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程 | “建筑历史与建筑考古”学术研讨会

30多年前，建筑历史学界老前辈杨鸿勋先生开创性的创立了建筑考古学这一分支学科。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这一学科始终没有建立起来，且后继无人。老先生晚年不无遗憾地对我说起了这件事情，希望我们能尽力把这件事情做起来。本人在退休之前事务缠身，没有精力来做这一工作。现在有了一些空闲，回头认真梳理研究才发现杨先生开创的这一事业确实是意义重大，值得我们高度重视。

本人从事中国建筑史理论和古建筑保护工程实践的教学和研究30多年，接触过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无数。其中很多案例涉及到建筑历史研究和考古发掘的关系问题，发现两者之间严重脱节，导致很多问题难以解决，甚至在实践中出现了错误。今天回过头来总结，我们可以清楚的意识到，一些重要的问题往往是由于建筑历史研究和考古学研究两者的脱节所带来的，这同时也就表明了建筑考古学这一学科领域研究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一、理论问题

建筑历史和建筑考古所涉及的理论问题很多，都需要我们今天进行深入探讨，这里不能一一举例，但是有一个问题特别重要——文明起源的问题。建筑历史发展的源头在一定意义上说也是文明的起源，在极大程度上依赖于考古学。我一直认为中华文明的起源有两个地理区域，一个在北方，黄河流域；一个在南方，长江流域。这两个区域分别出土了大量不同类型的文物，这些都是文明起源的物证。而这两个区域的原始建筑也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类型，是中国建筑的两个源头。北方黄河流域的建筑起源于“土”——穴居，由穴居发展到半穴居，再发展到地面建筑。南方长江流域的建筑起源于“木”——巢居，由巢居发展到干阑式，再发展到地面建筑。“土木”二字成了中国古代建筑的代名词，实际上“土”和“木”是中国建筑的两个起源。

过去我们说到中华文化的起源，较多的只关注了中原地区，黄河流域，而没有太重视南方的长江流域。而事实上在南方长江流域，还不止长江流域，考古发现了大量的远古文明。那些几千年前的城址、聚落和建筑遗址，都是中华文明的组成部分。

但是我们在过去的是书中比较多的关注了中原和黄河流域给人的印象，中华文明的起源就只有这一个地区，而事实上广大的南方地区从考古发现来看，无疑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起源地之一。南方各地考古遗址中发现的石器、陶器、玉器等，其精美程度完全不亚于北方中原地区。而在建筑方面，南方地区的建筑从技术成就来说，应该是比北方中原地区更高一筹。南方地区的木结构加工技术早在7千年前的余姚河姆渡遗址中就已经能看到其发展的程度。

这就更多的涉及到了建筑考古的问题。过去我们的考古学界较多关注的是对考古遗址的地层年代的分析鉴定、出土器物的类型区别等问题。关于建筑遗址也大多只是研究其城址、聚落以及其中的建筑类型，例如宫殿、住宅、作坊、墓葬等的布局方式等，很少关注到建筑的构造做法，以及它们所代表的文明发展的程度问题。

二、关于工艺技术问题

建筑的工艺技术问题，直接涉及到工具的使用问题，而工具使用的问题，也就是文明发展程度的问题。例如泥土夯筑的技术，只要有最简单的石质工具和木质工具就可以完成。而木材的加工，就至少需要比较锋利的石质工具才能做到，而且还只能是比较粗糙的加工。如果要进行比较精细的木材加工，那就需要比较锋利的金属工具了。如果是石造的建筑，需要对石材进行加工，那就需要比较坚硬的金属工具了。例如相对比较软的铜质工具就不可能，而需要比较硬的铁质工具了。

当我们看到考古发现的建筑遗址上的材料加工的情况，就可以判定出当时的人们使用了什么样的工具。

例如湖南澧县鸡叫城遗址考古发掘出来的新石器时代的大型木构建筑遗址，垫在基槽内的大型木板，最长的达8米，一般的也在5米左右的长度，宽度50多厘米，厚度10厘米左右。这建筑建于4700年前，那个时代肯定是没有我们今天的锯子、铇子、斧头之类的木工工具。确实，我们从木板表面的加工痕迹来看，显然没有锯、刨、砍削之类的金属工具加工的痕迹。只有比较粗笨的石质工具加工的痕迹。这就更让我们佩服那个年代的人们的工作精神和毅力。在那样简陋工具的条件下能够加工制作这么大型的木构件。也可想见当时的工程之艰巨浩大。这就需要人们既懂得历史时代劳动工具所受的限制，又知道木结构建筑加工的技术难度，才能清楚地判断这个建筑遗址的价值和意义。

三、关于文献考古与建筑历史研究的问题

中国古代文献浩如烟海，其中关于建筑记载的文献也是汗牛充栋。所以文献研究也是建筑历史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当年中国第一个建筑学研究团体——中国营造学社，里面就只设了两个部，一个是法式部，由梁思成先生负责；一个是文献部，由刘敦桢先生负责。两位先生也因为对中国建筑历史研究的贡献，而被人称为“北梁南刘”，可见文献研究在建筑历史研究中的重要地位。

在建筑历史研究中，文献研究也带有考古的性质。因为上古时代的文献有甲骨文、金文、简牍、帛书等今天难以辨读的文字。这些都需要我们今天去仔细考证，从中发现一些历史的线索。今天在许多考古发掘的建筑遗址，往往同时伴随着发现有大量的简牍帛书等古文献。辨读这些古文献本身就是考古的一部分，同时也是解读这些建筑遗址的可靠线索。

例如敦煌悬泉置遗址，这是汉代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要的驿站，这里不仅仅发掘出了一个完整的汉代驿站的建筑遗址，而且发掘出5万多枚汉代的简牍。分析解读这些简牍，可以清楚地了解当时发生的一些历史事件，同时也能清楚的判定这个建筑遗址的使用功能，以及当年建筑的基本情况。

四、关于技术考古的问题

这里说的“技术考古”，不是指传统的常规的考古相关技术，例如地质学地层分析的方法，例如碳14年代测定的方法等。而是指今天的新开辟的科技领域和新技术、新方法和手段。例如“环境考古”，即通过对不同地层的土壤中所包含的花粉和植物种子等的分析，考证不同年代的地理气候环境和植被情况。

这种方法对于那些木结构建筑遗址的考古具有特别的意义。例如湖南澧县鸡叫城大型木构建筑遗址的考古，就需要做这样的环境考古研究。那么多巨大的木材是从哪里来的？现在的澧阳平原（洞庭湖平原的一部分）是基本上没有森林的。那么4千多年前这里的地理环境是怎样的呢？是否有森林呢？如果没有森林，那么多的大型木材是从哪里来的呢？在4千多年前那样的条件下，应该是不具有大规模的运输能力，一般来说都是就近砍伐木材。而这个地方那个年代究竟是否有森林？这就需要我们进行“环境考古”。这种“环境考古”不仅证明了建筑遗址的建筑材料来源，同时也证明了古代历史上地理气候条件的变迁对建筑的影响。

另外，现代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很多新的方法不仅可用于一般建筑学，也可以用于古建筑的修复保护研究，同时还可以用于建筑考古和建筑历史的研究。例如三维扫描技术，可以用来进行考古遗址的地形分析；可以用于建筑遗址的复原研究等等。

总之，现代新科技的发展，为建筑考古和建筑历史的研究开辟了广阔的新天地。

五、保护和利用的问题

对古代建筑遗址的考古发掘，当然也就伴随着对它们的保护问题，以及今天开发它们作为文化旅游和教育功能的展示利用问题。对考古发掘的建筑遗址的保护问题一直是考古学界和建筑学界的重要课题之一，同时也是难题之一，尤其是对南方的木构建筑遗址的保护问题。

南方气候潮湿炎热，很不利于木构建筑的保护，而那些埋藏在地下数千年的木构件突然暴露在这种潮湿炎热的空气之中，显然是不可能长久的。对于考古出土的建筑遗址，特别是木构件怎样保护，同时还要展示，这不仅是一个考古学的技术问题，更大程度上是一个建筑学的问题。例如出土的大型木构件，作为考古技术的脱水处理也许并不是太困难，但是要把它们展示出来，而且要恒温恒湿，不能暴露在空气中。如果在博物馆的玻璃展柜里面也许并不太困难，但是如果要让它们在原址上展示（考古遗址最理想的展示方法，就是在现场展示，给人以亲临其境的现场感），同时又要保护木构件，这就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了。今天考古界的处理方法多数都是把它们回填埋掉，但这种方式显然是不利于展示和利用的。

这一方面的问题，需要我们从建筑学的角度来研究和考虑。这也是一个需要建筑学和考古学相结合进行交叉研究的新课题。

综上所述，建筑学和考古学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内各自独立发展，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但是随着今天社会的发展，人们对文化遗产的保护有了新的视角、新的高度。现实向我们提出了关于“建筑考古学”研究的新需求，这也就是我们组织这本论文集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