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文物珍品展 | 当凝视千年前的伏羲女娲图时，我们在看什么？

公元前48年，西汉在吐鲁番地区设高昌壁；唐代，这里作为西州和交河郡的中心，两度成为安西都护府治所。800余年间，大量中原移民来到这片土地，在此生息繁衍。火焰山与高昌故城之间，方圆十多公里的戈壁沙丘上，是西晋至唐代古高昌居民的安息之所。

伏羲与女娲共同构成了华夏文明的起源神话，承载着先民对宇宙、生命和秩序的深刻理解与无限向往。

伏羲，中华文明的人文始祖，其半人半蛇的形象蕴含着文化的奥秘。在汉代的画像石与墓葬壁画中，他的人身象征智慧与文明，而蛇身则代表着远古图腾的集体记忆，这一形象的传统可追溯至新石器时代。闻一多先生曾指出，这种半人半兽的神灵形象实际上是上古部落图腾崇拜的遗存。在黄河流域的原始部族中，蛇因其蜕皮重生的特性而被视为生命循环的象征，这一观念逐渐塑造了伏羲作为创世者的形象。

与伏羲相对应的是女娲，她作为华夏文明的母神，同样以人首蛇身的形象出现，与伏羲共同构成阴阳相生的宇宙图式。她的“抟土造人”和“补天”神话，不仅反映了先民对大地和生殖力的崇拜，更象征着生命的繁衍与不息。补天的传说还反映了早期社会对秩序与再生的深刻理解。

汉代尊崇神仙思想，厚葬之风盛行，促进了墓葬艺术的发展。壁画、画像石、画像砖等绘画艺术逐渐成为墓葬的组成部分。伏羲女娲也成为这一时期墓葬图像中的常见题材。伏羲女娲的图像最早见于西汉河南洛阳的卜千秋墓，流行于湖南、湖北、江苏、安徽、河南、山东和四川等地。东汉至北朝时期，在北方和西北地区有少量发现。隋唐时期，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墓群中出土了大批绘有伏羲女娲的绢画或麻布画。墓葬艺术中的伏羲女娲图的含义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作为天神的身份出现，引领逝者升仙；另一种是作为神话中创造万物的始祖，护佑生者平安。伏羲女娲与神灵图像组合在一起，处于墓主人升天旅程之中，应与升仙信仰有关。

《太玄经》有云：“天道成规，地道成矩”。伏羲女娲分执规矩，意为“司天规地”，象征着“天圆地方”的宇宙观，同时也彰显着其造物主的身份。在讲求礼法制度的两汉时期，“规矩”还体现了对礼法制度的尊崇。

在阿斯塔那古墓群出土的伏羲女娲图中，手持规矩的伏羲与女娲常与日月星辰相伴，共同模拟了宇宙空间。从构图到内容都是对汉代中原墓葬天象图的继承与发展，也应是汉代伏羲、女娲引魂升天观念的传播和延续，具有“象天”“仿天”的作用。伏羲女娲图出土时大部分是画面朝下用木钉钉于墓顶，有的覆盖在遗骸上，少部分叠放在尸骨上。从其位置来看，无论是悬于墓顶还是覆盖在遗骸上，其作用可能与汉墓墓顶天象图是一样的，即模仿宇宙天空，以达到象天法地的目的。

伏羲女娲头顶日，脚悬月的形式多在吐鲁番地区发现。而在中原汉墓中，伏羲女娲则多为托举日月，其内涵一方面是墓主人升天道路——黄道的标识，而黄道为日、月之所行；一方面又可作为墓主灵魂升天的引路者。同时，其背景遍绘以小圆圈，表示星辰，一般认为是天界的象征。这些小圆有的用线连接起来，有的没有用线连接，代表不同的星宿。观察每一幅用线连接小圆圈的伏羲女娲图，几乎都有北斗七星。女娲一侧常绘有一闪而过的彗星。伏羲一侧一般是北斗七星。它们强化了伏羲女娲图引魂升天的功能作用。

伏羲女娲图跟随着迁徙者的脚步，带着中原的文化基因，扎根在这片“聚宝之盆”，在斗转星移中还裂变出更多元的文化记忆。文化的嬗变在碰撞中发生，也在融合中沉淀。

伏羲女娲图是汉文化在西域落地生根的一个重要标志。伏羲女娲图像不仅在中原地区流传，还通过丝绸之路传播到西域地区，并与当地文化融合。伏羲女娲图沿着丝绸之路，随着人群和文化流动，向西传播至河西走廊乃至西域。在阿斯塔那古墓群出土的大量伏羲女娲图中，出现了一些汉人形象，还出现了一些深目高鼻的胡人形象。汉、胡两种风格的并存，说明新疆地区各族人民在祖先认同上与中原地区达到高度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