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代安备墓中竟有如此巨大的信息量？胡人墓葬中的宗教谜团

祆教，千年前在中国昙花一现

却最终销声匿迹

究竟是什么人在信仰祆教？

火焰之中究竟有何神秘魔力？

他们所崇拜的火坛究竟是何样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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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祆教圣火艺术的新发现——隋代安备墓文物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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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 承 雍

葛承雍，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教授，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中央美术学院丝路协同创新中心特聘研究员，敦煌研究院丝路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现为陕师大人文高等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特聘教授，西北大学双博士生导师，1993年为政府特殊津贴专家，1998年入选国家级“百千万工程人才”。出版有《大唐之国》《胡汉中国与外来文明》等20种著作，多次获得国家社科学术优秀成果奖。

2025年9月27日（周六）

下午14:00—16:30

北京市朝阳区霄云路霞光里30号院5号楼1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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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8/人（包含茶点）

《祆教圣火艺术的新发现——隋代安备墓文物初探》

作者 | 葛承雍

原文刊于《美术研究》2009年第3期，14-18页

摘要：近年来源于波斯传至中国的祆教文物不断被发现。最近新出隋代安备墓祆教文物再一次唤醒学术界对圣火艺术的格外重视。本文首次考证解读了安备墓志，分析了隋代交龙柱式火坛祭祀造型和祆教圣火崇拜图像艺术，对祆教文化进入中国的流传进行了阐述，指出祆教艺术逐步走向中国化的时代特征，进一步开阔了祆教研究的视野。

关键词：祆教；圣火；艺术；图像；隋代；安备；墓志

出自波斯的琐罗亚斯德教(Zoroastuanizm)全盛时被萨珊王朝奉为国教，传入中亚后变异成为具有粟特特色的祆教，东渐传至中国则又俗称拜火教，其文物近年来不断在中国境内出现，令人感到北朝隋唐时期的祆教传播在中原大地上，绝非偶然因素。继太原虞弘墓、西安安伽墓、史君墓、康业墓等出土材料公布之后，履痕隐现，地灵出宝，最近又有新的披露，这就是隋代安备墓出土的祆教圣火艺术文物现世。

安备墓文物据称2007年出土于河南，为私人修建楼房时挖地基发现，现被西安大唐西市博物馆征集购回[1]。感谢吕建中总裁、胡戟教授、王彬研究员、韩生副研究员等提供墓志拓片和图片资料，使得我们得以再次与祆教艺术相遇。

一、对安备墓志的解读

墓志用字为楷书带有魏体笔意，由右至左竖写共18行，全篇319字，现用简体字转录，全文试加标点如下[2]:

故开府长兼行参军安君墓志铭/

君名备,字五相,阳城县龙口乡曹刘里人。其先/

出于安居耶尼国,上世慕中夏之风,大魏入朝,/

名沾典客。父知识,齐车骑大将军、直荡都督、千/乘县散男。君种类虽胡,入夏世久,与汉不殊,此/

即篷生麻中,不扶自直者也。善于白圭之术,蕰/

而不为;玄高之业,弃而不慕;讷言敏行,唯事安/

人亲;室名龙驹,乡号指南;孝悌之响,闻于邦国。武/

平之末,齐许昌王幕府初开,牒为长,兼行参军,/

-参府寮,备经驱使,虽未执断,小心恭奉,时辈/

之中,谦直逊顺,屡展勤诚,渐望升进,但事与愿/

违,遇周统齐,许昌失宠,归于廉之弟,君便义绝/

遂还旧庐,敛志东毕,归田二倾。忽萦疾,医疗无/

工,大命运穷,奄从朝露,时年卅有四。以大隋开/

皇九年岁次已西十月辛西朔甘四日甲申葬/

于洁水之南,长分桥侧。恐山壑时移,乃为铭曰:/

门标贵胄,世代高良,比兰斯馨,辟蕊能芳,弱/

冠释褐,奉事君王,年始过立,奄归元常。/

图一 安备墓墓志

从墓志记载可知(图一)，安备其先人来自“安居耶尼国”，即我们常说的中亚“安国”(今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Boukhara)，北魏时期进入中国，以国为姓。他们家住阳城县(今河南省洛阳市登封县东南告城镇)[3]，距洛阳东南大约83公里，应是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东来的移民安备祖父辈“名沾典客”，典客即鸿胪寺典客署，负责接待来觐见蕃客酋长之事，北齐京邑、诸州萨宝也隶属于鸿胪寺典客署，隋唐时期继续于鸿胪寺设置典客署，属吏有典客、宾仆各十余人，他们是统领西胡入华胡户的属官。安备其父安知识，从“知识”汉名来看应有较高文化，安知识官至“车骑大将军、直荡都督”，据《隋书》卷二七《百官志》北齐车骑大将军为从一品，“将军加大者，在开国郡公下”:“直荡都督”官品为从四品上阶，在当时地方军政合一的官场中，地位较高、权力不小，因而安备家庭有着从事外交事务、宿卫禁军的官宦背景，如果不直接统领州县也可能是个“奉事君王”的虚职，但已成为融入鲜卑胡汉官场中的一个重要人物了。

安备生活在中土，汉化可能也较深，但是毕竟生长在胡人家庭，北魏、北齐时期一度胡化甚至超过了汉化，因为鲜卑治国者有意推行抬高胡人、贬抑汉人的统治政策。墓志撰写者吹捧安备出身官宦显贵家庭，是“篷生麻中，不扶自直者也”，反映了当时苗正根红的世袭门第观念。

墓志说安备善于“白圭之术”和“玄高之业”，白圭是战国时代东周洛阳人，《史记·货殖列传》记载白圭以善于掌握经商时机而有谋术曾提出贸易经商致富理论闻名天下。玄高也是战国时期郑国长途贩运的行商，曾以献牛犒军智退秦军，被誉为有名的爱国商人。墓志撰写者用这两个出身于洛阳地域商人的历史典故来形容安备，无疑是赞颂他精明经商之道，关键时候善抓商机，赢得周围人们称誉，颇有名气，因而安备的住所“室名龙驹”，又“乡号指南”。由此可见，安备本人是一个典型的胡商，这和许多入华粟特人一样从事经商。特别是他“讷言敏行，唯事安亲”，对胡人聚居地的亲属照顾很多，联络了一批胡人及其后裔，在外来移民中有着影响，具备着首领萨保的潜质，或许他长途贸易往来于中西古道，故“孝悌之响，闻于邦国。”

北齐齐后主武平末年(570-576)，许昌王幕府初开，安备被“牒为长”，并“兼行参军”，踏入王府大门，但我们查觅史书似乎没有“许昌王”的具体史实。北齐晚期封王既繁杂又混乱，藏污纳垢弊端丛生，《北齐书》卷八《幼主》说当时“开府千余，仪同无数”；开府即设府建署，仪同是文散官名。叠床架屋的封王开府记载很多，“西域丑胡,龟兹杂伎，封王者接武,开府者比肩”[4]。北齐邺城、晋阳等宫中被宠信的“胡儿”、“宠胡”、“商胡”、“破胡”遍布。周灭齐后，周武帝将北齐30多个大小王押归长安，“皆有封爵,但不从戮者散配西土，皆死边”[5]。这30多个王中或许就有“许昌王”，只不过史书没留下他们的踪迹。安备在许昌王暮府任职尽管“谦直逊顺，屡展勤诚”，但随着北齐被北周灭亡，他脱离了王府，又回到了旧庐故居，可能继续经商。遗憾的是，安备在隋代没有被官府网罗，改换门庭再次起用，仅仅活了34岁，遇病而亡。

令人纳闷的是，墓志没有透露安备的宗教信仰，或许汉人撰写者有意回避，只说他是“弱冠释褐,奉事君王”，《礼记·曲礼》:“二十曰弱冠”，“释褐”则指做官，这说明安备二十岁就已授官入许昌王府效力了。北周隋代祆教在汉地的传播得到了官方认可，《隋书》卷七《礼仪志》记载:“后周欲招来西域，又有拜胡天制，皇帝亲焉。其仪并从夷俗，淫僻不可纪也”。官府还设有萨宝职掌袄祠。由于官方允许祆教存在，估计生活在胡人聚落里的安备也不能免俗，退居阳城后继续经商仍是在祆教信仰圈子里，很可能早就皈依袄教，只是他年轻还没有资历升至袄教“萨保”职衔，就已去世。但我们可以明晰地知道安备墓葬石榻有着祆教圣火的崇拜[6]。显示着他是一个入华粟特人后裔的祆教徒。

二、对袄教图像艺术的分析

从安备墓出土文物图像来看，祆教火坛祭祀似乎应在石棺床前壁下栏之显要位置，与隋虞弘墓石椁椁座前壁相似[7]，虽然画面繁复,但它有以下几个特点:

1.祆教拜火坛祭祀场面(见第90页彩版1，图二)，图像中央为一个圆形直筒型圣火火坛，火坛的火焰呈团状翻滚上卷，尖稍外化为祥云式云朵。火坛底座呈覆盆式，中心粗条旋转式浮雕与华盖式圣树树干相似，实际上显示为隋代流行的交龙柱(图三)[8]，向上撑起火坛底部，勾画有曲卷蓝条线，火坛一圈装饰有连珠纹和圆形团花以及椭圆形环圈纹饰，正中有长方形花瓣图案，二层火坛下垂华盖穗帘，整个火坛显得雍容华贵，庞大庄严。

图二

图三 美国纽约怀古堂展出隋代交龙柱莲花烛台高21.5cm《亚洲艺术》1997年第9-10期

2.火坛侧旁站立祭司两人(见第91页彩版2)，鹰勾鼻，圆深目，波浪型卷发蓬松，两腮留有浓须，无冠帽，脸带防止污染的长形口罩，神情专注，直视火坛，两人分别手执长柄法杖伸向火坛覆莲形底座。两人均为人身鹰腿，脖子带坠珠项圈，上半身似穿贴身紧衣素服，腰系羊毛宽飘带；下半身鹰身贴金，它不像安伽墓祆教祭司那样鹰身卷尾上翘，也不像虞弘墓祭司那样拖翅扬尾，而是很像是孔雀长尾垂地。鹰爪支撑有力，身后垂尾谐调。

3.在两位祭司脚下分别置放一个波斯长颈金银执瓶，但带把壶的“胡瓶”没有插花，祆教徒在拜火神庙用这种瓶装牛奶或盛白豪麻汁(一种作为祭品供奉的神圣植物液汁，阿维斯塔语haoma)以及石榴汁[9]。喝了此种神饮可让一切神圣的复生者享用，可获永生[10]。另外还各有一个叵罗状的金碗，也与胡瓶相配，但是不像安伽墓火坛两侧那样有供案可放生活用具或其他器物。

4.火坛上方左右两边分别各有一个飞天女性，容貌清秀，素面如玉，唇涂朱红，肌肤莹洁。她们发髻高耸，额头上扎长巾飘动飞扬，给人以飘带飞翔之感。左边飞天女性手托盛满山尖状花果盘子，右边另一个飞天也曲臂拱手捧花果盘子。而衣裙飘飞的韵律更使宗教意绪达到高潮，突出了“天衣飞扬，满壁风动”的主题效果，有些像迦频棱鸟造型，大大增强了艺术感染力。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个飞天身后皆有翅膀，与犍陀罗地区吸收希腊艺术中的小天使形象如出一辙，中亚哈达出土壁画中就有带翅小天人手托花环画面[11],明显是祆教艺术与古希腊雕刻的小天使艺术有着渊源关系。在虞弘、安伽墓中我们都看到了伎乐飞天形象，但都没有长着翅膀，而安备墓石刻上她们则是双翼高扬、随风振翅、飘然而至的形象。

5.石雕狮子像是棺床石榻下的六只支腿，高约20多厘米(见第91页彩版4)，由于它不是石门外的门砧蹲狮，所以与安加墓蹲狮石砧并不一样，与康业墓围屏石榻下狮子座支撑也不相同。汉白玉狮子的眼睛完全用贴金装饰，狮子身上卷毛勾画红蓝两色纹线，尾巴卷曲上翘，顶住榻沿，每对狮子皆相向对望，造型栩栩如生，表明其等级不低，不是一般人享用的坐床，可与安国“王坐金驼座”、波斯王“著金花冠、坐金狮子座”[12]相类似，这是中亚西亚贵族普遍以床座显摆其身份的风俗习惯。

6.石榻台座边棱装饰有贴金宝装覆莲纹，一系列连续排列的红色圆拱形壁龛，中间隔有莲花柱子，与虞弘墓石椁后壁壁龛绘图形式相似，壁龛共有四个弹拔琵琶、吹奏竖笛、手持筚篥、击拍腰鼓等盘腿交脚的伎乐人(图四)，他们坐在圆毯上，有的人物头戴金冠，有的人物脚穿长靴，但每个人身后皆披有飘带，应是一组乐舞演奏图。由于这组图像不是手抱乐器的象首、猪首等人物，所以不是八神王像，也许可能表现的是“赛袄”演奏活动场景。

图四

7.在石榻右边最显著的是一个丰腴健美的舞蹈伎人(见第91页彩版3)，眉目清晰，头束高髻戴金冠，后有飘带，脖下为桃领开口服装，脖颈披挂宝珠璎珞覆盖前胸，上身蓝色飘带缠臂而下，右手持三叉戟杖直上顶，左手戴有手镯反弓握拳，腰部系有打结下垂长带，下身穿红色裙

帔帛裤,赤脚踩在双环形圆毯上。整个伎乐人体态飘逸自然，风采圆润，动感极强，造型婀娜。从这座石榻残存尺寸长152.5厘米、高50.5厘米、厚13.5厘米准测应全长3米左右，还应有8块浮雕石围屏装配于石榻之上。从目前所见文物来看，石榻边有嵌入石板内的铁环，估计原有帷帐杆等插套牛连接，肯定还有其他反映外来民族活动浮雕场面的石构件可拼合，我从民企收藏的两幅石屏观察到，一幅应为《出行图》，一为《行商图》，全是胡人活动场面[13]。一般来说，汉自玉石料多出于河北曲阳等地，仅从现在展现的石刻图像，我们不难想象工匠采石的艰难和高迢的浮雕技艺，他们在坚硬的石质材料上镌刻着柔软的线条，以表现袄教祭祀的活动，目的就是让圣火永生不灭映照着墓室周边，让生命化作凝固的圣洁形式。

三、对祆教文化传入的认识

安备墓新出的文物再一次提示我们，昭武九姓胡人入华后并未轻易放弃自己原有的宗教信仰，尽管祆教汉译遗经文书在中土没有发现，但袄教艺术流传中原的遗存文物已是四处显现，我们见到的安阳石棺床双阙前侧袄教火坛与祭司浮雕[14]山西太原隋代虞弘墓火坛石鹏[15]，陕西西安北周安伽墓火坛与祭司石刻门楣[16]，西安北周史君墓石椁画桥头火坛与祭司浮雕[17]，日本滋贺县美秀美术馆藏北朝石棺床屏板火坛与祭司像[18]，如此等等,均证明祆教的流传远远超出我们以往的认识，粟特胡人一直扮演着将袄教传入中国的主流角色，迁徙到哪里就会把圣火转移到哪里。

《魏书》卷十三《皇后列传》记载灵太后“幸嵩高山，夫人、九嫔、公主以下从者数百人，升于顶中。废诸淫祀，而胡天神不在其列”龚方震、晏可佳《祆教史》认为“此胡天神无疑是指袄神，这是公元519年之事”[19]。如果此观点无误，那么嵩山就在登封县境内，而安备为代表的粟特胡人生活在这个县内，其袄教信仰长久存在就不难理解了。

安备善于“白圭之术”和“玄高之业”，利用经商谋略和贩运致富，为安姓一族或是其他粟特胡人移民服务，说明洛阳登封周围有胡人聚居地。安备又由商入政，跨进王府奉事于许昌王，《隋书》卷十四《音乐志》说北齐后主“唯赏胡戎乐……故曹妙达、安未弱、安马驹之徒，至有封王开府者”。《北齐书》卷五十《恩倖传》云“胡小儿等眼鼻深险，一无可用。非理爱好，排突朝贵，尤为人士之所疾恶”。“有何海及子洪珍皆为王，尤为亲要。洪珍侮弄权势，鬻狱卖官。又有史丑多之徒胡小儿数十，咸能舞工歌，亦至仪同开府、封王”。北齐后期活跃在朝崧廷上的胡人有康虎儿、和士开(素和氏)、安土根、穆提婆、何猥萨等[20]，西域胡商后裔和土开得意威权时“富商大贾朝夕填门”北齐军队选拔精锐前队“又有西域胡，善射，弦无虚发，众军尤惮之”[21]。直到隋代，安遂迦、安伽陀等安氏人物继续活跃在社会活动中。这些安、曹、何、史、康、穆等姓氏的粟特胡人必然形成袄教信仰的圈子，因为他们在粟特本土就以祆教为主，来华粟特人又有很大一部分是袄教徒。

根据安备墓志，他生于北齐天保六年(555)，几代居于中土，“君种类虽胡，入夏世久，与汉不殊”，至少与汉人很难分辨了，但他们家庭仍然坚持着自己的祆教信仰，这和景教、摩尼教信仰者入华后一样，不面临重大选择或生存危机，不会随便改换佛教、道教信仰的。当然，位于欧亚宗教文化交汇地域的粟特胡人信仰是多元化的，安国信仰佛教、景教者也大有人在，粟特人不是一个民族，也不会只尊崇一种宗教信仰。我们只是考察从后魏、北齐到隋这一历史时期入华胡人居住圈子里袄教传播还是很兴盛的。

安备死于隋代开皇九年(589)，其墓葬中的石榻无疑是一个有特权开府粟特贵族才能使用的等级。而石榻前壁下的拜火坛，表明至少是萨保身份方可使用的，可是安备墓志未载一个袄教萨保府职务，也许他的父辈安知识或祖辈曾担任过萨保，也许他们仅仅只是按照胡人丧葬传统艺术使用了固定图案的石榻(传统图像粉本)。安备是否真的信仰祆教另当别论，只是他的墓葬石榻中有着圣火崇拜的浮雕，说明中土祆教影响不小。按照林悟殊先生的研究，波斯祆教徒对圣火崇拜分为三类:即家火崇拜、王火崇拜和火庙崇拜，特别是火庙圣火有僧侣专门看管永不熄灭。安备墓火坛图像上有祭司祈祷管理，证明它是神殿供奉的圣火，占有极崇高的地位。因此，“琐罗亚斯德教的传播史就是圣火崇拜的扩张史”[22]。

应该注意的是，隋朝是祆教艺术的一个分界线，隋以前还保留了许多中亚多元文化的特征，隋以后则逐步走向中国化甚至“中国版”空前明朗化的时代。所以安备墓圣火图像表明，当时肯定有工匠熟悉擅长祆教艺术的复制与雕刻，这类工匠大概也是西域粟特胡人，但他们将原有的祆教徒天葬形式改变为汉式陵墓中石床葬，并在石刻中保留了“北齐样式”或“邺城模式”的祆教艺术创作。

不过，中亚粟特人的祆教与波斯琐罗亚斯德教已经相差的很远，变异后的粟特袄教入华在中土流行值得重新研究[23]，特别是现在还无法确定祆教火坛艺术雕刻的粉本究竟来源于什么地方，波斯考古文物中并没有这些传入中国的祆教艺术底本，所以我们不一定非要从波斯古经文《阿维斯塔》中去找寻牵强硬挂，忽视中间的传播环节，忽视阿姆河内外文化遗迹的不同，否则反而会遮蔽祆教东传历史的真相。祆教艺术的入华，不仅可以看到波斯的影响,还可以观察到其中折射的希腊——中亚的风格，仅就袄教祭祀的主题——火坛来看，就有不同种类，例如石刻三檐火坛、四棱柱正方形火坛、圆柱形挂耳环火坛、圆盆型火坛、木桶式直立火坛等等，不胜枚举[24]。从中亚到中土的火坛图像比比皆是，但安备墓的火坛仍十分罕见，极为珍贵。不像中亚一些壁画中对火坛寥寥数笔的勾画，也不像一些粗粝石刻简单雕划，而是构图繁复细腻，雕刻丰富精彩，交龙柱上精美火坛圣火熊熊，火焰冲上，可以说是目前可与北周安伽墓覆莲三驼座圆盘造型火坛相媲美的作品。尤其是每幅画面多处贴有金箔，令人感到华贵艳丽，金彩耀目，不愧是圣火艺术纯青的新高峰。

注 释

[1] 由于私人收藏者试探寻价和悬价奇高，故将墓葬出土文物分散展示。笔者据石榻卯榫孔眼观察，以及石刻楞上有“北面一”组装顺序文字，应该还有床榻围屏其他配附件等物。

[2]安备墓志第5行和第6行最低下叠刻有“陵易”二字，但与志文前后不通，疑似修改补刻的。

[3]《中国历史大辞典·历史地理》374页，上海辞书出版社，1996年。《辞海·地理分册(历史地理)》第111页，上海辞书出版社，1982年现代洛阳北部直通山西晋城市也有阳城县，但年代偏后。

[4]《北齐书》卷五十《恩体传》，中华书局，第685页。

[5]《北史》卷五十二《齐宗室诸王下》中华书局，第1893页.

[6]林悟殊先生提示笔者注意，北朝杨隋时期西域粟特胡人墓葬中使用石榻棺床可能成为一种惯例习俗，即使墓主不信仰袄教，也有可能使用拜火坛图案的石榻。

[7]《太原隋虞弘墓》第123页，图171.图瑅挫芮恃蟾版馀珝程鋇盞70，文物出版社，2005年。但注意虞弘椁座前壁用浮雕凿刻出壶门线图，而安备墓石棺床下壁则是凿空的壶门龛。

[8]《Arts of Asia》(亚洲艺术)1997年第9-10期，美国纽约怀古堂展出隋代交龙柱莲花烛台，高21.5厘米。

[9]元文琪译《阿维斯塔——琐罗亚斯德教圣书》第508页，商务印书馆2005年。

[10]姜伯勤《中国祆教艺术史研究》第145页，三联书店，2004年。

[11]赵声良《飞天艺术:从印度到中国》第48页，江苏美术出版社，2008年。

[12]《隋书》卷八十三《西域传》，中华书局，第1849、1856页。

[13]《出行图》浮雕围屏，上有8个骑马胡人，中心有胡人手持华盖，华盖下骑马者为主角，眉目用黑线勾勒，胡人形象非常清楚。《商旅图》浮雕围屏则有7个胡人，最上方一个胡人牵驮物毛驴，另有两匹骆驼驮有圆形行囊、虎皮纹行囊、穹庐架子等物品，中心骑马着赤服胡人应为主角，马后站立胡人侍仆。这两幅围屏浮雕空余处全部贴有金箔所以画面华丽金灿。

[14]施安昌《安阳北齐粟特贵族墓石刻考》，《故宫博物院院刊》1999年第2期。

[15]《太原隋虞弘墓》第134-135页，图181、182，文物出版社，2005年。

[16]《西安北周安伽墓》第16-17页，图版一四、一五，门额·火坛，文物出版社，2003年。

[17]《从撒马尔干到长安——粟特人在中国的文化遗迹》第64-65页，石梓祭司与火坛图，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

[18]《MIHO MUSEUM》southwing南馆图录第252页，Miho美术馆藏北朝石棺床屏风]板已故萨保葬仪图，日本美秀博物馆编集发行，1997年。

[19]龚方震、晏可佳《袄教史》第228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

[20]姚薇元《北朝胡姓考》(修订本)第412页，中华书局，2007年。

[21]《资治通鉴》卷一七一宣帝太建五年(573)，中华书局，5319页。

[22]林悟殊《波斯拜火教与古代中国》第55——58页，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5年。

[23]林悟殊先生关于萨珊版、粟特版中国版的祆教传播流行观点，见玛丽·博伊斯著，张小贵、殷小平译《伊朗琐罗亚斯德教村落》序言，中华书局，2005年。

[24]2008年第6期《文物》发表的《西安北周康业墓发掘简报》中，围屏线刻正面第5幅幕本有覆莲底座束腰形承撑侈口盆火坛造型，但无火焰更像是香炉，还需进一步考证。

祆教与景教、摩尼教并称“三夷教”，景教、祆教、摩尼教都曾对中古以至唐宋之后的中国社会产生过不同程度的影响，三夷教在千年前全然消失，无一成熟的文明流传下来。然而三夷教的“多元化”文明表现，却形成了罕见的宗教史与思想史奇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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