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湖南士大夫的笔墨丹青展 | 清代墨迹中的岳麓山长们

惟楚风流

明清湖南士大夫的笔墨丹青

2024.12.17—2025.11.16

湘博三楼书画专题厅
免费向公众开放

首先来看《王文清和友人诗行书立轴》。王文清（1688年—1779年），字廷鉴，号九溪，湖南宁乡人。王文清与岳麓书院的渊源可以追溯到乾隆十三年（1748年），当时他应长沙知府吕肃高之聘，首次出任岳麓书院山长。

王文清画像

放眼此时的岳麓书院，已从明末清初的战火中恢复，并经由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乾隆九年（1744年） 两次蒙受皇帝御赐匾额图籍，确立了其在理学书院体系中位居正脉的历史地位。但是比起久负盛名的岳麓书院，继任的湖南主官——巡抚杨锡绂更青睐自己重修的长沙城南书院，暗中试图使城南取代岳麓的地位，仅仅二三年间，诸生皆倾向于负笈前往“纷华可悦”的城南书院，而岳麓书院“遂鞠为茂草”，一副寂寥荒败景象。长沙知府吕肃高对此深感不安，立誓：“吾守此而不能复岳麓书院，吾不能见先人矣。”在此情急之下，慷慨捐俸以邀名士。于是王文清应召而来，于乾隆十三年正式上任书院山长，维系岳麓道统于一己之身。

于时王文清年满六秩，为海内名士，也久居文词馆臣之职。据《宁乡县志》载，京城里流传着称赞他的谚语：“记不明，问文清”，可见其学问之高。清中期学风丕变，呈现一种由重义理的“宋学”向治考经的“汉学”转变的潮流。王文清本人就是一个著作等身的经学家，所著《考古源流》旁征博引，皇皇有六百二十八卷。但是王山长敬重岳麓书院的理学传统，“于乾隆汉学昌盛之时，笃宗朱子”。治经学而尊义理的学术底色，为王山长主教岳麓提供了理论宗旨。

岳麓书院学规

下车伊始，严肃的王山长便开始着手整顿规章制度，手订了《岳麓书院学规》共一十八条：前十条均讲道德规范，如“时常省问父母”“朔望恭谒圣贤”“服食宜从俭素”“痛戒讦短毁长”等；后八条讲做学问的态度和方法，如“读书必须过笔”“夜读仍戒晚起”等，而“通晓时务物理”则体现出坟典以外，重视时事的经世致用思想。在严以立教的规范之外，在真正上课的时候，王文清的讲学活动又体现出一种灵活亲近的色彩，他“讲于堂、习于斋”，大概主张的是一种“启发式教学”，提倡学生自主学习、研修。在他的努力之下，“读书士子争束行李，渡江建业岳麓。”大家都乐于跑到岳麓书院为学，聚拢到王山长的讲席之下，以至于官府不得不把集中于城南书院的资源重新向麓山脚下分配，“而岳麓书院遂从此中兴矣”。九溪先生为山长，吕知府的夙愿得以达成，岳麓的道统得以承继。

《王文清和友人诗行书立轴》

清

纸本

纵127厘米，横55.5厘米

说了如此之多，让我们把目光放回到这件王山长的真迹作品上来，标题内容为“和友人诗”，不难想见，这是他在相聚时光与友人唱和之作。本作为五言律诗，释文如下：

风雩亭上立，好友共招寻。

不读牢愁赋，焉知快活吟。

荒庭春草茂，小径落花深。

稚子从教懒，时敲作钓针。

首联点明了这次与友人相聚的地点，“风雩亭”是岳麓书院中的一处景点，南宋张栻主讲书院之时便命名了“风雩亭”并作有《风雩亭词》。然而数百年之后古迹早已堙灭无存，清代风雩亭是在之后的山长罗典任上重建的。此时王山长与友人是否真的是在此亭中吟诗作赋，还当细作考证，也不排除用孔子与众弟子“风乎舞雩”典故，为欣赏自然之意。我们可以适当作点联想，结合王山长治理之下书院规模逐渐恢复的史事，此时“风雩亭”不是具体地点，而是代指书院藏经诵典的楼阁馆舍。

颔联“牢愁赋”即为屈子之离骚，暗意为学不能只读儒家经典，也要读点离骚诗词小作怡情。如是一看，在严肃的经学家、道学家，书院规章的制定者这些身份之外，王山长也是一位诗情兼具的性情中人，形象属实生动可感。

颈联“落花”“茂草”为暮春经典意象，读来仿佛有凄清伤情之感，也印证了前面提及的岳麓书院败落景象；但是尾联又转为打趣身边的小学童，直言弟子懒钝，经常敲针作鱼钩，来钓鱼玩，似乎结诗以后并没有过多的惆怅之意。

这是一首和诗，内容与友人所作前诗应有对应，然而所对之诗已不传，给我们理解诗文带来了窒碍，可谓遗憾。结合王文清的故事，通读全诗，当推测为其应邀上任岳麓山长不久之作。于时恢复工作逐步进行，书院还是稍显冷清，但王山长乐意在此处流连。此处有山间花草园林之景，有三两生徒童子之随；平淡闲和之时，同朋友在书院逛一逛，瞧一瞧，多是一件美事。

岳麓山上枫叶红了又落，湘江流中水波消而复涨。时过境迁，当历史的钟摆指向清帝国的黄昏，风雨飘摇之下，救亡图存成为了时代的主流。此时的岳麓书院，经历了罗典广授生徒、学子满朝的盛况，也罹遭太平军兵火燹劫，同治年间由山长丁善庆集资重修。至于光绪二十年（1894），甲午战败举国震惊，湘军湘人大衄于山东，在此时局背景之下，五十三岁的王先谦受湖南巡抚吴大澂之聘，由城南书院山长转任岳麓书院山长，这也是历史上岳麓书院的最后一任山长。

王先谦影像

王先谦（1842-1917），字益吾，号葵园。湖南长沙人。清同治四年（1865年）进士，曾任国子监祭酒、江苏学政。王先谦是“湖南四王”中的另一位书院山长，相比于王文清，其生平事迹更为大家所熟知。作为著名的经学家，他从事著述和研究四十二年，在学术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他主持刊刻了皇皇巨著《皇清经解续编》一千四百三十卷，所著《汉书补注》《后汉书集解》至今仍嘉惠学林。

但王山长并不排斥道咸以来的洋务思想，其半属自强或洋务运动时代之人，从光绪初年起，他长期主张加强海军、对外通商而内兴工艺；始终强调强国在富，富靠工商，特别要中国学习引进西方的器物工艺。彼时长沙维新思潮兴起，为了顺应时代变革的潮流，王先谦请来梁启超讲学，为了让学生“开广见闻，启发意志”，识时务，开风气，特意将《时务报》定为书院必读教材。

岳麓书院时务轩照片

王山长也主张对书院课程进行改革。他认为:“中国风气未开，才能未显，故外人声光电化之学，皆宜加意讲求。”因此，他在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的《谕诸生》中重申原奏内定课程一条，分类为六：“曰经学，曰史学，曰掌故之学，曰舆地之学，曰算学，曰译学。”分科之后，经、史、掌故等传统诸学由山长亲自督课；算学是数理实用之基，则别立斋长；译学属中外交流，另延教习上课。这些都为古老的千年书院注入了新鲜空气。但与其说王先谦真心提倡洋务，不如说他是深受岳麓“经世致用”之实学传统的浸润，此时空前的民族灾难使他更加关注社会现实。

事实上随着戊戌维新的深入，王山长作为湖南“守旧派”的一面展现出来。王先谦毕竟是深受皇恩的文臣与经学家，其政治思想不能突破维新派倡为平等、民权的底线，千年以来的书院精神与道学传统仍萦绕在他的脑海之中，指责梁启超为“康门谬种”，要求禁止岳麓书院的新思想，他也被维新派攻击为“山长多半守旧不通时务之人。”百日维新遭扼杀之后，王山长作为“卫道救世”的代表，实际上成为守旧派领袖之一。

然而时代大势终究浩浩汤汤，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学堂渐兴，王山长仍主讲岳麓书院，兼任湖南师范馆馆长。此时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蓬勃兴起，王先谦以“人心不靖”“邪说朋兴，排满革命之谈充塞庠序”而再也没有回到岳麓脚下的馆舍。同年，岳麓书院改为湖南高等学堂。从此，“山长”一词历经千年，走入了历史。

本次展览共展出了王先谦的两副对联，其中一副定名为《“五福六经”行书七言联》。

《王先谦“五福六经”行书七言联》

清

纸本

各纵142厘米，横35.5厘米  

湖南博物院藏

上联释文“五福源头归德积”，应是清代文人惯常用作之词，这句话典出《尚书·洪范》中的“五福临门”，指的是长寿、富贵、康宁、好德、善终五种福气。其中，“好德”被认为是一切福气和福报的根源。积德行善被视为获得这些福气的根本途径。行善积德不仅可以改变个人的命运，还能带来长久的福泽和好运。王先谦自视为道学、经学的传承人，对传统儒家理论中“德行”的重视自是不必多言。

下联释文“六经注脚在躬行”，“六经”即《诗》《书》《礼》《易》《乐》《春秋》等儒家经典，“六经注脚”是为对传统儒家经典的解读和体悟，由宋代陆九渊始的心学讲求“六经皆我注脚”，不拘泥于经典文字，要求发扬本心。而作为“经世致用”之实学传人，王先谦摒弃心学之空谈，要求的是“事在躬行”，阅读学习经典很重要，但是更需要通过躬行实践来理解和应用学问。结合王先谦通洋务、图自强的人生经历，在这样一位山长的提倡引领下，“实事求是”思想在岳麓书院生根发芽也就不足为奇了。

晚清名臣左宗棠也题写过一副相似的对联：“五福有源惟积德，六经为本足传家”，其早年也曾在岳麓书院的“湘水校经堂”中读书，以“六经为本”是应有之义，但左公“实学”思想似没有王葵园浓厚，于此处并没有强调“躬行”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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