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岁，我重新开始打零工

三

metrooo2025年03月18日约 6 分钟

*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文｜Metro

四十三岁，我决定重新开始打工。

上一次打工，还是在读大学接零活的时候。毕业后一直工作，到生完孩子才离开办公室。后来开过民宿和网店，也写稿子挣钱，但没想过有一天会重新返回职场。

促使我下定决心的，是阿光（我先生）失业了。

三年前，我们全家搬到东京，阿光在一家中国IT公司工作。公司是接外包的，那时行业景气，也缺人手，公司一个月总能安排几次来自甲方的项目面试。他靠着刚自学没多久的日语，接了一个又一个项目，几乎没有留出空挡。

《我是余欢水》剧照

阿光曾在北京当了十几年程序员，去过大厂，也经历过当年那股最火热的创业潮，是一个热衷于钻研的技术骨干。来东京以后，他不愿跟过去同事透露自己的近况，他们在国内干得如火如荼，而自己却跟刚入行的新人一样，领着“腰斩”的工资，作为一个老码农，每天打开最多的是Excel表格，写的是重复无聊的文档。

半年后，他要求涨薪，社长同意了，却提醒他：项目支付的薪水越多，对日语要求越高。如果不快速提高日语水平，以后能接到的项目会变少。

东京存在着许多类似他这样中国码农，技术好，日语却不流利，于是只能长期维持较低的工资，无法继续上升。

一年后，阿光试图跳槽，败给了从国内来的应聘者，那时他才发觉，有一批来自国内的失业码农正涌向东京。不光中国人，也有尼泊尔人、印度人、越南人……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的报告，截止2024年10月，在东京工作的外国人数创下历史新高，达到59万人。

一时之间，职位竞争变得激烈起来。从去年冬天起，他结束手中的工作后，就再也没有接到新项目。开始公司还给安排每月两三次面试，后来越来越少，一个月一次也没有。而参加的那些面试，也全以失败告终。

《逃避虽可耻但有用》剧照

阿光每天在家待机。

公司发少得可怜的基础工资，没班上，也要求朝九晚六打卡，去学技术、上网课。上午九点，他准时进入网络会议室，屏幕上排列着若干个小窗口，显露出一个个头发稀疏的前额，那些都是在家待业的码农们。

面试安排通常会在每月中下旬，眼看时间一天天过去，阿光把手机铃声调到了最大音量，生怕错过任何一条消息。到20号以后，还没有通知，他死心了，继续等待下一个月的来临。

阿光不愿让自己爸妈知道他没工作，家里问起，他总说“挺好的，最近没加班”。

我妈听说了，问要不要给我们寄点钱，她又感慨，没想到日语这么难学。

阿光是我见过学日语最用功的一个人。他从一开始，就坚持天天早起学习，无论春夏秋冬，戴着耳机出门朗读；网上约了口语课，一礼拜上三节课；为了练口语，一个不善言辞的人，硬着头皮和当地人做语言搭子，每月见面聊天。

即使生活里这样的日语够用，但仍不足以应付工作。

曾听有人说，码农只需要会写代码就好了，但是在东京的职场上，码农被要求的东西不仅仅是写代码。

有位同事待了几个月，跳到一家外资公司，工作语言是英语。他问阿光要不要试试应聘，阿光摇头，他对自己学了十几年的英语没有信心，宁可重新学一门新外语。

《0.5的男人》剧照

又过了一阵子，公司不让阿光闲在家里了，安排去给新入职的日本同事培训，只给报销交通费。阿光让我把剩菜给他装饭盒里，带去公司当午餐，“省点钱。”

他坐不住了，找猎头谈转职，谈了几次，也安排过几次面试，有的猎头直接坦言，这样程度的日语无法胜任工作。

阿光在家的时候，跟我一起做家务、做饭和照顾孩子。一开始，我们维持着正常生活。靠积蓄过日子，以前也体验过，在乡下住的头几年，即使收入很少，但每天都在劳动和做事，心里觉得很安定。

虽然我们俩互相打气——“肯定能找到工作的”，可时间一长，心里开始发慌。为了省钱，我们很少去下馆子，自己做饭，到很远的超市买打折菜。阿光想买件外套，去商场看了几次，觉得贵没买，整个冬天穿着同一件旧外套。

焦虑会蔓延，阿光在家沉默不语，产生的低气压影响到了正在青春期的女儿。为一件小事，家里常常闹得鸡飞狗跳。

家庭收入骤减，东京物价却一路飞涨，等到最便宜的大米涨到一袋5公斤卖4000日元（折合人民币200元）、一棵圆白菜500日元（折合人民币25元），我也坐不住了，拿着刚申请到的打工许可，开始寻找兼职信息。

东京打工者众多，从高中生到七旬老人，身影活跃在各行各业：药妆店销售、便利店收银、酒店清洁、餐馆服务员……当我走在路上，看见工作着的人们，总会忍不住想象：我可以干这个，也可以试试那个。

《风吹浪涌》剧照

日语课认识的女孩在便利店打工，问我要不要去试试，工作时间从傍晚五点开始到第二天凌晨。这是个有点让人为难的时间段。要挣钱，就得牺牲家庭生活。

阿光说，他的日语老师也在学中文，还专门花钱找地方学发音。我开玩笑说，我有一级乙等的普通话证书，不如让我来教——他交学费学日语，我再把钱从日语老师那里挣回来，咱不亏。

当一个人下定决心去挣钱，看到的都是工作机会。

老同事问我愿不愿意接份活儿，没问价钱我立刻答应下来。发消息给朋友叶子，让她给点建议。晚上九点多，叶子下班才到家，还没吃饭。我猜她大概是边吃饭边跟我打字，断断续续的。她说，白天太忙了，腰疼得厉害，贴了膏药。

住在北京时，我有好几位朋友都嫁给了程序员。十多年前他们有着风光无限的好工作，工资高、待遇好，如今到了四十岁，却不止一个人面临或已经失业。

叶子说，先生被裁员半年了，去面试，面试不成功，反而遇到诈骗；天天待在家里，跟孩子大眼瞪小眼，家庭矛盾升级。一边是要还的房贷，一边是孩子上学的各种费用。

《星辰大海》剧照

“全是负能量。”她说。

还有一位朋友的先生，工作虽然暂时保住了，但因为公司裁了太多人，导致工作量猛增，晚上常常得加班到十一点，一家人一礼拜见不到几次面。每天过得胆战心惊，不知“裁员”那把剑，什么时候落到自己头上。

不是程序员的，过得似乎也不如意。一位朋友的先生在游戏公司做美术设计，没被裁，但她说，快了，因为他跟领导杠，不肯像年轻人那样加班，目前处境危险。

这位朋友说：“我已经做好心理建设了，万一将来连我也没班可上，那就豁出去了，干点啥都行，保洁可以做，别的活儿也试试，只要能挣到钱——我自己无所谓，吃差点穿差点没事，可还得养家养孩子，不能不想办法。”

她的声音听起来跟年轻时差不多，可她说，我年轻那会儿，估计不会有现在这样的想法。

看着我和我的中年朋友们，不免想到我爸我妈他们的中年时代。

四十多岁时，我爸妈也开始迎接人生的巨变。他们变得异常忙碌，也经常换工作。我爸每个月都在外地跑车运货，夜里不知什么时候回来，第二天一大早又出门。我妈被迫离开呆了十几年的办公室，从出纳转去做冰淇淋，后来又去饭店掌勺，我们家那几年的餐桌上，大部分都是我妈从宴席上打包回来的剩菜。等到我读高中，她遭遇了停薪留职，只得和我爸在市场支起两张桌子大的小摊位卖粥和小菜，一碗粥卖五毛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