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家女子体操队退役之后，我买断工龄，自谋生路

怪兽老母2025年02月18日约 13 分钟

*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这是一个比争议之中的吴柳芳和管晨辰更加平淡，不被人在意的体操运动员的故事，但在其中能看到很多普通运动员训练时和退役后的影子。

记者｜吴丽玮

去年5月和11月，28岁的商春松分别拿到了2024年跑酷世界杯蒙彼利埃站女子自由式冠军和2024世界跑酷锦标赛冠军，成为了中国跑酷历史第一人。跑酷是一项发源于法国的极限挑战，它将整座城市当做比赛场，参赛者利用围墙、屋顶和其他日常设施进行攀爬和穿越，是一种展示个人技巧和富冒险精神的街头运动。

商春松拿到的是中国跑酷队在世锦赛首金。它每两年一届，冠军含金量仅次于每四年一届的以非奥运项目为主的世界运动会。去年的跑酷世锦赛在日本北九州举行，在女子自由式预赛中，商春松以毽子一周半下高、大回环接悠杆后空两周、大回环接悠杆360旋三个“大招”得到33.1分，排名第一。由于决赛当天北九州持续小雨，比赛在几次推迟后被迫取消，按照跑酷规则，最终名次将由预赛成绩决定，商春松也由此获得了参加今年8月在成都举行的第12届世界运动会的入场券。

商春松告诉我，比赛中强手很多，拿到这个成绩多少有幸运成分，毕竟她全身心投入跑酷训练只有半年多时间。在此之前，她更为人知的身份是体操运动员。在2011年至2017年第一次退役前，她入选国家队，并曾担任过女子体操队队长，参加过2016年里约奥运会，获得了团体铜牌。

商春松获2024年世界跑酷锦标赛冠军（图源CCTV5直播截图）

即便是这样的成就，也很难保证退役后过得顺遂而优渥。我跟商春松约在了清早见面，要给她腾出时间，准备下午赶去北京西站坐火车。她要去长沙给一个国内跑酷比赛做评委，我问她，晚上几点到？她笑笑说，买的是一趟慢车的硬座，到长沙要第二天早上六点了。“我现在没有工作，还有房贷，所以要省点。” 商春松说，这趟车车费最便宜，只要一百多元。第二天早上到了之后，她直接赶去赛场，等比赛在晚上11点左右结束，她再坐一整夜的绿皮火车回北京，赶着参加当天下午的一节跑酷体能课。被邀请去当评委，肯定有劳务费吧？她又笑笑，“其实是没有的，友情帮忙。”不过组委会会负责她往返的交通，“他们问，是帮我订往返的机票，还是给我两千元，让我自己安排？”商春松说，她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

去年年底，前国家体操运动员吴柳芳和前奥运冠军管晨辰在网上争辩，引发了社会对运动员职业选择和退役后生存困境的关注。作为吴柳芳曾经的队友和管晨辰的前辈，商春松过着更加平淡，不被在意，但又是典型的女运动员训练和退役生活。

以下是她的自述：

只有奥运会和世锦赛冠军才叫世界冠军

2011年我15岁，因为年龄适合参加第二年的伦敦奥运会，我幸运地被湖南队塞进了国家队里。

我刚进国家队的时候，条件很差，膝盖和脚尖都不直，动作做得粗糙，特别不被教练和领导看好。所以有时候我在国际比赛上成绩不好，看到有网友为我鸣不平，说裁判压分什么的，我虽然感动，但也不认同，确实是我的动作质量不够高。比如说自由操有艺术分，但我没什么音乐细胞，舞蹈就是自己跳自己的，跟音乐配合不上，很容易被扣分。

我小时候练得晚，在省队的时候，教练平时也不盯着我，只有国家队要集训了，才临时抓着我练十几天，所以我的基本功是很差的。那时候我不懂，只觉得没人管能偷个懒挺好的，后来长大才知道，我进省队时的定位就是当陪练。不过现在想想也没什么，体操运动员最大的痛苦是伤病，我小时候练得不狠，进国家队之后属于受伤比较少的，这个反倒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我。

2012年伦敦奥运会那一届，我们女队的竞争特别激烈，我没有入选。16岁是体操女运动员参加奥运会的黄金年龄，动作已经成型了，身体状态处于巅峰期，累和伤病都能很快恢复。但我感觉自己当时心理上还没有足够成熟起来，没去成伦敦奥运会也不是不能接受的事。

商春松在平衡木上的视频截图

2014年我当上了女队队长，那一年也是我离世界冠军最近的时刻。2014年体操世锦赛在广西南宁举行，本土作战有优势，我很有信心。我是预赛排名第二进的决赛。决赛的时候，预赛排名第一的罗马尼亚运动员拉丽莎·约尔达凯失误了，那时候自己想要拿到这块金牌的意愿更强烈了。

但是冠军与我擦肩而过。那是我第一次参加世界大赛，没有经验，即便教练在场边跟我说，要放平心态，放平心态，但我感觉我完全听不进去，脑子里是懵的。平衡木宽度只有10厘米，很容易失误，所以做动作时一定要沉稳，发力要狠，就算是歪了趔趄了，也要很主动地去控制。当我一举手准备上木时，我发现腿一直在抖。果然，一个团身前空翻没有站稳，扒木了，要扣掉0.5分，无缘领奖台。

平衡木一直是我的强项，在此后几年，我始终认为自己是具备世界前三的实力的，但我只在2014年那届世锦赛时唯一一次进过决赛。体操特别难比，女子的四个项目上，每一个都很容易出现失误，哪怕是一个最简单的平衡木上摆倒立，平时闭着眼睛都能做的那种，在赛场上稍有不慎都有可能失误。我感觉直到职业生涯后期，我才终于让心理稳定下来，比赛比较有把握，在平衡木上无论做成什么样，都可以保证自己不掉下来。那时我包揽了所有的平衡木全国冠军。

我职业生涯的最后一次国际大赛就是2016年的里约奥运会。体操运动员更新换代非常快，没有几个人能站在奥运会的舞台上。我已经20岁了，这是我必须把握的一次机会，但我一去奥运村就开始发烧。我当时特别着急，喝巨多热水，盖被子捂汗，去蒸桑拿，再去跑步机跑步让自己出汗。但我在跑步机上连两分钟都坚持不下来，身上一点汗没有，只觉得脚发软，连场地适应训练都去不了，队里在考虑要用替补把我换下来。

当时我的女教练张霞没有跟我们在一起，她和替补队员在另一个场地，听说我发烧了，她马上赶过来找我。教练跟我说，“能上一次奥运会太不容易，你现在遇到困难，没有人能帮你，只有靠你自己用意志品质顶过来。”当时我觉得，自己真的没有什么奢望了，再想拿到什么成绩那是不太现实的，只想着还能上场比赛，给自己的职业生涯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体坛零距离》剧照

后来也是我的两位主管教练跟总教练黄玉斌帮我争取到了机会。网上有人猜测，国家队教练可能会对组内的队员厚此薄彼，我觉得是没有的，至少我的教练组不是这样。教练对每一个队员都很重视，不会因为我的基础不好，就不去好好地管我。那一次我们随队的替补队员恰好也是我们组的，如果是其他组的，教练们可能会为谁上谁下有争议，但那一次教练想的就是谁上更有利于女队的成绩。当时替补队员跟我的能力上还是有比较大的差距的。他们跟总教练争取，最后还是让我上了。

教练说的“意志品质”能把病毒压下去吗？我觉得某种意义上是可以的。我们第一场比团体预赛，赛前热身的时候，我虽然吃了药已经不发烧了，但是身上还是一点劲都没有，平衡木任何一个翻的难度动作都做不了，我当时也挺害怕的，上了场可怎么办。我记得在比自由体操的时候，我翻完三串跟头，嘴唇已经发白了。还剩最后一串跟头，当时教练们都捏着一把汗，生怕我一头栽倒在场上，人会受伤。但可能就是靠着意志品质，我顶过来了。

最后，我们拿到了里约奥运会团体铜牌。在我们自己看来，这个成绩很不容易才拿到，但拿奥运铜牌的人不会被人记住。体操这个项目本身门槛就高，群众基础远不如乒乓球、羽毛球，代言和赞助都很少。里约回来之后，体操队基本没什么商业活动，只是照例跟着代表团去了趟香港，不过我们也只是排了一个舞蹈，在汇演上表演了一下。

商青松在体操竞标赛上的视频截图

2017年天津全运会之后，我退役了。参加完奥运会，第二年再参加全运会，女子体操运动员基本上都按照这个流程退役。直到我退役的时候，我都认为我没有特别热爱这项运动，只能说一部分原因是家里人逼的，另一部分是因为已经练到国家队了，放弃的话辛苦就全白费了。直到2018年，我看到师妹刘婷婷拿到了多哈体操世锦赛的平衡木冠军，我突然一下子感觉自己不甘心了。每个体操人都渴望自己的照片挂在国家体育总局冠军榜的那面墙上，只有拿了体操世锦赛和奥运会冠军的人才有这个资格。我决定，要复出。

运动员苦，上学和工作也很苦

体制内运动员退役之后，有几个选择。过去大多都是由地方体育局安排工作。但现在很多人会选择买断工龄，也就是拿一笔经济补偿走人，从此走向社会，自主择业，以去中小学当体育老师为主。

我也选择了买断工龄。我不想留在竞技体育的体制内，比如去当教练。运动员都知道教练有多辛苦。除了过年那几天，基本上没有节假日，要一直待在队里，根本不能顾及到家庭。而且省队的教练待遇不好，除非你培养出的运动员输送到了国家队，他们拿了成绩，你才有可能多一点收入。

我当时是为了离开湖南队，去湖北读大学和在湖北队复出训练。每个运动员退役之后都会去读大学，这个不用多想。今后无论你做什么样的工作，都需要一个学位证。之所以去湖北，是因为我的队友也在那里上学。对我来说，以前一直在一个封闭的圈子里训练和生活，去上大学就是走上了社会，心里很不安，很担心要住到宿舍里头，不知道该怎么跟人交流。在同一所学校有认识的朋友对我来说很重要。因为人在湖北，湖北体操队也缺人，我就加入了湖北队，开始复出训练。湖北虽然是最著名的体操大省，但是近些年也面临着人才断档的问题，需要吸收外省的队员。

《体坛零距离》剧照

2019年5月，我代表湖北队参加全国体操锦标赛，在平衡木上拿了冠军。说实话，当时我没有特别地开心，就是把成绩看淡了，因为之前经历过的起起伏伏太多了。我从2019年复出，一直练到了去年年初，成了中国体操赛场上年龄最大的一名女运动员，很多体操迷因此给我起了外号叫“不老松”。

相比之下，学业我一早就放弃了。我读的是体育教育专业，在校期间我只在学校读了三个月的书，其余时间都在队训练。我从小就不爱学习，这对我来说比训练痛苦得多。而且等我上了大学才慢慢摸出门道，我读的是师范类院校，不是体育院校，这就意味着像我这样的运动员大学生，保研的难度会很大。我的师姐里，最好的出路是去高校当老师，比如邓琳琳、何可欣。留校当老师至少要研究生学历，考的话我是肯定考不上的。

从走进大学开始，我才一点点知道闯社会是那么辛苦。这种体会首先从花钱开始，进了大学，所有的东西都要自己花钱来买。在学校里洗澡的时候，水卡噌噌噌一直往上跳，急得我洗得飞快。除了洗澡，洗衣服、吹头发这些，也都要花钱。但以前在省队和国家队样样都不要操心，你只要一门心思好好训练就可以了，热水随便用，衣服有人发，而且还有工资保障。如果你把运动员当成一份工作来看的话，那其实是很幸福的。

我在经济上最拮据的是2022年，那时候我回到学校上学，同时又开始训练跑酷，要报一对一的课。没有工资，要还房贷，疫情期间又很难找兼职，我就在学校的QQ群里干帮人跑腿的活儿。有些同学不愿意去拿快递或者去买饭，在群里问，谁愿意帮忙去取，五块钱一次，或者是搬行李，宿舍没有电梯，群里问谁可以把行李从六楼搬到一楼，这些事我全都干过。曾经是国家队运动员和全国冠军又怎样，别说是退役了，哪怕是运动员时期，只要是从领奖台下来，那就应该立马回到普通人的生活中，没有任何的特殊性。

我选择没有收入的跑酷

我爸妈一直不同意我练跑酷。直到现在我拿了世界冠军，他们说到这个还是会跟我吵架。他们希望我稳定一点，“原本在省队练体操不是很好？还有工资拿。现在练这个太危险了，而且要自己花钱去练。”

我以前在省体操队训练时，工资不算高，但比现在强。2017年我从湖南省队退役时，月工资大概是3000-4000元，最高的一次拿过5400元。另外国家队会有少量的运动员补贴。从2021年东京奥运会开始，国家体操队的运动员补贴有了提升，我们那时候还是比较少的，平时一个月1300元，奥运会期间会多一点，出国比赛时会有些奖金，但具体数额是多少我也不太清楚，平时银行卡都放在教练那里。

《体坛零距离》剧照

跑酷是我人生中做的最大胆的一个决定，随着年龄的增长，能够发挥我运动特长的个人选择已经不多了。我在湖北队训练时，逐渐了解到跑酷这个项目。基础的跑酷训练，安全性很高，在青少年中基础比较好，它也是国家体育总局在推广的一个项目，未来是有可能进入奥运会的。跑酷跟体操有相似之处，很多跑酷运动员都是专业的体操运动员出身。

不过从体操转向跑酷也有很大的挑战。我练跑酷，大家都说要改掉“体操范儿”，体操要并脚跑步，在空中要保持直腿，跑酷不需要，只要选择一个更有利于落地的姿势就好了。跑酷落硬地，体操是落软垫，按照体操的习惯做跑酷空翻动作，它的危险性就会大很多。但改掉二十几年的肌肉记忆很难，每一个动作都要从海绵沙坑开始练，慢慢过渡到放软垫，再把垫子一层一层拿掉。一个新动作我基本上需要六堂课的时间去学，每一堂课没有固定的时长，就是不断把动作反复练熟，之后可以到室外真实的场地上完成。

商春松夺得中国跑酷队首枚世界杯金牌（图源环球网视频截图）

去年年初，我决定从湖北体操队辞职，这样我就可以参加跑酷世界杯和世锦赛的国家队集训。虽然是非奥运项目，但跑酷也有国家队集训，由体操运动管理中心组织。只是它跟体操的国家队长训模式不一样，只在官方的国际赛事开赛前一个半月对入围者进行集训，在此期间我的训练、食宿，以及出国参赛的开支是由国家队来支付的。听说我离开了湖北体操队，我认识的一些跑酷圈的前辈们邀请我来北京长期训练，跟湖北相比，北京的训练场地更好。他们知道我没有收入，有的人为我提供了免费的住宿，我现在的体能师和给我提供训练场地的大哥也都没有收我钱。

参加世锦赛时，我的状态是非常轻松的。既然去了，冠军肯定是想要的。但是不像以前体操比赛那样，如果没有拿到冠军，会很难过很失望。现在心态不一样了，跟结果相比，我更享受比赛场上的气氛。跑酷在室外比赛，跟体操在室内比是完全不一样的。当时我们在日本的一个公园里，观众非常多，选手上场之后，全场人都在加油。我喜欢那种感觉，即便是失败了，也能获得无数的掌声。

已近而立之年，但我现在还是只能看到眼前，未来会怎么样，我也不知道。有的人劝我当网红，2022年在学校封闭期间，我拍过一个在单杠上敬礼的短视频，这个视频在当时挺火的，有很多媒体来采访我，但我还是选择谨慎地做自媒体。我接的商务非常少，经常是免费的公益项目，比如运动员教育基金的活动，或者给留守儿童讲课。有一次一个师姐给我介绍一个公益越野跑的活动，在那以前我从来没接触过越野跑，为了完成任务，我在山上跑了10公里。

我害怕一些流量会伤害到我的家人。2016年里约奥运会后，我们家突然之间就遭到了很多网友的质疑。有网友说，我的钱全给了我的父母和哥哥，他们都在“吸我的血”。为此我们全家人难过了很久。我愿意给家里买房，用来弥补这么多年我对家人的愧疚，他们为我付出太多了。

我小的时候全家人很少能聚在一起。爸爸在广东打工，妈妈为了能离我近一点，在长沙给人当保姆，我双目失明的哥哥只能住在湘西农村老家的姑姑家，小时候经常被人欺负。我小时候练体操一年要交两万块钱，这对我们这种家庭太难了，家里能卖的东西几乎全都卖了，只为了我将来能走出去，离开农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