，我理解不了。我理解不了人们为什么拘泥于形式，仿佛祈福也有规矩，灵验需要标准的程序。如同买彩票得到正规的售卖处。付费选号，兑现需要出示身份证。

香客们都很谨慎，要参考别人是怎么写的，要用小红书搜有哪些吉祥话。

《刻在你心底的名字》剧照

有准大学生，问我赚钱的“赚”字怎么写，“寿比南山”是不是只能祝福老人。我忍不住问他高考前是不是来这里求过。否则，他怎么能够考上大学？

他在祈福带的末尾，歪七扭八地写上了自己的住址——一处高档别墅，我略有耳闻。这种别墅区进出管制严格，我想他应该提醒下门口的保安，菩萨上门送福气的时候，记得放行。

我忍不住想象菩萨来到小区的楼下，给人们打电话的样子——“你的祈福到了，麻烦下来取一下哦。”

“记得给个好评哈。”

还有香客在祈福完建材生意后，问我还能不能写，我想说别写了，再写就贪婪了。但最后还是说，写吧，写吧，马克笔还有墨。他于是又写，希望家里的几套房子，好卖些、卖贵些。我撇过脑袋，看着面前的释迦摩尼菩萨，我忍不住想替菩萨擦擦额头上淌下的汗。

你看，人们分明已经这样有钱了，却还是这样的疲惫。分明已经拥有了这样的多，却还想要更多，以至于被悬置在一个欲念的网中。佛家，分明每日苦口婆心地劝说——放下。然而人们不仅不放下，还想要拿起其它。

你看，殿门口随风而起，纷纷扬扬的祈福带，像不像人们无时无刻不荡起的欲念。

我想，祈福带原本并不是拿来供人写的，只是干干净净地挂上去而已。无就是有，就是无穷大，祈福众生，而不是小我。那一刻，我也想买一根祈福带，我要把它写得满满当当，然后一把烧掉。我想菩萨看到此情此景，不会合掌道一句“阿弥陀佛”，而是会冲我比一个大拇指，说干得漂亮。

《人世间》剧照

卖祈福带那天的最后，一个穿着义工服的男师兄（一切服务寺院的人，彼此之间都称师兄），问我义工祈福，有没有内部价。我转头看向师父，师父说没有。师兄有些遗憾，但还是买了一根。他在一边写，我在旁一个劲儿地问他，今天住不住宿，会不会留在这里。

三十张床位的大通铺，实在需要一点声响。

四

师兄F住了下来，在客房里解开了他一身的行囊，像个短暂休憩的背包客。他说这一年来，他走遍了江南，尤其喜欢某位嗜烟如命的文人的家乡，他在那边住了两个月，他给我解释这座小城的历史渊源，城市名称的出处。他建议我有时间也去感受一下，我说我就是那里的人。

但我对于家乡的感情，好像并不比F热烈多少。家乡没有我的工作，连一张床都要计算可供睡眠的余额——毕竟在父母面前，我还得假装自己仍在外地上班，因此不好久住。

和我不一样，F每天四点多起床参加早课，不知疲倦地在结束义工后，去各大殿跪拜、祈愿。在F的朋友圈里，我看到他生日时候发布的一支视频。里头是他在江南的山山水水里的留影，他双手合十，面容虔敬。

紧跟着这条朋友圈的，是他对一家民企的讨薪过程。他公开自己和企业负责人的对话，公开自己诉诸劳动仲裁、法务的文件。他在评论区，自言自语，有些孤独。

他也好奇我为什么会一直住在山上，我说我不上班了，他表现得既理解，又感慨。他说他曾和我一样，生性自由，以至于一时兴起，辞去了公务员职位。等到想再回去时，年纪都超出了报考的上限，最后阴差阳错，进了家皮包公司。他说好在，你还小，我说我也不小了，再过个几年，我也就考不了公了。

《未生》剧照

因为客房没有阳台，我和F的衣物鞋袜，只能挂在没人睡的床铺的扶手上、空调的风口下。男生家当简单，我俩都只是几件短袖、几条长裤。空调的风吹动着衣服，薄薄的衣服荡起褶皱。桌上摆着我俩的牙刷、牙膏、剃须刀，还有几盒烟——F以为山上没处买烟，于是囤了些“口粮”带上来。但其实寺院外的职工宿舍里的小卖部，不仅有烟，还有鸡腿。

很多个夜晚，我会和F走到客房一楼门口，一口被封了的石井旁，看着七零八落的蛤蟆，一起抽烟——寺院所在的山上，蛤蟆出奇得多、且大。每次我走在夜深的路上，都会邂逅六七只。蛤蟆听多了佛经，似乎也变得祥和且安定，常常在路中间一动不动、一声不响，也不怕被踩死。仿佛在说，死就死罢，都会死的。

下午三四点后，寺院就会陷入冷寂，此时更是四下无声，只有一点风声，偶尔伴着钟声。

F说寺院仿佛脱离了山下的世界，就连气温都低好几度，要是能一直住下去，就好了。我说为什么不呢，他说不行的，他问过师父，做义工，一次只能做七天，此后就得间隔半个月——“大概是要给别的义工，‘发心’的机会。”

我想说那也可以在寺庙做个职工，不过又没说。我清楚做职工，感觉就不一样了。寺院给予义工们的，是一种松弛有度。忙、闲，都恰到好处。我想起来网上关于猩猩的调侃，说是猩猩进化得刚刚好，再聪明点，就要去上班了。我想做义工也是，刚刚好，再繁琐些，就等于上班了。再闲点，又会发慌。

《祈祷落幕时》剧照

我承认那一刻，我脑袋上好像也长出了一个时钟，倒计时的声响也“滴答滴答”地冒了出来。我揿灭烟，转头瞥见F的脑袋，头发的长度，介于板寸和光头之间。

我说师兄，你要是想出家倒也方便，剃度都省了。他说出家，剃度本来就只是最简单的一步。

F师兄，原来早已皈依了。那是三年前的事，他给我看了一张某中部省份佛教协会给他开具的皈依证。我说这有什么用，能在各地寺庙免费享用素斋吗，他笑笑，说不能。我说那能凭证免票进寺院吗，他说没试过，不知道。

五

其实我能理解为什么这样多的年轻人，想要留在山上，H是这样，F也是这样。

山上，生活规律，四点五十分上早课、六点吃早餐——起不来也没事。在山上的十几天里，我从来没有吃过早餐，只要八点钟准时在客堂集合，参加晨修和义工活动就行。

除了偶尔的保洁，其余工作都十分轻松，我们像摆在殿里的一个个吉祥物，因为沾了菩萨的光，香客对义工也总显得恭敬。

山上气温适宜，殿里常有穿堂而过的风，吹过门口挤挤挨挨的祈福风铃，哗啦啦，哗啦啦。如果不是因为风铃串着的祈福牌上，写满了人们的愿望，我想这铃声，或许会更轻盈和悦耳。

《小森林》剧照

素斋食材新鲜，且不限量，据说是山下做餐饮的大功德主日日送上山的，真是“阿弥陀佛”。我每次都要加三次餐，那些素鸡块、素鱼肉的口感足够以假乱真，而且别具风味。以至于并不算贪食的我，每天总是眼巴巴地等着开饭。

如果习惯了这个消费的世界，管不住破财的手，寺院里还有二十五元一杯的“法味”咖啡——要是有义工内部价就更好了。

到了下午三点，一天的工作差不多就算结束了。我总是先去抄经室里抄一遍《心经》，又因为心始终不静——怕错过“药石”（也就是晚饭），总把楷体的临摹本，写成行书，甚至是草书。

我最后一次见到Z，就是在抄经室里。她人高马大，身子绷得紧张，大概是很少写软笔字，她握着小笔的手，微微颤抖。但她很努力地抄完了一整篇。

后来，她把经文供到菩萨前，我在她走后，上去瞄了一眼——她祈愿自己“宁静”。

吃完斋，客堂可供休憩到八点半——虽然我常常凌晨才走。

回忆起来，在寺院的十几天，我能联想到的只有五年前的大学时光。一样的轻松、恬淡。也一样的短促。

H终于抢到了一个住宿名额，得以继续待在山上。那天，她轮岗到和我一起去客房做保洁，我看她连翻被套都显得很有力气。

至于我，我直接在微信上和师父说我又成功报名了几天义工，男义工客房的床位，空着也是空着，让我继续为寺院服务呗——师父没回消息，我就当他默认了。我过去总以为，山下有一个熟悉的家。然而如今，我终于意识到，不再工作之后，我们其实连一间可以容下身子的住所都没有。没有住所可以有很多个理由，譬如不知道租到哪里去，不知道该租多久。但说到底，我们只是不知道未来该归去何处。失去了工作的捆绑，我们都不免飘浮了起来。或者说，叫流浪——自由的另一种说法。

H只是女义工们的一个代表，人们来来走走，我看过不少想要留在山上，因此每日紧张地抢住宿名额的女生了。两天不够，她们想住三天，三天不够，她们想住一周。我见过有师父对一女义工说，我看到你又新报名了哦——言外之意是，超额了哦。这名女义工显然不舍得说她会走的，不过想要解释几句，她又好像不知该怎么解释，只是急得脸有些发红。师父见状笑笑，说报上了就继续住着好了。

其实续义工住宿的那天，我有些羡慕安安。她在寺院出生，行将在寺院离世。她很老了，老到整日喘着粗气，仿佛要被这烈日给烤干——即便山上比山下，算得上凉快多了。

记得一天，还是在篮球场上，我看到老奶奶拿着好几柄梳子，一柄梳满了，就换一柄，她给“安安”一下下地梳掉松散的毛发，她说安安啊，你怎么这么老了？

“安安”和老奶奶应该是很亲热的，只是如今老得连尾巴都摇不动了。我接触过很多老人，但第一次具象地感受到衰老，乃至嗅到死亡的气息，因此悲悯起生命的须臾，反而是在寺院里的一条狗身上。

六

做义工的，大多都想要加师父的微信，仿佛加了后，即便是在山下，也能连上佛门的wifi。但我没提出过类似请求，反而是有一位约摸七十岁的大师父，主动加了我好友。

他并不是多想和我交个朋友——他其实是不想的，毕竟我的微信名字是“送难”。记得他第一次看到我这个名字，说哎呀呀，哎呀呀，送难，你这个名字取得——送难。我说师父，我又没出家，这不是法号，是我曾经的“花名”。师父说花名是什么，我说花名就和你们的法号一样，属于圈内代号。师父说那这名字也取得不好，我说师父，你这就俗了，你把我的名字，理解成“送走困难”，而不是“送来困难”不就好了。师父一想，说也是，还说我有些慧根。

隔几日，我又来到了老师父所在的殿。师父说，梁朝伟你来了，我说师父，我不是梁朝伟，师父说哦，以前来过一个叫梁朝伟的男义工，他长得和你挺像。我说师父，我叫送难，师父说想起我来了，这名字太有意思了。然后师父就说他要回去喝杯茶，让我一个人在殿里值守下——上一次，他是要回去方便一下——诉求各不相同，但一样的是，当师父再次出现，一般已是“下班”的时候了。

师父塞给我一个大油桃、火龙果、大西瓜，都是品相极佳的瓜果。他说今天的贡品一般，他抽屉里还有一些别的吃食，叫我自便就好。

做义工，规矩上是不允许问师父出家的缘故的，就好像大家也不会随便问人为什么辞职。毕竟说起来，总是些难言之隐。但因为大师父和我处熟了，他自己干脆倒豆子似的全倒给了我。他说，你们这代年轻人，想得通透，也不急着结婚。他那时候，就是想不明白为什么要结婚，结果被当成了神经病，只好上山——做和尚就不用结婚了。

师父又说，现在有些做和尚的，都是摆个样子，跟上班一样，真正的高僧大德，少了。他还说，和尚也关心国际局势，他提到已经打仗打了快两年了的两个国家，他说他支持其中一个，还有个小和尚支持另一个，一老一少，每晚吃完饭，就凑在一起辩论。

他口中的小和尚，就是敲钟的那位师父。

他说，现在这个世界的问题，就出在大家爱好打架，而不是打坐。

师父说了很多，我在一旁不停地按手机，他以为我不感兴趣，于是不说了。但其实我是在做记录，毕竟写稿要用。

那天，师父说得口渴了，叫我给他打点水来。大概是转念一想，觉得实在累人，于是又摆摆手，叫我不必去了。他从抽屉里取出两瓶可乐，递给我一瓶，说只好喝点小可乐咯。

七

下山的那天，我原本是想去看望一下大师父的，结果没见着他，打开微信，才看到他发了条朋友圈，说自己生病了，要休息几日。

不得已，我只好回客堂，等着领一张下山的接驳车票。那天的义工们，都去吃饭了，客堂里只我一个人，空空荡荡，我蓦地回过了神来——自己已经不再归属于这里了——也可能从未归属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