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个农村“小镇做题家”，决定“先找个工作再说”

*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文｜王海燕 我到三联工作多少算有点误打误撞。2016年底，我在一家互联网创业公司做了大半年运营后，非常想回到媒体行业，上网到处搜索媒体招聘信息，正好看到三联生活周刊在招聘调查记者。那两年，微信公众号已经处于流量爆发期，今日头条正冉冉升起，在主流舆论里，传统媒体的没落已进入日薄西山的尾声阶段。我当时对周刊了解不多，觉得它既不是我理想中的所谓硬派媒体，也不代表潮水的方向，但本着“先找到工作再说”的心态，还是赶紧投了简历。 但过了好长一段时间，我都没有收到回音。不死心，我又上微博搜索三联相关的信息，居然找到主编李鸿谷的微博账号。我立即私信给他发了三大段冗长的自白信息，啰里啰嗦、忐忑不安地陈述自己多想得到这份工作。过了两天，李大人给我回信息，“你没有留手机号，你可联络吴琪”，后面跟着一串手机号。真是大乌龙！原来我的手机号填错了一个数字，怪不得那段时间投出的简历，一个回音也无。

刚到三联，我做的前几个选题，比如比特币、共享单车和网络安全，都跟我的上一份互联网工作相关。但很快，秉承周刊传统，作为年轻记者的我，就被派发了众多“杀人放火”的热点事件选题，比如 中国留学生章莹颖被绑架杀人案 、 杭州蓝色钱江小区保姆纵火案 、 陕西榆林产妇坠楼案 等。 这些案件都带有互联网时代的传播特征， 就是从案件一发生就进入了网络舆论的视野，网络舆论就是其中特别重要的参与力量和影响因素，事件的走向都不仅仅发生在线下，而是现实和网络相互渗透，相互影响。 传播学大师麦克卢汉在上世纪就断言，媒介是人类器官与意识的延伸，在手机已几乎植入每个人手掌的今天，这一论断已不是隐喻，而是时代的显性现象。也因此，对一个新媒体时代的记者来说，如果你对自我的期待是真相传播者，那么你遇到的第一个挑战就是，你是在为谁寻找什么样的真相，你又如何看待现实世界和网络世界，如何在这两个世界中与他人互动。 到这里，我需要岔开话题，讲讲我自己的经历。我出生在渝东北一个非常偏远的农村，从小是留守儿童，走的是经典“村小—乡镇初中—县城高中”式生产队做题家升学路线。进入大学后，第一堂课上，身边的一个同班男同学找我搭话，“你玩过超级玛丽吗？”我困惑地摇摇头说“没有”。那个男生惊讶地瞥了我一眼，低声惊呼“你好可怜啊，你简直没有童年！”随即冷淡地终止了对话。 要到很久以后我才领悟到，他大概是认为，我看起来像个书呆子，小时候一定苦学苦背，课业繁重，以至于如此风靡的小学生电子游戏都没机会玩。但实际上，从小在村里放养长大的我，既没有苦学苦练，也不知道超级玛丽是什么。我经历的完全是另一种童年模式，我听不懂他在说什么，所以我们的沟通效率为0。 这个对话像一个寓言，概括了我充满自卑的大学生活。作为一个内心敏感的农村学生，我过去的荣耀在此不值一提，我的寒酸、无知和笨拙则分外突出。 在整个中小学阶段，我都以活泼开朗著称，但进入大城市的大学校园后，我像一只孵蛋期的抱鸡母，缩着脖子窝在草丛里一动不动，生人勿视，生人勿近，生人勿言，总之，一个标准的i人。 我还记得，大二的暑假，我的同班同学已经有人进入新华社实习，而我能给自己找到的暑期工作是，谎称自己高中学历，在已经荒废的空荡荡的上海世博会展馆里当夜班女保安。一个更优秀的新闻系大学生当然也可能会找这样的工作，并将它变成一个实习项目，敏锐观察，详细记录，再完成一篇优秀的纪实作品。但我的确是踏踏实实，一心一意在挣那一个月2000块的工资。 是的，人生的“真相”向我展露了完全陌生的一面。 整个大学四年，乃至毕业以后的数年，我不得不打起精神探索现代城市生活，努力融入这个对我来说称得上是全方位的异乡世界。 回到三联的工作话题。2017年8月，南京南站发生了一起青年男子当众猥亵女童事件，我很感兴趣，当时就写了一篇微信评述文章。不过，随着继续跟进，事件的后续采访却卡住了，因为事情发生在家庭内部成员之间，很多隐秘的行为外人无法得知，也无法采访，法律上的性质又相对模糊，难以深入。 而从事件引发的反响和讨论，所有人都感觉到，这是一个值得深入的重大选题，甚至也许值得做一个封面。 我记得，对做封面的想法，一开始李大人不太同意，觉得这个话题虽然重要，但弥漫性的沉默之下，作为媒体其实并不好寻找选题成立的核心要点。当时我也参与了讨论，犹豫了好一会儿，我说，我知道一个故事，是我非常非常亲近的一个发小，她在童年时就遭到不同亲朋近邻的性侵，后来在成长的过程里，出于受害者的直觉，她敏锐地扫描出自己身边有各种各样的儿童性侵受害者，并且和他们交换了自己的故事。 这些孩子，不光性格、相貌、家庭背景各异，甚至性别也有男有女。 而他们唯一的共同点是，全都对自己的经历守口如瓶。海面之下，有庞大的冰山。我的朋友，是海面下冰山的一部分，并且能描述出冰山的轮廓。 听了这个故事后，李大人决定做这个封面，并且让我主导。后来，我一方面采访了众多专家、社工和心理咨询师，梳理了国内对儿童性侵的认知和处理现状，完成了主文；另一方面，我采访了我的朋友，完成了“ 性侵受害者的隐秘联盟 ”这篇口述。 在封面导言里，我的同事徐菁菁这样概括这个封面的意义， “从真相走向共识，这便是我们谈论儿童性侵的出发点：在向魔鬼全面宣战之前，我们先来打破沉默，看清它的面目”。 而对我个人来说，完成这个封面，还有另一重重要的意义，那就是我终于可以完整、清晰、冷静地讲出那个被长久尘封的故事了，那个曾经让我抱着我的朋友痛哭，扎根在我成长里最隐秘也最沉痛的故事。而当这个故事真的被写出来后，我的朋友说，她感到最后一处伤口也结痂了，终于彻底轻松。 在这个讲述里，她当然描述了性侵带给她的羞耻、绝望与痛苦，她曾经为什么本能地选择沉默，但更重要的是，在对那些同样受到伤害的朋友的观察与总结里，她清晰地意识到了社会机制本身出现了什么问题，她可以如何反击命运。 讲述成为一种力量甚至权力，让她拥有平视的视角，得以重新打量并认识我们曾经共同身处的世界。 我也清楚地知道，通过她，我提供的绝不止是一个猎奇故事，而是一份包含了反思与批判的社会观察样本。 在这个封面过后，我还做过好几篇跟性侵相关的口述文章。一位全国某著名三甲医院的女医生告诉我，她曾被困在和业内大牛不健康的两性关系里，而其中最难以向人讲述的是，PUA和渣男并不能概括那位男性对她的所作所为，她的痛苦来自于，关系里的爱与伤害同样多且真实，就像一碗糖浆里裹满了玻璃渣；一位家庭背景不俗的女硕士则告诉我，她被导师步步引向陷阱，并在临门一脚认清并拒绝进入陷阱后，遭到长久的报复；一位干练的都市白领则告诉我，她曾在参与公益读书会后，被名声在外的导师骗喝烈酒后，在酒店遭到猥亵，而她后来才发现，这位导师实际是业内惯犯，只是之前的人习惯性选择了沉默。 这些讲述者与我朋友的成长背景和经历截然不同，但在性侵害事件里，我和我朋友，我朋友和她们，其实生活在同一个价值和行为体系里。 她们，更准确来说，是所有的我们，都是这个价值和行为体系塑造出来的个体，而如今，我们都在对这个价值和行为体系做出反应，当无数这样的反应汇集起来，必然重塑这个体系。 正是在做这样报道的过程里，我不断重新认识自己，我的人生底色与我长久存身的异乡世界不再格格不入，壁垒分明。 在三联，主编一直提倡大家在稿件里使用第一人称的“我”进行叙事：“我”看到什么，“我”听到什么，“我”如何理解……一开始我特别不适应，觉得有悖客观中立的新闻伦理。但年龄稍微大一些，当我能够更坦诚地面对自己，面对自己作为活生生的单独个体的珍贵和局限时，我的确能更深入地理解现实世界的丰富与复杂了。 我甚至渐渐不再提“真相”这个词语，因为所谓“真相”，只是认知相对于事实的投射，很多时候，记者需要先有认知，才能看到一个错综复杂的事件里那些幽微的细节。 还想起一件事，2019年在采访 北大吴谢宇弑母案 时，在最初的报道里，吴谢宇被呈现的是完美学霸形象，不光智商高、学习好，情商也非常高，朋友众多。但在我的采访里，不少人都注意到，吴谢宇在人际交往方面其实有些笨拙且程式化，比如会在深夜突然给很多人同时发送信息，“你好，在干嘛？”跟不管熟不熟悉的人都会拍肩膀打招呼。

北大吴谢宇弑母案发地——福州教育学院第二附属中学家属院（张雷 摄） 后来我意识到，描述吴谢宇情商高的，主要是他的高中同学。而高中，正是吴谢宇的学霸特质最突出的阶段，所谓的情商高，完全可能是学习成绩带来的隐形福利。 对一个记者来说，这是可完全核实的“真相”吗？当然不是。但它重要吗，我认为是重要的，因为它所提供的思考方向，旁证了绩优主义至上的教育体系里，人可能会被如何塑造。 也是在想明白这个问题之后，我对自己大学后的性格变化释怀了。大学固然使我自卑，但我在中学阶段的好人缘，恐怕也并不是因为我擅长广结善缘，而是那时其他的同学更擅长发现我身上的优点而已。 做记者，尤其是做三联记者的这些年里，总有人问我，你见过什么样的名人，得知过哪些惊天秘闻，事实是，作为社会记者，我确实没有见过多少社会名流，所知道的社会现实也仅仅是我的智识所能得知的那些，别无秘境。 但对我来说，这已经足够了，做记者的这些年，真正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恰恰是那些普通人的普通人生。 所以在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中，我在武汉采写的三篇报道，主人公分别是 百步亭社区 的一户普通居民，武汉青山区的一个普通老人和武汉硚口区的一个普通社区书记。在2020年的俄乌冲突里，作为新媒体编辑，我选择重点记录的是 一个收留难民的普通乌克兰房东 ，一个普通中国留学生的撤侨之旅。我如实记录下他们的完整遭遇，他们的坚强与怯懦，勇敢与无奈，还有他们的幸与不幸。

在俄乌冲突中，收留难民的普通乌克兰房东的地下室被改成了公共防空洞，防空警报响起来了以后周边的邻居都会过来躲避（口述者供图） 刚做记者的时候，老记者总谆谆告诫我们，无论面对什么样的采访对象，都要平等以待，不卑不亢。 在自尊心的驱动下，刚刚当记者的时候，我总是在采访所谓重要人物时提醒自己记起这一原则，尽力“不卑”。但多做了一些年头的记者后，我渐渐意识到，面对一个普通的采访对象，甚至一个新闻事件里的周边采访对象时，能放下预设和偏见，重视他们的经历和感受，做到“不亢”可能更加重要。 如今的新媒体相比我在2017年入职三联时又发生了重大变化，今日头条已入黄昏，微信公众号也成为下行平台的代名词，但我却不再有远离潮头的恐慌。见自己，见广大现实，见众生，感谢李大人当初回复我的私信；也感谢有一群读者，愿意喜欢这样的内容，一直订阅这份杂志。 以及，今年的订阅季又开始啦，欢迎大家继续订阅。（一个猝不及防的广告：）） 代表作品： 《不再沉默：直面儿童性侵》 《30人牺牲：凉山森林大火，回不来的灭火人》 《现场 | 百步亭困局》 《30年来，在餐桌上走向灭绝的禾花雀》 “ 点赞 ”“ 在看 ”，让更多人看到

排版：布雷克 / 审核： 米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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