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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陀宗乘之权：解码乾隆的圣殿密码】

来自青藏高原的藏传佛教

如何跋涉万里终成清代国教？

曾有12座藏传佛教寺庙的承德

虔信营福的背后

更是帝国统治的“温柔铁腕”

刘彤老师线上公益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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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姐鼓、嘎巴拉、天葬台、活佛转世、密宗灌顶……提及藏传佛教，这些带有魔幻色彩骇人听闻的词汇构成了大众的印象标签。

然而关于真正的藏传佛教，需要了解的绝非仅止于此。

提及“藏传佛教”，其俗称“喇嘛教”也广传于华夏大地。所谓“喇嘛教”并非实际某一宗派，凡与藏传佛教相关的宗派被统称为喇嘛教。而藏传佛教内部存在着诸多不同教派，教派间的兴衰也蕴藏于藏传佛教史。

在藏传佛教“统治”雪域高原前，西藏地区本土诞生的苯教占据信仰主导长达数百年。“苯”在藏语中意味着“吟咏”，继承了萨满教万物有灵的泛神论，然而苯教各势力混杂，动荡局势难以解决。

苯教势力的混乱动荡必然导致与统一王权间的矛盾冲突，于是长达百年，教权与王权间相互博弈，难分伯仲。

直至公元644年，雄才大略的松赞干布，皈依佛教，并借力佛教这一外来宗教，完成了对西藏地区的统一。

松赞干布画像/来源：故宫博物院

藏传佛教的发展历史大致可简化为：前弘期、黑暗时期、后弘期三大阶段。前弘期开端于松赞干布迎娶文成公主、尺尊公主，终于墀惹巴仅末年；后弘期从阿底峡大师入藏，前往克什米尔取经而后翻译108部佛经开始。

西藏在元明时期的特殊地位/来源：刘彤老师讲座

公元7世纪，松赞干布迎娶文成公主与尺尊公主，佛教首次以“和亲礼物”姿态进入吐蕃。为应对西藏本土苯教多方势力的混乱，松赞干布转而借力外来佛教，由此完成了吐蕃思想、政治的统一。至赤松德赞掌权，他迎请印度高僧寂护与莲花生，建立西藏第一座寺院桑耶寺，并派出贵族青年出家，史称“七觉士”。佛教与苯教的千年博弈就此展开——莲花生以密宗仪轨降服苯教神灵，赤祖德赞更立法“七户养僧”，佛教首次成为吐蕃国教。

步辇图/来源：故宫博物院

朗达玛灭佛百年后，佛教从阿里、安多地区“秘密回流”。阿底峡尊者携《菩提道灯论》入藏，创立噶当派；米拉日巴以苦行证悟，开创噶举派“大手印法”；萨迦派则以血统世袭制垄断教权。11世纪，卫藏地区出现“上路弘传”与“下路弘传”双线并进，藏传佛教完成本土化蜕变。此时的佛塔已不再是印度窣堵坡的简单复刻，而是融入苯教白塔形制，经筒转动间藏着密宗气脉流转的奥秘。

阿底峡尊者/来源：公众号@智悲之光

15世纪初，宗喀巴目睹僧团腐化，创立格鲁派：格鲁派在佛教教义上继承了月称的随应破中观学说，教法上沿用阿底峡尊者弟子仲敦巴的噶当派教法，因此格鲁派也被称为“新噶当派”;初期，格鲁派在卫藏得到帕竹政权和拉萨、山南地区世俗贵族的支持，在阿里得到古格王室的扶持，以系统的佛法传授、严密的寺院组织、严格的清规戒律和井然有序的法会活动，主张僧人生活清净，依显密次第修习。教派形象良好，势力逐步壮大。

格鲁派的胜出/来源：刘彤老师讲座

正如同藏传佛教初生便与吐蕃王权息息相关，其后的宗教生命也始终与政治权力斗争挂钩。

13世纪，蒙古大汗忽必烈为巩固对西藏的统治，于1253年在六盘山拜萨迦派高僧八思巴为上师，接受喜金刚灌顶，确立宗教政治联盟。八思巴助忽必烈创制蒙古新字（八思巴文），并推动元朝设立帝师制度，统领全国佛教及西藏政教事务，奠定萨迦派政教合一统治基础。两人关系既是师徒，亦是政治盟友，共同促进藏传佛教在蒙古的传播与边疆治理。

正在忽必烈时期，奠定了中央政府与西藏间特殊的施供关系：皇帝作为世间最大的国王，萨迦派领袖作为法王、国师，直至康乾仍沿用该制度。

元代蒙古版图/来源：搜狐@陈俊刚

明朝后蒙古势力的变迁/来源：刘彤老师讲座

至清代，蒙古各部势力再发生变化。

清朝初期的各蒙古势力/来源：刘彤老师讲座截图

唐朝与吐蕃（今西藏）通过政治联姻与佛教交流建立紧密联系。松赞干布统一青藏高原后，两次遣使向唐求婚，迎娶文成公主与金城公主，引入中原农具、纺织技术及儒家典籍，奠定汉藏文化交融基础。

双方多次会盟，如823年“长庆会盟”立碑拉萨，确立“甥舅亲谊”，佛教成为双方共同尊崇的纽带。吐蕃派贵族子弟赴长安学习，中原禅宗传入吐蕃，形成早期藏传佛教雏形。

明朝时期西藏的政权格局/来源：刘彤老师讲座

至清代，藏传佛教更是成为了沟通西藏与大清的重要桥梁，藏传佛教的兴盛与清帝国崛起同频同步。

喇嘛教与清帝国崛起/来源：刘彤老师讲座

清顺治九年（1653），五世达赖喇嘛罗桑嘉措在北京与顺治帝会面，如今京内的西黄寺便是清帝为五世达赖营建的居所。

西黄寺/来源：刘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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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世达赖喇嘛的真正目的在于：联合满清，抗衡蒙古。此次会面也就确立了明之后，西藏与大清之间的藩属关系。

此外，清代驻藏大臣与达赖喇嘛共治体制正式确立于乾隆十六年（1751年）。此前，清朝在平定珠尔墨特那木扎勒叛乱后，废除郡王制，设立噶厦地方政府，规定驻藏大臣与达赖共同掌管西藏事务。驻藏大臣作为中央代表，与达赖地位平等，其职权涵盖行政、军事、财政及外交核心领域。通过监督灵童转世、军事管制、财政审核等方式，大清确保了对西藏地区的控制。

住藏大臣制度制度的确立/来源：刘彤老师讲座

此模式通过1793年《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法律化，形成“政教分权、以政驭教”的治理结构，既尊重宗教传统，又确保中央对西藏主权的直接行使。

“四大活佛”

蒙藏存在着四大活佛体系，达赖、班禅分别对应前藏、后藏；哲布尊丹巴、章嘉则对应着外蒙古、内蒙古。

上述的藏传佛教史中，西藏、蒙古成为宗教信仰的重要阵地。然而鲜有人知的是，就在承德，曾经林立着足足12座藏传佛教寺庙。而承德久负盛名的“避暑山庄”，实际上是避暑山庄与外八庙的组合。该组合在康乾时期的建成也非单纯的纳凉圣地，更是天朝中心向外统治意象的延伸。

早在1713年，清帝便开始在承德兴建寺庙。目前名册可见寺庙共12座，其中溥善寺、广安寺、罗汉堂现已不存，仅留溥仁寺、普宁寺、普佑寺、安远寺、普乐寺、普陀宗乘之庙、殊像寺、须弥福寿之庙、广缘寺。

外八庙与清朝早起的蒙藏策略/来源：刘彤老师讲座

承德同时还是清代汉、满、藏、蒙、回文化与艺术交融的重要地，在这里的建筑艺术呈现多元融合。唐卡、壁画、雕塑、佛塔等艺术展现帝国的“包容性美学”。

承德避暑山庄总体分为宫殿区、湖区、平原区、山区四大部分。建筑风格采用汉式宫廷建筑结合江南园林元素与满蒙传统。山庄兼具着政治决策、宗教活动、接见藩属、休闲避暑多种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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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以为的皇帝放暑假，实则换个地方做牛马，

大清帝国的“第二心脏”——避暑山庄

普宁寺的建筑布局由山门、碑亭、天王殿、大雄宝殿、东西配殿、大乘之阁、四大部洲、八小部洲、日月殿、四座喇嘛宝塔构成。以大雄宝殿为界，前后分别呈现汉式建筑传统、藏式建筑风格。后半部分采用藏式曼陀罗布局，象征着佛教的世界宇宙观。

普宁寺观音像/来源：微博@黑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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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德竟有罕见的“汉藏合璧”式建筑？

行谈为你揭秘外八庙之普宁寺

普佑寺内的佛像，由被烧毁的固尔扎庙佛像碎片，重新铸造而成。除佛像以外，寺内还供奉着罗汉堂残存的508尊罗汉像。其中的第37尊龙袍文殊像代表着乾隆，象征乾隆化身罗汉端坐佛国，这反映着五台山文殊信仰。

所谓“文殊信仰在宫廷，观音信仰在民间”。

当时普佑寺内皆是学满文、讲满语的喇嘛，故而该寺也被称为清代喇嘛的“清华大学”。

普佑寺/来源：公众号@tourcd

安远寺（伊犁庙）为清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仿新疆固尔扎庙建，安置蒙古达什达瓦部。主殿普度殿为黑琉璃瓦顶，供奉绿度母木雕像，建筑融合汉、藏、蒙风格，三进院落布局。

承德普乐寺坛城以密宗曼陀罗为形，方圆相构象征“天圆地方”，五色喇嘛塔对应九州疆域，将藏传佛教修行空间转化为帝国统治的微缩模型。乾隆借坛城“阴阳交汇”布局（磬锤峰为阳，热河泉为阴），构建“政教同源”的合法性，以宗教仪式锚定多民族边疆的臣服。

在外八庙中，还隐藏着一座“小布达拉宫”——普陀宗乘之庙。其主体大红台高43米，万法归一殿鎏金铜瓦覆顶。依山势布局，白台、碉房错落，融合汉藏建筑精髓，象征清廷对蒙藏的统合。五塔门、琉璃牌坊等设计兼具宗教象征与政治寓意，是清代民族融合的典范。

普陀宗乘之庙/来源：微博@黑敀

庙中的《土尔扈特归顺记》满文原碑记录着东归路上半数族人的鲜血。

土尔扈特的东归之路/来源：刘彤老师讲座

承德体系是清代皇权、宗教、民族政策的集中体现，在这里，建筑与地理成为帝国统治的重要手段。

理解承德，也是在理解中国传统王朝“软实力”的运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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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  彤

喜马拉雅佛教艺术学者、青海同仁热贡唐卡艺术博物馆学术馆长，中国文化产业促进会文化旅游分会副会长，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非遗大数据平台CEO，中国收藏家协会理事，《文物》出版社喜马拉雅艺术文化领域特约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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