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打猎者误射杀的54岁建筑工

*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游福龙是个建筑工，话少内敛。几十年来，他辗转于湖北、贵州、广东、江西、长沙等地的工地，工期时短时长，有时两三个月，有时半年，有时要到年底才能回家。这次南昌的工地，他已经待了5个月。没想到，一声突如其来的枪响，结束了他54岁的生命。

记者｜陈银霞

编辑｜王珊

7月7日凌晨三四点，屋外传来一阵焦急的敲门声，“妹妹！妹妹！”。24岁的游露大专毕业三年，在长沙一家公司做销售，住在集体宿舍里。她在迷迷糊糊中起床开门，迎面看到泪流满面的姐姐，“爸爸走了”。一开始，游露以为父亲游福龙是在干活时出意外了。

游露告诉本刊，今年2月，父亲跟随老乡去南昌一个工地务工，这是中交路桥建筑有限公司承建的320国道施工项目，日薪300元。除了清明节和端午节回了两趟家，其他时候游福龙都在工地上干活。7月7日这天下午，游露和家人赶到了位于南昌市红谷滩区厚田镇梅花村的工地，游露才知道父亲是上厕所时，被附近打猎的村民当成猎物射杀了。

在距离工地不到100米的一块光秃秃的农田里，靠近田埂的位置，游露看到一大滩血迹，游福龙正是倒在了这里。他的工友罗五午告诉本刊，南昌夏季天气炎热，气温高达38摄氏度，为了躲避高温，工人们通常早上五六点起床干活，干到10点休息，下午4点再继续，一直工作到深夜。7月6日那天，工地有11人，游福龙和另外两位工人用木板搭建模型，罗五午等8人在浇筑混凝土。晚上9点49分，游露母亲给游福龙打去电话。游福龙说“还在上班，下班再讲。”晚上10点多，罗五午发现不见游福龙的身影，以为他回了宿舍。

一直到接近晚上12点，回到宿舍的罗五午才发现游福龙没有回来。他给游福龙打电话，电话一直无人接听。他赶紧拉上几个工友，拿着手电筒在宿舍到工地的路上寻找。凌晨1点50分，警方在工地附近一块农田里找到了游福龙，他仰面躺在田里，裤子褪到膝盖位置，已经离世。

罗五午告诉本刊，工地没有厕所，距离镇上的公共厕所约有四五分钟路程，距离带卫生间的宿舍有约10分钟路程，“工人有时会就近找个隐蔽的地方上厕所。”游福龙倒下的地方，位于施工路面下方的第二块田，两田间有一个高约80厘米的田埂。罗五午回忆，两块田当时都光秃秃的，但田埂的高差产生遮挡，再加上施工的噪音，出事时，罗五午等工友并未发现异常。

游露从警方那得知，嫌疑人共有两名，他们两人当时在打猎，一人开车，一人坐在副驾驶手持气枪，利用热成像仪锁定了父亲并射击。游露听说，子弹很小，从游福龙的左眉射入，一直穿到后脑。在发现开枪击中人后，两名嫌疑人驾车逃离，第二天下午投案自首。

事发后，游露到游福龙的宿舍收拾遗物。这是一栋三四层的农村民宅，四五个工人睡在一间房里，屋里装修简陋：垒起的砖头上搭一块板子，铺上被褥，就是他们的床铺。1.5米宽的铺位上睡两个人，一人睡一头。

游福龙的东西少得可怜，一个包就能装下——几套衣服、两双鞋子、一个水杯。床铺上的手提包里，整整齐齐叠放着干净的白T恤和裤子，皮鞋用袋子包着，这是他准备回家时穿的。“上班的衣服总是沾满泥巴，他希望回去时干净体面一些。”塑料袋里还有游福龙没吃完的花生，这是他从家里带来的零食，游露将它收了回来，“爸爸是个很节约的人，他不喜欢浪费。”

打开游福龙的钱包，游露心疼得流了眼泪，钱包里只有2块钱。游露说，游福龙手头不宽裕。以往每年父亲节，游露给游福龙发红包，他从来不收。今年父亲节，游露给他发了288元的红包，寓意“爱爸爸”，他一直到晚上七八点才收。他罕见地向女儿袒露，自己几个月没发工资，没有钱用。

游福龙曾告诉游露，这次工地的事情不好做，常常上午下雨，一天只能做几个小时。他希望能够一做就做一整天，多挣些钱，早点回家。但工资一直没发。出事后，游露从父亲的银行卡里看到，在外务工半年，父亲只在3月底和7月4日收到过两笔工资，分别是4000多和3000多元，其中2000块钱转给妻子用作老家的人情往来。欠发的3万多块钱工资，还是游福龙去世后才结清。

游露说，家里条件一直不好。游家住在湖南娄底市新化县游家镇宝塔村，游福龙的侄子游东告诉本刊，村里有四五百户，约2000人，散落在海拔400多米高的丘陵上，位置偏僻。村里直到2010年后才有了水泥路，但没有通公交，回村要从县城坐车去乡镇，再从乡镇花25块钱坐摩托车上山。山路陡峭，弯道又大又急。

游家如今仍住在村里一栋2层砖房内，红砖裸露着，水泥地面。游东说，游福龙家里兄弟姊妹4人，游福龙成绩不错，考上了高中，但家中无力负担只好辍学打工，约30岁他才娶妻生子。游露说，母亲是二婚，带着大姐一起嫁过来，后来又生了游露姐弟。母亲没有文化，在家种地，照顾孩子，父亲一直在外打工。

游露在父亲的包里找到一个记事本，里面密密麻麻记载着他最近7年的工作，一天常常是工作9-12小时。“父亲真的累到死，一刻没有休息。”游露非常心疼，每次回家，父亲还会去田里忙活稻谷和蔬菜，冬天母亲的手皲裂，父亲还会承包做饭。他不爱打牌，闲暇时只是刷刷短视频，游露常看他在网上学习技术。三四年前，他去学了清洗油烟机、空调、冰箱的技术，冬季工地没活时，做这个一天能挣100-300块钱。

事发的南昌市红谷滩区厚田镇梅花村，位于南昌市西南，毗邻赣江，地势平坦，偶有小块的小山坡，田间会有野鸡、野鸭和野兔。几位本地村民告诉本刊，两个嫌疑人均来自隔壁的流湖镇，两人三十多岁，是好朋友，其中一人开货车，一人没有固定工作，闲暇时以打猎娱乐。

打猎活动在当地不算活跃。流湖镇清溪村村民刘军回忆，上世纪八十年代，村里零星有人以打猎为副业，补贴家用。刘军当时走到乡镇的街上，道路两旁总能看到几个人，手里提着几只野鸡或野兔叫卖。也出现过误伤人的事情。当时刘军在田里放牛，有个村民在田里种地，被一个打野鸡的村民失误击中额头，蹭破了皮。那杆猎枪立在地上，比刘军还高，大概1.5米，子弹是颗粒很小的“铁子”，一枪打出去能够发射数十颗，涉及范围有几个平方米。

后来，政府加强了对猎枪的管理和对野生动物的保护。但偶尔冬天的夜晚，刘军依然能看到，有人开车拿着手电筒在山里、田间偷偷打猎，屋外的狗吠个不停。但刘军不知道他们打猎用的是什么工具。

“在目前严格禁枪的环境下，非法持枪的情况已经不多见，持枪伤人更属于偶然情况。”北京盈科（杭州）律师事务所薛传飞律师曾在七八年前代理过一起网络涉枪案件，他告诉本刊，根据最近3年公开上网的一审刑事判决数据估算，涉枪刑事判决总共不到5000件，涉及到侵害公民人身、民主权利（如与本次案件相近的过失致人死亡或重伤罪）的不到100件。

薛传飞告诉本刊，在国家严格禁枪的环境下，普通公民合法获取枪支的途径是被法律严格限定且几乎完全封闭的。但由于相比于其他武器而言，枪支的制造难度并不是很大，所以依旧存在一些枪支非法流通被持有。薛传飞代理的这起网络涉枪案件中的当事人，通过一张图纸和一定的五金加工技术，就制造和组装出一支猎枪，通过网络渠道售卖。

薛传飞说，非法持有的枪支大部分都是气枪、土制猎枪以及一些改装枪。“网络成为近年涉枪犯罪的重要滋生地。”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团队发布的《网络制贩枪案件实务研究》显示，2020-2022年B市检察机关共受理网络制贩枪案件分别为97件、37件、42件，其中，网购平台是枪支及其配件的主要售卖市场，嫌疑人多在40岁以下。“从公开的判决来看，被告人供述持有枪支的目的包括打猎、驱赶野生动物等，另外还有很多枪支爱好者，珍藏枪支用于赏玩。”薛传飞解释。

网络交易也成为监管的难点。《网络制贩枪案件实务研究》一文提及，网络交易本身存在隐蔽性，电子取证困难。犯罪嫌疑人购买枪支或配件的网络平台服务器所在地、嫌疑人使用的上网设备所在地、涉案枪支的发货地、中转地、实际存放地均不在同一地区，整个贩卖链条中的多地公安机关均有管辖权，涉案管辖地增多，反而容易导致管辖落空。

“一些地区还存在历史遗留的枪支问题。”薛传飞介绍，这些枪支可能源于过去特定时期的政策漏洞。由于时间久远，相关记录缺失或不完整，且不同区域间的历史遗留问题差异较大，缺乏统一的处理标准和协调机制，使得对这些枪支的追查和管理变得极为棘手。”一位流湖镇村民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村里开了大会，曾通知村民将枪支上交至乡政府。不过，也有村民曾在2000年以后，在老人屋里见到遗留下的土铳。在薛传飞看来，公安、市场监管、邮政管理等部门需建立合作机制，打破地域壁垒，共同应对枪支管理复杂情况。

游福龙身高一米六出头，身材精瘦，端午节时游露给他打视频，她看到父亲晒得很黑，一张口露出一口白牙，面部瘦的凹陷、颧骨突出，显得没有精神。游露能感觉到父亲的辛苦——游福龙几十年里辗转于湖北、贵州、广东、四川、江西、长沙等地的工地，有时工作两三个月，有时半年，有时到年底才回家。虽然他话少内敛不表达，但在游露眼里父亲一直是个温柔的人。游露计划今年10月结婚，从去年年底开始，游福龙就在默默为游露准备嫁妆。他在镇上请工匠为女儿手工制作了4床棉被。他的手机里还存着一份截图，是他打算给女儿买的其他嫁妆，一对水壶、一对牙刷、一对水杯，都是喜庆的红色。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刘军、游东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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