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最成功的卸任总统”去世：一个生不逢时的“好人”

齐然2024年12月30日约 10 分钟

*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根据美国卡特中心的消息，当地时间2024年12月29日，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在其美国佐治亚州的家中离世，享年100岁，他也是第一位活过100岁的美国总统。

此时距离卡特1981年结束总统任期，已经过去了43年。在漫长的卸任年月里，曾经以年富力强形象登上美国正义舞台顶端的卡特逐渐褪去金发、清瘦的形象，日渐老去。他回到家乡小镇生活，与此同时设立基金会，广为参与慈善、理念倡导和外交活动。他反对关塔那摩监狱，为巴勒斯坦人的正当权利发声，还前往朝鲜沟通带回被羁押的美国人。他也因“退休后生活”格外丰富，成为美国史上“最成功的卸任总统”。

然而，这一称号颇有讽刺意味，意即他只做了一个任期，就在1980年的大选中败给共和党候选人里根下台。

在美国历史记忆里，卡特是个“好人”。这可以说是褒扬——他在任时被誉为坚持道德原则，对民众开诚布公——但更多是批评：在八十年代把苏联逼到墙角的继任者里根面前，卡特的主政风格被许多人视为是平庸、软弱。

但值得一提的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美国选民和美国政治，或许可以说是喜欢“翻脸不认人”——他们在1976年选卡特上台，恰恰也是因为他的早年经历塑造的“好人”形象。

文｜齐然

来自南方的好人

1924年10月1日，在乔治亚州的小镇普林斯的医院里，在本地同时经营着小农场、化肥和保险生意的詹姆斯·厄尔·卡特迎来了他的第一个孩子。是个男孩。他给孩子取名“小詹姆斯”，昵称“吉米”。

普林斯小镇的英文是plains，意思是“平原”，而plain还有“普普通通”的意思。这的的确确是一个最普通的美国南方小镇：人口不过千人，只有一条主街，镇上的店铺服务那些隔三差五从农场里骑马或开车来采购物资的农民。普林斯周围，方圆百里内没有大城市，本地特产则是花生酱和脆口炸猪皮。

普林斯人的解释中，小镇的地名来源于《圣经》中巴比伦的杜拉平原。地名的起源凸显了小镇的文化属性——这是一个南方的、新教福音派宗教氛围浓郁的小镇。

卡特的父亲就是虔诚的浸信会信徒。传记作者、资深时政记者乔纳森·阿特尔写到，卡特儿时常被父亲拉去礼拜和主日学校，修读圣徒传记。父亲厄尔·卡特则非常热诚于践行一些信仰上学到的道德规范——比如他不说假话，也厌恶不说实话。

童年时代的吉米·卡特（图源：Jimmy Carter Library）

卡特一家很难说是最普通的农民，毕竟他们是镇上的富人。阿特尔写到他们家曾经在普林斯镇不远的乡下拥有过350英亩（约合140公顷）农地。在这个实行种族隔离的南方小镇上，有约30家黑人农户依靠卡特家的农场过活。老厄尔·卡特支持种族隔离，但小吉米·卡特则在黑人保姆和同龄孩子的包围中长大。这种既熟悉种族隔离，又熟悉种族混合和黑人文化的经历，日后成为了南方人卡特的一笔政治财富。

虽然家境殷实，但成长于美国南方深处的卡特，确实又是一个远离大城市精英圈子的小镇青年。18岁之前，卡特的生命轨迹几乎未离开普林斯镇。直到1942年，他赴州首府亚特兰大就读工程学位，再在次年考上了海军学院。其后的服役生涯，为卡特带来了人生中最重要的几段关系：和妻子的婚姻；和华盛顿精英圈子的接触；以及参与美国核潜艇项目——在项目里，他不仅结实了海军上将、美国“核潜艇之父”利科弗和他的人脉圈子，也见识了高效的管理模式和超高标准的专业要求。

吉米·卡特和妻子罗莎琳·卡特（图：Jimmy Carter Library）

如果不是父亲突然罹患癌症并很快过世，卡特很可能会一直留在海军的工程部门工作，并成为一名出色的核技术官员。但1953年，噩耗突如其来，他决定离开海军的事业，回家乡经营农场。许多传记作者都提到：他这时固执而不容质疑的决定，几乎葬送了自己的婚姻。但最终，卡特一家回到了普林斯，并在那里生儿育女。

回乡青年卡特很快把家里的花生农场做得有声有色。但他的志业不止于此。或许是受到父亲当选州议员却因病未能完成任期的影响，卡特很快决定涉足政治：“我只有一次人生，我想作为公民，把握各种为公众服务的潜在机会。”

1962年，政治素人卡特宣布参选乔治亚州议会的参议员并成功当选。在1960年代的州内政治生涯里，卡特已经显现出了日后的某种政治优点：坚定而不妥协——例如众议院选举中，他的对手一度利用权势舞弊做票，导致他落选。他出人意料地选择申诉到底，并成功夺回了席位。而1966年他首次参选州长失利后，更是回到家乡继续务农，并在1970年再次参选，这次他获得了胜利。

但在连番的政治斗争中，卡特也开始疲劳，怀疑。他的传记作者认为，1966年是卡特沮丧感的最高点——越战、民权运动、围绕种族隔离的冲突和社会巨变，深深影响着卡特。或多或少由于家族传统，卡特以转向神学的方式应对自己的内耗：他开始大量阅读神学和哲学的作品，尤其是存在主义神学家克尔凯郭尔和田立克。

吉米·卡特在记者招待会上，周围围满了记者

尽管很多人指出，卡特的哲学阅读其实不求甚解。但在反种族隔离运动的时代转向自己的福音派宗教背景，卡特对接上了一个今天几乎偃旗息鼓的宗教运动：“进步左派福音派”。这个受到美国重要的神学家尼布尔影响的福音派运动，在强调道德之外，也重视社会平等和种族议题。他们在之后的总统选举中成为了卡特的重要支持者。而卡特，也成为了“进步福音派”在美国政治中异军突起的代表人物。

卡特，五十年前的民主党“特朗普”？

1976年，乔治亚州州长吉米·卡特宣布参选总统，当时引来一片嘲讽。“卡特是谁？”尽管他已经担任一届乔治亚州州长，却在全国范围内仍是名不见经传——就算在民主党内，传统的进步派大佬泰迪·肯尼迪、支持种族隔离的南方民主党人约翰·华莱士都远比他更有资格问鼎总统宝座。

然而1976年的美国政治氛围已经不同以往。1972年尼克松窃听竞选对手的“水门事件”被曝光，哗然之下他在1974年辞职。经历了超过十年的越战和林林总总的社会运动，水门事件进一步把公众对华盛顿精英们的信任推到了低点。

在社会暗流涌动的反建制浪潮中，面对民主党内的大佬，再到面对在任总统福特，卡特显示出了一个南方小镇青年的特点：他不服输——几个月的竞选活动中几乎走遍全国，不疲倦地到处发表演讲；他亲切而草根——他的演说不寻求华丽雄辩，但摆出诚恳、讨论实际问题的姿态；更重要的是，卡特是一个来自南方的福音派信徒，能够牢牢抓住南方虔诚而保守的大众的胃口，让他们愿意相信这个“自己人”——1976年，卡特顺利当选总统。他也是至今最后一个横扫南方各州当选的民主党总统。

当地时间1976年11月2日，美国亚特兰大，选举之夜，原本知名度较低的民主党候选人、前佐治亚州州长吉米·卡特在讲台上讲话，他的家人在一旁鼓掌庆祝。（视觉中国供图）

和四十年后再次打起反精英大旗的特朗普不同，卡特出身草根，但不以惊人言论见长，他不热爱攻击政敌，也不习惯没有根据地吹嘘和议论。但或许有一点上两人又是相像的，那就是50年前的卡特，和如今的特朗普一样相信美国正在失去其独一无二的世界地位，开始走上下坡路。

他的这种想法，和他反建制的、带着浓重福音派宗教色彩的心态，清晰反映在1979年7月15日独立日的电视要说上。这次演说日后被称为“malaise speech”——“萎靡不振的演说”。而卡特自己确定的题目则是“信任危机”。在演说中，他先是列举内阁成员、地方官员和普通民众对自己的批评和不信任，接着讨论起了迫在眉睫的石油价格危机。接着他话锋陡转，对美国文化和普通美国人的生存状态发起了激烈批评：“在一个以勤奋工作、强大的家庭、紧密团结的社区和对上帝的信仰为荣的国家，我们中的许多人现在倾向于崇拜自我放纵和消费。”他继而表示美国人正在失去自信，“对未来信心的丧失正威胁着美国社会和政治结构的毁灭。”

吉米·卡特1979年7月15日发表“信任危机”的演讲（图源：Jimmy Carter Library）

尽管演说聚焦于应对石油危机的政策，但卡特的言论，或许是美国史上第一次有总统用言论敲打美国民众，说出令人不快的某种事实：“美国正在变得不那么伟大了。”

民调结果显示：卡特抓住了当时许多美国民众的心声。演说后，卡特的支持率陡升了11%。历史学家Kevin Mattson日后评论说，这场演讲得到了公众“压倒性的好评”，若不是卡特之后遭遇接连失误，他足以将高支持率带入1980年大选。

一些后来的分析尖酸地认为，卡特的反精英态度分裂了民主党，瓦解了罗斯福时代形成的北方精英民主党人和南方草根民主党人之间的“新政联盟”。但在1976年的美国，这种分裂或许是任何人——包括卡特在内——都无力阻止的。他也许只是恰好坐在了那个位置上。美国人热爱他的“信心危机”演讲，也许已经说明了一切。

生不逢时，或恰逢其时？

回望五十年前的卡特时代，许多当今的评论人会觉得他生不逢时：1970年代末的一连串危机都恰逢卡特的任期：第二次石油危机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西方社会整体的“滞胀”达到高点；苏联的阿富汗战争；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其后是德黑兰人质危机……

无论是内政还是外交，卡特都遭遇了一连串的失败。实际上这些失败放大了他的“失败者”和“无能”形象，让之后的里根在人们的记忆中成为了对比鲜明的充满自信的强人形象。不过若是回看1980年的总统大选，我们就会发现，里根说话的方式甚至和卡特惊人地相似——语气温和，不卑不亢，并不傲慢。一些分析认为，里根正是用福音派的形象和谈吐方式，把卡特的福音派选民拉到自己一方，再灌入保守价值，实现了福音派的保守化。

在连串“失败”中，卡特却留下了异常丰富的外交遗产。其中，1977年签订的巴拿马运河协议避免了一场流血冲突。1978年他亲自主导签订的埃及和以色列之间的《戴维营协议》也终结了以色列和埃及之间旷日持久的军事对峙。作为一个坚持“说真话”的政治人物，卡特在外交上几乎推翻了此前美国和苏联之间为了维持关系稳定而长期默认的各种外交模式——他大兴“人权外交”，支持苏联异议人士，在波兰支持团结工会运动……但与此同时，他也厌恶美国支持的各种军政府。在他任内，美国施压朴正熙政府，避免了对金大中的执行死刑，拉丁美洲的军政府权威也开始削弱。

卡特影响最深远的外交遗产，或许是中美关系的正常化。1970年代尼克松访华，但中美关系始终没能更进一步。卡特上任后，以“和B2轰炸机同样机密”的方式推动中美关系解冻，今天中美关系的原则基础，也是在那时的沟通中形成。1978年7月，卡特首肯下，中国恢复向美国派遣留学生；同年12月，两国宣布关系正常化；1979年1月，中美建交。月底，邓小平赴美访问。

1979年，时任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访美期间与美国总统卡特会面

对华政策作为一扇窗口，反映出了卡特在美国“时代危机”下主张的某种决策风格：重要的决定不要犹豫，不要患得患失，尽量推动，哪怕最后要牺牲自己的政治前途。在上任时，卡特曾得到建议，改善对华关系争议较大，可以留到第二任期。但他最终决定在第一任期中就全力推动此事，甚至不惜因此用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代替更偏向于外交界主流保守立场的国务卿万斯。

而若无卡特在任期内的全力推动，很难想象曾经坚定反对中美关系正常化的里根，会在之后做出什么样的政策决定。

一种观点认为，卡特之后的里根，其实继承了许多卡特时代的内政外交遗产。比如里根对美国市场监管部门的精简，要在卡特时代就已经随着航空业管制的大幅松绑而开始；而里根对苏联不妥协，极为重视人权的态度，也和卡特一脉相承。然而卡特又远非共和党人那样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他在外交上支持巴勒斯坦人的权益的表态，至今为止可能也是历任美国总统中最为激进的。只是，出身南方的，福音派背景的卡特，放在今天美国文化战争与进步保守之争对立的背景下，已经缺少一个合适的安放位置了。

2015 年 8 月 20 日，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在亚特兰大卡特中心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谈到了自己被诊断出癌症的情况。（图源：The Carter Cen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